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有春
五．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坚决平定一切叛乱
台湾收复后，当时曾有议论者认为，台湾镇当移澎湖岛。卷四百七十五《循吏列传》“蓝鼎元”条记载，蓝鼎元对此“力言不可”。当时的“大吏”即上级官员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见诸施行。
蓝鼎元又向清政府进言“台湾道”条十九事，对如何治理台湾，用十九句话概括表达，即：
“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
后来清朝政府从事台湾治理的人，“多以为法”。
康熙六十年（1721年）曾出现“朱一贵为乱”，竟使得台湾沦陷。
朝廷任命靖海侯施琅的儿子施世骠为福建水师提督，终于平息了叛乱。施氏父子“皆以六月乘海潮异涨渡师，遂以成功”。海水涨潮退潮时间，是兵家海上作战时所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因素。
又据卷三百九《喀尔吉善列传》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喀尔吉善升任闽浙总督。台湾生番为乱，遣兵讨之。他上奏朝廷指出：“台湾流民日多，匪类肆窃，甚或恣行不法，民间谓为闯棍。请令窃案再犯及闯棍治罪后，并逐回内地。”对流窜到台湾的流民，如果犯法，就立即驱逐，让他们重回到内地即大陆。
喀尔吉善又向朝廷申请，在台人民迎娶眷属，限一年给照过台。在将台湾的不法“流民”逐回内地的同时，对台湾与内地通婚给予政策放宽，要求办理有关手续时间，不得超过一年。两岸通婚，政策放宽，自古而然。
卷三百九《苏昌列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台湾“淡水生番为乱，焚鲎壳庄，民死者五十余”。闽浙总督苏昌给按察使余文仪去檄书，要求余文仪会同台湾总兵讨平之。后来叛乱终于平息。
卷三百二十三《李侍尧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朝廷调李侍尧任闽浙总督，驻蚶江（位于今福建省石狮市北部）。当时，前总督常青督兵渡台湾平乱，李侍尧以兵力不足，就调广东、浙江兵力济师相助；又考虑到林爽文这些乱贼占据笨港抢劫粮械，就又拨缯船分防鹿耳门、鹿仔港。乾隆皇帝对李侍尧“筹济有方”予以嘉奖。
但林爽文之乱久未平息，乾隆皇帝认为常青这个人“非将才”，又命陕甘总督、大学士福康安为将军督师，并寄谕常青，全师以归，待福康安至，再筹进取。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围剿，台湾林爽文叛乱终于平息。朝廷任命李侍尧仍袭伯爵，同时在台湾建造福康安等人的“生祠”，命李侍尧在生祠中，位置居于福康安、海兰察之次。
乾隆皇帝又下旨，将平息林爽文之乱的前二十名功臣“图形紫光阁”，将其画像挂在紫光阁，进入国家最高荣誉殿堂。
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台湾岛陈周全又为乱，攻陷彰化，也很快被朝廷平息。
卷三百五十七《方维甸列传》记载，嘉庆十四年（1809年），方维甸擢升为闽浙总督，台湾嘉义、彰化二县发生械斗，朝廷命方维甸前往“按治”，捕获械斗闹事头目林聪，依法处置。方维甸由此向嘉庆皇帝上疏，提出杜绝后患、长治久安的方法，指出：“台湾屯务废弛，派员查勘，恤番丁苦累，申明班兵旧制，及归并营汛地，以便操防；约束台民械斗，设约长、族长，令管本庄、本族，严禁隶役党护把持；又商船贸易口岸，牌照不符，定三口通行章程，杜丁役勾串舞弊。”诏皆允行。
朝廷又以台湾“民悍”难治，命总督、将军每二年亲赴巡查一次，“著为例”，要成为惯例，做到长期执行。
卷四百八十二《儒林列传三》“胡承珙”条记载，胡承珙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被授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编查保甲，设立缉捕章程八条，致使“匪徒敛迹”。后又调署台湾兵备道，缉获洋盗张充等置于法。
“台湾素称难治”，胡承珙全力推行“清庄弭盗”之法，使台湾“民、番安肃”，社会治安状况出现根本好转。
卷四百十八《袁保恒列传》记载，刑部侍郎袁保恒“久历兵间，审于世变，屡上疏论时事，请辨人才，厉士气，收人心，言甚切直”。
他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上疏中指出：“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蕃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
正是鉴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人文特点，出于对台湾社会治安的担忧，袁保恒才向朝廷建议：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并且，巡抚大人一定要驻扎台湾岛，贴近管理，防患未然。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庚午，闽浙总督杨昌濬、台湾巡抚刘铭传二人联合向朝廷上奏章，亦指出：
“台湾治理，视内地为难，而各县幅员，反较多于内地。如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二百余里、三百里不等，仓卒有事，鞭长莫及。且防务为治台（湾）要领，辖境太广，则耳目难周，控制太宽，则声气多阻。”指出对台湾的治理难度，比起内地来，难度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由此可见，清朝政府自收复台湾后，君臣之间、朝野上下，都在思考如何将台湾管理好的良策，尤其是对台湾的社会治安管理，始终不敢懈怠放松，对台湾出现的叛乱，要及时予以制止镇压，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六．汉、番一律平等，允许台、闽、粤民间正常交往
卷三百六《元直列传》记载，元直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1729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曾因敢于直谏，认为朝廷有尧舜一样的帝王，但却缺少皋陶、夔那样的佐臣，而受到雍正皇帝赐数枚荔枝的奖赏，后来被朝廷任命去“巡视台湾”。
到了台湾，元直在深入调查研究后，上疏朝廷：“增养廉、绝馈遗”。要求朝廷增加对台湾的行政运行经费，增加在台湾的政府官员待遇，以杜绝“馈遗”即行贿受贿不正风气，实行高薪养廉。
他又对台湾“番民”民风优劣列举出“数十事”，希望引起朝廷及同僚们注意。
由于台湾“居海外”，朝廷原先派来的巡视御史每次来巡视时，都是把自己当作客人对待，大事小事都听台湾“道府”说了算，根本没有达到巡视效果。
元直对此前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不赞同，所以他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问民疾苦”，准备采取更好的政策措施来为台湾百姓服务。
谁知负责台湾地区“督抚”的官员不高兴了，竟向朝廷弹劾元直，指责他有“侵官”即越权行为。
又谁知，朝廷不但不支持元直的亲民务实行为，反而将其“镌级去”，让他降职，离开台湾。
元直后来居家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当初在翰林时，元直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相交甚厚，大家“以古义相勗”，即以传统儒道文化相互激励，关心民生，弘扬正义，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四君子”。但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民、儒家思想底蕴深厚的官员，在当时仍被台湾地方势力所排挤，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卷三百七《陈大寿列传》记载，陈大寿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乾隆十一年（1746年）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向皇帝上疏提出：“巡台御史巡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具厨传犒赏，往往滥准词讼。又于额设胥役外，俾奸民注籍，恃符生事”。对朝廷派去台湾巡视的官员存在贪图享乐、
乾隆皇帝下令，对自乾隆五年（1740年）起的巡台御史，“均下部严议”，即对之前七年到台湾任御史的官员统统进行纪检审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究。
陈大寿又向乾隆皇帝上疏指出：“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湾谷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愿借者听。”陈大寿的这个建议又被“报可”，“汉民”欺骗“番民”的现象得到遏制。
由于台湾“民、番杂处，土音非译不通”，即当地土著方言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让对方明白，给人们相互间语言交流带来不便。当时“有奸民杀人贿通事，移坐番罪”。陈大寿对这个案件定案有所怀疑，“再鞠，竟得白”，通过再审讯审核，使得案件真相大白，杀人的“奸民”不是番民土著，而是汉民。
这种秉公执法、一视同仁的做法，对稳定台湾民心、纯洁当地民风是有益无害的。
当时台湾居民构成，据卷三百八《那苏图列传》，时任闽浙总督的那苏图于乾隆九年（1744年）曾向乾隆皇帝上疏，其中就有：“台湾孤悬海外，漳、泉、潮、惠流民聚居”。说明除了台湾土著番民，福建沿海一带民人是台湾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卷三百七《王恕列传》也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福建巡抚王恕上奏朝廷，指出：“台湾各县，最称难治。于繁缺知县内拣选调补，多以处分被驳。请嗣后，调台官员，虽有经征承追各案，准予题调。”
但为防止“带病提拔”官员，乾隆皇帝明确谕示：“用此定例则不可，随本奏请则可。”意思是说，不能作为惯例来确定，如果仅就本次奏请所提调台官员，则可以考虑。由此说明，朝廷对选调到台湾任职的官员，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不能因为台湾地区难以治理，就把一些有问题的官员送去当地方长官，那是对台湾大众不负责任的表现。
清朝政府对台湾民生的关心，史书一直有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年）九月，“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被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台、闽、粤三地的平民之间交往也十分重视，两岸“三通”在当时就有所体现。
卷三百九《吴士功列传》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福建巡抚吴士功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寄居台湾，皆闽、粤滨海之民。乾隆十二年，复禁止移眷，民多冒险偷渡。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朝廷采纳了吴士功的建议，使两岸百姓眷属团聚成为可能。
又据卷三百三十九《觉罗伍拉纳列传》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觉罗伍拉纳被授予闽浙总督。当时出现“内地民多渡海至台湾”现象。他上疏朝廷，希望在出海口设“官渡”，便于稽察。
当时定期往台湾的民人要出蚶江，民舟或自厦门渡，也被限令，要一律到蚶江来报验。觉罗伍拉纳认为，这样做，给当地民人百姓赴台带来极大不便，于是上疏：“请罢其例，俾得迳出厦门”。让到台湾的“民舟”直接从厦门出发，极大地方便了两岸百姓之间的交往。
当时，有人认为，台湾海域中，岛屿多，流民散处为盗薮，“当毁其庐，徙其民，毋使滋蔓”。朝廷下滨海诸直省去议论讨论，听取地方领导意见。
觉罗伍拉纳上疏直言：“福建海中诸岛屿，流民散处，凡已编甲输粮者，当不在例中。”希望朝廷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待流民处置，不能搞一刀切。
乾隆皇帝在采纳了觉罗伍拉纳建议后，“命诸岛屿非例当封禁，皆任其居处”。因为，给“流民”百姓的生活留条出路，留下自由空间，这对社会稳定和江山稳固都是有益而无害或少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