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个世纪收藏长歌
文/大民
雪覆在泥土上,一如记忆覆在时光上。风把五十年吹成一把钝刀,却削不断我掌心那缕滚烫的执念。我走在义顺蒙古族乡最老的巷子里,脚印像一枚枚倒扣的碗,把岁月的粥一口口盛住。
天边的暖阳,红得仿佛谁打翻了老酒,泼在黄土墙上,墙便醉成了一个的老汉,咳出一口口砖屑。 我就是在这咳声里长大的。
儿时,我踮脚去够姥姥箱底的绣花虎头帽;少年,我趴在油灯下摹画课本上的英雄岳飞;青年,我揣着兜里最后一毛钱,去收一只缺耳的铜铃。
那时,铃响得像一颗滚烫的心,叮叮当当,撞得他胸腔发疼。我知道,那是民俗的魂在叫——叫得痴妄,叫得荒凉,也叫得美。
后来,我攒下一座沉默的冰山:五千余件藏品,每一件都是一粒火种,被我的手掌反复摩挲,摩得发亮,亮得能照见清末的炊烟、民国的地图、抗战的马提灯、合作社毛主席的语录和像章。
我把它们锁进三间老屋和仓房,屋梁低得似老马的脊背,压着一整部民俗的史诗。夜里,老鼠啃木的声音像谁在偷偷翻书,我便起身,点灯,灯芯短促地跳动,像不肯睡去的古人,隔着黑暗同他对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风中蝴蝶,翅膀上驮着整个北方的霜雪,却还要飞,飞得连骨头都能发出铜锈的声响。 五十年啊,整整半个世纪。
我的皱纹被岁月犁成一道道垄沟,种下的却是别人眼里的破烂:裂口的黑陶罐、褪色的阴阳鼓、生锈的铜钱、老旧的羊毛袄。
可在我眼里,它们是会呼吸的星星,只要拼在一起,就能拼出一条银河,让走失的乡音顺着银河,哗啦啦地流回来。
于是,我像一位执拗的牧羊人,日日挥动长鞭,把五千只流浪的羊崽圈回栅栏;又像一位白发船夫,在大江的浊浪里,一篙一篙,把沉底的月亮打捞上岸。 直到义顺民俗文化陈列馆,向各地朋友敞开透明的玻璃门。
那门轴吱呀一声,像极了我股骨头里藏了多年的风湿,痛得亲切。蒙古族乡政府的人说:“崔老师,您把梦搬来吧,我们给您一整个余辉。”我没有回话,只点了点头。
转身那瞬,我听见自己胸腔里“嘭嘭”的心跳声像冰河炸裂,又像铜锁坠地——那是半个世纪的雪,终于化了。 五千余件藏品,流水一样涌进馆里`。我弓着腰,亲自摆、亲自擦、亲自编号。
我让一只清末的煤油灯,与一把上世纪的收音机对坐,让它们隔着七十年的尘埃,交换暗语;我把一只蒙古袍的铜扣,嵌进汉人的织布机,让草原的风与中原的棉,在同一束灯光下,握手言和;
我又把一张褪色的“二人转”手抄海报,贴在抗联战士用过的木箱旁,让笑声与硝烟,在同一面墙上,彼此安慰。
忙完时,夜已深。我独自坐在馆中央,头顶的灯泡昏黄得像一颗将熄未熄的夕照。
四壁的物件忽然一起开口:木船敲、铜盆响、风车嗡、马头琴低低地哭。我闭上眼,任凭声浪把自己淹没。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空空的陶瓮,被无数双手同时敲击,发出厚重而悠长的回响——那是民俗的回音,也是我自己的回音。
开馆那日,雪会来的。
雪花大得像精美的桃叶,旋转着为整座义顺蒙古族乡加冕。乡亲们踩着雪涌进来,皮袄上的雪粒扑簌簌落,像一场飞雪飘向了冬天,冰冰凉凉地进人的怀里。
孩子们瞪大眼,小手怯怯地摸向波浪鼓;老人颤颤地抚着马镫,泪比雪先落。年轻人举着手机,咔嚓咔嚓,把老物件装进新的像素,也把新的自己,嵌进老的岁月。
我站在角落,背着手,像一棵老榆,皮裂、枝茂,却还在风里摇旗。有人问他:“崔老师,您这一辈子,值吗?”我笑,露出刚刚镶的牙,像残缺的铜锁终于对上钥匙:“值了,值是铁锤,这叫压住阵脚。”
话音落下,我忽然弯腰,深深鞠了一躬——不是向人群,而是向那些沉默的藏品,向它们身上附着的千百个灵魂,也向五十年里那个踽踽独行的自己。 雪越下越大,馆外的红灯笼却越烧越旺。红与白,在夜色里撕扯,像两匹不肯让路的马,最终却奇妙地并肩。
我伸手,接住一片雪,看它落在掌心,不及化开,先被灯光映得剔透,像一颗被天空焐热的星星。我忽然想起妈妈临终的话:“大民啊,人死了,只要还有人记得他的故事,他就是活着的。”
此刻,我懂了:自己用五十年,把故事从遗忘的深渊里,一点点钓上来,如今,又把它们放进更多人的瞳孔,让它们在那里,继续游,继续亮。
夜,冷得痴妄;雪,美得荒凉;而义顺民俗文化陈列馆,像一座被岁月遗忘的渡口,忽然亮起一盏长明灯。
灯下,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条通往过去的隧道,又像一条伸向未来的桥。
我一步一步,踏着自己的影子,往馆深处走。身后,五千余件藏品同时抬头,目送我——
那一刻,它们不再是破碎的遗物,而是拼成了一只巨大的、发光的民俗之蝶,扇动翅膀,带着整个义顺蒙古族乡,带着半个中国的乡愁,缓缓升空飞向了前方。
(书画张浚杰冉广春 责编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