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王士强

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出版《诗歌的重量》《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等著作，获“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等奖项。

访 谈 人 ：王士强

被访谈人：吴思敬

与诗同行，无怨无悔，不离不弃

王士强：

吴老师您好，2025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头版“我是这样做学问”专栏发表了您的文章《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我注意到，这个专栏启动于2024年下半年，采访的是全国不同学科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其中不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等。正如该专栏“开栏的话”中所说：“研究对象不同，治学范式各异，经历心得自然各有侧重，但共同的底色却参差互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守，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淬炼，知之乐之更好之的热切，斯人灯火阑珊处的豁然，师心而不蹈迹的创新，勇立时代潮头的眼界，以及，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那份恒久的责任。”您能谈谈写这篇专栏文章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这句话做题目吗？

吴思敬：

说来话长。我1961年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调整教学方案，为了提高中文系学生的写作能力，增加了写作课年限，由一年改为两年，为便于评改作文，小班上课，一位老师只教一个班，教我们班的就是恩师张寿康先生。张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本在汉语教研室，后安排在写作教研室。张先生学问渊博，讲课活泼生动，评改学生作文更是认真负责。在他任教的两年间，大约评改了我20篇作文，其中有的作文还曾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被宣读过，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还能写出些稍微像样的文章，绝对得益于恩师的培养与教诲。张先生曾在课堂上引用过不少名家语录，其中有一句话，“宁从一而深造，勿泛涉而两失”，出自袁枚的《答友人某论文书》，说的是做学问要专一、要自律。张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张先生说过，他年轻时喜欢诗，也写过诗，但后来觉得自己更适合研究语言学，便把写诗这件事放弃了。先生不以诗名，但是对诗却有着特殊的感悟。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深情地缅怀周总理，写下了悼念周总理的诗篇，其中“廿载犹温一握手”等句，我至今记忆犹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先生欣喜若狂，一口气写了几十首诗，抒发了他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愤慨与对祖国获得新生的欢欣。其中有一首《拟塞下曲》：“汉家悲落日，胡马鸣萧萧。左袒平诸吕，天兵陈渭桥……”借古咏今，格调苍凉，我非常喜欢。应我要求，先生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我，成为他留给我的唯一墨宝。先生爱诗且能诗，但不以成为诗人为目标，他写诗从来不投稿，只在少数知心朋友间传阅，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在语言学的研究上，他对汉语构词法研究的贡献被日本学者写在《汉语研究小史》中。恩师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袁枚的“宁从一而深造，勿泛涉而两失”这句话有了深切的理解，后来读到黑格尔那段有名的语录：“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这与袁枚所讲的精神完全一致。

王士强：

我记得您有一篇写谢冕先生的文章，题目叫作《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的学术人格》。我觉得谢冕先生所说的“一生只做一件事”这句话，与袁枚和黑格尔所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思敬：

是的。谢冕先生这句话可以说是把袁枚、黑格尔所讲的内容具体化了。确实，谢冕先生写了许多文章，出版了许多书，参与了许多活动，但归结起来所做的就是一件事——诗歌。年轻时聆听恩师的教导，成年以后与谢冕先生的交往，使我把“宁从一而深造，勿泛涉而两失”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并也要像谢冕先生一样，一生只做一件事——诗歌。

王士强：

“宁从一而深造，勿泛涉而两失”是袁枚在清代乾隆年间针对当时的读书人讲的，距今已有三百多年，那么到了今天，对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吴思敬：

袁枚在《答友人某论文书》中所提出的“宁从 一而深造，勿泛涉而两失”，是对朋友的告诫，他劝告这位 朋友：“要知为诗人，为文人，谈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 足下亦宜早自择。”简单说，袁枚这里提出的“为诗人”“入 文苑”，指的是当作家；“为文人”“入儒林”，指的是做学 者。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关系到读书 人一生的人生方向的选择，所以要尽早决定。大学阶段是决定 人生道路与专业方向的关键阶段，中文系学生其实也面临着 “当作家”还是“做学者”的选择。当年我的一些同学做着作 家梦，有的立志一生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则为在报刊上 发了巴掌大的一首诗而兴奋不已。我分析自己的主观与客观条 件，放弃了当诗人、作家的念头，而希望成为一名研究文学的 学者。这样一种理想，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历史进入了新 时期，我文学研究的热情才得以复苏，理想得以实现。今天看 来，“从一而深造”的“一”，指的是专业方向，找准这个方 向靠的是“识”。确立专业方向，从客观方面来说，要适应民 族的振兴、国家的需要；从主观方面来说，要适合自己的个 性，是自己的兴趣与优长所在。当客观的需要与主观的兴趣、 自己的优长相一致的时候，就会激发强烈的探索精神，乐此而 不疲。

王士强：

“宁从一而深造”，强调的是“专”，但是我们知道，做学问光是“专”，光是在一个特定领域内深入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博”，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专”与“博”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诗歌基本原理》《心理诗学》等即可看出，您的阅读非常广博，知识结构很前沿，显然是下过苦功夫的。

吴思敬：

是的，做学问需要“专”与“博”的统一。“一生只做一件事”，把诗歌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说，诗歌以外的书就不必读，诗歌以外的事就不必做。实际上就我而言，我的阅读兴趣是十分广泛的。我小时候就读过家中线装本的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从小学到中学阶段，我的阅读兴趣转入现代长篇小说，家里没有那么多新小说，便去学校的图书馆和区文化馆、图书馆去借。在那里我只借长篇小说，打开目录柜，并不左挑右拣，而是按卡片排列的顺序，一本一本挨着借。就这样几年间，我陆陆续续不仅把“五四”以后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老舍、王统照、李劼人、巴金、张天翼、沙汀、赵树理、丁玲、欧阳山等人的代表作都浏览了一遍，还把五六十年代有影响的当代文学作家如杜鹏程、周立波、柳青、杨沫、曲波、梁斌、吴强、罗广斌、杨益言、李英儒、冯德英、浩然等的小说也一本本地读过。此外还读了不少俄罗斯和苏联小说。对小说的浓厚兴趣不只是在中小学阶段，就是上了大学和参加工作以后我也一直保留着。

对小说的阅读和关注贯穿了我的前半生。我认为诗歌有一种固有的先锋性，特别是在时代转变的关键时刻，诗人往往是最早的觉醒者与预言家，发出黎明的呼唤，但是当社会发展相对稳定，文学大军进入一个开阔的领域，小说自然会成为文学的主阵地。在展示历史画面、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上，在揭示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上，在对人性开掘的深刻程度上，小说有着独特的优势。对诗歌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同一时期小说与其他文学现象的关注，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了文学世界的主流，才能为观察与研究诗歌提供开阔的视野与全新的维度。

王士强：

如您所言，您曾把很大精力花在了小说的阅读 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关注新诗的？

吴思敬：

前边说过，我的阅读是从明清武侠与公案小说及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开始的。新诗接触得比较晚。小学四年级时，我有个同学叫罗道明，他是后转学过来的，很聪明，不光功课好，而且会写诗。当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拿给我看，题目叫《美丽的宝岛，台湾》，模仿成人的口气，属于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的路子。这样的诗当然很难发表，也很难得到同学们的共鸣，但是对当时我的心灵却有一种震撼，原来诗不只是大文学家写的，我们小孩子也能写。不过我终究没有鼓起勇气，像他那样去写，却提醒我开始留心报纸和杂志上分行排列的新诗了。

1956年至1958年我国中学语文课程进行了汉语、文学分科的教学实验。那时我在读初中，正好赶上了。当时的《文学》课本不仅选了大量古典诗歌，而且选了新诗，记得有臧克家的《春鸟》、袁水拍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还有翻译诗，如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这些进入课堂的中国新诗和外国诗，对我的阅读经验是有力的冲击，也给我打开了一片全新的文学视野。

我真正系统地阅读新诗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上开始的。这门课一开始，主讲老师就开出了一份长长的书单，包括“五四”以来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小说部分我不陌生，因为老师开列的书目中，许多小说我早就读过。诗歌就不同了，“五四”以后的新诗集从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到闻一多的《死水》、何其芳的《预言》等，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就按照教学的进度，从“五四”开始，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一本本地往下看，从而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诗人与新诗集有了较为系统的印象。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只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史课程当时没有开设。对我来说，当代诗歌的阅读没有课程的压力，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兴趣的涉猎。由于上的是中文系，同学中有几位是诗歌的业余作者，他们喜欢写诗，不断投稿，尽管命中率不高，偶尔在报刊上露一小脸，在同学中却可以“诗人”的身份昂首阔步了。于是谈论当代诗歌与当代诗人也成为同学间常有的话题。此时郭小川、贺敬之、公刘、邵燕祥、张志民、李季、闻捷、李瑛等人的诗开始进入我的视野。我特别喜欢张志民清新自然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诗篇，像他的《小姑的亲事》《倔老婆子》《夜笛》，以及公刘的《上海夜歌》《西盟的早晨》、邵燕祥的《到远方去》、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闻捷的《苹果树下》等，我都到了熟读成诵的程度。

我大学期间对新诗的浓厚兴趣还与当时的诗歌朗诵活动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出现了“星期朗诵会”这样一个新鲜事物。为了普及诗歌文化、推动朗诵活动的开展，当时一些著名的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播音员和诗人一起，在一些剧场举办“星期朗诵会”。一般是在星期日上午，在北京儿童剧院、吉祥戏院、北京音乐厅等地举行。听众购票入场，每张两角。低廉的票价，星期日举行，不影响上课上班，使年轻的学子和诗歌爱好者蜂拥而至。作为组织单位之一，《诗刊》社有时还会向大学生及青年作者发一些朗诵会的赠票。我当时在中文系学生会担任学习部长，负责联系各种学术活动。得到消息，我便由西郊到位于东城区黄图岗的《诗刊》编辑部去领票，当时的《诗刊》编辑部主任丁力问我：“是北大的吗？”我说：“不是，是师院的。”他亲手把票交到我的手中，这是我与丁力先生最早的见面。正是在这些“星期朗诵会”上，我领略到了朱琳、刁光覃、周正、董行佶、赵韫如、杨启天、殷之光等著名艺术家的风采，听到了郭沫若、鲁迅、闻一多、徐志摩、殷夫、戴望舒、光未然、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等现当代诗人的名篇以及毛主席诗词和《革命烈士诗抄》的朗诵。以“星期朗诵会”为代表的60年代初的朗诵热，使我看到了诗歌激荡人心、唤起共鸣的力量，进而激发了我学习与研究新诗的兴趣。

王士强：

谢冕老师曾在《有幸结识吴思敬》的文章中回忆1980年秋定福庄会议时，您是为“朦胧诗”“新诗潮”辩护的一员“大将”：“吴思敬显然是有备而来，但见他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沓卡片，引经据典，连珠炮般地打向对方。他历数诗歌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坚持为当日出现的诗学变革辩护。”由此可见，您对诗歌研究资料有充分的把握。您能否谈一谈您是如何收集与积累诗歌研究资料的？

吴思敬：

革命前辈徐特立老人说过一句话，“不动笔墨不读书”，我始终把它作为座右铭。“动笔墨”的意思就是读书要做笔记。古人讲“俯而读，仰而思”，这就是说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动笔墨、做笔记就是思考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在书中画线，或做圈点、批注，这当然指的是在自己的书上。至于借来的书，我最常用的笔记方式是摘录，即把书中或文章中最精彩的句子或片段摘抄下来。再进一步就是做提要笔记，即在阅读之中或阅读之后，把文章的内容用提要的形式概括出来，既加深了对原作的领会，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当然，综合性的，更深入的读书笔记就是写读后感了，即写出读后的所思所感，既包括对原作的领会与批评，也包括对原作的引申与发挥。

我最早做的读书笔记都是写在笔记本上的，然而，本子一多，要查找一段资料就得慢慢翻，费时费力。后来我改用活页纸。活页纸经济实惠，既能容纳较多的内容，又方便分类，相关的内容分为一沓，用腰封加以分别。但活页纸的问题也在保存上，一沓沓的活页纸摞在一起，要找点东西还得一页页地查，也相当费力。最后，我选用了卡片法。单张的卡片相对笔记本或活页纸而言，容量有限，但它的最大特点是灵活，便于整理，便于分类。同类内容的卡片积累多了，可设置一个导片，放置在卡片柜中，查找起来十分方便。不只如此，记卡片，以及给卡片分类的过程，就是整理思路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知识系统化的过程。自从找到卡片这个工具后，我就不再使用笔记本或活页纸，而是置办了自己的卡片柜，从最早在卡片商店买的4屉布面的小型卡片柜，到后来在旧货店淘到的16屉卡片柜，再到搬到西郊后重新打造的占一面墙的64屉卡片柜。自从电脑普及后，我从1994年便开始在电脑中设置文件夹保存资料。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弃卡片，看书时不忘在卡片上写下点滴心得，出去开会也不忘带上一沓卡片把听到的精彩处及时记下，遇到问题时，也不忘打开卡片柜寻找一些思维的线索，卡片就像我身边的百宝箱一样，须臾不离。

王士强：

2025年初，您获得“第32届柔刚诗歌奖·特别荣誉奖”。授奖辞中有这样的表述：“作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与理论建设的奠基者与引渡者之一，吴思敬教授以其四十余载的学术生涯，自觉建构诗学与社会间的精神通道。他的‘心理诗学’揭示了诗歌生成的内在机制；他的‘自由诗学’则为新诗赋予了一种指归于自由的本质精神，为当代诗歌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潜能。从为‘朦胧诗’的辩护，到对诗歌现场的热忱关注和对诗歌新人的培养与提携，以及对整个中国新诗史特别是新诗理论史的书写，他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的写作温厚而冷峻，既有剖析诗艺的锐利，亦含仁者的悲悯与关切。他不仅是新诗理论的建构者，更是中国诗坛的守望者。有鉴于吴思敬先生的特殊贡献和崇高地位，特授予吴思敬先生柔刚诗歌奖·特别荣誉奖。”我认为，这是诗歌界对您多年来为诗歌事业作出贡献的肯定。

吴思敬：

“柔刚诗歌奖”是国内创办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民间诗歌奖项。感谢评委会的厚爱！能够获得柔刚诗歌奖·特别荣誉奖，对我来说，既是意想不到的荣誉，更感到受之有愧，惶惑不安。

曾经有人问我：“40多年来，您与中国新诗不离不弃，您是靠什么力量走过来的？”我的回答是：“一个字——爱。饱含对文学的爱，对诗歌的爱，对诗歌理论批评工作的爱。”我相信，对从事某项事业的人而言，兴趣超过责任心。一个人只有充满对事业的爱，才能激发浓烈的兴趣，一厢情愿地投入，乐此不疲，甘坐冷板凳，衣带渐宽终不悔。

不知不觉间，我已进入了耄耋之年。1996年我在给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第一部著作《诗学：理论与批评》所写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这是我当时心态的写照，现在时间过去了近30年，但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苏轼《浣溪沙》词云：“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愿秉承苏轼这样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坚守我的人生追求而矢志不渝。

——选自2025年《星星·诗歌理论》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