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一座城市157】北京啊北京，也有人这样评价郭沫若

作家/沈 学 印     主播/河清海晏

       郭沫若本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四堂之一，新诗与历史剧奠基人，百科全书式文化巨匠。

       对于这一点，该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郭沫若遭人“质疑”和“非议”的地方也很多。

       我却不以为然。

       尤其这次在北京看过“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后，更觉得他的学术成就与巨著创作才是不可磨灭的。

       郭沫若与同时代文人相比较是能够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很多走过来的文人基本这样认为，“郭沫若一生没有整过人”。

       郭沫若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等国家领导人职务时，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去迫害过任何一个文人，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去迫害过任何一个文化人。这一点在那个几近疯狂的年代，是所有文人难以做到的。那时的任何一个文人都诬陷、迫害、批评过其他文人。正如有人说，你别看周扬受到迫害，他在迫害之前也是迫害过别人的。老舍在自杀之前也是迫害过别人的。很多文人都是诬陷过别人的，包括钱钟书在内。而唯一一个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去迫害文化人的只有郭沫若，恰恰郭沫若又是当时权力最大的国家领导人。在那个年代极具复杂的历史语境中，不利用自身权势伤害他人、迫害他人、诬陷他人，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德，也应当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

       看看郭沫若与同时代文人的相处合作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氛围是如何的融洽和谐的。

       1920年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通信结集《三叶集》，提倡新浪漫主义；三人以歌德、席勒自期，为创造社埋下伏笔；1921年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创立创造社，《女神》出版震动文坛；5月在上海半淞园与茅盾首次会面，开启诗人与批评家的长期互动；1923年10月在上海宴请胡适、徐志摩、田汉等，席间因胡适评《女神》而拥抱亲吻，这些难忘的场面在胡适日记与徐志摩日记里均有记载；1928年他发起的创造社与鲁迅爆发“革命文学”论争，郭沫若化名“杜荃”发文称鲁迅“封建余孽”，鲁迅以“才子加流氓”回击，后郭沫若读鲁迅长信致歉，作出《搜苗的检阅》以表悔意；1930年郑伯奇等拟复《创造周报》，郭沫若率先赞成邀鲁迅合作，鲁迅列特约撰述员首位，郭沫若化名“麦克昂”居次；1933年在日本结识傅抱石，为其协调出书、办展、筹学费，抗战时邀傅入第三厅共事，成如师如兄的终身友谊；1936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争，郭沫若、茅盾、潘汉年又促成鲁、郭、茅拟发“公信”以促成联合阵线；10月鲁迅病逝，郭沫若在日本参会追悼；1937年后与茅盾在广州分别主持《救亡日报》《文艺阵地》，抗战中消除分歧、紧密配合；与老舍共创诗人节，捐书画劳军、诗歌唱和；1944年与夏衍、阳翰笙等在重庆接待延安的何其芳、刘白羽，畅谈西北文运，推动延安文艺思想在国统区传播；1946年在上海与周扬首次深交，周扬返解放区前郭沫若致信慰勉；1949年后二人长期共事文联正副主席，1978年郭临终前与周扬晤叙；1958年田汉作《关汉卿》，郭沫若赞为“不朽之作”并提修改意见；1962年郭沫若作《武则天》，田汉亦参与讨论，互改文稿如己出。

       郭沫若身处高位，兼具行政职务与文化界领导身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不仅能做到不滥用权力去伤害其他文人，还能愉快合作，欣然相处，既体现了对他人基本权利的尊重，也彰显了一种克制与底线意识。尤其是在不少人因环境裹挟而身不由己的背景下，这种坚守更显珍贵。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考量，不能仅凭这一点就盖棺定论。但是这一特质确实是其人格与行事风格中值得认可的部分。

       我不是替郭沫若说话，我是面对历史、正视历史、尊重历史，特别是郭沫若文著的创作之丰厚、学术贡献之瞩目、业界地位之显赫，当是无人可比拟的。

        (2026年1月6日于伊春林城“悠然居”书斋微信同号1303968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