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离开国民党，信服毛主席与缘起
作者：张铭玉
1941年，张难先已经67岁高龄。由于在偏居鄂西的湖北省政府难有作为，代省长严立三、湖北省临时参会议长石瑛、民政厅长张难先联手辞职。4月16日，张难先到恩施潭河镇女儿坝赁屋一处，房东是一个农民，叫王恩宽。随后接襄勤夫人来长潭河，准备长久在这里居住。张难先初来，山民们对于这位“大官”敬而远之，称他“张厅长”，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没有卖给他们（指国民党政府）嘛！我年纪大，你们就称我老先生把！”
他见当地农民都不识字，顿时决定办一个成人识字班，6月，“耻庐成人识字班”开办。把附近的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白天劳动，晚间学习，共有二十二人参加，识字班就设在王恩宽家。农民问：为什么叫“耻庐成人识字班”？张难先说：“耻者乃耻辱也！庐者矛屋也！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官，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而反遭日本侵略，国威堕地，实为羞耻也！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用‘耻庐’，不忘国难也！”
1946年2月2日农历元旦，张难先的三姐、老妻、长女端君、孙子铭玉、孙女铭淑、外孙林泰元等，于乱离八年之后，团聚于武昌灵山窝，令人感慨废兴。
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张难先不愿再卷入政治旋涡中去，他一人于7月8日去珞珈山“思旧庵”，收拾那间小土屋。襄勤夫人带铭玉、铭淑于23日迁入“思旧庵”。园内土地逐渐收拾、整理成菜园，在屋东墙下做了一个鸡窝，养十余只鸡。
1947年春天，蒋中正对共产党的全面进攻难以为继，改变为重点进攻。3月19日共产党撤出延安。在彭德怀的指挥下，5月14日前三战三捷。
5月14日晚五时，张难先乘“江建轮”赴南京开参政会。16日下午抵南京。19日参加参政会的茶话会交换意见，张难先提议本次会议要以调解中共问题为中心，应尽力讨论出一个使政府、中共都能接受的方法，在全国实现和平解决，若不如此，那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无意义的。参加茶话会的人中有众多人热烈赞成这个意见，第二天报纸也郑重登出茶话会上张难先的讲话，他以为看来和平有望。不料会议的情绪日益下转，甚至有人在会场上直指主和者为秦桧，为帮助共产党。张难先一看这样，再说也无用，于是绝口不再谈了。6月2日，参政会闭会。7日他就离南京返回湖北。
回想这次参政会，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信心，愤而将珞珈山“思旧庵”改名“耻庐”。在篱笆院门换上大书“耻庐”二字的木板。
提笔为家中鸡窝撰一联：
拍 马 吹 牛，是 真 类 狗 ；
攀 龙 附 凤，不 如 养 鸡 。
旧时称鸡为德禽。认为鸡“首戴冠者，文也；足搏拒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因鸡有此五德，下联以“不如养鸡”作结。以鲜明的对比，来讽刺南京会议。实在是讽刺含蓄而又深刻，手法文雅却又锋利。
为此，张难先还以“耻庐”治印几枚：
对当前国内局势有一些看法后，张难先写陶潜诗一首：
青松在东园、衆草没竒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衆乃竒；
提壶挂寒柯、逺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覊。
表示，他在思考，世事已然如此，有必要继续在国民党做事吗！
好友李书城曾去河南见到刘伯承、陈毅。回汉后大谈解放区的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他首先在武汉大学礼堂对师生作了“解放区之行”的报告。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得到消息，也随即以师院学生会的名义请他来作报告，这次报告更为详尽,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会根据记录整理了他的报告，并登在院刊上，然后广为散发。这也成为当时武汉的大新闻。
李书城向张难先介绍解放区所见，刘伯承、陈毅对武汉人士的期盼。张难先认识到，毛泽东、共产党的治国目的，将促使自己的革命愿景得以实现。遂与李书城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迎接武汉解放。
武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令他不由自主地投入宣传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的活动中。
1950年初，祖父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对毛主席、共产党有进一步了解。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与孔孟学说进行深入比较，顿觉其理论远比孔孟学说好！
回武汉，儒家大佬、老友熊十力来函，询问北京开会感想。祖父随即以《我的入京感想》为题回一长信。熊十力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宰平先生等人。林宰平先生来函切问，16日，张难先写成《致林宰平先生北游感想》，约一千三百字。应一些儒家大佬要求，将该信以《答林宰平先生书 （北游感想）》为题，于1950年2月29日把此函发表在《大刚报》上。
祖父在信中反复对比儒家与毛主席、共产党的理论：
“仆此次住京数月，有极重要的一个观察。我是一生服膺孔子的一个人。早年胡适之、陈独秀大打孔家店，我只付诸一笑（浅鄙之极）。此次则令我阵容动荡矣。（不打自倒）大凡一种学说，总要与社会人类发生关系，孔家晰理之精、治生之严，吾无间然矣（可谓苦极，我一生尝得太多）。然与社会人类关系，至今不觉捉襟肘见。孔们弟子号称三千。高躅首称四哲十配，颜渊诸贤，或早死，及无所表见。吾不得而言矣。卓卓在政治舞台者，惟季路、冉求。孔子恶季氏，犹吾辈之恶军阀。彼二人者臣事之。且为聚敛，主张伐颛臾。反对正卫名，几至将老师气死。此尤其佼佼者竟如此龌龊，其不肖者又何说焉。是孔子设教三千，看不出教好了多少人。乃共产党统兵数百万，其纪律之好，几为全国人民所歌颂（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无所不足。翻尽廿四史也无前例）。 吾并亲见其工友数事，虽古之大圣贤亦不过如此。由是平定一国，且将施及全世界，是何成效之雄且杰也（真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他们无所谓爵禄）白刃可蹈也，中庸可能也）反观儒家，自孔子至宋，日见式微，社会轻之，高明笑之。祗令君侯王假之以行其残暴之藉口，是何令人悚惧若此也。吾於今乃恍然大悟。儒家晰理之精、（共产党不讲甚麽性命、天道，只是庸德庸言）治身之严。至今仍为大法，如解放军之过境秋毫无犯，（即临财无苟得之义）即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之意也。临阵浴血不顾。（即难无苟免之义）即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之意也。吾以为如此等等。悉为儒家传统精义。其所以成效悬殊者，实方法不同所致也。……所以渠党员、军队都好者，不必人皆圣贤。（方法之妙用，就在自己不费力，全靠大众夹持而自成好人。即是彼我皆先生，彼我皆学生也。）正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人真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曾子是假设的）不能不吾日三省也。（硬是真实不虚）学习勤，则不腐化；批评严，则难为恶。此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也。……”
文中字里行间无不表明，张难先对毛主席、共产党的钦佩与信服！这篇文章在当时儒家士林中引起反响，如沐春风。
林宰平先生于2月11日即回信。信中先是倾吐盼望张难先的信“得讯日夕翹盼 果然盼到此函 来了一气拜读 卒觉得胸中起了绝大的兴奋与感触。”……还介绍梁漱溟先生对毛主席的观感“毛润之先生之伟大 气度过人 天分亦不可知 其政治军事之有如此能耐 今虽仍属一知半解 就所看书籍报誌 似比从前了解处较多”。
2月18日，好友钱基博先生亦来函。钱基博先生也是忧国忧民之士，他给潘梓年部长复了一封长函，将此函（注：给潘梓年部长复函长十四页。）附后一并寄来，与张难先探讨。张难先复书：“手教及复潘部长书俱敬读，后绕室急走者数日不敢作复。兄之杞忧亦仆昔日之杞忧也。自旅京数月，不觉夙昔之竞竞自喜者，均不值共产党人一笑。故在京虽获礼遇，而羞涩之情实有说不出之苦。因共产党人俱具有大智大仁大勇之客规，非若吾儒终古枷锁於小智小廉小让之圈牢也。所以仆旅京及回汉一切旧游俱驰书急讨消息或固执己见、均不顾作答。有林君宰平者二十余年至交也，亦来书切问。当复书质言。书成，忽数友至（俱为儒家言者）偏示之。俱抵掌称快。嘱仆发表。仆谨慎人也。至今秘而不宣。今承大教，哑然不知所言，谨将鄙人复林君书另录奉览。希来按剑之叱，鄙人亦非阴过护名者流，必能细心省览而定，所从违矣。”
钱基博先生得到张难先复函及复后，于三月十三日即给张难先复长八页函；
“义老道座奉
复教赐示答林宰平先生书
提命殷勤昭若发矇 而
揭示共产党之方法以阐明共产党之成功 树义尤精 自古无不善之 理想政治往往以措施之无方 方法之不善 而流毒生民 贻祸家国 不必远引桑弘羊之平准 王莽之均田……
公赐示答林宰平先生书即抄两份分寄唐蔚芝先生及舍弟或藉
精心卓识以豁然…… ”
8月20日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张难先，新政协筹备会特别邀请张难先为新政协代表。张难先得知老友李济深为筹备会副主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8月24日，张难先特致书李济深，建议大会，会务应力争撙节： 顷奉中共中央华中局统战部函云：“新政协筹备会已决定邀先生为代表。并定于九月一日乘车赴平”等语。仆虽衰朽，何敢告劳。晤教有日矣。惟仆于未来之前，有一言急欲言者。现在经济拮据已为无可掩讳之事实。中央号召节约，自应从政协做起。仆观武汉军管会所属各机仆观武汉军管会所属各机仆观武汉军管会所属各机关职员，均能刻苦自励。吾无间然。惟治国者不仅在己立己达，必须立人达人，造成全国风气，始于事有济。仆以为此次开会，宜以蒋政权时代之浪费为殷鉴，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应宜俭，一洗从前官僚恶习。……唐虞时代九年大水，夏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即以此挽涛天厄运。今世乱较唐虞尤甚，若犹不能摆脱世俗，牵就陋俗，糜费民脂民膏，纵国人不言，然环顾全国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之颠连无告，转徒沟壑，而吾辈高坐唐皇，酣嬉醉饱，尚得谓有心肝耶！吾兄职司筹备，应有言责，事关枢机，希垂察焉。
到北京不久，毛主席发来请柬，择定日子宴请张难先等几位年长者。值此国家初创，百业待举之时，得此殊遇，能不感动！细看设宴地址，竟是位于故宫东的礼士胡同！在这翻天覆地之中，犹能用心如此细微，毛泽东的寓意之深，张难先能不详尽吗！四个多月后回武汉，有记者问他，此次在京，你驻留时间较长，感觉最深刻的是什么？他答是这次礼士胡同的宴请，令他感慨的是，他看到“共产党的领袖绝不看外我们，一生如此足矣！”几年后和孙辈谈起这事，仍然叹曰：“一生如此足矣！”1955年，一天携孙子铭玉乘车路经礼士胡同，情不自禁地又指着说：“四九年毛主席就是在这里设宴请我的。毛主席选在这里，这样看重我，我是不会忘的。”
在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等五十六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在选举前的民主协商座谈会上，讨论周恩来副主任报告的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委员名单中列有张难先，令他惊诧不已。适逢周恩来副主任到该组听会，张难先立即十分诚恳地向周恩来副主任提出辞意：“此次政府工作艰巨，非年富力强者莫任。难先年届七五，垂垂老矣，耳聋眼花，何能堪此。请大会另商一人”。周恩来副主任微笑着说：“先生给新政协筹备会来函，提议‘宜以蒋政权时代之浪费为殷鉴，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应宜俭，一洗从前官僚恶习。’连毛主席都称赞先生敏锐，思想极有活力，何谈‘垂垂老矣’，张先生勿辞。我们年富力强的也是要的，那年高德劭的也是要的”。 周恩来副主任说完，就有代表接着发言，周恩来副主任又专注地去听其他代表发言。散会时，张难先见许多人围着一人出来，仔细一看，是毛主席，张难先又上前向毛主席提出辞意。毛主席说：“你张老先生不要谈这件事。”代表们又争先恐后的与毛主席说话。张难先再难开口。后来大会一并通过。张难先也就欣然从命。
张难先是湖北省沔阳县（现仙桃市）人。沔阳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大县，历史上的沔阳州包括现在的仙桃、天门、洪湖等市。沔阳县北依汉水，南邻长江的荆江段。地势平坦，十分富足，为鱼米之乡。但是，历史上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有哒一年收，猪狗不吃锅巴粥”的民谣。还有“卖了儿子把米换，卖了女儿好上捐，饿死壮牛打死狗，背着包裹走天边”这些血泪凝成的花鼓和渔鼓词，真实地反映了沔阳人民遭受水灾的悲惨生活情景。
解放前，只要张难先在湖北，就会到省政府，沔阳县政府，请他们拨款整治堤防，却没有回音；甚至，无奈中民众为堤防集资的钱，称为“堤款”，是在危急时抢险的钱，蒋介石打红军军饷不够时还要强行调去，被张难先以犯上“辞官”护下。
张难先为家乡治理水害的心愿始终没有放下，武汉解放后他给新政府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给新的湖北省政府省长李先念上书，建议治理湖北水利；在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在一九五零年四月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时，以提案形式建议治理水利。
“荆江”是长江在湖北境内的一段，起于湖北省枝城市，止于湖南省洞庭湖口城陵矶。汛期洪水严重威胁荆江堤防，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称。
1950年冬，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并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1951年冬、1952年春，张难先多次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讨论治理荆江的会议。1952年3月4日，他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召集有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政府主席，及中南水利部、农林部、交通部、水利有关各单位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进行商讨荆江分洪工程的会议。进一步了解到中央十分关切这个工程。
荆江分洪委员会李先念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
1952年4月10日，张难先进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委员会议。18日，毛泽东把张难先找来，就《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听取他的意见。
回想解放前。为治水奔波于各级政府得到的冷遇，看现在自己仅一纸提案就得到如此不同凡响。真是天地之别！这个关心民众疾苦的心，何以相似云泥！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参战的军工、民工共30万人。5月24日在沙市召开赠授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荆江分洪工程亲笔题写锦旗的大会。毛泽东主席题词是：“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来恩总理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工地上一片欢腾，军民战斗的热情更加高涨，对提前完成工程建设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张难先心情格外高兴，把它当作一件大喜事，急迫地以《报告一件大喜事 为决定了荆江分洪案而作》为题，于3月1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向中南全区，特别是湘、鄂两省人民报告这件大喜事。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工程中去。
张难先提出：“我希望我们全区，特别是湘、鄂两省人民，体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的这种盛意，尽最大努力，协同解放军和民工同志做好荆江分洪的工程，以消灭荆江大堤南北两岸的水患。并祝你们一定成功。”
1952年6月25日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在沙市荆江大楼(现长委会荆江水文总站驻地)发布《公告》宣布：“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成!”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于同年11月14日进行开工。于1953年4月25日工程完工。
1952年5月27日，张难先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委托，率中南军政委员会慰问团赴荆州慰问荆江分洪员工。在荆江分洪工地，连日不顾年事已高，烈日当头，步行跋涉在几百里的荆江大堤，南闸，北闸上，慰问各工地员工。夜晚还走访各工棚，观看工地上夜间奋战的壮观景象。无论是工地紧张有序的场面，还是军工、民工的忘我精神，都深深地感动着他。他反复对比孔、孟治国安民之策与共产党的安邦建国之策，感触颇多，兴奋不已，大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并在现场应指挥部要求题词“这个空前伟大的工程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才能於最短期间光荣的完成任务。一九五二年五月卅一日。张难先题”。
6月6日，张难先由荆江分洪工程工地回汉后。立即提笔给林宰平先生回信，竟洋洋一千余言。并且不顾十天来连日奔波的劳累，以极兴奋的心情，为《长江日报》撰写稿件，定名为《报告一件大奇事 为荆江分洪任务提前完成而作。》，《长江日报》于6月21日刊载。
在这两篇文章中，张难先从不同的角度叙说自己的相同的结论。“这在廿四史上那里寻得出来呢！”张难先说：“宗法只可施于家庭。现在却有好多条件决不是往日那一套施于有政，那就矛盾起来了。自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起，经几千年到满清，还是以孝治天下。……现在共产党是为国、为人民的政治。何以自解放以来，人民日见兴奋，国格日见提高。……只因政治觉悟从抗日、倒蒋、土改、镇反，觉悟提高……而踩下了宗法观念。只知有国、有人民。所以振臂一呼，而三十万群众集矣。”
1951年12月12日，张难先在中南的一次年底会议上，听汇报中得知，国内还有机关、部队办企业的事。在延安困难时部队生产自救等特殊处理是上策；如今就不可。为机关、部队办企业事致函周恩来总理：
“我现在才知道有个机关部队的企业事件，并且很普遍。这个事件的起因，当然是有其不得已与必需。惟这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的事情。在使用这种办法时，非抓得紧紧的，使他减少毛病。其流弊真是不可思议的。更须要到相当时间，下最大的决心，禁止这个办法才好。这是我私人的意见。特供您参考。”
总理将张难先来函转呈毛主席阅。毛主席反复诵念函中“惟这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的事”，两人商议后，遂立即下令禁止。凡全国各机关、部队所办企业，一概收归政府经营。张难先知道后，心中感叹道“真可谓从谏如流也”。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1951年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中南局赠给他一本，张难先特地为学习毛选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
读毛主席选集笔录 一九五二年元月25日义痴题於汉口市东郊在其背面还题写：学然后知不足，义痴又题。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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