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幸生
大明帝国的落日余晖之一
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
盖浙东诸郡中，绍兴士大夫犹以文章气节自负云。
——（清）计六奇
前明苏松巡抚祁彪佳死得非常从容淡定，他把结束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人生历史中的一次大休息，而他是应当活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中的，大明王朝已经终结了生命，他已经完全没有理由再苟活在这个充满着兵燹和战火世界上了。因此，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他的人生是充满着诗意和理性的典型士大夫生涯。既有儒家入世的理想追求，又有着一切顺从天道自然发展，成功和失落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不刻意回避什么，也不刻意追求什么，体现了道家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恬淡平和心态。对待仕途如此，对待生死亦然。
祁氏家族在浙东是声名显赫的望族，可以说是世受国恩，作为以忠孝立国的大明王朝的臣子，他受命于君父知遇，他的鲜血和生命是应该适时交还给君父的，况且自己所服务的末代帝王崇祯皇帝并不是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那么家国和天下却灭亡了。他不可能从专制体制本身去思考问题，只能和皇帝一样认为是臣子未能尽责尽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他是饱读诗书的儒家高官《吕氏春秋·知士》中言：“夫士也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可见以死报君恩也是乃是士义高扬，凸显忠烈人格力量之所在，宣泄士的慷慨意气。在已经大半沦陷的国土之上高扬起一面道德大旗，即可以完成自己人格的最终塑造，对于依然热衷于抗清复明伟业的其他忠义之士也是某种感召，比如他的忘年之交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冯梦龙先生在完成他的《中兴伟略》之后，已经追随唐王朱聿键的脚步去了福建山区，准备招兵买马，图谋东山再起。虽然他认为这只是徒劳无功的白费心机而已，但是冯老前辈对于帝国的忠心他是充分理解的。
他是越东名士，作为名士他皈依自然，在山水人生中追求诗意的情趣，他有着一个琴瑟和谐的家庭；作为名宦，他恪守儒家忠君报国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仁者爱人，关注国事民瘼，注重个人道德的培养，丰富学养的累积，完善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人生、家庭、事业在大明帝国堪称美满，因而在国破山河在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要完成自己圆满的人生，为自己四十四年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他是以跨越生的门槛，开启死亡的大门来完成自己儒家忠烈人格的塑造的。他不像帝国大部分虚伪的官僚那般将儒家说教当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敲开这扇大门后攫取的是权力和财富，外加美色和声望，他是真君子对名利地位不是看得很重，仿佛追求在有意无意之间，因而不计功利得失，人生就显得豁达通透和敞亮，因为他实在不需要去看别人脸色取悦于任何人，包括九五之尊的皇帝。
他只遵循内心的良知和认准的人生信条，因为他在朝野威望素著是自然人格的延伸，不必再加色彩的人为点染。再加上他俊朗的外表，白皙的肌肤，修长的身材，就很像是《世说新语》中晋国大司马山涛形容嵇康那般“其挺立，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即是外表遗世高蹈超凡脱俗若青松之壮美的俊秀文臣，也是内心之坚韧意蕴美好情操的君子士大夫。嵇康的人生句号是在血腥刑场上，以超然物外地神态操琴弄弦一曲《广陵散》，将生命的绝唱融合在悲壮的琴声中，弦断了人世琴音而结束了凄壮之人生，以示和黑暗王朝的彻底决裂。
祁彪佳的人生句号是在月色烟柳的曳动下，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端坐着欣然接受池水缓缓流进生命之窍，渐渐窒息了生命的微焰而淡然地赴死，使浩然正气飘荡在残破的山河之间，让大明的落日余晖中晕染出一片美丽的血色，在惨淡的血色中完成人生的涅槃。此刻，残阳如血，人生如画，凄美而绚丽，他将在历史中永生。孔夫子言“不知生，焉知死”《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生死轮回互为表里，士大夫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永生。
回顾他四十四年的人生，可以说是俯仰天地无愧怍，于国于家无过错。唯一可以检讨的就是平生太爱好修园子养花木，几乎如醉如痴，就是山河动荡内忧外患频乃时期，也没有放弃过。他深知自己人性之弱点，在日记中反复检讨，然而人生之癖好有时很难戒绝，当然也就如同诗酒嗜好伴随他一生，走向人生之终点了。他是在自己精心壁划了十八年的寓园前放生池中在清澈的池水中从容坐毙的。
他曾经和当朝大儒也是绍兴名士的刘宗周密谋起事，组织义军进行抗清斗争的，然而计划还来不及实施，清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麓兵杭州城下了，流寓杭州的潞王朱常芳此时已经被杭州乡绅拥戴为监国，并将祁彪佳任命为兵部侍郎衔总督苏松兵马的巡抚，只不过他还未去履职，潞王爷就已经投降了清军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这是乙酉年6月初发生的事情。
对于刘宗周这位东林前辈绍兴大老乡，他是十分崇敬而充满敬佩之意的，他虽然不是东林党人，在朝中和那些东林党中的伪君子如周延儒、吴昌时等人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东林党人早就分化成了君子和小人了，越是朝政混乱的时候小人越是得志，小人得志的表现是君子被难，小人结党营私。过去有阉党、浙党一类，崇祯朝阉党被逐，东林重新被启用，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是真正遇到忠贞直谏的大臣，便是另一副嘴脸了。刘宗周就是这种不避生死敢于犯颜直谏的君子。
刘宗周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他敢怒敢言是不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情感的性情中人，当然他的心直口快首先是建立在丰富学养上的真知灼见，有胆有识决定了他不怕得罪人，包括九五之尊的皇上和权臣在内。性格决定了命运，他在官场的几起几落，在野比在朝的时间还要长。早在魏忠贤时代，他就得罪了魏氏。魏氏对他还算客气，只是指责他“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朝他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也就是首都特别市市长。上任后，他竟斗胆上书，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
崇祯二年，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崇祯八年七月，吏部奉旨推举老刘入阁主事，也就是副总理级的东阁大学士，算是给足了面子。在皇帝召对时，老刘竟然不顾场合、不知轻重地再次当面指责皇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以收拾天下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老刘这些话都是对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百官都不敢讲话时袒露心声，可谓“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振聋发聩之声音。敲打得皇帝心中不爽，干脆取消了刘老入阁的资格，到嘴的鸭子“副总理级”就这样飞走了。崇祯皇帝改授他为工部左侍郎，算是警戒。没想到老刘耿直，秉性难移，一个月后又上了一道《痛恨时艰疏》，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责皇帝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所作所为不得要领。接着他要求崇祯皇帝不要轻易改定祖宗成法，当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离尧舜之明君相差太远。
这使得一向自以为天资英睿的崇祯皇帝看到奏疏怒不可遏，决意严惩。最后皇帝虽然放过了刘宗周。但是心中已生厌恶之意。刘宗周再次上疏指责皇帝重用宦官及内阁无能时，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刘宗周被罢官免职打发回老家。
这一放逐就是七年，直到崇祯十五年老刘再次被召回启用为左都御史。没想到刘宗周依然故我，爱顶牛的臭毛病，看来是改不了了。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熊开元因为得罪了崇祯帝被下诏狱，密旨拟处死。刘宗周则认为言官以言论获罪而下诏狱，本朝尚无先例，也有伤国体，于是便联络群臣奋起救之，据理力争。结果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刘宗周则再次被罢官。刘宗周终其崇祯一朝再也没有能够被启用。
刘宗周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阳明学派的继承人道德学问为天下共推，言行恐过于激烈爽直，有时难免迂腐偏执，但是他对于王朝的忠诚、负责精神却是和当时腐朽没落官场充斥的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风气背道而驰的。他入仕三十多年，仕途三起三落，真正在朝为官四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蕺山脚下著述讲学，过着极其简陋清贫的生活。他虽然屡次犯言直谏，惹得皇帝很不高兴，但是崇祯皇帝对他的评价是“真直敢言”“清望出众”“贞标硕望”“有裨激扬”“廷臣莫及”。崇祯三年（1629年）皇帝专发大诰表彰刘宗周：
“尔顺天府尹刘宗周纯忠峻行，亮节清修。学古不悦纷华，直希贤圣，萌心独严衾影，可质神明。”
做为一名致仕朝廷高官，刘宗周的生活极为简朴，堪称清苦。依据《刘宗周年谱录遗》记载：宗周平时“不赴人饮，也不招人饮”。佐餐不过鱼蔬。在京都朝房中，上雨下风也不闻不问，当时法纪衰落，各级官僚动辄车马肩舆，而宗周独骑一匹羸马，蹩躄行于长安道，应该说宗周的简朴生活是内外一贯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浙江会稽知县赵士谔欲屡造访宗周，宗周皆拒而不答。有一天赵知县径至宗周卧榻前造访问疾，只见宗周家布帏缕缕百结，补丁成串，而所盖的一床被子也是破烂不堪。赵知县出去后对别人说：“梁泊莺、管幼安以上人物也！所谓处士纯盗虚声哉？！”对老周表里如一的人品深表折服，他的品德高于梁泊莺和管幼安，是真正的君子，绝不是那种欺世盗名的所谓处士，他的凛然风骨是士大夫穷不失义的典型。
刘宗周和他的小老乡祁彪佳年龄上相差三十多岁，待人处事风格迥异，老刘崇尚简朴节俭，小祁不避奢华舒适。但是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却是殊途同归的，两人均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绝不结党营私，敢于犯言直谏而不避生死，在国破祚移之际，先后以身殉国。刘宗周在绝食离世之前，清军将领博洛贝勒曾经征召礼聘他出山，被他严词拒绝。曾经口授答复如下：
遗民刘宗周顿首启：国破君亡，为人臣子，唯有一死。七十余生，业已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其敢尚事迁延，遗玷名教，取议将来？宗周虽不肖，窃尝奉教于君子矣。若遂与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于铁钺焉而死，尤某之甘心也。谨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终言不再。
刘宗周之子刘灼录口授书并与未启封的的征书一并交付清军使者。宗周还嘱咐儿子：“此后但不应举，不做官”刘宗周以耿耿肝胆。凛然气节为其精研笃实的学问和清辉灼天的亮丽操行，做出了壮烈的注脚，一位言行一致，始终如一的真正的君子型大丈夫。
有一点是共同的是刘宗周和祁彪佳都不见容于腐朽没落的官场体制，属于体制内被边缘化的人物。说明明末的官场已经完全排斥着这些品学兼优的忠贞不阿之士，接纳都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拍马有术之徒，朝廷的精英已经排斥殆尽，遗落乡野的明珠，最终也能拂去尘土熠熠生辉，他们最终都成为帝国的忠烈之士而标榜青史。
因而刘宗周和祁彪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闲居，只是在崇祯朝覆灭后被南明弘光朝再次短暂启用，被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之徒再次排斥，终于难以避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末代官场好人，遭到逆淘汰的悲剧性命运，直到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鲜血为帝王尽忠，为帝国殉葬。
贝勒驻军杭州，立即遣人前来浙东招抚，并且命令浙东士民薙发效忠，召隐居在绍兴的乡绅前往杭州朝见。苏松巡抚祁彪佳、原首都顺天府尹、左都御史刘宗周、弘光朝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高宏图等都是住在绍兴的前明高官。这些知名高官的归附，无疑对于招降江南士子有很好吸引力，士子归心，还怕老百姓不服从。
自从崇祯皇帝自尽煤山后，帝国在新朝统治者眼中就是前明了，言下之意江南的弘光朝廷和现在的鲁监国、潞监国和不久将衍生出的隆武、永历小朝廷都是伪政权，朱明王朝已经是尸有余气实在有些舍不得闭上眼睛而已。现在大清帝国已经被改元称作顺治三年（1646年）是农历的乙酉年。残明王朝遗留的皇亲国戚和臣子们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现在的大清的天下，不要头脑发昏给脸不要脸，那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聘书后面潜藏着的刀光剑影了。
如同祁彪佳这类越东名士前朝高官首当其冲都是淸贝勒指明招抚的对象，当然招降书信的口气对这位前明二品巡抚非常尊重客气，是以重金礼聘出山的形式，希望他到新朝任职的。此刻的鲁监国朱以海已经早早地逃离绍兴漂泊到舟山去了，在群岛中逃避着清军的围剿追击。
大明忠臣祁彪佳与才女商景兰
祁彪佳以“身体不适，另推其他贤能”为理由，一直拖延着，对方却三番五次派员上门催促，颇有些三顾茅庐的诚意和不干不行的杀气。当然他目前避难的地方绝不是草庐，而是恍漾着山光水色绿荫丛中掩映着亭台楼阁的偌大一片庄园，是浙东著名的祁家园林——寓园。他为了经营这片园林耗尽心血，从崇祯九年开始营造到目前为止初具规模，还未及好好享受，转眼山河已经变色，这片庄园目前已经成了避难所，卜居者络绎不绝，祁家人已经做好了避居山区的准备，他甚至还骑马进山去察看过地形。
在汉族大员心目中的野蛮人曾被轻蔑地称为“建虏”的满洲贵族，时至今日并没有带兵占领庄园，而是多次带着金钱聘书前来礼聘他出山做官，似乎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礼貌。进入中原就是茹毛饮血的游牧民族也被我华夏文明熏陶得讲究礼节礼仪了。当然，祁彪佳也看到金钱和聘书中隐藏匕首。如同刘宗周老人根本连所谓聘书都未拆封就明确说明，你们或者让我就这样绝食而死，或者就用铁钺将我杀死，反正都是一死，这才叫我华夏民族士大夫的气节。
彪佳的家人和亲属们纷纷前来劝说，为了家族的安危，老爷哪怕在形式上应付去一趟杭州，再找托词返回绍兴，这样至少可以不连累家人。祁彪佳似乎顺从了家人的劝说，平静地对爱妻商景兰说：“这种事情并不是推辞所能解决的，不如我去一趟杭州，再以身患疾病为理由，或者能够放归。”他表面上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去杭州，一切饮食起居如常，该吃时吃，该喝时喝，表面上看情绪很稳定，家人也信以为真。其实暗中他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殉国了。
乙酉年农历六月初五日，这是浙东最奥热的炎夏季节，半夜时分寓园内外一片寂静，家人都已经渐渐睡去。月色下梳理整齐的祁彪佳穿着青衫长褂悄悄蛰出大门，微风吹来衣袂飘拂，很有些出世的玉树临风之感，他没有像屈原那般被发跣足显得很是猥琐落魄那样，他衣衫鞋履干净利落整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发结上包裹着角巾，这是最后的汉家仪表装束了，以后万里胡骑，腥膻遍野，再要保持这汉家装束恐怕就困难了，他实在难以想象自己剃发易服后那种可怜滑稽而丑陋的形象。
他本来就是明代官场上仪表俊朗的美男子，人到中年骨骼依然清奇，身材颀长伟岸，肤色平滑细腻白皙，清癯的脸上一络美髯在微风中飘动着，增加了这位中年名士的成熟感。由于他在家乡致仕闲居时常年经营着家族的田产，忙着营造园林，建立慈善机构，救济贫苦百姓和灾民，为贩卖到妓院的
他来到梅花阁前的放生池畔，垂柳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拂动起圈圈涟漪，打乱了映照在水面的银色月辉，往事如同流年碎影般漂浮在他的脑海，以往每年他只要闲居在家，在商景兰生日那天都会在这里召集亲友举办放生活动，入夜池面飘浮着盏盏荷花灯，灯辉和星光交相辉映，四周欢声笑语，如今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欢乐惬意富足的寓公生活随着帝国的倾覆一去不复返，往事成为云烟渐渐消散，草木丛中响起虫鸣声，更加衬托四周的静谧，他脑海中翻江倒海：全是令他感到心灰意懒的坏消息，使他的心情感到分外压抑，武昌的左良玉兵溃身死，吴三桂从广西打到了广东，福建的形势岌岌可危，国势看来是无可挽回了，他将在自家门口的放生池完成自己由生到死的转换。
这正是他生死抉择的时候。选择生，意味着荣华富贵的继续，那必须向新朝廷折节妥协，剃发易服，牺牲名节，换取高官厚禄，成为无耻的贰臣；选择死，意味着放弃家人和财富以及优裕的上流社会生活，士大夫注重的当然应该是名节。至于家人，他知道他的夫人商景兰和四个子女（长子早逝）都是饱读诗书深明大义的人，一定能够理解丈夫或者父亲的选择，乃是对于正义的追求。至于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同天空的浮云，水面的浮萍，随风云变幻而聚散，优裕的生活前身已经该享受的都享受了，红尘似乎无所留恋。看来他是应该离开这喧嚷的尘世，去天地之间作永久的遨游了。
《祁忠敏公年谱》 记载：清军下江南，闻有渡江前来迎接他前往杭州的清朝使者，祁彪佳秘密对二弟说：“我死此其时也。家中的人太多，不若自绝于寓山，可速殓。”拂晓时分，家人见梅花阁前，放生池的石阶水面，露出角巾数寸，前往察看，见先生正襟危坐，垂手敛足，水才及额，面有笑容。祁彪佳已经从容坐毙在池水之中，脸上带着恒定的微笑，池水仅及额头，可见他是活生生用池水将自己窒息而走进死神怀抱的。淡然赴死必须有惊人的毅力，他似乎没有作痛苦的挣扎，含着微笑走向了死亡，这定然是下了必死的决心，才以如此酷烈的手段在镇定自如中了结自己的生命。
回想一个月之前，满洲军队攻破南京城，南明小朝廷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和爱妾柳如是相约在自家花园池塘结束生命，当柳如是搀扶着老钱向池塘深处走去时，他懦弱地说水太凉，又终于返回去了。生死有时就在一念之间，而这一念却牵动了这位当年东林党领袖在历史中的定位，可谓生死荣辱霄壤之别，老钱成了背主求荣的可耻贰臣。
当祁彪佳毅然决然向浅浅池塘蹲下去，池水从四方向他的鼻腔涌来，这种令人窒息的憋闷，一般人难以忍受，但是祁彪佳忍受了，如果他当时在求生本能助推下站了起来，他在历史上就永远地倒了下去。然而，他却逾越了生命的障碍，使精神得以升华，这就是他需要的结果。他含笑接受了这枚苦果，结出的却是精神永恒的花束。他被明唐王及后来的隆武帝朱聿键追赠少保、兵部尚书，谥忠敏，清代乾隆帝追谥忠惠。就是政治对手也钦佩这些以身殉国保持气节的前朝忠臣。
王思任者，浙江绍兴人，万历年进士，曾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又任袁州推官、九江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以思任为礼部右侍郎，进尚书。顺治三年，绍兴为清兵所破，绝食而死。是另一位女诗人王端淑之父。王端淑与商景兰皆为明末清初著名女诗人，这样的记载是可信的。
在自尽之前，祁彪佳已经写下了绝命诗和致亲友、商夫人的绝命书信，对于自己的后事有所交代。他在几天前和几个亲友来到寓园，在登上四负堂时，回头对儿子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唯一是过分痴迷于园林打造，枕于山石泉水，将过多精力和心思放在垒土造园、植树造林方面。”口气就有着对于自己死后的自我盖棺论定的意思。
他对家人最后嘱托说希望在他死后，效仿宋代的文天祥遗书命其弟将自己居住的文山改为寺庙。祁彪佳希望儿子将寓园改造为寺庙，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准备以死报国的决心。一切事先的准备和身后的交代都十分周密和充分，他在书房的桌上留下的遗言是：
“某月某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殓我。”
留下了七十字的绝命诗：
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我生胡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贽为人臣，之死谊无二。光复或有时，图功当时势。图功何其难，殉节何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意思是我生遭厄运，君王已经迁徙，国家已经破碎，我身不逢时，满洲建虏的聘书又要到了，作为人臣只有以死报国，别无其他选择。光复故土或者有机会，建立功勋也要因势利导，应该说光复图功实在是太困难了，殉节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我选择了较为容易事情去做，以尽自己洁身自好的志向。我含笑赴死，只将自己的浩然正气留在了天地之间。
他给亲友的绝命书写到：
“时事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犹是后念，未免杂于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浪贪余生?况生死旦暮耳，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虽然，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予小儒，惟知守节而已，前此却聘一书，自愧多此委曲。然虽不敢比踪信国，亦庶几叠山之后尘矣!临终有暇，再书此数语，且系以一诗，质之有道:运会轭阳九，君迁国破碎，鼙鼓志江涛，干戈遍海内。我生何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赞为人臣，之死谊无二。予家世簪缨，臣节皆罔赘。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他感叹时势至此，以经不可挽救，论及臣子大义，自己应该一死。已经不可能反复比较什么是轻重缓急的事了，如今已经是满清帝国的天下，我怎么能够贪生怕死，致使名节扫地呢。春秋战国时期赵相国家臣陈婴和公孙杵臼为了保存赵氏血脉，一个死于十五年之前，一个死在十五年之后，都是赵国的忠臣。我只是区区小儒，只知道谨守臣子的节义，前时已经找借口推却了人家的聘书，心中感到十分憋屈，虽然自己不敢和文天祥相提并论，但是完全可以歩南宋忠臣谢叠山之后尘，拒绝胡虏高官厚禄的引诱，以身殉国以尽忠义。同样的绝命诗他稍作了修改，增加了自己作为国家重臣，家族屡受大明帝国恩惠，可谓世代簪缨，只能以尽臣节，上以报国恩君恩，下不愧对列祖列宗，怎能为自己的儿女去苟且偷生等等内容。重申了君国大义和自己以死明志的决心。
他在给商景兰的遗书《别妻室书》中对于妻子的贤淑交口称赞，对于夫妻恩爱生活深情回顾，对于自己死后养育子女的事情一一嘱托，几乎无一遗漏，此遗书写得明白如话，不再翻译，原文照录如下：
自与贤妻结发之后，未尝有一恶语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蔼周祥。如汝贤淑，真世所罕有也。我不幸值此变故，至于分手，实为心痛，但为臣尽忠，不得不尔。贤妻须万分节哀忍痛，勉自调理，使身体强健，可以驱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则我虽死犹生也。一切家务应料理者，已备在与儿子遗嘱中，贤妻必能善体我心，使事事妥当。至其中分拨多寡厚薄，我虽如此说，还听贤妻主张。婢仆非得用者，可令辞出。凡事须前万分省俭，万分朴实，处乱世不得不尔也。贤妻闻我自觉，必甚惊忧，虽为我不起，亦是夫则尽忠，妻则尽义，可称双美，然如一家儿女无所依靠何。切须节哀忍痛，乃为善体我心也。世缘有尽，相见不远，临别绻绻，夫彪佳书付贤妻商夫人。
这些慷慨陈词以明心迹的诗书，可以看出他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可以说是从容不迫，视死如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