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邱华栋还是武汉大学的本科生，学校邮局旁一座绿树掩映的山坡上有一家书店。在那里，他买到一本书：《现代主义代表作100 种/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书名双行排列，红与黑的封图显得醒目而果决。作者为两位英国学者、作家西利尔·康诺利和安东尼·伯吉斯，后者以小说《发条橙》而闻名，译者为李文俊等。
大学期间，邱华栋就按图索骥读到了书中提及且已被译成中文的小说，于是，现代小说在他脑海中有了初步的轮廓。这本书被他“啃”得品相很旧了，以至于多年后，邱华栋专门找了一本崭新的《提要》作纪念。
2022年，外部世界被战争和疫情所裹挟。在书房中，夜深人静，一眼望去，成千上万册图书簇拥着，让人摆脱了某种忧虑。翻阅那些书籍，邱华栋萌发了写一本《现代小说佳作 100部》的念头，“这本书也许存在着个人的趣味和取舍，广义上说来，凝聚了一个持续阅读和写作的文学人的眼光和对定评作家作品的关注，所选的绝大部分都是经典之作。”
写作《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时，邱华栋转着地球仪，一边想着活跃在地球表面上的各国各种语言的作家。因此，这本书从空间上囊括了地球上五大洲的代表性作家；时间上则以1922年为起点，因为这一年出现了《尤利西斯》《荒原》《追忆似水年华》等一批非常重要的小说。
在写法上，邱华栋会先梳理每位作家的生平，概括代表作的核心内容以及作家的写作特质，并将作家放置在文学史中进行定位和评价。他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改变了小说的历史进程，将一个时代的全部记忆化作个人的记忆；他赞扬翁贝托·埃科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小说道路，“创造出一个有趣而烧脑的小说世界，仿佛用积木搭建出了一个个十分复杂的建筑，然后，他又用叙事学的圈套拆掉了它们”；他评价莫言的文学贡献，“他强有力地使一片神奇的、苦难的、光芒四射的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文学书写的新形象，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浮现出来”。
“我尽量采用一种亲切生动的文风，来使我介绍的作家作品更具亲和力。因为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很多当代世界文学高大上，或者有文化上的隔膜感，不好接近。那么，我的这本书就能使读者觉得，这些作家作品并不那么艰深，而是很有意思。”邱华栋表示，他希望自己的这本书是一扇门，“打开门，读者可以迈出更远的足迹进入小说那广袤的森林，不要止步于此。”
更亲民、更大众，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参考书
读品：文学史上“作家谈作家”的书有很多，您觉得自己这部《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有什么不同之处？
邱华栋：我这部书是半工具书的书目类图书，并不是带着鲜明个人风格的文学评论。但我这本书文体上当然也是读书随笔，也带有一些文学评论的性质，我并没有突出我作为作家的个人风格和趣味，而是按照小说史的某种基本定评，来选择我所谈论的100部小说。可以说更亲民、更大众，我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参考书。
可以说，我的这本《现代小说佳作100种》从作家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的变迁，从文学自身的传统到时代思潮的互相激荡，整合了文本、生平、个性、国族、宗教、政治、经济、地理等一切相关方面，凝铸成一部丰富、多元、深厚的现代世界文学精神史。也许存在着个人的趣味和取舍，广义上说来，也毕竟凝聚了一个持续阅读和写作的文学人的眼光和对定评作家作品的关注，所选的绝大部分都是经典之作。
读品：相比被西方文学或西方经典构建的视角，这本书有一种以中国为定点来阅读世界文学的视角。您如何理解这种“中国视角”，如何理解这种视角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邱华栋：改革开放到新时代这几十年，中国的作家和读者能够接触到大量世界文学的翻译本，阅读的视野已经非常广阔。《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理想藏书》等类似的书目类图书都曾深远地影响过我，多年来，我依然会时不时翻阅一下，但我也逐渐发现这两本书的一些缺陷，比如它所包含的英国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我的感觉是如果说在1980年代里，很多中国作家还处在膜拜一些世界文学大师的状态下，好像每个中国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外国作家，那么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中国作家已经处在一个平视世界文学的位置上了。这是因为，几十年的阅读使中国作家建立了一种文学上的全球视野和文学判断力，这种眼光也带来自信。所以，我们在心平气和地学习和借鉴中，主要是找到自己的定位，发出自己的光芒。
邱华栋
注重作家成长环境和促成作家的主要因素
读品：在写法上，您大致上会先梳理每位作家的生平，概括代表作的内容以及作家的写作特质，并将作家放置在文学史中进行定位和评价。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写法？请谈谈您的考量。
邱华栋：我尽量采用一种亲切生动的文风，来使我介绍的作家作品更具亲和力。因为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很多当代世界文学高大上，或者有文化上的隔膜感，不好接近。那么，我的这本书就能使读者觉得，这些作家作品并不那么艰深，而是很有意思。
假如不同语言的文学是一条条大河，那么，这些小说就是文学之河边醒目的航标，显示了里程和方位，指引后来者能找到自己的目标。航标的出现对于行路之人是十分亲切的，就像当年19岁的我从书店捧回一本《提要》的心情。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注意到文风的朴实，希望在每一篇三五千字的篇幅之内，要把这个作家的基本生平信息说清楚，把他的代表作的主要内容大致勾勒出来。因此，这本书是一扇门，打开门，我希望读者可以迈出更远的足迹进入小说那广袤的森林，不要止步于此。
读品：在您的笔下，卡尔维诺是一位“飞鸟型的作家”，胡安·鲁尔福是“以少胜多而傲立群雄的作家典范”，为一位作家画像时，您会更注重哪些因素或角度？当评论家为作家画像时，是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遮蔽？
邱华栋：我特别注重作家的生命历程中的成长环境和促成他成为一个作家的主要因素。正是环境和这个作家的作品的特质，使他与众不同。因而，强调其独特的别人没有的特点和识别度，是我这本书的重点。我觉得我的角度也是读者能感受到的。至于有的作家可能被遮蔽了某些特征，要么这些特征不明显，要么也不重要吧。
读品：在梳理作家生平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吗？其中有没有什么共性的地方？怎样的经历对成就一个作家至关重要？
邱华栋：我觉得优秀的作家恰恰在于其个性。每个作家都在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发现和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而且，每位作家的经历都是不会重复的。正如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特的。而且，什么样的生活和经历，都可以造就作家，就看作家自己的才能——有没有使用语言，去创造性地叙述人物和故事的能力。
地方性写作必须具有世界性和当代性的眼光
读品：书中您选择了三位中国作家，分别是莫言、董启章、李永平，为什么是这三位？
邱华栋：这三位作家分别是大陆和台港用中文汉语写作的中国优秀作家，他们既具有和世界文学的对话能力，也有某种鲜明的在地性和地域文学特征。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被他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李永平对婆罗洲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一片陌生的地域向我们徐徐展开。董启章对香港的书写，非常具有雄心，也非常细腻，创造性地和世界文学有一种呼应。
读品：现在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谈论地方性写作（如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较多，那么，从您这本书出发，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重审地方性写作，您更愿意让我们看到什么？
邱华栋：我想举以塔斯马尼亚岛为背景写了多部作品的理查德·弗兰纳根为例。他写了一个我们陌生的大岛上的人。《河流引路人之死》，带给了我们地方性的陌生经验，也包含着现代的眼光。因而，地方性写作必须具有世界性和当代性的眼光，才会成为“世界文学”。相反，非洲尼日利亚的本土作家图图奥拉，我觉得他的作品过多地陷于地方性，因而就沉陷在地方性上成为过于地方的作家了。
读品：书中的很多名字对普通读者而言其实比较陌生。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世界的扁平化，但在公共话语中常常被提及的文学经典似乎总是那几个。每年的诺奖文学奖能让读者知晓一个新的名字，但似乎很难有作家或作品带给读者曾经《百年孤独》或《追忆似水年华》带来的冲击力。
邱华栋：杰作的诞生和传播是有时代和时间因素的。时代趣味也会发生变化，这很复杂。但我个人觉得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一点都不比你说的马尔克斯和普鲁斯特差，你会认同吗？因而要去读它。再比如，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雅各布之书》绝对是一部比肩任何经典的小说杰作。这需要我们去不断地阅读和阐发。因而也需要点时间。
读品：在南京新书分享会上，您提到相比诺奖，更重要的是“文学的新的创造力”，如何理解“文学的新的创造力”？请谈谈您的看法。
邱华栋：文学写作需要天才般的创造力，我们只能默默期待天才之作出现。但对那些天才来说，勤奋又是写出作品的一个必要品质。文学的创造力就体现在——作家写出来的小说是不是我们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见过，那就是“文学的新的创造力”。《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阿Q正传》《百年孤独》《檀香刑》《云游》等等都是这样的。
读品：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常常会怀念地追忆起1980年代的文学氛围，您也是在那时开始写作，而且是年少成名，以这样一种眼光或身份回忆80年代文学，是否会有一些更加个人化的思索？
邱华栋：我并不怀念198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太小，才十几岁。我就是喜欢现在、此刻、当下。我对1980年代没有更多的有趣或者深情的回忆。我觉得，时代总在变化，作家所处的环境也不断变化，因而必须建立和时代的关系。希望青年作家能发现自我，创造独特的作品，这一点，对任何时代的作家都适用，归根结底就是写出你自己的作品。
读品：请介绍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如何达到如此大的阅读量和如此广泛的阅读面？
邱华栋：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每年精读的书就在几十部，而泛读、浏览、暂存的数量可达上千部。在今天，我依然认为，阅读极其重要。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只是一种视觉经验，而是一种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我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读书。现在精读的更多都是我写作的参考书，比如西域历史地理书籍我经常细细地看。
邱华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文化版主编、《青年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著有非虚构作品《北京传》《现代小说佳作100部》，长篇小说《空城纪》《龟兹长歌》《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等15部，还创作有中短篇小说200多篇。共出版有长篇、中短篇小说集、电影和建筑研究、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各类单行本80多种。其多部作品被译成日语、韩语、俄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匈牙利语、越南语出版。
曾获第10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北京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编辑奖、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奖状、《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萧红小说奖优秀责任编辑奖、郁达夫小说奖优秀编辑奖、短篇小说提名奖、《人民文学》林斤澜小说奖、《十月》李庄杯优秀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人人文学网年度作家奖、汪曾祺文学奖、《万松浦》中篇小说奖、第四届金剑武侠文学奖特别奖等30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