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语言构建的世界》在“作家网”及其他网络平台上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也有部分人因此开始思考文字与文化、文字与制度、文字与道德、文字与人性的关系。几十年来，本人一直在进行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学识的限制加上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稀少，本人的思考和见解无法做到那么精准和深刻，只能在不断地思考中发现问题，完善认识。《语言构建的世界》的主要观点是：由象形文字（方块字）构建的世界，是一个被隔离、被限制、被固化的世界，它不仅有两套语言文字体系，还一直被部分人操纵。是导致落后、腐败的主要原因。在此文中，我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象形文字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问题。

形象文字最大的问题是还不是书写繁复与认字困难（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写，确实很困难），也不是没有字母排序，它的最大问题是容易产生歧义，尤其是使用线性文字的人员阅读和翻译时。具体表现在：一、词汇歧义。1、 ‌同音异义，‌比如“yóu chuán”，可以指“油船”“游船”或“邮船”；2、‌同形异义‌：像“别”字，既可以是动词“用别针固定”，也可以是副词“不要”；3、‌一词多义‌：比如“关门”可以表示“营业时间结束”，也可以指“停；“方便”，即可以是“这里交通很方便”，也可以是“我去方便一下”。二、 语法结构导致的歧义。例1：“进口汽车”。A：动宾短语（进口/汽车，指“从国外输入汽车”），B：偏正短语（进口的汽车，指“来自国外的汽车”）。例2：“开刀的是他父亲，含义A：他父亲是医生（给别人开刀），含义B：他父亲是病人（被开刀）。

除了前面提到的歧义问题，汉字的偏旁部首也是认知道路上的“拦路虎”，它不同于拉丁字母，一个拉丁字母可以与任意其他字母组成词语，而偏旁部首却无法与所有偏旁部首组成词语甚至连字也无法组成。“氵”与“刂”能够组合成一个字吗？“⺮”与“阝”呢？因为象形文字的笔画排列组合成为字、词的能力不强或者说困难太大，导致依靠这种语言文字进行思考和表达的人群认知能力与开拓创新能力严重受限。

由于象形文字的一系列缺陷，使其表达出现模糊化、固态化、刻板化、隔离化，让使用者几乎无法滋生抽象思维能力，有些人出于好奇，对宇宙、生命、物质、运动等等产生过疑问，比如屈原就写过《天问》，可他们只是好奇，也只停留在疑问上。“天圆地方”也好，“天人合一”也好，“阴阳互补”也好，流星陨落对应地上的人的死亡也好，都只是想象力的呈现，根本没有进入逻辑思维的轨道，逻辑学从来没有进入过方块字地区。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文学家、诡辩家、权谋家，也有十分丰富的想象成果，诞生了“后羿射日”、“女娲补天”、“鹊桥相会”、“嫦娥奔月”等等颇具震撼力与可读性的故事，形象思维能力包括“他人即地狱”的想象能力很强，却不会把事物与事物关联起来进行思考，不会寻找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规律，不会从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也有很多”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叙述，可我们的所谓”本质”，基本上都是自以为是的”本质”，与真正的”本质”毫不相干），知道“天外有天”，却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是因为果子熟透了，想不到地球上存在引力；知道船可以浮在水面，却不知道流体对浸入物体的向上托力；知道瓦斯爆炸是因为不通风和火光，不知道甲烷、乙烷与爆炸的关系，想不到还有有一个叫一氧化碳的东西……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不信，因此，我们这片土地鲜有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也没有诞生过成熟的影响深远的宗教，初始状态的宗教还是有的，比如巫术，但它只是某种想象力的延伸，道教也不过是一种并不严谨的理论与巫术的结合体，没有进入到神学的深处与境界的高度，与真正的宗教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所谓信神信佛基本上都是假的）。

《易经》不是一本哲学书，更不是一本科学书，没有任何假设、推导、规律、定理，更没有公式，无法复制，无法检验，只能完全靠臆测——我高度怀疑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此，《易经》在象形文字的世界便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神书，几千年后发生的事情，也能从书上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符号上找到“依据”。看看西方那些哲学、科学著作，无论是《政治学》、《形而上学》、《几何原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是其他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著作，无一不是提出问题，论证问题，归纳问题，如果是科学著作，无一例外都有定理、公式，都可以检验、复核。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一本这样的著作吗？我们也看到了“物”，我们也看到了“天”，可我们的“物”只是独立存在相互割裂的“物”，我们的“天”，仅仅是我们头上那片“天”。原因当然有很多，但象形文字无法有效伸张与连贯反应，是重要原因。

抽象思维虽然“抽象”，但是却能够寻找出规律，推导出定理，并用符号确立公式，物理、化学定理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数学因其不是科学，定理无法证伪，纯粹逻辑推理的结果，那些依靠逻辑产生的结果，却能指导科学发现，解析宇宙世界的奥秘。这就是它的神奇与美妙之处。而形象思维虽然“形象”，能够让想象丰富、生动，很刺激，却无法探求世界真相，改变生存状况。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生，不是人种问题，不是地理问题，甚至不仅仅是文化问题，而是语言文字的达意、便利与否的问题。

联系不紧密或联系模式固定，这样的文字便无法产生抽象思维，没有抽象思维，便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则数学推理便无法进行，没有数学推理便没有数学定理和数学公式，没有数学定理和数学公式便无法产生科学。

假定我们引进了包括加减乘除等号在内的符号及阿拉伯数字（况且千多年来都不曾引进），汉字也无法形成简单、准确的公式。

a²+b²=c²（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你能够这样表达吗：氵²＋亻²=讠²吗？ f′(ξ)=f(b)−f(a)b−af′(ξ)=b−af(b)−f(a)（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之类比较复杂的公式，象形文字就更加表达不了了。即使强行把方块字偏旁部首纳入公式，也没法运算，比如三百五十四乘四百六十八，你如何列竖式？如何将乘后数字在纸上相加？

以毕达哥拉斯定理为例，其定理是：如果一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用公式这样表达：a²+b²=c²。 简单明了，套用便利。而古代中国对勾股定理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中国很早便发现了勾股定理，据记载，商高（约公元前1120年）答周公曰“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因此，勾股定理在中国又称“商高定理”《九章算术》对勾股定理是这样表述的：今有邑方十里，各中开门。甲乙俱从邑中央而出。乙东出;甲南出，出门不知步数，邪向东北磨邑，适与乙会。率甲行五，乙行三。问甲、乙行各几何?答曰:甲出南门八百步，邪东北行四千八百八十七步半，及乙。乙东行四千三百一十二步半。术曰:令五自乘，三亦自乘，并而半之，为邪行率。邪行率减于五自乘者，余，为南行率。以三乘五，为乙东行率。置邑方半之，以南行率乘之，如东行率而一，即得出南门步数。以增邑方半，即南行。置南行步求弦者，以邪行率乘之，求东者以东行率乘之，各自为实。实如南行率得一步。只有一步一步地操作，没有抽象性的定理、公式，且词义之含混、模糊，理解起来十分费力，不是学识很高、特别聪明之人，实在难以学会。 

阿拉伯数字以及数学符号，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不过100多年时间。阿拉伯数字以及符号、公式，已经存在近千年了，也曾经被外域人和中国人从外域带了进来，可我们一直拒绝使用。除了夜郎自大外，主要还是这些符号、字母、公式不符合我们的思维模式——既不方正，又不规矩，怎么看都不舒服，几千年时间，方块字已经将我们的思维方式固化了，容不得“鹊巢鸠占”。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人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几何原理》）前六卷，可阅读者寥寥，因为在竖排文字中夹杂一些横排的公式，显得别扭与“水土不服”，让人心生厌倦。即使到了清朝后期，士大夫阶层还是坚持“中学为体”，视西方符号、字母为“奇技淫巧”，我们的科举考试从未将数学纳入考试范围，至于物理、化学，连概念都没有（对数学的认知也只是停留在算术阶段）。

《周髀算经》有乘除和开方之类的词语，可翻遍了该书，也没找到如何乘除和开方的公式，有一些表述，但是语言模糊，理解困难。不过，中国宋元时期珠算便广泛使用了，显然是掌握了加减乘除的技巧，但局限性比较大，出门要带上一个盘算，况且要把珠算学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研究过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发现数字运算方法的，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九章算术》，在汉朝便出现了，早则早矣，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弄懂书中所表述的算术问题呢？苦了那些对数字和运算感兴趣的古人。

没有准确的定理、公式，就无法在“数”上做学问、在“物”上找到规律。我们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之所以叫“算经”、“算术”，而不是叫“数学”，就在于它只是算数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又无法用简单的文字和符号表述。不能否认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可语言文字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象形文字或者说方块字，因其“各自为政”的文字特点，即使有一些发现，也无法将思维的结果连接起来，无法生成定理、公式，无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于是便很难推广和普及，也很难在已有的发现、发明基础上深入下去。这样便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探索热情和探索能力。因此，我们只有技术，从未产生过科学。

线性文字产生的思维是连贯的、持续的、不断延伸的，象形文字产生的思维则是间隙的、隔离的、自我封闭的。

有人说，象形文字保留了原汁原味和原始状态，线性文字则在不断地制造新词语的过程中覆盖旧词语，容易让传统丢失。岂不说文字留下的痕迹不可能丢失（尤其是在科技发达的现当代），即便丢失，也是丢失那些无用的东西。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是不可能被丢失的。而无用的东西留着它，不是徒增人类社会的负担吗？

线性文字26个字母或者23个字母，便能够制造无数的词语、概念，可象形文字即使掌握了几万个字，也制造不出太多的词语和概念，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于是，只好借用外来东西。我们社会生活中基本的词语、概念，皆来自西方或者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日本主要是中转作用）。随便举几由例子：社会、革命、社区、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干部、公安、文学……离开了这些外来词语，现代社会将无法运转。

我们现在所用的概念、词语之所以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并非西方的文化入侵，也不仅仅只是我们近代开始落后了，而是，我们的文字无法承载这个非凡的任务。它在现代文明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伸展空间比较狭小，无法生成足够满足人类生活、探索的词语、概念、定理。就如同一个身高不足一米的女子，无论你怎么整容，都无法让她风姿绰约。几千年来，我们有哪一项理论、概念、定理、公式，被全世界接受并被广泛使用？有一个在人类世界通用的词汇吗？一个也没有！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尽管简化汉字对整个语言文字体系没有任何改变，但起码阅读和书写简单了不少，是件好事。然而，中国的台、港、澳地区，却一直墨守成规，不愿简化汉字，仍然坚持竖排文字，尤其是香港这个被西方殖民了百余年的城市（正式割让之前，英国已经实际侵占了香港），还这么传统，不可理喻，让我想起了电视剧里那些拖着辫子穿西服的人士。

象形文字也有它的优势，比如书法，不少书法作品看上去很美，书法也成为了一门艺术，让一些有钱有闲之人趋之若鹜，以此彰显“文化”与财富。文字成了“艺术”，让一些学子多了一条上大学的门路，让一些人可以成为艺术家，让名利场又多了一个门道。线性文字不可能产生书法家，使用线性文字的国家也没有将写字列为大学专业，线性文字在这方面就无法与象形文字争锋。

象形文字带来的思维定势，导致大众心理阴暗，认知短浅。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容的朝代（在如此文化背景下出现那样宽厚的君主实属奇迹），尤其是对文人士大夫，300多年里几乎没杀过一个士大夫。然而，我们的众多士大夫们，不是去思考政治改革和制度革新，除了胡诌几句“横渠四句”之类的空洞口号外，就是“发明”女人裹脚、“存天理灭人欲”之类残害大众的勾当。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宽松环境，或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讦，或卖弄文采，或投机取巧，死抱传统不放，对改革百般刁难。拿王安石变革为例，别的不说，仅“青苗法”而言，给予青黄不接时期的农民购买粮食和种子以低息贷款，良好的出发点毋须置疑，也被大多数人承认，只是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地方官僚层层加码、强迫交易，让这项政策适得其反。可同为官僚的士大夫们不去想办法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加强对地方官僚的管理，却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欲将改革者置之死地而后快。当然，王安石的改革，也没有触及根本，没有从权力来源、权力结构方面着手，试图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连想也不曾这样想过。或许这样想了甚至这样做了，也不一定成功，但至少不太会危及生命，也能让后人对他们肃然起敬。可惜，宋朝出现了那么多鼎鼎大名的文人士大夫，除了王安石稍稍有点想法之外，没有人有过改变的尝试。其内在原因在于思维能力的缺陷，不知道国家是谁的国家，天下是谁的天下，不知道权力的目的是什么，不允许“标新立异”，只允许维护皇权和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只允许对普通人进行更加苛刻的统治甚至折磨。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却诞生了十分野蛮的裹脚制度，贞节牌坊也遍地开花，让人匪夷所思。象形文字对于文化、制度的影响以及人性的摧毁，我在《语言构建的世界》里已经说得比较透彻了，此文不再多言。

一些“西方伪史论”者，声称西方现代科技、包括现代文明，是剽窃我大明王朝的《永乐大典》的产物。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不用去研究《永乐大典》的内容，仅一个连数学符号、公式都没有，连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等等概念都没有，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科学定理、公式的地域，怎么产生现代科技和现代文明？一片干涸的荒漠上，能够生长出参天大树吗？一滴海水都没有，怎么会有金枪鱼？麻布袋上绣花，会有精美的图案呈现?这样的反智言论竟然还得到了千万人的认同或者说共鸣，可见，一些人的智商低下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认知，再过一千年也不可能对人类有丝毫贡献。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作家、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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