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闲，复读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古人云，好书不厌千回读，一回读来一回新。再读之仍觉新颖，且会意更深。该书凭借其严谨的史学考证、细腻的情感笔触以及对苏轼形象的深刻塑造，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好评，在文化界和读书群体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该书以苏轼的诗词为主线，结合《东坡文集》、宋代笔记等百余种史料，将文学创作与历史事件紧密交织。详细讲述了苏东坡从翰林学士的高位到被贬为狱中囚犯的低谷，再到以旷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困境的一生。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铺展开苏东坡六十余载人生长卷，其思想脉络从青年时“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儒家入世热忱，到乌台诗案后“江海寄余生”的道家出世通达，恰似一条在山谷间蜿蜒的河流，虽经急流险阻，却始终坚守着“以实为本”的心中河道，那份不附党、不盲从的独立人格，更如河底石块，让每一次思想转向，都沉淀出动人的风骨。在李一冰的细腻记述中，既能看见苏东坡“为生民立命”的具体行迹，也能透过他的诗文与书信，触摸到一位备受后人敬仰的古代文人在时代洪流中“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的精神内核。

 

入世之初：以儒家为骨，立实为基，不做党争的附庸者

 

苏东坡自嘉祐二年（1057）登科入仕，便带着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信念踏入官场。李一冰称其“初任官职，即如农夫耕地，唯念稼穑之实，不问畦亩之名”。当是时，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新法如狂风骤雨般席卷朝野，“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等政策出台，新党拥趸喊好如潮，旧党则缄口自保，唯有苏东坡以地方官的实际见闻为据，奋笔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直言新法之弊：“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在书中细数凤翔任上所见：“青苗法行之州县，官吏务为苛急，多散钱与之，使民负息至倍，昔之富民，今多贫蹙”。苏轼并非刻意反对变法，而是痛惜良法因“激进冒进”而沦为扰民之政。李一冰特意摘录苏东坡在《答陈师仲书》中的自白：“某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然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于世久矣。然其言皆出于肺腑，非缘饰而为之者。”这份“言出肺腑”，正是他对新法态度的底色——他反对的不是“变”，而是“变而失实”。

    待到元祐初年（1086），宣仁太后临朝，旧党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决意全盘废除新法，朝堂上又是一片“尽废新法”的附和之声，苏东坡却独持己见。他在政事堂与司马光激辩，力证“免役法”的可行性：“昔在杭州，见免役之利甚明。小民纳钱免役，得专力于耕织，比之旧役，岁省过半；官府亦因雇役，事务流转无滞，此实利国利民之举，不可因‘新’字而废之。”李一冰在传记中记载了这段辩论的细节：“光怒，谓东坡曰：‘君乃新党邪？’东坡对曰：‘某乃百姓耳！百姓以为便，则某以为可；百姓以为不便，则某以为不可，何论新旧？’”这番话掷地有声，道破了他独立立场的核心——他既非新党羽翼，亦非旧党附庸，心中唯一的标尺，那就是百姓的真实生计。

    而他任官地方时的作为，更将这份“务实”落到实处。凤翔签判任上，他见“衙前役”让百姓“疲于转输，至有鬻子偿债者”，便上书请求改革役法，提出“以户等为差，量力派役”，使“民不废业，官亦无阙事”；杭州通判任上，西湖淤塞“芦苇弥望，水涸田裂”，他亲自乘舟勘察，绘制《西湖图》，提出“修堤蓄水、分塘种菱、以菱养堤”的方案，虽因任期未满未能亲建，却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留下“西湖若废，则杭城百万生民无水可饮，田畴千顷无由灌溉，此非小事，当为久远计”的恳切之语，为后来“苏堤春晓”的景致埋下伏笔。李一冰评价此时的苏东坡：“其入世，非为仕途升迁，非为声名显赫，只为‘做实事’三字。诗文于他，不过是治政之余，抒发怀抱的余事，故其文皆有烟火气，其诗皆有民生味。”

 

乌台惊变：以道家为魂，守真为要，在苦难中臻于通达

 

元丰二年（1079）突然发生的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的“断崖”，也是他人生观产生极大变化的转折点。李一冰以“百日牢狱，九死一生”形容这场灾难——御史李定、舒亶等人从苏东坡的诗文中罗织“谤讪朝廷”的罪名，将《山村五绝》中“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解读为讽刺青苗法，将《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诬陷为讥讽皇帝，苏东坡被从湖州任上逮捕，押赴汴京，投入御史台狱。李一冰摘录了苏东坡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狱中寄子由》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字句泣血，道尽生死未卜的悲戚，也让他对朝堂党争的残酷、对“文以载道”的风险有了痛彻心扉的认知。

幸得王安石“圣朝不宜诛名士”的劝谏，苏东坡幸免于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形同流放。初到黄州时，他“闭门谢客，幅巾草履，往来于阡陌之间”，在《答李端叔书》中袒露心迹：“谪居以来，深自念省，回头自视，皆不足道。所得惟山林之乐，与田里之游，虽饥寒劳苦，而终不悔也。”李一冰写道：“东坡在黄州，始潜心读《庄子》，尝夜坐小窗，读《南华经》至‘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忽抚几而叹：‘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道家“顺应自然”的智慧，熨帖了他被党争灼伤的心灵，但这份“出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以“真”为核心的精神重构——他不再执着于“致君尧舜”的虚名，转而追求“心无挂碍”的本真。

    他在东坡开垦十亩荒地，“躬耕于泥涂之中，戴星而出，荷锄而归”，因效仿他的偶像、唐人白居易的“东坡菜地”，遂将此地块亦命名为“东坡”，且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中写下“泥污胭脂雪，茅檐竹屋新。使君原是此中人”，坦然接纳“农夫”的身份；他与渔樵为友，“相与饮酒于江上，醉则散发卧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在《赤壁赋》中发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慨叹，将对生命短暂的焦虑，转化为对自然永恒的敬畏；即便生活困顿，“布衣草履，日食不过数升”，他也能从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中寻得至乐。李一冰注解这段岁月时说：“东坡在黄州，不是放弃了儒家的‘仁’，而是以道家的‘淡’包裹了它——他仍念百姓疾苦，却不再以‘谏官’的身份强争；仍想做实事，却不再以‘功业’的成败衡量价值。”这种转变，让他的“出世”有了温度，而非冰冷的超脱和躺平。

 

晚年通达：融儒道为一，以实践道，成烟雨平生之境

 

黄州之后，苏东坡的人生虽然有一段高光时刻，但终究还是造化弄人。以章惇为首的新党翻身后，他愈发颠沛，从惠州到儋州，越贬越远，李一冰形容其“足迹所至，皆为天涯海角，然其心之所向，终是民生疾苦”。贬谪惠州时，他见百姓渡江“多有覆溺之患”，便四处奔走，“书字换钱，得数百缗，又请于官，得度牒三十道”，主持修建“东新桥”“西新桥”，桥成之日，百姓“欢呼雀跃，载酒相贺”，他在《两桥诗•并引》中写道：“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字里行间皆是为民做事的欢喜，全无贬官的颓废。李一冰记载，当时有官员劝他“身处远荒，不宜多事”，苏东坡却答：“食君之禄，当为君分忧；居民之地，当为民解困，此乃本分，何论远近？”此时的苏轼虽见得在为民鼓与呼，力与行，但其人生态度却由过去的昂扬向上，转向了平和自然，和光同尘。

     贬谪儋州时，当地“文化未开，民不知学”，他便“设帐于桄榔庵中，从学者数十人”，亲自讲授经书，还写下《书传》《论语说》等著作，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进士，被其自评价为“破天荒”。他在《与程秀才书》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疠。”即便如此困顿，他仍以“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自我安慰，这份通达，这正是道家“安之若命”与儒家“随遇而安”的完美融合。

    而这份心境的巅峰，恰好印证了他在贬谪黄州期间所写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的心理变化。李一冰在传记中特意将这首词放在苏东坡遇赦北归的背景下解读，称其“是东坡一生的精神总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放弃抗争，而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他曾为新法弊端据理力争，也曾为旧党过激仗义执言，虽因此屡遭贬谪，却从未后悔；“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是麻木不仁，而是看透世事的通透。他明白，党争的喧嚣终会过去，唯有为民做事的“实”，才是永恒的价值。李一冰评价道：“东坡的‘出世’，从不是逃离现实，而是以更豁达的心态面对现实；他的‘入世’，也从不是汲汲于功名，而是以更纯粹的初心践行责任。”

    苏东坡的一生，是在入世与出世的转换中不断提纯的一生，而贯穿始终的独立人格与务实精神，更让他超越了时代。在当下社会，这份“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的精神愈发珍贵——学习中不盲从权威，以实践检验真理；工作中不照搬经验，以实效衡量价值；治理中不囿于教条，以民生为根本准则。正如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结尾所写：“东坡之伟大，不在其诗文之辉煌，而在其于困厄中不失本心，于纷扰中坚守立场，如明月照江，虽经云雾遮蔽，终会穿透阴霾，照亮后世。”从锐意进取到烟雨平生，苏东坡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文人风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理想与现实、进取与通达之间，守住“实”的底线，活出“真”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