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原为劳改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干校为了搞好同周围邻里的关系,派出由专业医务工作者和赤脚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到周围农村,为农民治病。

我负责的一个医疗小组,来到同干校相隔一条河对岸的固始县胡族公社的六里大队（现胡族乡六里村）。

当时的农村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这个大队在大跃进时，集体劳动，不准搞副业，吃公共食堂，饿死了十六个人,（全是男性)。我们去时，原有的树木在大跃进中早已砍光,老百姓买不起煤,只能靠割草烧水做饭。村里连水井都没有,只能饮用池塘水。除了有些干部多吃多占，生活较好外，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有的人冬天都没有袜子穿。

我们医疗小组被安排住在大队部的平房里面，我住在进门右侧的一间小室里。我的住处门外左侧的草房里, 住着一位六十来岁的王大娘。她的丈夫在1959年遭陷害被吊死。失去丈夫时，女儿才十三岁，儿子只有四岁，她艰难地养育着一双儿女。

我们去时，村里没有自来水，连水井都没有,只能喝池塘水，池塘水是浑浊的死水，无法直接饮用。大娘每天都让儿子给我们送一瓶用明矾沉淀过的烧开的水。这不是一瓶普通的水,而是充满深情的水。因为大娘过的是贫穷的生活,买不起煤,是用收割的野草烧水的，天天给我们送开水,并非易事。

那时,她的儿子王学银还是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但已懂事,常常蹲在我的窗户外,防止有人偷听乡亲们向我反映情况。我是1973年3月回北京工作的，他1974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在部队时给我写过信。我曾想借出差的机会顺路去部队看望他,但未能如愿,只是给他寄过一本他需要的新华字典。他复员后即给我写信，告知回乡后的情况。多年来,他又是来信,又是打电话,告诉我家乡的变化,希望我重返他的家乡看看。

时隔四十六年，我由老伴、儿子陪同，开车去重访团中央五七干校所在地黄湖农场，也到固始县胡族乡六里村看望乡亲们。我们的车刚进入胡族乡六里村，就看到王学银站在村口等候。

六里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乡亲们已不愁温饱。王学银现在的住宅，有160平方米，包括6间砖瓦房和50几平方米的院子。他们夫妻用自己的房子开了一家小卖部，两个孩子在外工作，一个是小学教师，一个做房屋中介。他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好，遗憾的只是他的妈妈已驾鹤仙逝。王学银提前准备了鸡蛋和鱼要送给我们。他同在县城居住，前来同我会面的黄求英，陪我们看望一些乡亲，同他们欢聚，回忆往事，彼此诉说思念之情。

当我们依依不舍地同乡亲们告别时，满含深情的王大娘，装满王大娘用荒草烧的开水的热水瓶……在脑海涌现。

忘不了乡亲们的深情。

让我们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