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孚先研究之三：涉文途，甘做文学理论业界执灯人//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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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文途，甘做文学理论业界执灯人

李皓

大学在读期间的任孚先（任晓杰供片）

编撰出版国内首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举，不仅彰显了任孚先和他的同学们的文学史拓荒能力，运作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更是让同学们感知到了任孚先的超人口才与据理力争勇气。然而，更令人佩服的是，就在大多数同学皆满足于门门功课都优秀的情况下，任孚先却早已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了当下的国内文学动态与文学理论走向上。他跑学校图书馆借阅各种图书，泡学校阅览室翻阅一本本文学期刊，广泛积累之后，便把自己的所思所感撰写成一篇篇评论文章，默默投往他喜欢的各种文学评论类报刊。

1958年9月，《读〈青春之歌〉》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重磅亮相。任孚先的一鸣惊人，让同学们纷纷刮目相看。在这篇论文中，任孚先跳出流于表面的情节评析，以敏锐的视角捕捉林道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脉络，将人物命运嵌入时代洪流中深度剖析，独到的见解在一众评论里脱颖而出。1960年5月，他再度于《文史哲》发表《谈〈汾水长流〉的思想》，以清晰的逻辑架构与深刻的文本解读，进一步夯实了他在文艺评论领域的地位。同年，与人合作的《论〈红旗谱〉的民族风格》登上《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文中对作品古典小说技法的传承、冀中乡土风情的熔铸的进行细致拆解，精准地勾勒出这部红色经典的艺术特质。与此同时，任孚先还时常被邀约参加山东省和济南市文艺界的各种活动。一篇篇掷地有声的理论文章，一次次公众场合卓有见地的发言，让多家单位争相向这位兼具理论深度与创作潜力的高材生抛出橄榄枝：省文联党组书记、左联时期的老诗人燕遇明点名要任孚先到省文联工作；山东出版社总编辑安林也“预订”任孚先，让其考虑毕业后到出版社工作。

1960年，25岁的任孚先结束了充满理想色彩的大学生活，怀揣着学识与热忱，服从组织分配，踏进省文联下属的山东省文学研究所的大门。省文联党组书记兼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燕遇明，看到任孚先“如约而至”，非常高兴。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长者，燕书记对任孚先说了一大通赞赏和鼓励的话，称任孚先“是省直部门从事专业评论工作的第一人，给省文联注入新的血液，填补了省文联没有文艺批评的空白”。领导的赞赏和鼓励，并没有让任孚先沾沾自喜，作为该所创建以来接收的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业工作者，这里既是任孚先全新的职场起点，更是他深耕文艺理论的广阔沃土。大学期间，他早已在古典文学的天地里打下坚实根基，并且还将文艺理论与现代文学作为研究重点，提前完成了从学子到学者的能力积淀，因此踏上工作岗位后，虽有全新挑战，却也算得上是专业对口“轻车熟路”。

在山东省文学研究所，任孚先真正迎来了如鱼得水的学术深耕期。他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化作伏案苦读、提笔著文的日夜。而隶属于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工作环境，更让他的学术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宽。任孚先并未闭目塞聪地囿于文学理论的象牙塔，而是心甘情愿地将灵敏的触角伸向了戏剧、电影等多个艺术门类。他为话剧《柜台》撰写的推荐文章，言辞恳切又饱含热情，字里行间满是对这部现实题材作品的认可，读来令人心生一睹为快的渴盼；《编演现代戏浅谈》《发展戏曲的关键》《追求民族化、现代化结合》等论文，则直击当时戏曲发展的痛点，提出既要扎根传统程式美学，又要融入现代叙事手法的创作主张，为现代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此外，任孚先还笔耕不辍地撰写电影、电视剧作评论，以跨领域的研究视角，为影视艺术的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如此这般深耕不辍的付出，既让任孚先收获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从而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同时还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理事、山东电影电视家协会理事。这些身份并非虚名，而是对他跨界研究成果的最佳佐证。

人们常称道任孚先的才华与睿智，艳羡他的造化与成就，却鲜少知晓这份亮眼成绩背后的汗水与坚守。任孚先的成功，从不是天赋的偶然馈赠，而是勤奋浇灌出的必然结果。他博览古今中外名著，于卷帙浩繁中汲取养分；面对西方文艺思潮与流派，他秉持理性态度，不盲目排斥也不照搬套用，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开阔的视野充实自身的知识宝库。而他学术研究的根基，始终稳稳扎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厚土里，这份立足本土的坚守，让他的理论研究始终带着鲜明的中国底色与时代温度。

从山东大学校园里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青年才俊，到山东省文学研究所里深耕文艺理论的学者，任孚先以笔为犁，在文艺理论的田野上默默耕耘。初踏工作岗位的他，用扎实的学识夯实根基，用开阔的视野拓宽疆界，用不懈的坚守点亮征途。他未曾辜负岁月的馈赠与时代的期许，在齐鲁文艺理论的长夜里，擎起一盏明灯，以先行者的姿态，照亮一方学术天地，成为当之无愧的山东文学理论界的探路者与执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