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谁掌握科幻力，谁有资格谈论未来
最近，第37届银河奖海选名单公布，歌星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路》入选“最佳原创图书”，引起不小争议，该书已卖出几十万册；《阿凡达3》全球票房破12.3亿美元，中国内地10.3亿元，为最大海外票仓；《阿凡达4》《阿凡达5》官宣定档2029年和2031年；《流浪地球3》则定档2027年大年初一。
在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兼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看来，这不只是科幻产业的强劲势能，更关系到“谁在讲述未来”“讲述何种未来”。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吴岩。
吴岩。
中国第一部原创科幻小说出自梁启超
在采访吴岩时，他给记者转述了一个小故事。
一位国际大师级的中国科幻小说家前不久去了一趟俄罗斯。他和俄罗斯科幻同行喝酒的时候，对方感慨地说：“我们写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差，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谈论未来的资格。”
他回国后把这故事讲给吴岩听，吴岩则想起自己20世纪90年代去国外的发现：曾经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苏联科幻作品，仿佛一夜之间都从市场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西莫夫等美国科幻名家之作。
吴岩和郑文光（右）。
吴岩一度觉得这是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但是30年过去了，情况依旧，可见这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被击倒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谈论未来的资格，没人想再听他们描述的未来。
科幻本质上就是关于未来的想象。中国第一部原创科幻小说就是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作者梁启超。梁启超将小说看成改良社会的工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学生，必新小说；及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那一年鲁迅还不是鲁迅，他是周树人。周树人翻译了凡尔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并撰写了《月界旅行辨言》。他和梁启超观点不同：“……科学，常人厌之……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他把科幻小说作为传播科学的科普工具。
梁鲁二人开启了中国科幻小说史，“梁式科幻”和“鲁式科幻”深刻影响了后世。直到1978年，《珊瑚岛上的死光》横空出世，作者童恩正次年表示，科幻小说不能作为一种科普作品，如果说要普及，那就是普及一种“科学的人生观”。
吴岩说：“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想法并不具有创新价值，但在苏联模式和简化的苏联模式长期统治的中国科幻文学界，这一观点是爆炸性的。对所有评论者，这样的观点无异于一种异端邪说。”
自然而然，后面有争论和批判，也有低迷、执着和奋起，这些事情都写在了吴岩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里。这本书以2015年刘慈欣《三体》获得雨果奖收笔，而叶永烈早在20世纪70年代跟外宾见面时就预言，中国科幻文学会比主流文学更早地走向世界。
实现这个预言，中国科幻人用了40年。
从“小科幻迷”到创办中国大学里的科幻通识课
在活着的人当中，吴岩是最有资格写这段历史的。他说：“我经历了两个时期，前半生，人们觉得科幻等于‘小灵通’+叶永烈；后半生，人们觉得科幻等于刘慈欣+《三体》。”这两个时期，吴岩都是科幻界的重要人物。
1978年5月2日，《光明日报》用四分之一版面发表了吴岩的《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这是他平生第一篇文章，那时他还是中学生。
吴岩和叶永烈（左）。
叶永烈很重视此文，他之前主要在上海工作，《光明日报》这篇书评是他的影响力从上海走向全国的重要标志。此前他已经见过吴岩这位“科幻迷”，此后更是奖掖有加，给吴岩的作品提修改意见，有的否决了，有的推荐发表。
“精细的点拨让我提高很快。1979年，我就在《少年科学》上发表了两个科学小品和一个科幻短篇，这就算我科普科幻事业的小小开始，到1980年我开始变成小作家并且上了新华社的通稿和《人民日报》。我还作为中学生代表出席了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与少儿委员会的哈尔滨年会。”
那时的吴岩就像个科幻“活动家”，凭着对科幻的热情四处登门请教。他至今还记得，在郑文光门外徘徊了半小时，壮着胆子去敲门的情形。而当时才刚刚枯木逢春的科幻作家们，也都不把吴岩当外人，借书、聊天、吃饭。郑文光《飞向人马座》出版的时候，他和吴岩两人用自行车从出版社运回了100本书。
由于没有规划好时间精力，初中理科第一名的吴岩，到1981年高考时差13分没有考上大学。此时，科幻已经被一些人打压，吴岩高考失利成了诟病叶永烈的又一个把柄。一家大报在《科普小议》栏目发了几篇文章讨论吴岩，“该不该这样爱护”“这样做是爱护还是害了他”；还有人在会上告诫叶永烈不要鼓励年轻人走入歧途。
吴岩想放弃高考自学成才，被叶永烈明确否决。叶永烈说，想从事科普创作这样的事情，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应该选择文理交叉的专业。吴岩复读一年，最终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叶永烈转型了，郑文光脑溢血发作没法创作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有名的科幻作家都搁笔了，但是吴岩对于科幻一直“在场”。不管攻读何种专业、从事何种职业，哪怕他觉得自己想象力枯竭写不出科幻小说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对科幻的研究和传播。
他参与了《科学文艺》改名《科幻世界》的改版，担任特邀副主编。1991年他在北师大开设“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选修课。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门用中文教的科幻通识课，包括星河、杨鹏等人，很多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家都听过他的课。
再后来，他招收了第一批科幻硕士、第一批科幻博士。他申请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第一个科幻资助项目，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书，首次构建了中国科幻的独立理论框架与学科范式。
他创办国内首个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推动科幻跨学科研究实体化；他推动中国科幻研究走向世界，组稿《科幻研究》中国专辑，成为首位获美国科幻研究协会“克拉里森奖”的亚洲学者；他有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等诸多头衔，提出许多观点，发表不少著述，主导科幻学术共同体建设。
1999年，吴岩自费编了一本文集，把郑文光一生最重要的创作和理论做一个总结。书送到郑文光家的时候，离他70岁生日仅有几天，郑文光买下了至少一半书。
叶永烈去世之前，把自己所有的资料捐给上海图书馆，其中和科幻有关的信件就有一万封，其中也包括吴岩的不少信。吴岩派6个人去了一个星期，用相机记录了这批资料，准备搞数字化。叶永烈想把这些信件编成书，吴岩笑说：“别编我的信，我信中都是错别字。”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增补版吴岩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访谈】
商业航天、脑机接口是典型的“科幻力经济”
■中国科幻小说中排斥未来的作品很少
读+：我们就从俄罗斯那个故事说起吧，您对“谁有资格谈论未来”有什么想法？中国科幻共同体谈论的未来，有哪些特征？
吴岩：研究科幻小说史特别能观照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变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科幻作家十分关心民族复兴和国力赶超。中国百年科幻小说史，就是中国百年史在这一领域的一个投影。
科幻可以作为一个国家软文化硬输出的载体。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好莱坞等塑造“超级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公众对未来的想象。前几年一些中国学者提出，这是一个“谁定义未来”的问题，这种对未来幻想的垄断会让传播力不足的国家无法更好地参与未来的建构。这一说法富有见地。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也需要在未来定义方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急需更多中国科幻的国际传播，这也是提升本土文化竞争力与建构未来主导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在研究中发现，科幻作家携带本土时间哲学去思索和表述未来过程中，透露出了某种一致性的追求，我将其称为“科幻未来主义”。这可以追溯到科幻小说形成的初期，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的创作就已经形成了两种未来主义走向。
凡尔纳主张人类要秉持趋向未来的善，要对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持有信念。他的叙事通常是借助科技力量展现人类的发展潜能，往往是以对自然探索的加强、人的活动范围的拓展，以及人类社会福祉的增进为结尾。威尔斯则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发展的态度悲观。
那么，中国的科幻未来主义创作有哪些特征？
充满对科技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洞察和向善信念，力图在新科技的发明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深刻洞察。
微观方面，迟书昌《三号游泳选手的秘密》展现了模仿海生动物皮肤设计的运动服怎样增加游泳速度，这一技术几十年后即被实现。刘兴诗《乡村医生》中的遥距诊断早已被信息技术的现实所实现。萧建亨的《密林虎踪》中的脑机接口、董仁威《分子手术刀》中的基因治疗、郑文光《飞向人马座》中的语音控制和虚拟现实等也都彻底成为了现实。
宏观方面，重要的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作品重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见准则（如《三体》），提示了国家与国家交往中的实力原则与时刻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遏制的必要性，展现了技术创新对人性的依赖和光明技术可能出现的暗黑反弹（如《V的贬值》、“新人类四部曲”、《机器之门》系列、《未来病史》），强调了良好宇宙共同体的培育与警惕人性的自私、贪婪和内卷（如《祸匣打开之后》《红色海洋》），传递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德能为明日世界增添价值的信念，这些作品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对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对科技的认可、尊重和信心，也来自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秩序、领悟、安定、祥和以及道德思想的传承。《新中国未来记》《新上海》《火星建设者》《中国年轻了》《未来畅想曲》《生命之歌》《替天行道》《AI未来进行式》，仅仅听到这样的名字，就已经能感受到乐观向上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流逝，伴随科技进步的加速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对抗的加剧，中国科幻小说中乐观积极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冷静的思考以及对未来引发灾难的可能进行批判的作品也逐渐增加。但中国本土科幻小说中排斥未来的作品很少。多数作家即便批评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也不会把朝向未来的努力一同摒弃。
重视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直是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重要特征。从晚清诸多作者对国家发展所提供的蓝图设想，到新中国各个时期作品中人类跟自然的对抗，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重要情结。
展现变革中民族特有的坚韧。在中国科幻未来主义者对未来的谈论中，常常能看到他们对历史和环境变迁中人类所必然具有的坚韧性的展现。在王晋康小说《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组成的“活着”三部曲中，作者把“天塌下来”这个中国人一直担心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宇宙事件的开端，并由此演绎出人类面对一系列巨大变化时的故事。这里，坚韧地活着，本身就代表了许多不言而喻的观念。活着本身就是对时间和灾难的克服。
■“科幻力经济”促使人们尊重想象和创新
读+：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幻产业能产生经济效益，好的科幻作品能赚钱，而您最近提出的“科幻力经济”概念似乎站位更高了？
吴岩：科幻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内容和结构相当复杂。在这种文化产品中，科学与人类的经验和愿望交织起来，形成故事，建构出具有陌生化和认知性的“不在场”。
科幻想象力不但可以用于科幻类产品的创作，还可以用于工业与民用设计、城市规划科技展望及不同领域的前沿科学探索。以往的历史证明，是科幻文学最早看到了航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的潜力，也是科幻文学批判了在这些方向人类的狭隘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前，在中国高速的现代化过程中，科幻作品对后人类、城市化、生物改造等问题的思考，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迎接未来。
科幻产业则是以科幻想象力的多种运用为基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创新型产业的集合，它能把文创和科创两个经济区域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4》提供的报告，2023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为1132.9亿元，连续8年保持增长势头。
科幻产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内容型科幻产业，内容本身就是产品和卖点，比如书籍、电影、游戏、动漫。《三体》《流浪地球》等就是典型的科幻内容产品。内容型科幻产业是今天所谓科幻产业的主流。
但是还有一种科幻模式型产业。是把科幻小说中的“追求”建立成一种有价值的叙事，并把这个叙事融入现有的企业运行之中。这种产业的从业者通常给自己提出过高、过远的目标并建立起让人接受的叙事，把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企业的目标追求。埃隆·马斯克创造的产业集群，就具有模式型科幻产业的典型特征。在人类的航天能力还远远无法实现行星际载人飞行的时候，他就提出要在短期内到火星建造城市；在脑机接口还处于初级阶段，他已经在尝试用手术打通人机通道。
超前实现全自动驾驶和人形机器人家居服务等，都是这种追求建构模式型科幻企业的典型特点。中国的华为、宁德时代、华大基因等企业也含有一定的模式型科幻产业的产品生产。
所谓“科幻力经济”指的是科幻产品、服务和思维方式的广泛应用产生的新经济片区。这种片区以科技文化为载体，融合超前思维之多种物化形式，提供消费并导致社会的增长。恰当的产品和服务、充沛的产能、发育完善的市场使得科幻力经济诞生。
狭义的科幻力经济指的是从作品、技术或创新所建构的经济效力，而广义的科幻力经济则更宽泛，包括蔓延到整个社会的科幻风气、行为方式，及其所锻造的未来趋向建构的经济效力。
科幻力经济促使人们更加关注怎样身体力行地融入未来，还会导致社会上形成尊重想象、虚构、预测、创意、创新和发展的文化氛围。科幻力经济会形成一种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想象力阶层。如何扩大这个阶层，怎样保证对这个阶层的有效分配等，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科幻力经济是当前科幻产业发展的必然走向。这种走向跟整个社会对创新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科幻力经济是一种软经济，这种经济带来的是想象密度极大、具有高附加值的社会繁荣动力。科幻力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纵深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力经济必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变得更加繁荣。
■“流行歌星写科幻小说”是件好事情
读+：最近，歌星邓紫棋写的科幻小说《启示路》进入“银河奖”海选，对此说什么的都有，您怎么看这事？
吴岩：这件事很好！而且，昨天还有一个第六代导演跟我说，他写了个科幻小说让我帮忙看看，希望能出版，所以现在是广泛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写科幻。
读+：难道是科幻小说的门槛特别低吗？
吴岩：我觉得今天的人普遍有一个对未来的焦虑，而且这和过去的那种焦虑不一样。过去是有焦虑，但是你知道这个变化会通过10年来完成，在《弗兰肯斯坦》那个年代，可能通过50年完成。但是现在，可能一个星期就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变化发生后它立刻就会迭代，所以这个世界的变化就变得难以想象。这些变化和焦虑促使人们更多地想象未来，包括找各种资源、各种作品，如果没有找到能解决焦虑的作品，就会自己表达一些关于科幻的话语。而AI的发展，也让科幻创作变得容易了些。人工智能时代，科幻会变成人人需要、人人能完成的自主创作活动。
人工智能作为写作的辅助工具极为有益，无疑将科幻写作提升至新的高度。当作家在思考某个问题时，让人工智能协助考虑，能更全面地探索所有可能性，从而增加作品中的奇观性、疏离感和强化认知性，弥补作品中的漏洞。
然而，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显然缺乏这一能力。美国著名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指出，人工智能在选择下一个字时，总是选择概率最大的那个，而这个概率是基于已出版作品中该字出现的平均频率。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的是走向极端的字，而非平均的字。因此，从本质上讲，依靠机器创作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独特性，它只能创造出大众化的内容。
借助AI工具，作家可基于个人需求快速生成创意框架，甚至实现“按需印制”的个性化创作。这种模式极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创作门槛，使科幻文学从“精英写作”迈向“全民共创”。
与精准写作相伴而生的，是“小羊圈文学”的兴起。它指的是以小型社群为单位的创作模式：家人、朋友或兴趣小组通过AI工具自主生成作品，并在小范围内分享传播。这将赋予文学更自由的生长空间。当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科幻将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思考未来的载体。
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应该怎么“拯救”自己？答案是，科幻作家需要成为智能协作者和惯性的破坏者，需深谙AI逻辑，将其转化为创作伙伴，同时探索叙事手法的全新边界，既要像火苗一般冲破桎梏，又要弥合新旧认知的裂痕。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