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子

文/王平

认识玲，是在一九八〇年的秋天。师傅霞生的爱人芳做的媒，说是同厂的女工，比我小一岁。见面的地方寻常，人也寻常。她中等身材，模样是比旁的女孩略齐整些，可也说不上多出挑。穿的是一件半旧的蓝布罩衫，洗得有些发白，脚上一双黑布鞋，浑身上下寻不出一丝时新的颜色。开口说话，是一口地道的、糯软的老台城话，像冬日里捂在被子底下的一碗温粥，平平实实的，却自有一股暖意。

打听家境，也是平平。父母解放前开着小手工作坊，专做檀香，是那种捏在手里细细一条，点燃了会袅袅升起一缕青烟，气味沉静安神的老物件。解放后，私有制取消了，作坊没了，老两口便都进了集体厂子做工，靠一份工资，竟也拉扯大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她是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这样的排序，这样的家世，想来从小便是不大会撒娇，也不大会争抢什么的，惯会的是体贴与分担。

我们开始来往，常在傍晚。工厂下了班，天光还未收尽，西边总留着几抹蟹壳青或淡紫的霞。我们便顺着厂后头那条土路，慢慢地走。路两旁是高高矮矮的树，那时节，叶子黄了，有些落了，铺在脚底下，沙沙地响。话并不多，东一句，西一句，讲的都是最实在的事情。说说各自厂里的活计，说说共同认识的某某人，然后，很自然地，便说起了那一段已然过去，却总也绕不开的日子一一上山下乡。

她的口气是平淡的，仿佛在讲别人家的事。她说起苏北乡下冬日的河，结了厚厚的冰，要用石头砸开一个窟窿才能洗衣服，手浸在冰水里，一会就没了知觉，像是借来的；说起夏天割麦子，日头像烧红的烙铁悬在头顶，麦芒扎进胳膊，混着汗，又痒又痛，收工回来，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浑身散了架，耳朵里却还满是嘹亮的、不知疲倦的蝉鸣。我也说起我的林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能封住门；说起用冻僵的手写家信，墨水都结了冰碴。我们就这样，你一段，我一段，把那些沉重的、苦涩的岁月，像拆一件旧毛衣似的，慢慢地拆开来，又在对方面前，一点点地捋顺了。

这相互的“捋顺”里，没有安慰，没有唏嘘，只是平静地交换。然而，正是在这交换里，一些别的东西，悄悄地、扎实地生长了出来。我们都知道了对方的“底子”，知道了在最难的年月里，彼此是怎样一副模样，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比任何光彩的、体面的“现在”，都更能让人看清一个人的筋骨。

于是，便觉得可以往前再走一步了。先是各自在自家的饭桌上，向父母提起。我的父母问了问她的品性，她的父母也打听了我的为人。两边的老人，都是经历过风浪的，所求的不过是个“稳当”。回话传来，竟都是朴朴素素的认可：“是个实在孩子”，“能过日子”。再后来，便依着老辈的规矩，订了婚。没有如今那些喧闹的仪式，只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我低头吃了，心里忽然便定了，像一只飘荡了许久的船，终于望见了岸的轮廓。

结婚前，我们决定去一趟上海。那时的小城，买什么都要票证，布票、粮票、工业券，攥着一小把，柜台里的东西却总是稀稀落落的，灰扑扑的。听说上海不一样，那是“花花世界”，什么东西都有。我们怀揣着积攒下来的钱和全国粮票，像两个探险的孩童，登上了南去的轮船。

那八天，是我们相识以来，最为“奢华”的一段光阴。我们挤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仰头看那些高耸的、带着异国情调的建筑；我们在第一百货的柜台前流连，看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光是那明亮的灯光，就让我们觉得不像是真的。我们买了一只锃亮的铝壳暖水瓶，上面绘着大红的喜字和牡丹；买了两床湘绣的被面，一床鸳鸯，一床龙凤；还扯了几块质地厚实的布料，是预备做新衣裳的。每买一样，我们便小心地收好，心里便踏实一分。那不是购物，是在一点一点地，构建我们未来生活的实体，看得见，摸得着。

离开上海是从十六铺码头上的船。当轮船拉响汽笛，缓缓离开喧嚣的码头，驶入浑黄的黄浦江时，我们并肩站在甲板上。脚下是大包小包的行李，里面装着我们的“家当”。江风很大，带着水腥气，吹乱了她的短发。她伸手拢了拢，侧过脸看我，眼睛亮晶晶的，没有说一句话。可我知道，我们想的一样：我们从这片最繁华的土地，满载而归，要回到我们朴素的小城，去过我们朴素的日子了。

年底，便是婚礼。依着老礼，拜了堂。红烛高烧，映得满屋子都是暖融融的光。她穿着一件红缎子的棉袄，是她母亲特意请人做的，衬得她的脸也红扑扑的。许多细节，在岁月的冲刷下已然模糊了，只记得交拜时，两人额头轻轻地碰了一下，很轻，却像是一个郑重的印鉴，盖在了彼此的生命里。

一转眼，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当年的玲，早已成了我口中唤了千万遍的“妻子”。我们像无数寻常的夫妻一样，经历了生活的诸多滋味，养育了儿女，送走了长辈。日子是重复的，是琐碎的，有时也免不了磕碰与烦忧。可每当我夜里醒来，听见身旁她均匀的呼吸声；或是黄昏时分，看她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什么，我心里便会泛起一九八〇年秋天的那阵微风，想起那条沙沙作响的林间小道，想起我们是如何将各自过往的苦涩，平静地交付给对方，然后，换回了一个如此漫长，如此安稳的共同未来。

她如今说话，依旧是那口糯软的老台城方言。偶尔，当孙儿们嬉闹着说起什么新鲜玩意儿，她听不懂，便会转过头，用那几十年未变的声调，轻轻地问我：“老头子，孩孑讲的啥？”

我便慢慢地解释给她听。窗外的日光，静静地移过，就像我们一同走过的，那许许多多静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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