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烙印，铸就辉煌——读邵祺昌老师《烙印》心得笔记//王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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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烙印，铸就辉煌

——读邵祺昌老师《烙印》心得笔记

王建峰

（一）

拿过邵祺昌老师2024年3月份出版的《烙印》一书，首先映入眼睑的是一段让人眼前一亮的作者简介：“邵其昌，原始学历初中二年级，在任民办教师期间坚持函授十余年，先读本科，后读专科。没学几何教几何，没上高中教高中，没教语文爱写作。退休之后在五老志愿者岗位上坚持宣讲十余年，以爱心奉献社会，业余时间忙于写作，用文字记录历史。”短短一百多字，字里行间透着有点拧巴的刚强和某种不一样的新奇，感觉到有故事，有戏，让人平添了读下去的欲望。

在后来的阅读中，我了解到：邵祺昌老师是周村区王村镇大史村人，1951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回村务农。1978年开始在王村镇当民办教师，教初中数学，短短几年便获得周村区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周村区优秀教师、周村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初战告捷。

1984年中师函授毕业于周村区教师进修学校；1989年本科函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92年毕业于淄博师专中文系民师班，转为公办教师吃公家粮拿工资。奋斗十四年实现了华丽转身。同年8月，调入周村二中任教高中历史。先后获得淄博市模范班主任、淄博市劳动模范、淄博市十佳师德标兵、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红遍淄博。

杜刚声先生1997年在《周村报·一线人物风采录》专栏发表的《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一文中报导：近年来，周村二中的历史教学成绩格外突出，1995年全区高三学生五科竞赛，历史前30名中，二中的学生就占了14人。同一年的高考，全区有7名同学的历史成绩超过了100分，而其中5人来自二中。1996年，二中的历史教学成绩在全区还是第一名……于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两届毕业生的授业教师------邵祺昌。

在周村二中，他在他的班级发起组织了二中有史以来第一个文学社团“晨羲文学社”，用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有的作品在《中学生报》和《校园文化报》上发表。

在他任班主任的班级，他用“唯旗是夺”的精神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在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中，他一个班级的学生一举拿下前三名的全部名次。学生会竞选中，他一个班的学生能连续几届胜出担任学生会主席。他们班的班干部每届都有争取到省市级优秀班干部得以高考时加分，以考上更理想的学校。他甚至现身说法，在教工运动会项目中别人都是跟跑的情况下，而他则仗着自己年轻十来岁在老年组100米跑中最后紧跑几步跑到了老校长前面，得了第一名成为“美谈”，直到有老师向他提出“你怎么能超过校长呢”，他才恍然大悟。

他亲自拿着教室的一把钥匙，并且有早到教室的习惯，大部分时间的教室门都是由他来开，从第一节早自习就和学生在一起，起到很好的约束督促作用。因为离家远（从大史村到周村二中大约40里路），他是住校老师，每天的第三节晚自习他都会靠在班里，有时陪学生学习至晚上11点多。他还改革值日为值周，小组双向选择，增强了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初到二中的时候，他家中还种着四口人的责任田，一个有病的妻子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周末回家种地是他的必修课。他是村里唯一在大雨过后立即翻地播种的人，也是学校唯一在操场上晒麦子的人。那条每周一次两点一线的路上，曾经记录下他无数次在风中在雨中的摸爬滚打和摔跟头。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有时候凑手打把扑克、不下象棋，甚至不参加老师们的“抓大头”游戏。食堂打饭他总是稀饭馒头，买最便宜的菜（两毛钱），食堂的师傅问他为什么不吃火烧和油条，他回答说：“我家里有个病老婆和两个孩子，一家人指望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我没有资格吃油条。”直到现在，他看到有些人大吃大喝造成浪费，就会立马产生一种犯罪感。即使是春节大年夜，他也只是吃顿饺子就算过年，绝不会铺张浪费。他常说：吃了不疼瞎了疼，为了面子浪费饭菜就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不尊重。

他热爱教育，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作是天底下最阳光的事业，正因为如此，他通过自身十余年的努力让自己从一个只有初中水平的民办教师成长为具有本科学历且有教学特长的高中骨干教师。由于连年送毕业班，他身心一直处于连续作战的疲劳之中，身体严重透支得不到休息，经常咳血，到医院一查，他得了“肺结核”。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征询了医生的意见，根据病情化验分析报告（不传染），仍然选择在学校卫生室由校医扎针、配合服药治疗，控制住病情后又结合土法冶疗，带病送高三毕业班这条路。毕业班送走了，许多的学生们以优异成绩走向了新的学校进行深造，他却落下了肺部“纤维化”的老病灶，直到现在，每年的查体都会查得出来。

他的时间观念特别强，他深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以此要求学生，也要求自己。他靠在班里和学生一起熬，同甘共苦，有一次竞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学生们说：“我们的班主任太累了”。直到现在，他还是保持着早晨5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的习惯。从外面回到家，只要还有半小时的时间，他就打开电脑写东西，直到妻子喊他吃饭。早饭10分钟，午饭半小时，晚饭10分钟，其余时间和电脑作对，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自1992年到周村二中教学，邵老师进入了他人生历程的高光时刻，由于成绩突出，他得到了区级、市级、省级无数个奖项，个人事迹上了周村电视台、淄博日报、淄博晚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他被选为全市6位优秀教师组成的淄博市优秀教师报告团在五区三县巡回演讲一个多月，他曾经不无骄傲地说：全市五区三县的书记、区长、县长都给我端过酒！

2006年，他退居二线，不再送高三毕业班了。领导上安排他干教育督导室，他硬是把别人看作是“闲差”、“养老”的地方变成了忙碌、紧张的场所，建立了一整套听课评课和打分量化奖励考核制度，公开课、示范课、汇报课接连不断，一学期19周，他安排听课评课100多节……

2007年，邵老师离岗了。但他并没有离开他心爱的教育事业，他先是从事了多年高考辅导教育，走过了十几所高考培训机构，帮助无数的复读生圆了大学梦。然后又投身于社会教育，积极参加社会志愿者服务活动。2011年，成为周村区关工委的五老宣讲员，2020年又被周村区老干服务中心和淄博市老干局聘为党史宣讲员，2023年还被淄博市关工委授予优秀五老红色故事宣讲员。

我想，大凡能够成为英雄的人，大都是能够冲锋陷阵、冲在最前边的人。爱拼才会赢。

邵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一个好胜的人，一个不服输的人，一个唯旗是夺的人，一个不甘落后的人。

退休后他开始尝试写作，而且一写就收不住了。他自费出版了《与共和国一块成长》《山村的记忆》、《淄西毕氏世谱家传选编》等著作，还参加了许多志书的编修，可谓是硕果累累。

常言说文如其人，文以载道，面对这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面对这样一位一生都在拼搏奋斗的模范人物，让我们走进《烙印》，走近他的心灵之窗，去听一听他心灵的诉说，看一看他铸就的锦绣华章。

（二）

打开《烙印》，就有一种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记录的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我家的生活，大史村的生活，周边村庄的生活，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全是乡亲们人间烟火气息的真实演译，有着地地道道的乡土味道。正如作者所说：写作就是写生活，生活是写作的源泉，生活的桩桩件件，都是最好的写作素材。只要用心，万千物象都会在笔下展现出来；只要去写，就会有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

于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生活的场景便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烙印》一书，共分六章五十三节三十余万字。分别写了作者的童年时代、家乡、村庄、土地。写了作者的青少年时代、父母、家庭、兄弟、学校、老师、同学。写了成年参加工作后担任教师的奋斗历程。写了家庭、夫妻、儿女、生活的艰辛和美好。还写了退休后的充实、奔波、写作和社会工作。写了大史村、王村镇、淄西乃至周村区的许多地方。看似平淡平常，实则气象万千。他以记实的手法记录了王村镇周围、作者几十年时间所经历的、知道的、调查的到现在许多不为人知或不久以后可能将会湮灭的事情、事件、事物，以为留存。他说：将来，下去五十年，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他不愧为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历史教师，能教历史，还能写历史，让人不得不赞叹和折服。

他写家庭，写爷爷以上是三代单传，到父亲一辈男丁又只剩了父亲一根独苗，而他们这一代，遇上了好社会，兄弟六人，又各有所长，囊括了当时农村的四大匠作（石匠、瓦匠、木匠、铁匠）。在父亲的带领下，不知道盖了多少房屋，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水渠，打了多少井，为自己、为乡亲、为社队。他的村上有两座石桥，一座由他的父亲施工建造，另一座是由他施工建造，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能工巧匠。

他写父亲，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送信；曾经带伕支前一去三个月，跟随大部队解放了几十座县城；曾经带领大家搞土改搞互助组走合作化道路；可是运动来了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是有他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落井下石，让他上台受批判。为了不结下仇怨，父亲告诫我们说：许他，不许咱！我们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多么宽广的胸怀！

在《王村镇志》中有一个《1972年大史一队社员邵永财全家收入一览表》，邵永财就是他的爹，这个表就是根据他当年记的流水帐得来的。这一年他们全家六口人共收入1565.13元、支出865.13元，全年结余700元。他在书中写到：“这相当于两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一个农民家庭，生活在人民公社时代，并且是“文革”之中，有如此高的经济收入，谁能相信？但是小本子上明明记着，铁证如山，这就是文物的价值所在。”他非常反感一些“专家”凭着想象胡编乱造以贬低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

那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时代。共和国百废待兴却又蒸蒸日上，解放了的人民欢欣鼓舞，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又走向集体化，沉浸在来不及思考措手不及的幸福里。这就是邵老师从小成长起来的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奠定了他的“三观”，所以在他的语言里、文字中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如他在《黄土地》一章中写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第一次有了国家法律保护的土地，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方式，生产力极其脆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于是又有人开始卖地……”对于走合作化道路，1953年成立互助组、1955年成立初级社，他写到：“父亲说，这是哭的拉着笑的。”1956年成立高级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几十个村庄作为一个公社，当时我们王村人民公社由王村、彭阳、冶头等48个村庄（大队）组成。”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他反对不符合事实地无限扩大，他这样写到：“……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纯粹饿死人的事情在我们那儿几乎是没有的……记得那时候，由于长期的吃糠咽菜，严重营养不良，导致人体浮肿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政府安排医生下乡给社员们检查身体，确实浮肿严重的，可以配发一种“康复饼”以加强营养。当然由于那个时代医疗条件不好，加之营养不良，死亡率比正常年份高是肯定的。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就是想着以当事人的身份为历史研究留下点真正的资料”。完全是以求是的态度来叙事，不夸大也不缩小，中规中矩。

在《我们的家》一章中，他分为“父亲的故事”“一家门口一个天”等六个小节，写出了这个家的团结、这个家的奋斗、这个家的不容易以及发展轨迹，是一部现代版的家庭奋斗史。其中他着墨最多的是父亲，用情最深的是母亲。他说：“父母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兄弟六个绑在一起，也没法和父亲一人的能量相比”。书中他曾讲过一个父亲任大队长时的一个故事：

“在1958年大跃进吃食堂的日子里，由于受共产风的影响，人心浮动，有着吃尽花光的苗头，因为不一定哪一天就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所以食堂开办之初都是大吃大喝，白面馒头、绿豆米饭吃了不少。至于那些麸皮、小米糠、稗子之类的就拿着不当粮食，糟蹋了不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很无奈地说：这些东西早晚还得我们吃。就让保管员把这些麸皮、谷糠、稗子拿到仓库里存起来。第二年春，当小米、白面吃光了后，没啥吃了，人们才到处找东西吃。这时父亲让保管员从仓库里取出那些东西，掺上野菜蒸窝窝头吃。窝窝头蒸熟了掀笼的时候，喷香的粮食味扑鼻而来，人们都说：好香啊！”

这个场景很感人，那年代，没啥吃的年代，何止是“香”，是活命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一个大家庭，孩子多，吃饭多，穿衣多，最忙最苦最累的那个人当然就是母亲了。过年了，他写了母亲领着一家人齐上阵推煎饼，摊煎饼，出豆腐，蒸馒头、蒸窝窝、蒸发糕、蒸年糕……炸年货，一直忙到除夕夜。“70年了，我没记得全家在除夕之夜喝过一次酒，不用说去饭店吃年夜饭了。大年三十，吃一顿水饺就算过了年，其余的时间就是工作。干活干到二十九，吃了包子就下手，就是我们家的光荣传统。”

他还对摊煎饼作了这样的描述：“摊煎饼，是每个家庭的重头戏。”

“摊煎饼就得需用石磨推煎饼糊。我们家里兄弟们多，我和四哥、弟弟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煎饼糊，每天都要推，连推五六天。母亲一个人摊煎饼，整天地摊。摊好的煎饼，晚饭后再一张一张地叠起来。叠完了，十个一摞十个一摞左右交错搭成四方状，放到大瓮里，直到装满了一个大瓮才行。这一大瓮煎饼，全家人能吃到二月二。”

至此，一个慈祥、善良、吃苦、耐劳的母亲的形象便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三）

在第三、四两章中，邵老师写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个人小家庭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说是记录了他的个人奋斗史和一些生活的履历。

他在《怀念牛均藻老师》一文中，写牛老师为“我”扒带修自行车：“他的那双大手很粗糙，根本不是白嫩的先生手。他向下扒带的时候，把一只手插进自行车瓦圈和胶带之间，用力转一圈，外胎就下来了，然后拿出内胎开始补窟窿。我学着他的样子试了一下，虽然勉强能把手伸进去，但夹的生疼，就赶忙抽出来了。”整个过程描写的唯妙唯肖，让人如临其境，甚至有种意识上的生理感受。

初中毕业后，他在村里干建筑，因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手臂骨折不能干活，村里不能白养着他，才让他去学校干了民办教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也叫“因祸得福”，那是在1978年。他是6月30日报到，7月3日上班。“在民办教师登记的时候，我填写的工作时间是1978年7月3日。后来才知道，我如果填6月30日，教龄就会多一年，工资也会高一级。”

他任民办教师后，参加民师考试总是全公社第一。他已经函授了本科学历了，还需要再读师专以后才能转正：“考点设在张店东一路小学，我们那个考场，我的座号是01，也就是进门第一个。记得第一场考试时，市教育局领导去考场巡视，拿起我的准考证一看就说：你这老师刚着笑人了，怎么本科毕业了还来考专科？我连忙站起来回答：老师，本科毕业不是不给俺转正吗？那领导闻听此言说：知道了，知道了，安心考试吧。”就这样他以周村区第二名的成绩被淄博师专录取。

那时候的民办教师，家家都责任田，他们地里的活都是要不歇晌挤时间来干的，有一天中午他用背负式喷雾器在玉米地里打农药：“玉米已经窜出了红缨，结了嫩玉米，我要举着喷杆才能把农药喷到玉米穗上。艳阳高照，玉米林立，地里不透风，气温又高，脚底下滚烫，不多时我就感到头昏恶心，有中暑的感觉。但我还是坚持着把一桶药打完才回家。这次卖晌很危险，差点把命卖了。”

这种情况直到他进城教学，又因妻子有病住进学校后才慢慢得以改善，不再种地了。

进入周村二中后，他工作更努力，取得的成绩更大，得到的荣誉也更多了：“我大致统计了一下，从教33年，我获得了从区级到省级的各类表彰18次，在区级到国家级报纸上刊登我的事迹图文20次，发表的区级至国家级论文10余篇，参与编著全国发行的高中历史复习资料10余册，其中任过编委、副主编、主编。退休后，在五老志愿者岗位上，我还又获得关工委的10余次表彰。”他很自豪地把退休后的工作和贡献称为“后劳模时代。”

第五章《历史追踪》是他这部书的重头戏，写了《周村的故事》等29篇历史、地理人文故事。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以大史村、以王村为中心向周边幅射，乃至周村城里以及北至北郊、南接淄川莱芜、西至章丘等地，远至清代近到现代他所知道和了解的东西。而且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受人之托、之邀、之聘或自愿亲自去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属于抢救性资料，甚至于不乏为珍贵资料。

写《周村故事》，他通过资料和调查以及亲见和亲历，记录了大街铺道石跨越三个世纪的四次大修；记录了斜马路今昔、教堂、周村煮锅100年来的传承等故事。写石庙，他写了赵蘭生千里寻弟、以及石庙村大庙的规模、变迁、衰败直至湮灭，石碑在哪里收藏，石狮子埋在哪些人家房子的地底下都一一在册。写王村，他写了王村的狮子胡同和圩子墙、大寺和大寺湾、节孝牌坊、炳灵公庙以及这些古建筑的湮灭、现状以及重修过程，许多地方被命名为市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学位。他还写了王村大街、大集、店铺、设施、字号和买卖，记录了王村火车站、王村醋作坊24家、“井泉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写了栗家庄的栗泉、张家古城、中央村和白尼河的故事。他详细地记录下了黄家峪惨案和大尚村惨案。如大尚村惨案中记录下了日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的血腥屠杀：1938年2月3日……日军集结了王村和大临池车站的鬼子汉奸500余人，抬着四门小钢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等武器悄悄地把大尚村东、西、北包围起来……鬼子的枪炮突然响了起来……老百姓一个个地倒下去……日军把李荣昌绑起来，在他的头上剜了一个孔，里面放上食盐……这次大屠杀，大尚村四十多人死亡，重伤四十多人，轻伤无数，六百余间房屋被烧毀，西铺村有六人早起外出遇上，其中一人逃脱，五人被鬼子杀死。

他在书中多有记录在近现代消失的许多的东西，有的还存有点遗迹，而有些则刚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或正在消失，如青龙山庙会、青龙山的奇石、云母片、还有台头村的土龙、大临池火车站德国造的老房子、毕木墓、小佛塔头村的老宅子、叉拉山以及可以做石磨的豆青石、栾古村的观音堂、豹山的魁星楼和玉皇宮、李家疃的王氏府第等，还有新建的万家村、东铺村的带有现代化标志的钢筋水泥牌坊……他还论证了萌山、萌水中的“萌”的读法和写法以及给出正确的方言读音。

在《李家疃的故事》中，有许多的细节让人读来如临其境，如：“李家疃是淄博五音戏的发源地之一，王焕奎就是五音戏西路派的创始人，时至今日，李家疃还有五音戏小剧团。王光武之妻王玉华，1958年生人，1970年演过《三定桩》……”“王焕奎自幼爱文艺，精音律，善扮旦角，是五音戏重要代表人之一，艺名自来喜、王妮子，师承鲜樱桃之父邓九星。后自组团队活跃在淄博、章丘一带，培养出一大批五音戏精英，如万盏灯、小锁子等，为五音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加入淄博市五音剧团，1966年去世。”

还有在描写建筑物的艺术风格及实用价值时也相当的细心和内行，注入了浓重的笔墨：“……大门外口，下石上砖，腰托石、上托石、顺山条尺、砖雕驰头花纹精致。现在门前还有三级台阶，左右各有一砖砌简式月台。为确保安全，两扇门不仅厚重，而且门后还有两道活动插关，腰砧上有腰杠孔，插关栓门后再上腰杠，门槛和两扇大门之间还有铁制暗锁，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石磨下面，还有一块祖宗用的练武石，保存完好，此练武石应为一对，另一块不知所踪。”“……至光绪年间，王氏家族深受吸毒之害，商铺、土地全部变卖，三进院落也未逃脱拆除的命运，仅留下后院的东西厢房。现在沿街的南墙残垣上还保留着12个拴马桩。”“……西侧的太湖石依然列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毫无剥蚀。”这样的叙说，比比皆是。

另外，丝市街的半截石碑、北郊镇大七村的石氏庄园、宁家庄的农家小院、流落于章丘文博馆的蒲松龄《创修五圣庙碑记》、王家庄的烧饼坊、杨寨古塔、佛生寺和佛生庄……总之，只要是他发现的、知道的、听说的，他都要去看一看，一探究竟，并且记录下来，深入了解，甚至多次探求论证，随时修正，写成文章。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永不停步的人，一个一直行走在探求路上的人，一个让人敬佩让人仰慕的人。

我和邵祺昌老师是今年的9月14日在博山图书馆王乃玺《老博山孝乡情》新书发布会上认识的（仅仅见过一面，到现在也还只有三个月多一点），同时获赠了老师的新书《烙印》，如获至宝。

我本博山人，对博山的事情还往往弄不清楚，何谈周村。好在两地不是太远，也去过几次，于是便读着邵老师的书去慢慢地了解和理解，有时禁不住读过一段闭了眼睛去幻想某一个场景、村庄、方位和曾经发生的故事，进行时空的对接和无边际的想象，甚至萌生过去到现场看一看的冲动。

邵老师说，他写得不是小说、不是散文、而是历史或曰几十年以后的历史资料。

写实，是《烙印》这本书的主要特色。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乃至日期等，他都严格考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修改。记得当年中央一台曾经有一档节目（叫做《话说长江》还是《长江万里行》），剧组在江南的一个全国排名很靠前的富庶之省采访了当地的一个老农民：他说他们那里很穷，土改时村里评上的唯一一个地主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一口井，天旱缺水的时候他就霸占了水井自己吃；他还说他从小到现在还没有吃饱过一次饭。关于后一个问题，剧组讨论时曾经考虑过是改成“解放前”或是“改革开放前”？但最后还是为了“实事求是”保持了原样播出。在许多年后他们又制作的节目中看到他们的回忆我很受感动。而邵老师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纵观邵老师《烙印》一书，通篇都是真实的故事，都是记实性的文字，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链接而成。有个人的成长奋斗和时代洪流的碰撞，也有家庭和社会的交织、历史和当下的融合、生活的认知和反思。有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无形之中又给人以鞭策和鼓励，是一部具有史料性、故事性、烟火气、乡土味、政教合一的好教材。

我想，他不正是现实世界我们生活中的榜样吗？当你看不清人生目标，找不到前进方向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烙印》，看一看《老邵说说》，他是如何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子里留下生活的烙印，铸就生命的辉煌的。

令人感动的是，在阅读邵老师这部沉甸甸的著作的同时，我还不时的在网上、在《老邵说说》公众号上看到他的日日更新，看到他的笔耕不辍，还有他几乎天天参与的各项活动。新年即将到来，愿邵老师在新的一年里身康体健、万事顺遂、如意！（最后修改于2025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