我的司机兄弟
刘江
那一天我行走在古城西安的大街上，空中浓云低垂，似雨似雾的水气滞稠得几乎让人喘不过起来。我的手机铃声尽管舒缓得如行云流水，但仍然毫不留情地将金才兄去世的消息从家乡传了过来。顺着马路上的滚滚车流望去，仿佛我那好兄长就在马路的那一头一步步离我远去。他是在我开大卡车的那段日子里和我厮混最多、对我呵护最多的一位好兄长。
这多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和许多人混了个脸儿熟，在一些公众场合常有人提起我开大卡车的这段经历，当然我毫不怀疑大多数人是善意而友好的，往往紧跟着有一句“英雄不问出路”的恭维，可也不免有一丝“你以为你是谁”的弦外之音。说心里话，在那“手中握个方向盘给个县长也不换”的年代，我没有因我的职业而张狂；改行更业后，我也从未因这段经历而感到过自卑。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生存的状态，重要的是支撑这种生存状态的那颗心。我感谢也珍惜人生中的这段经历，因为它使我年轻的心较早地感知了这世上的山高水低和暑热冬寒，走南闯北的阅历打磨出来的那种散淡、隐忍、义气和吃苦是许多行业都不具备的。而我那些司机兄弟无论离开了多久，都永远在我的心里，就像那公路上的里程碑，无论什么时候从我们当年开车走过的路上经过，不经意间朝那路边瞥上一眼，他们似乎还仍然站在那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县上成立汽车队的时候只有三辆车，师傅是从黄龙山林业局借调的，我们三位助手是刚招来的学徒工。之前县属的运输业只有一个由马车队组成的运输社，汽车队就落户在运输社的院子里，车停在马棚边，我们三个学徒的宿舍是穿过马棚坐落在河边的一个小屋，屋子的墙壁有一米高满年四季都是潮湿的，尽管我们在地上撒了厚厚一层石灰，还是经常能看见有三三两两的潮虫在墙角爬行，门口则是钉马掌师傅的作业场。那一年我十七岁，不知道什么叫离心力，也不知道汽车还能翻，只要能跳出农门有一口公家饭吃就觉得是老天保佑了，没想到第一次跟师傅出车就困在冰销雪融的大山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两天没有吃一口热饭。我便在心里埋怨：这是什么工作呀，就是在老家种地，到了饭时无论好坏母亲都会提着罐儿送来一口吃的。那时助手的工资一月只有十八块半，我还必须挤出五元贴补家用，给多病的弟弟炮制一袋一袋的丸药。所幸的是未等三年学徒期满我就考上了执照，单独驾驶车辆，工资涨到了三十五元。那时候车况、路况和人们的生活景况一样，都是十分勉强，几十公里的路往往要走上一天，不是车子抛锚就是道路不通，荒山野岭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单薄的身子往往为拧不动生锈的轮胎螺丝而发愁。
尽管这样，但车队的大门口每天出出进进的除了马蹄哒哒毕竟有了喇叭声声，要知道那时候县政府的大院里连一辆帆布棚都没有，我们送货的驾驶室里经常搭乘着下乡的领导。记得第一年我们三辆汽车的总利润是七百元，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讲：这是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呀，不知道拉一辆架子车一年能挣多少钱？高音喇叭一传，城乡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便成了人们说笑的把柄。可那尴尬似乎只是头儿的与我们下苦的无关，无论到哪里出车要搭便车的人照样跟一屁股。老百姓算的是自己的帐：有了这汽车就少了许多人背驴驮，好说话的司机让搭一趟便车就可以省出几天的腿脚，赔赚那是你公家的事与我何干！
我的师傅杨耀林是值得我终生感念的人。他早年支边新疆，虽然识字不多但驾驶员的行道里却没有能难住他的活。他不善言语，脾气耿直，对我像父亲一样慈严并举。他不仅从不让我给他买烟就连点烟也不让，怕我日久生瘾，酒席上的事更不让我沾边。他说，酒是咱们开车人的大敌，你将来能有多大的禄量那要看你的福分，但在我的面前你不要想喝一杯酒。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套彩色的《汽车机械挂图》，他说，我不识字，也讲不出多少行行道道，这铁老虎的肠肠肚肚都在这上头画着，你看熟了想拆就拆，装不上了叫我。当年我们开车时的那路，核定四吨的车只能拉三吨，拐弯还得打倒车，上坡起步，下坡抢档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紧要处的打方向，得反手转盘人都站直了，真像险滩扳船一般。可那酣畅、那过瘾不是开着无级变速的小轿车所能体会得到的。而我那师傅却是哼着秦腔做这一切事的，别人毛发倒竖的险路，他却操持得如行云流水，似乎车后真有三丈水袖随风起舞。去年秋天路过我们当年拉松木电杆的一座大山，我特意走了一段当年的林区路。那路虽然已经铺了柏油，但那路形还在，路边的老树还在，车过时满地霜叶如往事翻飞。当年的路坡陡弯急，十一米长的电杆上了架子，一辆解放车一次只能拉九根，上坡翘头，下坡撅屁股，真是步步惊心。可师傅往往一脚刹车将车撂到这路边说：开上走。我知道，那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只有在这样的路上练出的功夫，才能安安稳稳混一口饭吃。
我那师傅，我那杨师傅！直到今天无论何时想起他我的心里都是热的。可惜他因肝病早早长眠在了家乡的仕望河边，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深深地望上一眼。病重时那从不言苦的人，彻夜喊叫，那发直的声音深嵌在我的记忆之中。
后来车队扩建为运输公司，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场地，县上分配来一批复员军人，有周树祥、冯天祥、张书和刘金才。金才被安排和我同住一个集体宿舍，他多笑容少言语能包容善同情，我们几个小兄弟也就爱和他开玩笑。一次他出车回来晚了，见炉子生得暖暖的，被窝也暖好了，高兴地说还是兄弟知道心疼哥，却不知我们在他的被窝里藏了一只猫头鹰，脱衣伸腿就哇地一声惊跳了起来。我们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可他不恼也不骂，仍只是慢腾腾地说：哎哟，真把我怕结识了。那时候他的爱人在基层供销社工作，偶尔进一次城，其实我们都早早给自己把睡觉的地方找好了，可就是赖着不走，逗着他给大家又是泡茶又是敬烟，还要追着问他：还不给嫂子找睡觉的地方？我们都瞌睡了。他总是说：没事，车里也能睡。
那时候我们县里各乡镇都不通客车，送货的车一月也去不了两三趟，无论你到哪里出车似乎满城人都知道，第二天早晨一开门总有一大堆人等在那里，金华哥的脾气好是出了名的等他车地人也就特别多，有时候竟连猪啊羊啊都往车上赶，可他总是不烦也不恼。领导批评，他受；交管扣了执照，他做检讨；车上趴的人实在太多不敢走，他就蹲到路边抽烟，等那识趣的人自动离去。每逢我和他一起跑车，他总是说：你前边走，哥给咱在后边招护着。有时候晚上有紧急任务即使派我一个的单车，他若有空就会说：走，哥给你作伴去。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开春，临县的一位领导到延安参加陕西省召开的植树造林现场会，车陷大岭让我们去救急。那正是冰消雪化的时节，山上的雪水小河一样往下流，就是戴上防滑链也寸步难行。无奈之中我和金才兄跑到山下的村子里，借了铁锨和镢头，直猫到午夜过后大地封冻才拱上山去，把我俩累了个半死，把那裹着黄大衣的人也冻了个半死。
那时的车不好路不好，可正是人的好年华，从不知道累。跑队车时，一辆车抛锚大家都等着，拢一堆火，一边吼着歌一边修车。车陷到泥沟里了，就把货一包一包卸下来，等把车拉出去了，再一包一包朝上装。半夜回来，饿了，煤油炉子一生，鸡蛋下挂面是最好的饭食。吃饱了，倒头一睡便不知道了时辰，第二天早上风吹窗外的杨树沙沙响，老经理捣门叫出车，我们却蒙着头大喊：雨下的哗哗哗，出什么车！
要说话最少，要数张书，他农村亲戚多，雨天发不了车时总是挤着一屋子的人，哪一年物资交流会最少都得吃两袋面，连我们都替他叫屈，他却说：咱可落了个好门户。
冯天祥刚复员时还没有结婚，公司有一辆西安出的“延河”车，毛病多，耗油高，谁也玩不转，天祥接手后却弄得风调雨顺。他出车回来，只要天早就会洗涮一新，换上挺括的的确良军装走上街头，我们问他：有目标了？他总是笑眯眯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公司鼎盛时买回一辆大轿车，开通了各乡镇的客运业务，盖了一座两层的单面楼，并在围墙边搭了一溜小厨房，每人平均一间，那些一头沉的兄弟就有条件把老婆孩子接进了城。我常开玩笑说司机的老婆是男性的，男人一出车她们的心就跟着扯了千里万里，半夜公司值班室的电话一响，谁家的男人出车没回来谁家的婆姨就会跑出来问：哪里的电话，是不是掌柜的车坏到半路了？但凡遇上能赚点钱的活，无论装石子、卸石灰还是滚油桶，她们从来不怵，一声喊就都上手了。每到下午收车时，她们早早把面条擀好、菜炒好、水烧开，一面坐在门口啦话一面支着耳朵听，墙外的一脚刹车一声喇叭她们就能听出是谁家的男人回来了，心情和那一锅沸水一样欢快。
有天，林场急急火火地打来一个电话，说快点，你们公司的客车出事了，在对面山上红红绿绿撒了一面坡！当时公司的院子里只停着一辆装了油的车，那油桶每个都在两百公斤以上，那些婆姨们一哇声地上了车，三下五除二就将那油桶掀落在地……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一干人心急如焚地奔去时，我们的班车却迎面从那山沟里开了出来，原来那肇事的车是地区运输公司的。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搞企业整顿民主管理，大家推举我担任公司副经理，我便有空到隔壁的教师进修学校去听课，去做他们的作业，去答他们的试卷，去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那十几门课程。聘请的讲课老师有延安的、西安的，也偶有北京的，他们讲课本上的也讲本以外的，那扑面而来的新信息不知怎么就将我蛰伏在心中多年的欲望激活了，当自己扭扭歪歪写出的文字能变成铅字出现在公开刊物上时，那欲望就越发地按捺不住了。虽然当我站在我们的老经理面前时觉着自己就是一个背叛者，可还是红着脸把自己想转行的想法说了出来。他只是稍稍迟疑了一下就非常痛快地说：我还想把这一摊子交给你哩。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你要是想走就赶紧走，迟了就不好走了。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被老经理言中，全国上下一哇声的砸“三铁”，我们的运输公司被木材加工厂兼并，有条件有关系的都纷纷调到一些职能部门去开小车，没办法的就承包一辆车还干自己的老本行。再到后来连木材加工厂也倒闭了，我的那些司机兄弟有年老的也有因公致残的，养老就成了问题。有次回县上采访领导，见他们都等在政府的门房里要和县长谈他们的困难，心里便很不是滋味。
不久，那让人伤心的消息就一个一个地传来。张书是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天祥直累得在车上就停止了呼吸；就连身强力壮的西林也冷不丁地就不在了。他是当年我们三个助手中的兄长，公事私事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
初知金才兄的病，我和妻去看望时，他还谈笑如常，说哥已经活了六十多了，已经够本了。后来再去时，他挂着点滴，已经瘦得失了形，拉着我的手说：哥只给你说一句话……在那样的时刻我嘴笨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只能是久久地握着他的手。离别时，他坚持要嫂子举着盐水瓶子把我送到大门口，他说我知道，我和兄弟见面就这一次了。
我不忍心去做那阴阳相隔的告别，我要我的兄长永远站在我的记忆里。
我拜托朋友送去一副挽联：痛心伤兄逝，挥泪忆深情。
刘江简介
刘江，男，1954年生，笔名林樵，高级记者，中国散文学会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当过农民，开过大卡车，扛过摄像机。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陕西日报》《延安日报》《读者·乡土版》《今古传奇·人物版》《散文选刊·下半月》《延河》《文谈》《延安文学》、等报刊。出版散文集《永远的印记》《孤独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