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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镇街苏维埃政府关中纪念馆出发，出镇街，又翻了一个大沟，经过了弯弯曲曲的七拐八拐，上了塬，地面变得开阔了许多，先到了寺村塬。
寺村塬闹红
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红石峡会议）。刘志丹在会议上提出了“三色”武装斗争方式，即通过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白色）、改造土匪武装（灰色）、组建工农红军（红色）三种形式开展革命斗争。这一理论创新丰富了党对敌斗争的策略，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理论基础。这次会议确立了刘志丹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地位。
红石峡会议后，正宁变成了一块红色沃土，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播下了革命斗争的火种。1932年3月20日，在正宁县寺村塬等72村召开农代会，建立了甘肃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高维翰）任主席。成立了10个乡政府，陇东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建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这里矗立着一块牌匾上书：“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旧址”。旧址位于正宁县湫头新庄子村。
陇东第一枪
1930年10月，刘志丹利用陇东民团军骑兵六营营长的身份，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袭击了谭世麟陇东民团军第24营，获枪60多支，骡马90匹，建立了革命武装，打响了陕甘边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陕甘武装斗争的序幕。
第一支革命武装
1931年，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创立了陇东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林锦庙会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庄站而来的晋西游击队、陕北商贩队，在甘肃华池县林锦庙会师，在甘肃正宁县月明塬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林锦庙会师原址照
三嘉塬改编暨缴枪事件
翻了一道大沟，历十多公里路程，赶到了三嘉塬乡。乡政府地处街道西端，因为周日，工作人员很少，已是下午两点多，见两三人正在乡政府食堂吃饭，因时间太紧，顾不得许多，闯入餐厅讯问情况及路线。他们说：“出门左转直行十里即到”。我驱车在乡间小道上边走边问。终于找到了后村。后村办公场所宽大气派，两排柳树一字展开，活像面对面的两对卫士，簇拥在国旗两边。正中面南的房子是党政办公室。因周日办公室无人上班，只有找老乡谈天说地，采访当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了。
1932年12月6日，西北反敌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前嘴子锦章村（今,后村锦章组）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和成立大会在三嘉塬锦章村的打麦场上召开。但在这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会址 李晓信摄影
1、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召开的“八七会议”发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多次武装起义，并派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深入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动大小70余次兵运斗争，却因缺乏统一领导、力量分散等原因接连受挫。惨痛的教训使陕甘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
2、陕甘革命初期在陕甘边成立的革命武装：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领导发动“太白起义”，打死反动民团营长黄毓麟，收缴大量武器，组建了100多人的游击队，经一年发展，1931年10月，扩至400多人，300多支枪，建立了“南梁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形成400余人的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
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护商队在甘肃华池县林锦庙会师，三支革命武装组合，形成700余人的壮大了的西北新的革命武装。
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荣子卿前往会师部队传达指示。要求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南下关中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2年1月，在月明塬柴桥子村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李杰夫（高维翰）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军事委员会。全军700余人。各支队成立了党支部，严密了组织体系。
3、 三嘉塬改编暨缴枪事件
三嘉塬，这片位于甘肃正宁与陕西旬邑交界的子午岭西麓平原，方圆十余里，既是陕甘边界的地理要冲，更是镌刻着西北革命曲折历程的红色地标。
细嘴子，是三嘉塬东面沟边的一条山嘴，平原在这里戛然而止，一条山沟横亘在眼前。
细嘴子上的红军游击队居住的窑洞 李晓信摄影
锦章村，就坐落在这里的平原东、沟畔西。由此向西，一马平川，肥田沃土，可耕可种，是农家的用武之地；向东，沟边自然地形，可掘可挖，出土又利，是以窑为穴的好地方。
这里暨西北陕甘边地区因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成为革命武装生根发芽的沃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先后在陕甘边、陕北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武装起义，逐步汇聚起两支核心革命力量——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和陕北商队。1931年10月，三支武装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会师，为西北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不同的发展背景、成分构成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1932年1月初，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两支武装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李杰夫（高维翰）任政委。看似完成了组织上的统一，却未能弥合建军路线上的根本分歧。
一个多月后的1932年2月6日，（大年初一）西北反帝同盟军进驻三嘉塬后，矛盾终因“打红旗时机”与“部队改造方式”的争执达到顶点，在前一天晚上未通知刘志丹参加会议，由谢子长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6日凌晨突然通知部队在三嘉塬细嘴子的锦章村（今，后村锦章组）打麦场上集合开会。名义上是传达省委指示，整顿部队纪律，实际上为实施缴枪计划创造条件。第二支队指战员毫无准备，按照要求准时到会，刘志丹也应邀参加了会议。期间，谢子长讲了话，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隐晦批评了部分指战员的违纪行为。讲话结束，早已埋伏在会场周围的第一支队警卫人员突然行动，按照事先分工，白喜林突然冲到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壁身边，将其抱住，阎红彦随机上前，用手枪顶住赵的太阳穴，当场将其击毙。第一支队在谢子长、阎红彦主导下，对第二支队实施了突然的武力缴械，当场打死第二支队大队长赵连璧等骨干，收缴全部枪械，阎红彦到刘志丹面前，不顾其反对，下了刘的佩枪，将刘及其弟、第二支队副大队长刘景范下枪软禁，二支队部队被迫解散。
这一事件造成了革命力量的直接损失。革命队伍在极其困难、人员极少的情况下，由700多人骤减为300多人。
事件中，由于刘志丹的沉着冷静和高风亮
节，避免了双方冲突，减少了革命队伍的
自相残杀和无故牺牲，保存了仅存的革命
力量。
事件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十分重视，委派
省委巡视员高岗同志代表省委亲临现场处
理此事。高岗到场后，了解了事件的原
委，批评了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错误作
法。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刘景范等领导和
革命同志，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并要求恢
复解散了的部队，唤回人员，重组队伍，
减少了事件的负面影响。
细嘴子下的又一个游击队窑洞驻地 李晓信摄影
该事件在西北党内军内引发长期争议，成为影响革命团结的历史遗留问题。争议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争议不仅存在于当事人之间，也反映在不同时期的史料记载与学术研究中。
在当事人层面，分歧尤为明显。阎红彦作为事件的主要执行者，在1943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辩称：“缴枪的问题是要我负主要责任，但当时主要负责人不是我，总指挥是子长，政委是李杰夫（高维翰）。说我负责也是负责者之一，我是执行者，是执行了上级组织的指示”。他将事件的责任推给上级指示与主要领导，认为自己只是执行者。而高岗在座谈会上则明确质疑：“你当时缴了刘志丹的枪缴对了吗？他不是土匪，你把他枪缴了……你亲自把他的枪下了，把他搞在一个窑里，直接指出了事件的错误性质。
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会场 李晓信摄影
三嘉塬之行，使我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艰难曲折及其复杂性、艰巨性，看到了刘志丹的高风亮节和深谋远虑。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让人看到了当年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甘肃正宁的新农村。
后坡村锦章组及整编会场旁当年的的石碾子照 李晓信摄影
大家要想搞清楚该事件形成的详细过程及原因，建议上网查阅2025年12月10日，王永清先生在《子午星火》理论文章专栏发表的——陕甘革命的曲折印记——三嘉塬缴枪事件原因分析一文的详细叙述和细致周到的研究和分析。
晚上11点半，终于回到了铜川老家。半夜不好麻烦别人，晚饭只好吃馍喝水了。
附：作者简介：
李晓信、男、陕西省铜川市人，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技术职称。曾任省市有关医药（集团）公司高管职务，多次获省市政府奖励。陕西省作协及铜川市、王益区作协会员；铜川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铜川市印台区政协文史专员、参政议政人才库成员；铜川神州书画研究会文学顾问。出版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追梦——李晓信文集》6卷本、《虎胆英雄许天洁》等书籍；作为执行总编，参与撰写和编辑出版了《印台人物记忆》一书；编有《药品GMP认证培训教材》。近几年又在国家、省市报刊杂志、网络，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作者近照
2026年1月6日西安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