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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着自己读一两册书，或许是为稻粱谋；读一个方向的书，充其量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当读书真正融入生活，其用处便不止于谋生或立身——至少，它能让人看清自己那些细小而真实的脾性。这是我对读书之“有用”最切身的体会，尤其那“用”，往往先作用于自我。
近年来，人文理论领域里，韩炳哲这个名字逐渐浮现。他的著作扉页上直接称其为“思想家”——一位来自德国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一系列作品，篇幅皆不大，可谓“小册子”，每本不过七八万字。这样短的篇幅，在崇尚宏篇巨制的学术界似乎不起眼，但其思想容量与穿透力，却远非那些堆砌知识的冗长论文可比。韩炳哲之所以引人注目，正因其拒绝平滑的综述，而直指时代精神的症结。
目前而言，笔者狭窄的视野并未见到理论文章，把韩某著作当作参考文献引用的，这说明我们的理论阐释很警觉“否定性”，抑或理论大脑尚未进入韩炳哲所描述的“当前社会”。当然，此乃后话，不在这里展开了。
在他诸多作品中，《他者的消失》尤为犀利地切中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我们正从一个充满“他者”的世界，滑向一个由“同者”统治的深渊。那曾经激发我们爱欲、挑战我们认知、甚至带来痛苦与地狱感的“他者”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差别、无摩擦的同质化扩散。这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病理，其恐怖之处，源于“否定性”的全面退场。在数字资本与新自由主义的共谋下，我们的交流场域——尤其是社交媒体——日益沦为“点赞”的王国，异议、悲伤与否定性反馈被系统性地过滤和排斥。个体沉浸于信息茧房，被源源不断的同类信息所包裹，误以为自己的所有选择皆出自自由意志，殊不知那正是算法为你精心铺就的轨道。任何来自“他者”的不同声音，因其不在预设的认同框架内，便极易被视为挑衅或敌意。至此，个体不仅在认知上自我封闭，更在情绪上为一种排他的、自以为是的“野性”找到了合理性——一种无需反思、只需贯彻自我主张的“精致野蛮”。
与此相关，“做真实的自己”这一现代箴言，在韩炳哲的剖析下，显露出其吊诡的面目。它表面上倡导解放与独特性，实则可能成为新自由主义最精巧的规训工具。当社会只鼓励一种可被展示、可被量化的“多样性”时，那种真正具有颠覆性、不可通约的“相异性”便被悄然排除。于是，“真实”不再是一种沉静的内在状态，而沦为一场永不落幕的自我表演与营销。人们通过不断自我审视、自我曝光、自我优化，将自身打磨成一件光滑顺遂、迎合市场期待的商品。这不是通往内在自由的路径，反而可能是在纵容一种将一切价值内在化的“野蛮本能”——当外在标准内化为“我要做自己”的绝对律令时，人反而失去了与更广阔世界对话、碰撞并因此修正自我的可能。
数字技术不仅塑造了我们的交往方式，更以一种“平滑的暴力”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真正的“客体”，本应具有某种抵抗性，它会滞涩我们的行动，质疑我们的判断，迫使我们去应对、去思考。这种对抗性，恰恰是事物真实分量与意义的来源。然而，数字化的进程却在不断“去物化”，将一切转化为可操控的图像、可定制的信息流。商品与服务不再与我们对抗，而是揣摩我们的喜好，殷勤地“投喂”我们。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剔除了所有粗糙棱角的数字全景监狱，看似自由穿梭，实则在“无物之阵”中迷失——我们连接一切，却无法真正“进入”任何事物；信息过载，却经验贫乏。在这种失重状态下，自我极易膨胀为唯一的尺度与中心，“他者”被彻底遮蔽，内在的“野性”因缺乏真实的碰撞与阻力而失却方向，沦为一种空洞的自我循环。
这种状态的一个精神症候，便是“自恋的抑郁”。当外部的、来自他者的否定与挑战消失，攻击性无法向外投射，便转而向内，吞噬自身。这不是因为他者的压迫，而恰恰是因为他者的缺席。自恋者看似沉溺于自我爱恋，实则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枯竭——力比多无法投向真正的外部客体，只能在自我镜像中空转，形成一种精神的积滞与淤塞。我们既是施加这种精神暴力的主体，又是承受其后果的客体，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断向外部世界索取对自我镜像的确认。此时，那种不受约束的自我关注与自我主张，便悄然转化为对他人存在空间的挤压与漠视，成为一种对他者无形的“犯罪”。
韩炳哲更进一步，以“自我剥削”的概念刷新了我们对权力运作的认知。在福柯所剖析的“规训社会”中，权力主要通过禁令运作，其逻辑是“你不应”。而今天，我们已进入“功绩社会”，权力的逻辑转变为积极的鼓动：“你能够！”于是，剥削不再仅仅来自外部的资本家或体制，更深重地源于个体内部。我们主动地、甚至亢奋地驱使自我不断超越，将生命投入无限度的绩效追求中，并美其名曰“自我实现”与“自由”。这种没有外部明显压迫者的剥削模式，因其根植于主体的自愿，反而更为彻底和高效，也带来了普遍的倦怠与绝望。在这样的逻辑下，那种内在的、渴望突破一切限度的“野性”，非但得不到解放，反而被巧妙地收编为自我榨取的动力，最终使人沦为自己最严酷的监工。韩炳哲在书末提出了“重建他者”的愿景，尽管这一呼唤在当下同质化的洪流中显得微弱。对我们而言，其警示意义尤为迫切：在一个“他者”日渐消失的世界里，我们凭借什么来约束自我那种“精致”包装下的野性？时下流行的“边界说”与“原罪说”，或许提供了某种简易的心理图式——前者将一切关系简化为不可逾越的界线，后者则将一切困境归咎于遥远的过去。“边界说”的诡辩在于，认为无论干什么、与谁合作，都要有边界，越界即是犯规，即使别人跑到你屋抢劫也不能贸然打断腿；“原罪说”的低能在于，认为一切过错，都应归因于原生家庭，即使自己屎拉错地方了也要推到原生家庭身上。借助韩炳哲的眼光，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仍然需要他者参照，仍然需要相互宽容。现实中，所谓“边界”“原罪”没那么清晰可辨，甚至不妨说，这种所谓的学说，可能真的别有用心。
在韩炳哲的视野下，这两种话语都可能被同质化的社会所利用，成为推卸相互责任、拒绝实质对话的借口，最终加固个体的孤立。真实的生活与他者，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清晰界域。我们需要他者作为不可或缺的参照、碰撞与挑战，需要在摩擦与谅解中学习宽容与共处。若完全失去这面“异己之镜”，所谓的自我坚守，恐将滑向一种封闭且自负的野蛮，那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警惕的精神陷阱。
2026.01.05即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