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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飘进小窝棚

作者：任中恒

        六十年代初，城东是一片花白的盐碱地。有些勤快的人一锹地改土，开垦成大大小小的菜园子，为城郊增添了不少绿意。

       刘大丫是我一年级的同学，我们三人被老师分配到一个学习小组，有一个同学家在西城，不参加活动，实际这个小组就我们俩人，寒暑假总在一起写作业。

         寒假期，我俩总在东郊菜园的她家窝棚里写。窝棚窄小，一个暖暖的火炕，炕上一张小饭桌，刚好够两个人头碰头。

       暑假期，她妈长在园子，种菜、卖菜，是典型的北方劳动妇女。即心善，又严厉。她忙完园里的活，会进来看看我们，偶尔放下两根顶着黄花的嫩黄瓜或几个红透的西红柿，督促几句，便又匆匆赶去市场。我和大丫却很争气，伴着园子里的虫鸣。总在学校成绩榜上名列前茅。 

       两家大人都说这学习小组效果好。直到我们又一并以高出录取线二十多分的成绩，考入县里的重点中学。那个夏日的窝棚小组，自然而然地散了。

        高中毕业前，文革开始，大学停考。人生的岔路口，风雪骤至。我下了乡成了知青；大丫则去了遥远的大兴安岭林区，做了一名代课老师。山高路远，音讯杳然。

        每逢春节从乡下回来，我仍会去大丫家拜年，带些农村的黏米、饭豆。她妈待我仍如当年那般客气，只是眼见着她瘦下去，精神萎靡，家里时常吊着药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沉重。有一年正月初三，我照例去，竟见到了刘大丫。她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说是她的对象，来帮助她妈妈住院。

       大丫对我很冷漠，她的对象对我异常热络，点烟倒水，谈笑风生，尽是场面上的殷勤。他的目光炯炯，言语流利，衬得我愈发木讷寡言。那是一种格格不入的气场。我坐了一会儿，讪讪地告辞。走出那条熟悉的胡同，我知道，心里那份模糊的幻想，该放下了。

         后来听说，大丫的父母随她搬去了林区。再后来，噩耗传来，那个曾在窝棚里督促我们、给我们送柿子的善良母亲，因癌症去世了。她爹临时凑了几百元开了三间平房的小木器厂。维持生计。

        恢复高考后，大丫凭着过人的毅力和不错的底子，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然而，命运的风雪再次袭来。大丫求学期间，丈夫出轨，更设计霸占了岳父那间收入不错的木器厂。大丫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毕业后，她凭着才干，被组织调回家乡，一路做到了宣传部长。水平渐升，素养渐高。

         而我，年届三十，还在乡下“蹉跎”。

       一天，突然接到一纸调令，将我调回县木器厂，做后勤总务工作。我满心疑惑地去报到。一见老厂长正是大丫的父亲，他在办公室等我。他已年近花甲，厂子在他手里又有了起色。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你做事，我放心。” 眼里有历经沧桑后的温和与了然。 他家搬走后，那一亩菜园便由我家接管。我进厂后，用厂里的边角废料，将那记忆中的昏暗窝棚，改造成了一间明亮结实的小木屋。夏天看守园子，冬天储存白菜，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呆坐。

        屋里仿佛还留有旧日的气息。我会想起两个小人儿趴在炕桌上写做作业，想起她妈撩开草帘进来时带进的那道光，想起大丫扎着羊角辫、认真算题的侧脸。那些画面，被时光镀上了一层晕晕的金边，温暖，却追不可及。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坐在小木屋里，望着窗外飘零的雪花。此时，门轴“吱呀”一声轻响，一股冷风卷着几片雪花先进了屋。 

        我抬头，愣住了。

       县委宣传部长刘大丫，就站在门口。她没穿厚重的棉大衣，只一件合体的呢子外套，肩头落着未化的雪花。脸上没有官场的矜持，也没有旧日的冷漠，只有一种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到家的平静。

       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住，又急速倒流，掠过大学的风波、林区的风雪、高考的灯火、青春的离别，最后定格在这雪花飘飘的冬日里。

       她轻轻掩上门，将风雪关在外面，然后，

像是卸下了所有重量，轻声说：

“这新修的窝棚，变得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