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个世纪收藏长歌
文/大民
雪覆在泥土上，一如记忆覆在时光上。风把五十年吹成一把钝刀，却削不断我掌心那缕滚烫的执念。我走在义顺蒙古族乡最老的巷子里，脚印像一枚枚倒扣的碗，把岁月的粥一口口盛住。
天边的暖阳，红得仿佛谁打翻了老酒，泼在黄土墙上，墙便醉成了一个的老汉，咳出一口口砖屑。 我就是在这咳声里长大的。
儿时，我踮脚去够姥姥箱底的绣花虎头帽；少年，我趴在油灯下摹画课本上的英雄岳飞；青年，我揣着兜里最后一毛钱，去收一只缺耳的铜铃。
那时，铃响得像一颗滚烫的心，叮叮当当，撞得他胸腔发疼。我知道，那是民俗的魂在叫——叫得痴妄，叫得荒凉，也叫得美。
后来，我攒下一座沉默的冰山：五千余件藏品，每一件都是一粒火种，被我的手掌反复摩挲，摩得发亮，亮得能照见清末的炊烟、民国的地图、抗战的马提灯、合作社毛主席的语录和像章。
我把它们锁进三间老屋和仓房，屋梁低得似老马的脊背，压着一整部民俗的史诗。夜里，老鼠啃木的声音像谁在偷偷翻书，我便起身，点灯，灯芯短促地跳动，像不肯睡去的古人，隔着黑暗同他对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风中蝴蝶，翅膀上驮着整个北方的霜雪，却还要飞，飞得连骨头都能发出铜锈的声响。 五十年啊，整整半个世纪。
我的皱纹被岁月犁成一道道垄沟，种下的却是别人眼里的破烂：裂口的黑陶罐、褪色的阴阳鼓、生锈的铜钱、老旧的羊毛袄。
可在我眼里，它们是会呼吸的星星，只要拼在一起，就能拼出一条银河，让走失的乡音顺着银河，哗啦啦地流回来。
于是，我像一位执拗的牧羊人，日日挥动长鞭，把五千只流浪的羊崽圈回栅栏；又像一位白发船夫，在大江的浊浪里，一篙一篙，把沉底的月亮打捞上岸。 直到义顺民俗文化陈列馆，向各地朋友敞开透明的玻璃门。
那门轴吱呀一声，像极了我股骨头里藏了多年的风湿，痛得亲切。蒙古族乡政府的人说：“崔老师，您把梦搬来吧，我们给您一整个余辉。”我没有回话，只点了点头。
转身那瞬，我听见自己胸腔里“嘭嘭”的心跳声像冰河炸裂，又像铜锁坠地——那是半个世纪的雪，终于化了。 五千余件藏品，流水一样涌进馆里`。我弓着腰，亲自摆、亲自擦、亲自编号。
我让一只清末的煤油灯，与一把上世纪的收音机对坐，让它们隔着七十年的尘埃，交换暗语；我把一只蒙古袍的铜扣，嵌进汉人的织布机，让草原的风与中原的棉，在同一束灯光下，握手言和；
我又把一张褪色的“二人转”手抄海报，贴在抗联战士用过的木箱旁，让笑声与硝烟，在同一面墙上，彼此安慰。
忙完时，夜已深。我独自坐在馆中央，头顶的灯泡昏黄得像一颗将熄未熄的夕照。
四壁的物件忽然一起开口：木船敲、铜盆响、风车嗡、马头琴低低地哭。我闭上眼，任凭声浪把自己淹没。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空空的陶瓮，被无数双手同时敲击，发出厚重而悠长的回响——那是民俗的回音，也是我自己的回音。
开馆那日，雪会来的。
雪花大得像精美的桃叶，旋转着为整座义顺蒙古族乡加冕。乡亲们踩着雪涌进来，皮袄上的雪粒扑簌簌落，像一场飞雪飘向了冬天，冰冰凉凉地进人的怀里。
孩子们瞪大眼，小手怯怯地摸向波浪鼓；老人颤颤地抚着马镫，泪比雪先落。年轻人举着手机，咔嚓咔嚓，把老物件装进新的像素，也把新的自己，嵌进老的岁月。
我站在角落，背着手，像一棵老榆，皮裂、枝茂，却还在风里摇旗。有人问他：“崔老师，您这一辈子，值吗？”我笑，露出刚刚镶的牙，像残缺的铜锁终于对上钥匙：“值了，值是铁锤，这叫压住阵脚。”
话音落下，我忽然弯腰，深深鞠了一躬——不是向人群，而是向那些沉默的藏品，向它们身上附着的千百个灵魂，也向五十年里那个踽踽独行的自己。 雪越下越大，馆外的红灯笼却越烧越旺。红与白，在夜色里撕扯，像两匹不肯让路的马，最终却奇妙地并肩。
我伸手，接住一片雪，看它落在掌心，不及化开，先被灯光映得剔透，像一颗被天空焐热的星星。我忽然想起妈妈临终的话：“大民啊，人死了，只要还有人记得他的故事，他就是活着的。”
此刻，我懂了：自己用五十年，把故事从遗忘的深渊里，一点点钓上来，如今，又把它们放进更多人的瞳孔，让它们在那里，继续游，继续亮。
夜，冷得痴妄；雪，美得荒凉；而义顺民俗文化陈列馆，像一座被岁月遗忘的渡口，忽然亮起一盏长明灯。
灯下，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条通往过去的隧道，又像一条伸向未来的桥。
我一步一步，踏着自己的影子，往馆深处走。身后，五千余件藏品同时抬头，目送我——
那一刻，它们不再是破碎的遗物，而是拼成了一只巨大的、发光的民俗之蝶，扇动翅膀，带着整个义顺蒙古族乡，带着半个中国的乡愁，缓缓升空飞向了前方。
（书画张浚杰冉广春 责编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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