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窗台那几盆腊梅时，我正靠在藤椅里，看杯中茶烟袅袅升起、飘荡。藤椅是老伴四十年前托村里老木匠用老槐木打的，扶手被摩挲得发亮，覆着一层琥珀色的包浆。昨日她侍弄过的花苞还垂着清露，米粒似的水珠缀在深褐花萼上，斜切而入的晨光一染，便成了鎏金的小灯笼。茶是去年存的普洱，滚水一冲，叶底便翻涌着舒展开，在光里缓缓化开，升腾的蒸气最终隐入窗棂的木纹深处。那缕混着腊梅香的暖意却久久停在鼻尖——这气味渐渐不再只是气息，它仿佛有了触感，细细密密地渗进知觉里，竟像我掌心的纹路一般清晰可辨。这掌纹里刻着七十四载光阴：一半是握锄头磨出的粗粝茧子，在掌心纵横如阡陌；一半是执笔留下的细痕，顺着指节蜿蜒如诗行。

年轻时总觉得光亮须得盛大，要像炸开的烟花，红红绿绿地灼烫夜空，让满场的人仰头惊叹；如今终于明白，真正的光不必向远处寻，它就伏在心口最软的地方，等你用岁月慢慢捂成一小簇安稳的火苗，不晃也不跳，却足以焐热每一个寻常的晨昏。

这些都是黄土与稿纸教会我的，是锄头和笔杆在岁月里对话才慢慢悟透的。

八十年代外出打工，绿皮火车上，我怀里只揣了本诗人舒婷刚出的诗集《双桅船》。车厢里的气味拧成一股粗绳，勒得人发闷：汗味、脚臭、劣质烟草和泡面汤的酸味混在一起，连车窗玻璃都蒙着一层油乎乎的雾。我却贴着玻璃看月亮追着铁轨跑——清清冷冷的一轮，像沉在深井里的银币，连月光都带着凉丝丝的金属味。后来在城北租的小屋，墙皮潮得能掐出水，手指一刮就落下一片灰黑的泥。冬天的风裹着煤烟从窗缝钻进来，连呼出的气不一会儿就能结霜。啃冷馒头的时候，总忍不住盯着对面楼那扇厨房窗：橘黄的光晕隔着玻璃晃晃悠悠，人影在蒸汽里变得模糊而柔软，有时是女人弯腰炒菜，有时是孩子踮着脚够碗柜。那时候常想，什么时候我的屋里也能亮起这样一盏灯？不用太亮，能照亮摊开的纸笔，推门时能有热饭等着，便足够了。

真正遇见那盏“灯”，是在一个冻得骨头咯吱响的冬夜。我在工地捡的水泥袋背面写诗，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握不住笔，得呵口热气才能写几个字。墨水在牛皮糙纸上晕开，像冻住的泪痕，连笔画都打着颤。写到“霜在瓦上结成了盐，我在盐里看见了故乡的田”时，笔尖忽然停住——心底“腾”地一热，仿佛捂了很久的种子顶开了冻土。那暖意从心窝漫到指尖，连水泥袋的粗硬都变得温驯起来，像被太阳晒透的旧棉絮。原来每个人心里都埋着火种，不必等谁来点燃，得自己对着微弱的火星轻轻呵气：吹开积灰，呵暖寒凉，它自会慢慢亮起来。

日子稳当后，全家迁到阳逻。我常去柴泊湖、倒水河、长江边看水。水面泛着清辉，像蒙了层细纱，却照得见石缝里青苔的嫩绿，照得见叶尖将坠未坠的水珠——圆滚滚的，裹着光，宛如一颗颗小珍珠。这光，是岁月淘洗后的底气，像老茶泡开后的醇厚，不必急着喝，慢慢品才知滋味。前些天整理旧物，从相册里掉出一张黑白照片：我们一伙半大孩子挤在中学的槐树下龇牙笑着。我站在最左边，蓝布褂洗得发白，第二颗扣子掉了，用别针凑合着，脸上冒着青春痘，眼睛却亮得像擦过的玻璃球，连阳光都在瞳孔里跳。上个月老张做寿，我们一帮老伙计又聚在一块儿：他背驼了，像棵被风吹弯的老槐树；李姐鬓角落了霜，头发白了大半。可酒杯一碰，眼里的光“唰”地亮起来，还是当年偷摘校长家桃子时的淘气。老张拍着桌子讲偷西瓜的旧事，说那次被看瓜老头追了二里地，鞋都跑掉一只。李姐捂着嘴笑，皱纹堆成了花，连老花镜都滑到了鼻尖。去年老张摔了腿，我们去看望他，他肩膀微微发抖，后颈的白发沾着汗，高兴得眼圈也红了。我心里暖得像揣着刚出炉的红薯——这辈子，我们的脚印早叠在了一起，你拉我翻坎，我扶你爬坡，彼此的体温焐软了那些硬邦邦的岁月。

说起光，又想起去年带外孙女上山看红叶。小丫头穿着红棉袄，像只移动的小灯笼，跑起来时辫子甩得老高。没料玩得下山时已是傍晚，下到半山腰起了雾，她攥紧我的手说：“外公，我怕，看不见路了。”我摸出儿子淘汰的旧应急灯，光晕黄黄的，只照得见脚下几步路。正要慢慢往前走，旁边几个年轻人默默靠了过来，有的打开手机灯，有的掏出小手电。白的、黄的、蓝的光聚到一处，把湿滑的山径照得清清楚楚。大家挨着走，胳膊挨着胳膊，脚掌贴着脚掌，那股热气比暖水袋还扎实。有人哼起歌来，调子跑得像破锣敲，却没人笑，都跟着哼，连雾里都飘着暖融融的曲音。原来世上没有永远孤独的路，不是谁的火炬有多亮，而是大家都愿意把微光凑到一起——光与光连成一片，就能照见前路。

今年窗下的腊梅开得泼辣，枝桠上挤满了花苞，开了的像小喇叭，没开的像小拳头。香气涌进来时，我给在西藏服役的小儿子发了条消息：“天冷加衣。心里那团火，得自己守着添柴，别让它灭。训练累了，就想想家里的花，香着呢。”他发回的照片里，高原哨所的雪地上，他站着微笑，帽檐沾着雪，肩章上的星徽微微闪着光。背景是皑皑雪山，太阳悬在天边，并不烈，像块温润的玉，把他的影子拉得细长。我知道，他心里的火正稳稳烧着，不晃也不摇，就像哨所门口那盏永远亮着的红灯。

忽然想起小时候娘教我生煤炉的模样：她佝偻着身子，手上沾着煤灰，攥着我的小手说：“先引废纸，火苗起了再架细柴，然后放粗木头，最后放炭。摇扇要均匀，不能太快，心急反而扇灭。”那时我才八岁，蹲在灶台前看她把纸点燃，烟呛得我直咳嗽，她就用围裙轻轻给我擦眼泪。那煤炉的温度，我记了一辈子。原来生火就是过日子的道理：不急不躁，不必求火苗蹿得老高，不必盼炭火烧得旺旺的。能稳稳地暖着自己，那份热乎气若能拂过身边人的衣袖，让人觉着暖，便已足够。

昨儿黄昏，和老伴沿阳逻江堤散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处，像两棵并肩的老树。江风凉丝丝的，吹得她的围巾轻轻飘起来。她忽然指着江面说：“老头子，你看，每朵小浪花都在发光哩。”我望过去——夕阳碎成了万千金鳞，每朵浪尖都捧着一小片光，像撒了细细的金箔。它们挨着挤着，顺着江水往前流，把整条江染成了暖洋洋的金黄。我们这些人，不就像江上的小浪花么？各自心里亮着一盏小灯：你的光照亮着我脚下的滑石，我的暖烘着你的湿衣角，你的光晕里晃着我的笑纹，我的灯影中藏着你的模样。我们挨着挤着往前流，不知不觉，就汇成了一条暖暖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