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东坡新传》兼论苏东坡入世与出世的思想转变
◎ 孙雁鸣 教授 作家
近日得闲,复读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古人云,好书不厌千回读,一回读来一回新。再读之仍觉新颖,且会意更深。该书凭借其严谨的史学考证、细腻的情感笔触以及对苏轼形象的深刻塑造,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好评,在文化界和读书群体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该书以苏轼的诗词为主线,结合《东坡文集》、宋代笔记等百余种史料,将文学创作与历史事件紧密交织。详细讲述了苏东坡从翰林学士的高位到被贬为狱中囚犯的低谷,再到以旷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困境的一生。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铺展开苏东坡六十余载人生长卷,其思想脉络从青年时“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儒家入世热忱,到乌台诗案后“江海寄余生”的道家出世通达,恰似一条在山谷间蜿蜒的河流,虽经急流险阻,却始终坚守着“以实为本”的心中河道,那份不附党、不盲从的独立人格,更如河底石块,让每一次思想转向,都沉淀出动人的风骨。在李一冰的细腻记述中,既能看见苏东坡“为生民立命”的具体行迹,也能透过他的诗文与书信,触摸到一位备受后人敬仰的古代文人在时代洪流中“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的精神内核。
入世之初:以儒家为骨,立实为基,不做党争的附庸者
苏东坡自嘉祐二年(1057)登科入仕,便带着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信念踏入官场。李一冰称其“初任官职,即如农夫耕地,唯念稼穑之实,不问畦亩之名”。当是时,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新法如狂风骤雨般席卷朝野,“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等政策出台,新党拥趸喊好如潮,旧党则缄口自保,唯有苏东坡以地方官的实际见闻为据,奋笔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直言新法之弊:“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在书中细数凤翔任上所见:“青苗法行之州县,官吏务为苛急,多散钱与之,使民负息至倍,昔之富民,今多贫蹙”。苏轼并非刻意反对变法,而是痛惜良法因“激进冒进”而沦为扰民之政。李一冰特意摘录苏东坡在《答陈师仲书》中的自白:“某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然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于世久矣。然其言皆出于肺腑,非缘饰而为之者。”这份“言出肺腑”,正是他对新法态度的底色——他反对的不是“变”,而是“变而失实”。
待到元祐初年(1086),宣仁太后临朝,旧党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决意全盘废除新法,朝堂上又是一片“尽废新法”的附和之声,苏东坡却独持己见。他在政事堂与司马光激辩,力证“免役法”的可行性:“昔在杭州,见免役之利甚明。小民纳钱免役,得专力于耕织,比之旧役,岁省过半;官府亦因雇役,事务流转无滞,此实利国利民之举,不可因‘新’字而废之。”李一冰在传记中记载了这段辩论的细节:“光怒,谓东坡曰:‘君乃新党邪?’东坡对曰:‘某乃百姓耳!百姓以为便,则某以为可;百姓以为不便,则某以为不可,何论新旧?’”这番话掷地有声,道破了他独立立场的核心——他既非新党羽翼,亦非旧党附庸,心中唯一的标尺,那就是百姓的真实生计。
而他任官地方时的作为,更将这份“务实”落到实处。凤翔签判任上,他见“衙前役”让百姓“疲于转输,至有鬻子偿债者”,便上书请求改革役法,提出“以户等为差,量力派役”,使“民不废业,官亦无阙事”;杭州通判任上,西湖淤塞“芦苇弥望,水涸田裂”,他亲自乘舟勘察,绘制《西湖图》,提出“修堤蓄水、分塘种菱、以菱养堤”的方案,虽因任期未满未能亲建,却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留下“西湖若废,则杭城百万生民无水可饮,田畴千顷无由灌溉,此非小事,当为久远计”的恳切之语,为后来“苏堤春晓”的景致埋下伏笔。李一冰评价此时的苏东坡:“其入世,非为仕途升迁,非为声名显赫,只为‘做实事’三字。诗文于他,不过是治政之余,抒发怀抱的余事,故其文皆有烟火气,其诗皆有民生味。”
乌台惊变:以道家为魂,守真为要,在苦难中臻于通达
元丰二年(1079)突然发生的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的“断崖”,也是他人生观产生极大变化的转折点。李一冰以“百日牢狱,九死一生”形容这场灾难——御史李定、舒亶等人从苏东坡的诗文中罗织“谤讪朝廷”的罪名,将《山村五绝》中“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解读为讽刺青苗法,将《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诬陷为讥讽皇帝,苏东坡被从湖州任上逮捕,押赴汴京,投入御史台狱。李一冰摘录了苏东坡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狱中寄子由》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字句泣血,道尽生死未卜的悲戚,也让他对朝堂党争的残酷、对“文以载道”的风险有了痛彻心扉的认知。
幸得王安石“圣朝不宜诛名士”的劝谏,苏东坡幸免于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形同流放。初到黄州时,他“闭门谢客,幅巾草履,往来于阡陌之间”,在《答李端叔书》中袒露心迹:“谪居以来,深自念省,回头自视,皆不足道。所得惟山林之乐,与田里之游,虽饥寒劳苦,而终不悔也。”李一冰写道:“东坡在黄州,始潜心读《庄子》,尝夜坐小窗,读《南华经》至‘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忽抚几而叹:‘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道家“顺应自然”的智慧,熨帖了他被党争灼伤的心灵,但这份“出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以“真”为核心的精神重构——他不再执着于“致君尧舜”的虚名,转而追求“心无挂碍”的本真。
他在东坡开垦十亩荒地,“躬耕于泥涂之中,戴星而出,荷锄而归”,因效仿他的偶像、唐人白居易的“东坡菜地”,遂将此地块亦命名为“东坡”,且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中写下“泥污胭脂雪,茅檐竹屋新。使君原是此中人”,坦然接纳“农夫”的身份;他与渔樵为友,“相与饮酒于江上,醉则散发卧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在《赤壁赋》中发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慨叹,将对生命短暂的焦虑,转化为对自然永恒的敬畏;即便生活困顿,“布衣草履,日食不过数升”,他也能从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中寻得至乐。李一冰注解这段岁月时说:“东坡在黄州,不是放弃了儒家的‘仁’,而是以道家的‘淡’包裹了它——他仍念百姓疾苦,却不再以‘谏官’的身份强争;仍想做实事,却不再以‘功业’的成败衡量价值。”这种转变,让他的“出世”有了温度,而非冰冷的超脱和躺平。
晚年通达:融儒道为一,以实践道,成烟雨平生之境
黄州之后,苏东坡的人生虽然有一段高光时刻,但终究还是造化弄人。以章惇为首的新党翻身后,他愈发颠沛,从惠州到儋州,越贬越远,李一冰形容其“足迹所至,皆为天涯海角,然其心之所向,终是民生疾苦”。贬谪惠州时,他见百姓渡江“多有覆溺之患”,便四处奔走,“书字换钱,得数百缗,又请于官,得度牒三十道”,主持修建“东新桥”“西新桥”,桥成之日,百姓“欢呼雀跃,载酒相贺”,他在《两桥诗•并引》中写道:“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字里行间皆是为民做事的欢喜,全无贬官的颓废。李一冰记载,当时有官员劝他“身处远荒,不宜多事”,苏东坡却答:“食君之禄,当为君分忧;居民之地,当为民解困,此乃本分,何论远近?”此时的苏轼虽见得在为民鼓与呼,力与行,但其人生态度却由过去的昂扬向上,转向了平和自然,和光同尘。
贬谪儋州时,当地“文化未开,民不知学”,他便“设帐于桄榔庵中,从学者数十人”,亲自讲授经书,还写下《书传》《论语说》等著作,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进士,被其自评价为“破天荒”。他在《与程秀才书》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疠。”即便如此困顿,他仍以“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自我安慰,这份通达,这正是道家“安之若命”与儒家“随遇而安”的完美融合。
而这份心境的巅峰,恰好印证了他在贬谪黄州期间所写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的心理变化。李一冰在传记中特意将这首词放在苏东坡遇赦北归的背景下解读,称其“是东坡一生的精神总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放弃抗争,而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他曾为新法弊端据理力争,也曾为旧党过激仗义执言,虽因此屡遭贬谪,却从未后悔;“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是麻木不仁,而是看透世事的通透。他明白,党争的喧嚣终会过去,唯有为民做事的“实”,才是永恒的价值。李一冰评价道:“东坡的‘出世’,从不是逃离现实,而是以更豁达的心态面对现实;他的‘入世’,也从不是汲汲于功名,而是以更纯粹的初心践行责任。”
苏东坡的一生,是在入世与出世的转换中不断提纯的一生,而贯穿始终的独立人格与务实精神,更让他超越了时代。在当下社会,这份“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的精神愈发珍贵——学习中不盲从权威,以实践检验真理;工作中不照搬经验,以实效衡量价值;治理中不囿于教条,以民生为根本准则。正如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结尾所写:“东坡之伟大,不在其诗文之辉煌,而在其于困厄中不失本心,于纷扰中坚守立场,如明月照江,虽经云雾遮蔽,终会穿透阴霾,照亮后世。”从锐意进取到烟雨平生,苏东坡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文人风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理想与现实、进取与通达之间,守住“实”的底线,活出“真”的模样。
孙雁鸣,笔名雁鸣,湖北新洲洲人,大学文化,民建会员。乐山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作协会员。曾任国企宣传员、报纸刊物编辑、民企高管,现供职于四川省内某媒体。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后在《长江文艺》《芳草》《滇池》《青春》《四川文学》《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及报告文学计百余万字。其中中篇小说《生命之水》(原载四川文学)获得市级文学创作一等奖,其余各种奖励若干。2009年出版个人散文集《春三月,我们那里没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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