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往事,都盛在一方叫作兵团五七农场五连的天地里,后来兵团恢复,这里成立了八一酒厂。时隔四十余年,岁月或许会磨平现实中的痕迹,却永远带不走记忆深处的鲜活细节,那些人、那些事,反倒随着年岁渐长愈发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许是那时的时光太过干净,与如今的喧嚣相比,更显珍贵。
大院的模样,是童年最鲜明的印记。我家住在院子中央,门口就是一块平整的操场,木质篮球架立在边角,连队的篮球赛、拔河比赛总在这里热热闹闹地举行。操场北边,是一排始建于60年代末的仿当时苏联时期的清房,那是我们的学校,从西向东依次排着老师的宿舍、办公室,再到一年级至五年级的教室。70年代起,酒厂的子弟们都在这里上课,每个班的学生不多,我们班只有17人,却盛着说不完的欢乐。操场东侧隔一条路是连部,同样是仿苏联建筑式平房,门口立着一棵三人都抱不住的大榆树,树干上挂着马车的铁质轮毂,连队有事就敲响它,“当当”的声响能传遍整个大院;树顶还架着大喇叭,平日里播通知、放的内容可丰富了,除了《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旋律,还有《瓦岗寨》的评书、侯宝林的相声段子,尤其是评书中高宠挑滑车的情景,一杆长枪力挑十一辆千斤铁滑车的壮烈,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每次喇叭一响,大人小孩都爱凑到榆树下听,那时只觉得新鲜有趣。宋庆龄主席去世时,播音员低沉刚毅的声音,至今仍在耳畔回响。操场南边立着一棵几人合抱的大榆树,枝繁叶茂,绿荫能盖住半块操场;我家围墙旁边也长着一棵同样粗壮的大榆树,这棵榆树的北面,是一处泉眼,泉水汩汩往外冒,甜丝丝的,掬一捧喝下去,暑气瞬间消散。一到榆钱挂满枝头的季节,满树就像缀满了绿莹莹的小铜钱,我们猴儿似的爬上树,坐在横生的枝桠间,捋下满满一兜嫩生生的榆钱带回家。母亲会把榆钱拌上面粉,上锅蒸熟,再淋上一勺香油、撒点盐巴,一碗喷香的榆钱饭就成了,入口软糯清甜,那滋味,是独属于春天的美妙。连队的鱼池就依着这泉眼挖建而成,池边栽着好几棵柳树,春风一吹就垂下嫩黄的枝条。春日里最惬意的,是折下池边柳树的嫩枝,拧出白白的柳芯做成柳笛,蹲在柳树下悠悠地吹,不成调的呜呜声混着池水里的蛙鸣,在风里飘出老远。到了秋季,榆树和柳树的叶片都染成金黄,风一吹便簌簌飘落,像撒了一地的碎金,那真是大院里独有的一道风景。夏夜的大院最是安宁,蛙鸣此起彼伏,偶尔传来几声狗吠,这些细碎的声响裹着晚风,成了伴我入眠的摇篮曲。
童年时代的日子,无拘无束得像天上的云。没有现今孩子们沉重的学习压力,我们满院子撒欢,最爱玩的有两样:一是学着英雄的模样打仗,我们用柳枝当步枪、
用土块当手榴弹,在连队的小巷子里穿梭追逐、喊杀阵阵,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肯罢休,直到母亲站在巷口扯着嗓子喊回家吃饭,才恋恋不舍地收了“兵器”;二是冬日雪地里的打尜尜,我们用木头削出两头尖尖的木尜,厚厚的积雪把操场盖得严严实实,几十个孩子分成两队,一方把木尜往雪地上一放,拿木板使一敲,木尜就打着转儿腾空而起,趁着这股劲儿,再挥起木板狠狠一击,木尜便“嗖”地飞向对面。对面的孩子们早早就攥紧棉帽,眼睛紧紧盯着飞过来的木尜,铆足了劲儿用棉帽去接,接住了就能换来一阵欢呼。家里的大黄狗也颠颠地跟在后面跑,爪子踩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尾巴摇得像朵花。若是放到现在,家长们见了这两头尖尖的尜尜,定然是万万不肯让孩子玩的,生怕磕着碰着伤了人,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就是我们最盛大的乐趣,孩子们的欢笑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在整个大院的上空回荡,把树上的积雪都震得扑簌簌往下掉。课堂上的趣事也不少,一年级时我曾偷偷玩火,烧着了同学的头发,还拿火柴划同桌的确凉裙子,扯出一道大口子;对学习不好的胡姓女同学,我更是满肚子恶作剧,在她的白衣服背上甩出一片墨迹,让她气得跳脚,还得了“小魔鬼”的外号。那时最让人羡慕的,是刘老师的儿子王同学,他父亲是连队的销售科长,姥爷是南京来的酿酒技术员,家境最好,常带卤猪肝来学校,那油润的香气,在我们眼里就是顶好的奢侈品。我们带的零食不过是腌胡萝卜、萝卜干,偶尔能从食品厂亲戚讨来点奶粉,干抓着塞进嘴里,那股香甜至今难忘。我和发小孙同学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一同参军入伍,一路都相伴在一起。我家、孙家,还有大院里不少人家,当时属于家庭出身都不好的,孙同学的父亲“孙大个子”叔叔是连队的热心肠,乐于助人。我俩学习都名列前茅。学前班时地震,大家都慌慌张张往操场跑,而我却折返回教室,只因我的书包还在课桌里,那书包上的两朵小红花,是母亲一针一线绣上去的,花旁还绣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七个工整的小字,那是我童年里最珍贵的宝贝。元旦在连队礼堂演出,我们跟着《池塘里养了一群小鸭子》的歌曲跳着舞蹈,孙同学腰上缝补的布皮带突然断裂,裤子滑落,屁股都露了出来,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大院的老榆树下,藏着不少长辈们的故事,黄爷爷的身影,是其中最和蔼的一抹。他留着一缕花白的山羊胡子,说话带着朴实亲切的河南口音。他总爱蹲在老榆树下抽旱烟,烟杆一明一暗,烟雾慢悠悠地飘向空中,见了小孩就笑眯眯地从兜里摸出块糖。他的小脚老伴解开裹脚布时,变形的脚趾曾让我震惊。有一回他的外孙子从家里翻出一枚非常漂亮的徽章,偷偷拿出来给我们这群孩子把玩。那徽章是金属做的,上面刻着我们从没见过的陌生图案,一个青色底子白太阳的纹样,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傍晚时分,黄爷爷寻了过来,脚步比往日急了些,声音压得低低的,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焦灼,却又不敢大声说话,只挨家挨户轻轻敲门,低声问:“娃儿们,见着我孙子拿的有个太阳的铁片片没?”那模样,是迫切,是慌张,还有几分藏在骨子里的小心翼翼。后来才知道,那枚徽章,是黄爷爷当年投身正义的见证,更是他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荣耀,藏着一段旁人不知的热血过往。
和黄爷爷常凑在老榆树下唠嗑的,还有几位爷爷,他们都是国民党起义军官。湖南籍的刘爷爷话不多,总爱眯着眼晒太阳,聊到大家的出身时,他会慢悠悠叹一句:我们都是“贼配军”,一句玩笑话,是道不尽的辛酸。聂同学的爷爷,曾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官,更是我们当地食品厂的创立者之一。文革时,他家里被搜出一把中正剑,这事曾让整个大院议论了好一阵子,可平日里的他,不过是个扛着锄头下地、会给我们讲故事的老农。柴爷爷和姚爷爷也一样,说话带着南方口音,闲来无事会做香甜的糯米糕分给孩子们,谁也看不出他们曾是戎马半生的军人。这和我从宣传里听来的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当时课本和喇叭里说的国民党军人,都是凶神恶煞的模样,可眼前的这些爷爷,温和又朴实,连说话都轻声细语。这彻底颠覆了我童年的幼稚认知,来到现在我明白非黑即白的标定如此单薄,根本容不下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连队里的保定籍潘指导员,也是让我困惑了很久的人。他面容慈祥得像尊佛,见了谁都点头问好,平日里总帮着邻里挑水、修农具,谁家有难处他都第一个伸手,是院子里公认的好人。可这样的好人,却有个怪习惯,从不进连队的大澡堂。后来我才知晓,潘指导员曾参加朝鲜战争,是志愿军180师的连队指导员,战场上不幸被俘,背上还被敌人刻下了屈辱的汉字,这份经历成了他一生不愿示人的伤痕。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英雄宁死不屈的故事,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好人会被抓住?为什么英勇的志愿军也会被俘? 这个疑问,像颗小石子,在我心里压了许多年。
四川籍的肖老师佝偻着背,谁能想到这位老教师,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他家屋后的平房旁,就是连队的养猪场,特殊年代里他的儿子不堪批斗,在养猪场的棚子里上吊自杀,那片地方从此成了我们童年不敢靠近的禁区。每次路过养猪场,我们都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鼻尖萦绕着淡淡的猪粪味,心里满是莫名的惶恐,生怕惊扰了什么。
79年我家搬新家前,我出生的老房子门口的渠沟旁长着碗口粗的柳树,在那里父亲曾下套捕野猫,柳树旁的小渠是我们儿时戏水的地方,夏日里光着屁股泡在水里,溅起的水花混着笑声,是独属于童年的清凉。82年,一家刘姓职工搬到了我家老房子里居住。挖菜窖时,挖出了几锅铜钱,里面有乾隆通宝,还有道光通宝、咸丰通宝,政府奖励了他家600元,刚挖出时大院里瞬间沸腾了。我们凑上前讨来几枚,用布包着铜钱当底座,插上彩色的鸡毛做成鸡毛毽子,在操场上踢得满场翻飞。如今父母留下的老柜子里还留着几枚,成了童年时光的纪念品。
接下来的岁月里,一切都在悄然改变。90年代,那排装着我们17个孩子童年的苏式土坯房学校被拆除,连部的大喇叭声也渐渐沉寂。再后来企业改制,我家所在的院子也被荒废,老屋被推倒,曾经的家、泉眼和鱼池,如今都只剩下一片荒芜,风吹过的时候尘土飞扬,至今都没有再建起什么。
前几年,我们几个老同学又回到了大院,想起当年喇叭里反复播放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一晃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同学们如今的光景各有不同:胡同学在深圳证监所工作,白同学是留法博士,学成归来后现在是浙江知名高校的教授,王同学是一县统计局的领导,孙同学在洛阳中铁十五局任职,聂同学则留在家乡成了当地的公务员。我们站在废墟上,指着记忆里的位置,说这里曾是教室,那里是连部的食堂,还有我家门前的操场,曾回荡着拔河比赛的呐喊。我不由自主地哼起了那首老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调子一出,望着眼前的断壁残垣,眼眶都湿了。这一刻领悟到当年唱的这首歌,唱的不是欢聚的热闹,而是岁月的沧桑。
那些非黑即白的童年认知,那些解不开的疑问,最终都在岁月里慢慢释怀。童年记忆就像一只万花筒,母亲绣的小红花书包、老榆树的绿荫、腌萝卜干的咸香、打尜尜时头上蒸腾的白汽,这些细碎的旧时光,是筒壁上斑斓的色块,转动起来,每一幕都丰富明亮,埋在心底,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惆怅。
余成刚,新疆石河子市人。1975年出生1991年入伍,任坦克第12师47团坦克一营文书。退伍后历任乌苏啤酒公司新疆区负责人,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机场营销运营总监,现任北京逸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