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淮安府志·第二十三卷·丛纪志一古迹》在“山阳县”名下记载：“淮阴故城：治西北五十里。秦置。《水经注》：‘淮水东北经淮阴故城，韩信钓此。’节孝先生有《淮阴故城序》。甘罗城即此。”明朝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沿袭了正德年间《淮安府志》的记载方法，而将“淮阴故城”与山阳县治之间的距离由“四十里”变为“五十里”，并且将甘罗城”与“淮阴故城”直接融为一体了。韩信垂钓之处离后来才有的山阳县治更远了（相距“五十里”）。

     《康熙淮安府志·卷之十三·丛纪志一 古迹》完整沿袭了《天启淮安府志》在“山阳县”名下的记载：“淮阴故城：治西北五十里。秦置。《水经注》：‘淮水东北经淮阴故城，韩信钓此。’节孝先生有《淮阴故城序》,即甘罗城。”只是将“甘罗城即此”改为“即甘罗城”。

     《乾隆淮安府志·第二十八卷 古迹》在“山阳县”名下不再记载“淮阴故城”和“甘罗城”，却有了一段按语：“按，山阳、淮阴本为二县，今之清江浦至清河县河口及洪泽湖皆古淮阴县境，虽与山阳紧相接壤，其地相距有数十里。苏轼诗曰‘淮阴暮发朝山阳’，是其证也。乃古迹之在淮阴故城者，旧志山阳、清河互见，《江南通志》俱载入清河，今从之。”而在“清河县”名下明确记载：“淮阴故城在县治东南五里。秦时置九江郡，淮阴县隶焉，城宜此时所筑。晋永和间，荀羡辈屯兵其地。今废为淮阴镇。《水经注》云‘淮水东北径淮阴故城’，即此。”“甘罗城在旧淮阴县治北，相传秦甘罗所筑。按，《南畿志》云‘雨中常于土中得小钱，篆文不可识，或云即甘罗葬处。’”乾隆年间的《淮安府志》认为，既然“淮阴故城”已在“清河县”境内，之前几部淮安府志却将其记载在“山阳县”名下是不妥当的。《江南通志》已经将这类古迹记载到“清河县”名下了，《乾隆淮安府志》也就将这类古迹记载到“清河县”名下。《乾隆淮安府志》对“淮阴故城”和“甘罗城”作了分别表述，将秦时的“淮阴城”和东晋永和年间荀羡屯兵之地联系在一起，而说“甘罗城”在“淮阴县治”北。“县治”与“县城”不是同一概念，“淮阴故城”与“甘罗城”是不是两座城，也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宜”是推测，“相传”也无明证，“或云”也只是一说。历史久远，谜团难解。“雨中常于土中得小钱，篆文不可识”，考古可以证明出土的“小钱”为秦汉之物。

     《乾隆淮安府志·第二十八卷 古迹》在“山阳县”的篇目中没有记载“千金亭”“韩信钓台”“古淮阴市”“胯下桥”；而在“清河县”的篇目中都有记载且作如下表述：“千金亭，在淮阴故县西，韩信微时尝钓于此，漂母饭韩信。信贵，赐千金。后人因筑亭其上。又有漂母岸，在淮阴故城南，此为漂母浣絮布之所。”“韩侯钓台，旧迹在故淮阴城下。《史记正义》云：‘淮阴城北临淮水，信钓于此。今郡城朝宗门外漂母祠旁钓台，乃明万历间郡守刘公所建，以表遗址，非果当年淮阴侯钓处也。’”“古淮阴市，在淮阴故城，即淮阴侯微时遇少年处。今府市口有淮阴市碑，乃后人所立，非旧地也。”“胯下桥，去淮阴故城半里许，即韩信未遇时为少年所辱处，今堙废。”这些记载都很明确，毫无含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