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归何处

作者：心如大海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经翻天覆地的变革，以崭新之姿屹立世界东方。数千年文明浸润的华夏大地，恰似沉睡巨龙骤然苏醒，昂首腾空，直上云霄。

回望华夏历史长河，从未有过这般风驰电掣的发展，在时代轨迹上刻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封建礼教的桎梏被打破，传统观念悄然更迭，伦理道德与人际羁绊重新梳理，整个社会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一切都鲜活热烈，满是蓬勃朝气，带着初生的天真与稚拙，在岁月里书写着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可喜与可贺。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方红》的旋律悠悠回荡，激昂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人们的心灵澄澈如素纸，在时代的浪潮里，灵魂寻得别样的升华。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坐落于首都南大门的古城涿县（今涿州市），也褪去旧貌，焕发出青春的蓬勃活力。

“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帝王御批的笔墨，让涿县人心中满是刻入骨髓的荣耀与自豪，也引得诸多中央直属单位在此落地扎根。北京农业大学教学实验场便应运而生，其前身是1957年10月始建的国营涿县农场，1964年交由农垦部管理，成为北农大的半耕半读基地。农场占地23605亩，常住人口1400人，下设16个集生产示范、教学实践、科研探索于一体的分场。这里的职工，除了农大的科研人员与教工，多是复员军人，我们的主人公援越，便出生在这片充满烟火与希望的土地上。

援越，一个烙着时代印记的名字，裹挟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政治热情，与援朝、抗美、学军、爱红这些名字一道，成为岁月的符号。从1949年建国伊始，到1950年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1960年“瓜菜代”的艰难，1963年的滔滔水患，1965年抗美援越的征程，再到1966年社会运动的风起……他在这跌宕起伏的岁月里，降生、成长。

童年的记忆，总带着一层模糊的滤镜，朦胧又褪色，却藏着最真切的时光。

托儿所藏在一排平房最东侧的两间屋，分里外两间。外屋摆着支着大笼屉的锅灶，角落里堆着孩子们各自带来的小碗、饭盒，沾着淡淡的烟火与饭香。开饭时，左娘和母亲王阿姨忙前忙后，孩子们便围坐在大圆桌旁的小凳上，手里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眼睛却不住地瞟向旁人的碗，好奇着别人家的滋味。

偶尔会有调皮的孩子，突然把勺子伸到邻座碗里舀上一勺，囫囵塞进嘴里。被舀了饭的孩子不甘吃亏，也伸手去舀，对方却慌忙端着碗绕着圆桌跑，脚下一绊摔在地上，碗扣在泥地里，嘴里却还含着抢来的饭，舍不得吐，勺子滚在一旁，扯着嗓子哭起来。左娘急忙上前抱起他，“大油”挂着鼻涕嚎啕，“二油”捂着嘴偷乐，一时间童声嚷嚷，乱作一团。唯有小援越和小伙伴万里，躲在角落，自顾自玩着“大夫打针”的游戏，隔绝了这一方喧闹。

清晨的雾霭浓重，漫过农场的场院，一个身挎红穗大刀的小小身影，正爬在盖着席子、沾着露水的花生垛上。

“小援越，干啥呢？”看场的丁爷爷弯着腰，笑着问道。

“学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稚嫩的童声，清脆又坚定，在晨雾里漾开。

两排钻天杨遮天蔽日，沿着一条望不到头的大路向远方延伸。路上走来一个衣着整齐的小孩儿，步子慢悠悠的，透着股执拗。

“哟，这不是小援越吗？这是要往哪去啊？”路人笑着喊他。

“肚子疼，去北京看病。”孩子答得一本正经。

“你爸妈知道不？”路人看着他一脸茫然地把手指塞进嘴里，无奈地摇了摇头，“快跟我回去，不然你爸妈该急疯了。”说着便一把抱起他，往回走去，怀里的小身子还倔强地扭来扭去，不肯罢休。

不知从何时起，农场来了许多解放军，昔日熟悉的面孔，大高个的梁福海、小个子的王士元，都渐渐消失在视线里。也就在这时，家里添了个小妹妹，援越的生活，自此掀开了不安定的一页。

（二）

搬家后的第一年，援越跟着父母来到了偏远的涞源良种场，小妹则被送到蔚县的姥姥家寄养。

良种场不过是个不大的院子，几排平房错落着，像涿县农场时一样，老乡建国哥家住在隔壁，小娜娜家在另一侧，邻里间的烟火气，冲淡了些许陌生。场门前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穿林而过，乱石滩间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水映着高耸入云的白石山，远处山林里，偶尔传来一两声凄厉的长啸，母亲说，那是狼嚎。

“小援越，出去玩不？”月娥阿姨一手拉着建国哥，一手牵着小娜娜，嗓门亮亮地招呼着。

“走！”字刚出口，援越的身影已经跑出去老远。

院里杂草丛生，透着几分荒凉，远处一个新土堆，勾住了援越的目光。他几步跑上前，纵身一跃，“嗖”的一声，只觉身子猛地一沉，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还没来得及喊出声，便直直坠了下去。

月娥阿姨一回头，身后早已没了援越的影子。

“援越……援越！快来人啊，援越不见了！”急促的呼喊声，揪紧了所有人的心。

听到喊声，父亲和叔叔们慌忙跑来，这才发现新土堆旁，竟藏着一口足有一房深的枯井。有人找来手电筒往下照，昏黄的光里，只见孩子坐在井底的烂砖堆上，小脸煞白，早已哭不出声。

父亲二话不说，腰上系了数根绳子，顺着井壁往下滑，将援越紧紧抱在怀里往上送。万幸孩子并无大碍，众人忙找来泥土，将这口枯井彻底掩埋，一场虚惊，总算落了地。

“凉——水米——”

南方口音的军代表拉长了调子喊着同伴梁漱明的名字，开饭的吆喝声带着独特的腔调，深深烙进了援越幼小的记忆里，成了涞源时光独有的注脚。

母亲是良种场的会计，整日里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指尖不停。到了晚上，还得去实验室做“920”实验，各色烧杯、试管摆了一桌。援越总好奇地凑上前，摸摸这个，碰碰那个，被母亲发现，便会轻轻拍上一巴掌：“出去，出去！”他一步一回头，眼泪啪嗒啪嗒掉，母亲却又很快追出来，把他揽进怀里，软着声音哄：“越越乖，越越懂事，是妈妈不好……”

那时山里的天，格外高远，湛蓝的天幕上，飘着棉絮般洁白的云。云是会“跑”的，忽而从头顶掠过，遮住太阳，天地便暗了几分；忽而又飘走，太阳探出头，重新洒下光亮。它们似是累了，便盘在半山腰歇脚，或是躲进山林里，不见踪影。

童真，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

在小援越眼里，这涞源的山山水水，便是传说中的仙境。他常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发呆，幻想着天上的神仙驾着祥云而来，带他去清澈的溪边戏水，让他长出一双神奇的翅膀，飞向任何想去的地方。可他又忍不住好奇，雷雨交加时，土火箭射向天空，那些神仙，又会躲到哪里去呢？

夜晚，狼嚎声再次从山林里传来，援越慌忙钻进母亲温暖的被窝，一动不敢动。听着夜风拍打着门窗，发出呼呼的声响，恐惧便攥住了幼小的心灵。他对着这神秘的大自然，满是敬畏，也满是不解。

一年后，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小援越也被送到了蔚县姥姥家——那个名叫莲花池的小山村。

（三）

莲花池，是藏在两山之间的小山村，九曲回肠的壶流河穿村而过，河滩上是泛着白霜的盐碱地，河面上架着一座老木桥，不知在岁月里伫立了多少年。村东一里地，有一方美丽的海子，十亩方圆的水面，绕着十五棵苍劲的老柳树，树影映在水里，也藏着一段古老的传说。

很久之前，这里本没有海子，只有几户淳朴的村民相依而居。其中一户人家，娶了个懒媳妇，好吃懒做，从不下地干活。村里人都到河边挑水，她却在家中发现了一处小喷泉，拨开塞子，水缸便会慢慢蓄满，再把塞子堵上即可。可一日，婆婆见她不在家，便拔开塞子放水，转头却忘了堵上，泉水汩汩涌出，越流越大。村民们来不及收拾家当，纷纷往西面的大西梁跑，才躲过一劫，而整个村子，都被大水淹没，成了如今的海子。

海子形成后，竟出了个吃人的海马怪，每年都要村民献上童男童女，无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一日，一位斩妖除魔的南蛮子路过，将镇妖宝剑交给村民，嘱咐道，待他与海马怪搏斗时，见水中伸手，便将宝剑递上。说罢，便纵身跳进海子，与海马怪缠斗起来。一时间，水面巨浪翻涌，天昏地暗。忽然，一只硕大无比的巨手从水中伸出，手上满是吓人的疙瘩，村民们吓得四散而逃，竟无人记得递上宝剑。可怜那南蛮子，血柱冲天，殒命海子。海马怪虽吞了南蛮子，却被热血灼烧，跳出海子向西北狂奔，跑了八里地，才一头栽倒，暴死在地。后人便在当地修了马神庙，镇住这妖邪。

听着这慷慨又悲壮的传说，小援越满心感动，攥紧了小拳头，心底的波澜久久不能平息。

和涿县一样，蔚县也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古城，八大集镇错落分布，东有小五台山巍峨，西有壶流河蜿蜒，更有诸多质朴的民俗，过年贴窗花便是当地最有名的习俗。每至年关，孩子们都攥着剪刀，学着剪窗花，哥哥的手艺总不如妹妹，却也有自己的巧思。他不知从哪寻来一块平板，铺上纸用水浸湿，贴上剪好的窗花，再用煤油灯慢慢熏，待熏得均匀，便把纸晾干，轻轻揭下窗花，纸上便留着好看的窗花印记，这成了兄妹俩最难忘的乐趣。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山野间尽是新生的模样。山坡的兰花开了，幽幽吐香；蒲公英的黄花谢了，撑出一把把小伞，随风飘散；梯田与山沟里的庄稼，抽穗、结果，挂着沉甸甸的希望。地皮色的蚂蚱，展开粉嫩嫩的薄翼，振翅飞向高远的天空。山沟的石缝里，结着硕大的蚂蜂窝，这里的马蜂与平原不同，秋日里，蜂巢里会积满甜美的蜂蜜，引得小伙伴们结伴而来，冒着被蜇的风险去捅马蜂窝，那甜甜的蜂蜜，便是胜利的美餐。花草的清香，孩子们的笑脸，邻里间的和善，在援越心里，刻下了一生最美好的模样。

姥爷，是援越心中最慈祥、最可敬、最伟大的人。

他身材高大健壮，和村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常年穿着黑布对襟上衣、宽腰大裆裤，腰间系着粗布腰带，一身质朴。姥爷天不亮便起床，卷好被卷，跪爬在炕上，轻声念叨着什么，而后轻手轻脚下炕，带上门出门去。等一家人坐在炕上准备吃饭时，他早已拾回满满一筐牲口粪，倒进茅坑，洗干净手脸，盘腿上炕。饭菜摆齐，他便将一双筷子搁在碗上，闭起双眼，默默祈祷。援越这才知道，姥爷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心里装着一个旁人不懂的神秘世界。

姥爷的日子，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一辈子忙忙碌碌，却与世无争。他虽是庄稼人，却满腹学识，稍有闲暇，便给小援越讲古：讲苏武牧羊的坚守，讲《满江红》的豪情，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讲救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讲《七侠五义》的快意，讲《绿牡丹》的传奇，讲陶渊明的悠然……

援越的心灵，恰似一张空白的素纸，在姥爷的话语里，无拘无束地驰骋。他时而化身顶天立地的英雄，驰骋沙场；时而成为快意恩仇的豪侠，行走江湖；时而又踏入缥缈的天国，与神同游，心驰神往。

七岁那年，援越背起小小的书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学校，心里满是对热闹校园的期待。可小小的教室，却像一道屏障，将他与自由的山野隔绝开来。原本和善的青山爹，站在讲台上，竟将不认真听课的青山打出教室；就连平日里笑嘻嘻的“肉老师”，也没了往日的温和，变得严厉起来。偶然听大人说“小孩子上学太早对大脑不好”，援越便寻到了借口，只上了一个学期，便再也不肯踏进校门，重新回到了那片无忧无虑的自由天地。

乍暖还寒的春日，他拿着特制的小榔头，跟在大人们身后，敲碎满地的土坷垃；雨后的山坡，总能捡回满满一篮地皮菜，带着泥土的清香；夏秋之交，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割谷穗、掰玉米、拾高粱、刨山药，指尖沾着五谷的芬芳。闲来无事，便去山野间捉一串蚂蚱，用干草煨熟，蚂蚱的大腿脆生生的，胸脯是细嫩的肉丝，肚子里藏着蛋黄般的籽，吃得满嘴乌黑，却满心欢喜。有时，还跟着吉林舅舅去山上放羊，漫山遍野地跑，时光悠悠，满是快乐。

这份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天天流淌，直到那个傍晚。

援越疯玩了一天，帮吉林舅舅把羊赶回羊圈，一抬头，便看见院里停着一辆自行车。他怯生生地走上前，伸手去摇那能转动的脚蹬，只听“哐当”一声，车子摔在地上，动静惊得满院的鸡扑棱着翅膀，乱飞乱跑。

“越越……”

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几分温柔。

“援越儿，连你爸爸都不认得了？”姥姥的大嗓门，在院里响起。

援越怯怯地回头，眼里满是羞怯与惊惧，父亲走上前，一把将他抱进怀里，转身走进了屋。

那一刻，援越知道，属于他的童年，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章      学生时代

（一）

 新家安在蔚县城，北望便是玉皇阁，那也是父亲供职的蔚县建筑队。西边有座聋哑学校，往南几步，是母亲上班的蔚县招待所三部，拐个弯就是大戏园子，东面则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排平房。眼前的一切，于我而言，满是新鲜，又裹着几分陌生。

 蔚县古城的城门巍峨，城墙保存得完好如初，环城的城壕里水波盈盈。站在城墙上，指尖拂过斑驳的砖面，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仿佛就在眼前。清风漫过耳畔，似有战马嘶鸣、将士呐喊隐隐传来……儿时的我竟傻傻想，这大抵就是展昭他们守着的京城吧。

 招待所的阿姨们都格外疼我这个新来的小男孩。小孙塞给我一把爪子儿，小白翻出小人书给我看，李淑莲念《一块银元》时，眼角噙着泪；乔瑞山所长总大声夸我聪明，说我瞧着小人书，就能一眼辨出好人坏人。母亲站在一旁，脸颊微红，眉眼间漾着藏不住的自豪。

 “糠萝卜，蛆串啦，里里外外全占啦……”

 几个孩子围着新来的职工小康，跺着脚喊着顺口溜。

 “啊哦——”小康佯装发怒追过来，孩子们便一哄而散，跑出去老远。

 上学终究是躲不过的。街道旁的小学校，是四合院的模样，一年级的何老师领着我这个小不点儿走进教室，班长是何建兵。爱说爱动的我，没多久就熟悉了新环境，还和赵平军、罗海平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城里的日子，和乡下是全然不同的天地，浑身的劲儿总有着处可使。

 玉皇阁东侧是部队的打靶场，每次射击结束，孩子们便一窝蜂地冲上去，有人抢弹壳，有人蹲在地上挖弹头，我的百宝箱里，曾攒下满满一盒子这些“宝贝”。孩童的好奇藏不住，我竟把挖来的子弹头搁在火里烧，看着铅汁慢慢流出来，凝成一块小小的铅坨子。

 靶场往南，是一片水沼地。夏日里，漫天的水青儿（蜻蜓）交错飞舞，几乎一伸手就能抓到。我们拿着竹扫帚拍中一只，用细麻绳拴住它的身子，绳子另一头系在小木棍上，轻轻抡转，不消片刻，它的配偶便会寻来，双双依偎在一起，这时扔掉木棍，一伸手就能捂到新的猎物。

 最让我们觉得威风的，莫过于放学后上街维护交通秩序。罗海平带着我和赵平军，攥着小喇叭，一溜烟冲到街上，见着骑自行车带人的，或是赶马车的把式坐在车橼上的，便扯着嗓子大喊：“嗨！下来，下来！”对方大多会乖乖照做。这时候，我们仨个个挺胸抬头，趾高气扬，得意的模样藏都藏不住。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又跑到南关，摘得满衣兜桑椹才凯旋，一双双小黑手，指着彼此染黑的嘴唇，笑得前仰后合。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成了一名红小兵。

 只是，这份新鲜的欢喜还没尝够，搬家的消息，便又至了。

 （二）

 这一切的缘由，皆因远在涿县的农场发生了变故。三年前，北京农大迁至陕北办学，教授与师生们水土不服，又抵不过当地的地方病，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学校迁回了原被三十八军接管的涿县农场。部队撤离后，农大将遣散至二十二个县的农场职工悉数调回。我跟着母亲，回到了出生地——北京农业大学教学实验场，而父亲因正在张家口组建地建三公司，只能留在当地。这一别，竟让父母两地分居了整整十年。

 农场的新学校简陋得很，一、三年级合用一间教室，二、四年级挤在另一间。读二年级的我，看着康老师讲完我们班的课，又转身到对面给四年级上课，心里既心疼老师的辛苦，又觉得这场景有些滑稽。康老师是母亲的好友，对我格外偏爱，课堂上需要活跃气氛时，总喊我站到前面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可我每次都紧张得不行，一回竟把一、二段的歌词唱颠倒了，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满心愧疚，总觉得辜负了康老师的心意。

 放学后，高年级的江河总带着同学们玩打仗、藏木根儿的游戏。初来乍到的我，和所有人都不熟，只能默默站在一旁看。忽然灵机一动，我跑回家抓了一把珍藏的弹壳，趁人不注意，悄悄塞到江河手里。江河低头看了看弹壳，又瞧了瞧我这个小个子，开口道：

 “你也和我们一起玩吧。”

 “哎——”一声应和还未落，我的身影便扎进了游戏的人群里。

 “海啦啦啦啦，海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团结紧，把美帝国主义连根儿拔呀么连根儿拔……”歌声在农场的空地上飘着，日子仿佛又热闹了起来。

 可世间从无一成不变的事，阳光不会总照着一个人，生活里，终究少不了不如意的时刻。

 父亲不在身边，母亲一个月只有二十二块钱工资，拉扯着我过日子，格外不易。所幸农场的大食堂还算不错，偶尔能打打牙祭。有一次，母亲买了一份丸子，母子俩坐在桌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都舍不得动筷。趁母亲出门的间隙，我赶紧吃了几口，又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妈妈，剩下的丸子你吃了吧，我已经饱了。”便欢天喜地跑出去玩了。后来母亲总逢人便说，我儿子长大了，懂事了，眼里满是动容。

 没了父亲的护佑，瘦小的我成了大孩子欺负的对象。孩童的世界里，竟也藏着人性的丑陋。我性子倔，纵使被打，也从不肯低头。高两个年级的大雄儿在教室里打了我之后，李洪涛也跟着来欺负我。更让人窝火的是，李洪涛的母亲，一个体态臃肿的女人，看着自家孩子打我，非但不阻拦，还叼着烟和旁人聊天，一脸得意地看着她儿子的“胜利”。我气得肺都要炸了，却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学校分桃子，我分到的全是又小又烂的桃疙瘩，看着同学们捧着饱满的桃子兴高采烈的模样，我又气又委屈，一把扔掉手里的桃子，哭着骂了句“老师偏心”。没想到宋爱菊老师迎面就给了我一巴掌，还不解气，揪着我的胳膊把我拎到母亲面前。母亲当着老师的面，又打了我两巴掌，满心的委屈涌上来，我坐在地上边哭边打滚。可宋爱菊还不依不饶，说母亲这是打她的脸。等旁人把老师劝走，母亲一把抱起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人家孩子的爹是当官的，咱们惹不起啊……”从那以后，纵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绝口不让母亲知道。

 人心的险恶，竟来得这般猝不及防。看场院的石万田见我们母子孤儿寡母，竟起了歹心，夜里偷偷来敲我家的门。第二天一早，母亲拉着好友康老师，找到石万田狠狠怒斥了一番，这才让他断了歪心思。

 （三）

后来，农大来了许多工农兵大学生，还有很多插场的保定知青，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援越生活的是果林场。有经验的老职工来当老师，妈妈和高志新是钢笔腊纸刻教材的。有一天晚上，九点多，妈妈加班刻教材，援越也去看，娘儿俩中了煤气，如果不是高志新吃完饭又来了，也许……

青工们在农场很出名，会画画的王建宏帮助母亲画板报，给大家画头像；葛丽娟会唱“十七年风雪夜”和“老房东查铺”；亚赛他们会摔跤；朱晓燕当老师教英语；李金生穿西装，说以后有了媳妇就叫她天天伺候……

那时的孩子们，有着很多好玩的乐趣。学生们去一分队插秧，水汪汪的稻田里居然有泥鳅和鳝鱼。中午休息的时候，一把铁锹，一个脸盆，只一个多小时，就能挖半盆。回家后，用盐一腌，半天的时间，能吐出很多泥，脸盆里的水变得非常滑腻。晚上就能改善伙食。当然，水里也会有蚂蝗爬到腿上，有人用手，有人用鞋，把它拍打下来。

场院的花生垛，堆得像座小山。虽然花生已经收走了，只要有耐心，总能捡一些漏解馋。夜黑风高，孩子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守山头，一拨儿往上攻。浑身是汗，灰头土脸才回家。

“一九五三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会说快板书的江河，升了五年级，去了场部。

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孩子们都不喜欢大春（幼儿园的大油），没有人和他玩儿。

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援越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当时是右派和特务分子的高希理是个能人。他制作的巨大的“奠”字花圈是悼念大厅中最引人注目的；带着小白花的长长的人流，震碎心魄的哀乐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锣鼓声，游行、集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批斗丁得进的大会上，蔡旭教授和女儿，控诉地方哄抢农大的声讨，居然把培育中的冬小麦连地皮铲走，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呀！

在以后的几年里，援越的生活有规律地紧张起来。学校逐步走向正常，学习成为了主旋律。业余生活全部来自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什么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长篇小说联播、文学节目、小喇叭、每周一歌等等。

妹妹也从姥姥家转来上学，三口人的生活也还平静，只有爸爸留在张家口调不回来。

五年级是在三里以外的场部总校上的。这一年，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五年级上了一年半。

毕业的时候，班主任冯老师让大家交照片。援越和建敏约了海涛一起，步行到二十多里的县城去照相。三个小伙伴儿，照了一张三人合影就回来了。

老师一看：“你们理解错了，是要一寸的照片，做毕业证用。”

没办法，只好又跑了一趟。

援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初中（在这以前，升学是不需要考试的）。由于农大的教师们都争着往北京调，场里的初中散了。在场方向周围各农村中学协商后，失学的孩子们，才被分散到五、六所农村中学插班，以完成他们的学业。

（四）

“三城中学”只设初一、初二各一个班。和援越一同插班的有桂学、金宝、松林和小香、小兰。农村的孩子欺生，亮儿和小福来等几个孩子，经常在上学的路上劫农大的学生，寻衅打架，几经磨合才能和平相处。

这时的中国大地上，已经不象前几年的单纯、封闭。文艺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各种文艺作品纷纷涌现出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歌颂爱情的作品渐渐成为主流。

当时，日本影片《生死恋》正在国内上演，感动得许多少男少女如痴如狂。长着卷发的松林，是一颗早熟的情种。他看上了有着两个酒窝的漂亮女生小兰儿，开始了他的“拍婆子”行动。

上学的路程有二、三里远，同学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路上。要好的援越和松林原本走在前面，知道女生走在后面，他们故意放慢脚步，等待她们擦身而过。女生们看到他们的样子，忽然加快脚步走到他们的前面。松林先是用一个小土坷垃投到小兰儿背上，立即就装得一本正经。小兰先是一怔，转身停步冷眼看着两个假装镇定的男生。松林突然转向援越：“你怎么回事儿，上学还不老实。”把身边的朋友僵在当场，不知所措。小兰儿将嘴一撇：“讨厌！”抄紧了书包快步走了。“好啊你，敢赖我？好你个蹲班生……”刚反应过来的援越追打着逃走的松林……

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松林更加大胆。有一次，居然把家里刚开的令箭荷花偷偷摘走，趁小兰儿不注意，插到了她的书包上。等小兰儿发现时，两个男生已经跑得好远。这次小兰儿竟然没有生气，可放学回家的松林却挨了爸爸的严厉训斥。

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路上还是课堂上，松林和小兰儿就互相传递起了纸条。

看着这一切，援越的心情激荡不已，他既为朋友感到高兴，同时又有些羡慕，希望他们能有好的结果。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星期后的上午，写完作业的援越来到松林家找他出去玩儿，松林的父亲正在家里。

“叔叔，松林在家吗？我想找他玩会儿去。”他怯怯地问道。

松林的父亲是果品厂的厂长，他不苟言笑，留着漂亮的背头，板着脸问道：

“你是那个叫援越的吗？”他冷冷地盯着他，又说：“以后，你不要再到我们家来了，松林都给你带坏了，你走吧！”

这冷冰冰的声音，像一盆无情的凉水泼到了头上。援越浑身发紧，血往上撞，窘得说不出话来。他转身回家，忍不住放声大哭：“难道真是我把他带坏了？”想到平日里松林的所作所为，他又委屈又不服气。索性下决心再也不理他了。

上学的路上。

“援越——”松林边跑边喊地追赶只顾向前快走的他。

他冷丁站住，转回身用手指着他：

“你以后少理我！”然后快步走了。

远远地，他看见松林还呆在那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看不到两个好朋友走在一起的身影。好奇的同学诧异的问：“你和松林怎么了？”

“我和他绝了。”援越狠呆呆地说。

（五）

放假了。

期末考试成绩不错的援越，颇有些得意。每天除了写作业，就是抱着半导体听小说、广播剧、学唱歌、甚至还参与了中央台“十五首听众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得到了一张纪念卡和印有十五首歌曲的折叠歌片儿。

一天上午，他正在写作业，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谁呀！”他将最后一笔写完，才去开门。

开门一看，是亭亭玉立的小兰儿。她微笑着看看他，露出两个小酒窝儿，明净的眸子一闪一闪的。

他一下怔住了。

“你……你怎么来了？”这是第一次有女孩子来到他家。

“我不能来吗？”她笑看着说。

“当然能，……啊……只是没想到，快进屋吧……来，坐。这很乱，真是……”他紧张得有些结巴。

她环视着室内的摆设：“没什么，这样能看到你的本来面目。”

奇怪，她倒是没有陌生的拘谨。

“作业写完了吗？”她伸手从桌子上拿起他的作业本。

“这不是正在做，不过快做完了……你喝水吗？”他这才适应过来。

“不喝，吆？你这字写得不错呀。”

“一般吧！”他害羞起来。

“都是同学，你有什么可谦虚的。”她边说边翻着他的作业，“嗬，你做得真不少了。”

他没有说话，偷偷地端详着她。颀长的身材，留着长辫子，蓝底的上衣缀满了小花儿，额头的发稍打着卷儿，白皙的脸庞透着红润，眼睛随着翻作业的手左右闪烁。

“哎。”她抬眼发觉他在看她，脸倏地红起来。

“你和松林到底怎么了？”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们以前不是挺好吗？”她继续问，眼仍盯在作业上。

“是，是挺好的……”他思索着，“反正……我跟他绝了。”他觉得不能把实情告诉她。

“我觉得你挺好的，你要是不理他了，那我也不理他了。”她抬起头来。

“那哪儿行啊，你是你，我是我呀……”他有些窘迫。

“像你这样的人都不理他，我还理他有什么意思？”

“你们俩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呀。”他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你们不是一直都挺好吗？”

“好什么呀。”她撇了一下嘴，左侧嘴角上有一颗很小的痣。“你不说，我就不问了，反正你不理他，我也不理他了。好啦，我就不打扰你了。”说完起身就走。

“哎，你……”他还来不及说话，她的身影已去远了。

他忙追出去送。

远处，松林在和一个小孩儿踢球。

“哎，援越，你过来一下儿，我告诉你件事儿。”正在打乒乓球的他，看到不远处的香儿在向他招手，忙把球拍递到别人手上，喘着粗气走到香儿面前。

“什么事？”

“你知道吗？小兰儿和松林吹了。”香儿用手掩着嘴对他说。

“是吗？”他知道香儿是小兰儿的好朋友，她说的话大约是真的。“怎么回事儿？”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们吹了。”她挑起眉毛，嘟起小嘴儿，“哎，你和松林是好朋友，小兰儿是我的姐儿们，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呀。”她一副关心的样子。

“他们吹了，我有什么办法？”他显出一些憨态，手向头上抓去。

“咱们都帮着劝劝呗，也不能看着他们就这么散了呀。”她瞪出了白眼。

“那，你说怎么办？”他妥协了。

她悄声地说出了她的计划。

“行，咱们就试试吧！”

“谢谢你啊！哎，我这儿有个手抄的电影故事，可好看啦，你看不看？

"什么名字？"他高兴地问。

“《海盗》"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在场外的一片小树林中，两男两女走到了一起。

"哎,你找我干么呀？"没容别人说话,松林就气冲冲地来到援越面前

"我……"

"你什么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这会儿跑这儿假惺惺,哼！"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听他披头盖脸这么一路通,援越一把揪住松林的胸口“你以为你是谁呀？告诉你,你不是野岛，我也不是大宫."

松林被搡到了一边。

援越怒气未消地看了一眼旁边呆住了的香儿和小兰儿,

"你们！哼"转身就走。

“我们也是好意……”

背后传来她们着急的声音,但已无法挽回了。

（六）

 开学后，三城中学与二站中学合并。因初中学制由两年改三年，当年无毕业班，学校又分了快慢班，旧日同窗再度被拆散。二站中学离场区甚远，援越家没有自行车，万般无奈下，他只得转去离家稍近的西城坊中学。

 这所学校的初中二年级，全年级只有一个班。学生由西城坊村、宋家营的本地孩子组成，再加上像援越这样的外来插班生。

几日相处，同学们便渐渐熟络。班里的亲戚关系格外多：刘叔会、刘军会与金成山是表兄弟，郭树利和郭树清是亲哥儿俩，大狗儿、二狗儿也是亲兄弟，就连男生刘利华，小名竟叫“桃花儿”，听来格外有趣。下课的间隙，大家总爱围着坐在最后一排的郭树清打趣，逗他说说那双人长板凳，他还能不能挤下。郭树清扯着哭腔诉苦：“我那同桌也太胖了，她一屁股坐下来，板凳直接被占满了……”话音未落，众人已是笑得前仰后合，教室里满是少年人的欢闹。

 班主任赵玉如是语文老师，中等身材，留着整齐的偏分头，胡子总刮得干干净净，只是面容素来严肃，援越从未见他笑过。他的字更是独树一帜，笔画又大又方，若非写的是简体字，怕是要被打趣成党项李元昊的文字。

 援越一上赵老师的课就莫名紧张。一次被喊到黑板前填空，“飞珠溅玉”的“溅”，他提笔便在下面多写了个“皿”；毛主席的“席”字，心里明明想着下面是“巾”，落笔却成了“又”。赵老师看着黑板，沉声道：“你心里到底想什么呢？你们家谁是主度？”一句质问，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援越的脸瞬间烧得滚烫。

 赵老师性子硬，有主见，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一日，他通知所有男同学周日到校，把教室里的课桌悉数搬出去，又将自己弄来的黄土一车车运进教室。待到周一上学，同学们推门一看都觉新鲜——教室的地面被整成了前低后高的模样，像个小小的大会场。

 梁维生是最先和援越交心的朋友。他作文写得好，记忆力更是出众，两个少年脾性相投，惺惺相惜，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

 可这份同窗情谊才刚升温，变故便接踵而至。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不知农场与地方上的协商出了什么问题，学校突然通知：“凡农场的学生，一律回家。”援越和一众农场孩子，就这样骤然失学。

 分别那日，梁维生与援越躲在校外的树林里，偷偷旷了一节课。两个少年敞开心扉，说着各自的家庭琐事、成长过往，越说越心酸，最后紧紧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情分深到只差歃血结拜。

直到下个学期开学，东城坊公社新建社中，生源紧缺，才终于通知农场的孩子们复学。此时，援越本该升上初三了。

 社中的初一、初二、初三各设两个班，赵玉如老师也来了这里，他特意找到援越，建议他直接跟自己的班上初三。可母亲总觉得，援越缺了近一学期的课，基础不牢，执意让他蹲一级重读初二。这般一来，援越的小学因春季招生改秋季，多上了半年；初中又读了两次初二，再加上学制由两年改三年，竟比快班的同学多念了两年书。

 也是在这时，母亲的工作有了变动，被调到场部小学教学前班，单位还为她安排了一间带厨房的独院，两间房，虽不宽敞，却也成了母子三人安稳的小窝。

 社中共六个班，一二班是初三，三四班是初二，五六班是初一。援越被分在四班，班主任杨桂增也是语文老师，教学风格与赵老师截然不同。一次课堂上，杨老师要求大家用十分钟，背诵《荷塘月色》中“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那段文字。话音刚落，第一个举手的便是援越，且背得一字不差。他的习作《家乡的海子——莲花池》，便是在杨老师的启发下写就的。

 遇一良师，便如遇一束光，学生生活也有了十足的动力。那段日子，援越的校园生活格外鲜活：和孙刚、刘利海搭档说相声，逗得全班捧腹；和吴健、杨宏革凑在一起吹口琴，旋律绕梁；兴致来时，还会站在教室前独唱《太行颂》《莫让年华付水流》，少年的意气风发，在歌声里尽显。

 初三那年，学校传来消息：连年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或是县运动会前五名的运动员，考高中时可各加十分。援越彼时已拿下前两项荣誉，为了凑齐加分，他索性进了学校的体育队。只是初入队的第一次训练，他便因运动量过大，尿色成了赤红，这才知自己体力早已透支。身体的疲惫，无形中拖了学习的后腿。好在后来的县运动会上，他的跳高项目拿了第五名，总算凑齐了三项加分的条件。

 （七）

 可中考成绩出来，援越的分数竟比高中录取线差了十二分，而此前学校承诺的加分，竟无一人提及。就在援越陷入绝望时，体育老师冯荣山辗转找到涿州二中（房树中学），要来了两个特长生保送名额，第一时间通知援越和长跑特长生朱小兵去学校面试。

 放学路上，援越撞见了同样没考上高中的发小翁晓革，他垂头丧气，满脸愁云，看着格外让人心疼。援越一时仗义，拍了拍他的肩膀：“明天我和朱小兵去房树中学面试体育生，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试试！”

 次日一早，冯老师和朱小兵看到翁晓革也跟来了，不由得皱起眉，冯老师凑到援越耳边，压低了声音：“你带他来干什么？我只争取到两个指标！”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体育底子也不差。”援越低声辩解。

“唉，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冯老师叹了口气。

“他都来了，就让他一起试试吧。”援越硬着头皮求情。

冯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率先朝前走去：“走吧。”

到了房树中学，接待他们的是冯老师的恩师，大家都称他“大张老师”。

一番体能测试下来，大张老师对三个孩子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却犯了难：“三个孩子都不错，可就两个保送指标，这可咋办？”

“老师，您看能不能跟学校说说，把三个孩子都留下？”冯老师恳切地恳求。

“我只能尽力跟学校沟通试试。”大张老师面露难色，语气无奈。

 回来的路上，冯老师一路沉默，脸色始终沉郁。

接下来的几天，面试的消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这天中午，援越去厕所，竟意外撞见了大张老师，他正从翁晓革家的方向走来，援越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喊了声：“老师。”

“哎，是你啊。”大张老师也认出了他。

不远处，翁晓革的邻居梁大胜和晓革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朝大张老师喊道：“喂，这点酒不算什么，进来接着喝……”说着，便拉着大张老师进了翁晓革家。

 厕所门口，援越孤零零地站着，满心的失落与委屈，像潮水般将他淹没，散了一地。

后来的结果，不言而喻——朱小兵和翁晓革成了房树中学的体育生，而援越，成了那个被淘汰的人。

有人恨铁不成钢地骂他：“你怎么就这么傻？冯荣山老师是为你和朱小兵争的指标，你们俩是社中参加县运动会拿了名次的正式选手！你倒好，偏要带翁晓革去。朱小兵的妈妈是社中的校长，梁大胜和大张老师是老同学，翁晓革家还摆了酒请客。就两个指标，不淘汰你淘汰谁？你这孩子，真是太傻了！”

 少年的初中时代，便在这样的遗憾与委屈中，草草落幕。

 （八）

 高中的路，该往哪走？

蹲级复读，明年再考，这是最稳妥的路，不用托人找关系，可援越偏不乐意，他甚至想过，就此辍学，不再念书。

 就在援越一筹莫展时，一位名叫刘鸿远的退休教师成了农场孩子们的贵人。刘老师曾在涿州教委工作，还担任过马坊中学的领导，人脉颇广。经他多方联系、奔走安排，农场里几个没考上高中的孩子，终于收到了马坊中学的入学通知。

 马坊中学的校址，设在一座残破的古寺里。曾经的大殿基座东侧，盖着两排平房：北面一排，是高一37、38班和高二35、36班的教室；南面正对的一排，是学生宿舍。

学校的大门朝南开，进门便是一排办公室，女校长和教导处都设在这里，西南角是校办工厂。学校的北半部分，是个方形的院子，工人抹掉四个角，修了一圈跑道，硬生生改成了一个说方不方、说圆不圆的200米操场。

 女校长赵俊英，中等个头，身形偏瘦，却精神矍铄，看着十分硬朗。

援越的班主任叫王庆才，个子不高，留着寸头，鼻子上有颗显眼的黑痣，总爱穿一件红秋衣，教的是物理。私下里，同学们都悄悄议论，王老师正和他的同学、教化学的李小菲老师谈恋爱。李老师个子也不高，皮肤稍黑，左腮边有颗痣，穿衣总爱把衬衣领子翻在外面，是个格外讲究的人。

 学校的日常，满是艰苦。每天早晚操，带操的体育老师长着个纺锤鼻子，大家背地里都叫他“邸大屁股”；38班的体育老师卢浩，个子不算矮，性子却格外温和，甚至带点腼腆，说话容易脸红，待人十分和气，让人不禁怀疑，他的体育成绩怕是不怎么样。

吃饭更是简单，早晚餐固定是一个窝头、二两玉米面稀粥，再配一小撮咸菜，这是订好的饭，每天三毛钱；中午能吃上四两馒头和一份菜，已是难得的改善，每周三的中午，学校会做两个包子加一碗菠菜汤，便是全校学生最期待的“大餐”。

 学校还总闹停电，学生们都得自备蜡烛，夜晚的教室，总飘着淡淡的烛火与蜡油味。这些苦，孩子们都能咬牙扛过去，可最让人无奈的，是师资紧缺：政治和外语两门课直接开不了，就连数学老师也三天两头换，稍有资历的好老师，都被抽到重点中学去了。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少年人的活力也从未被磨灭。学校组织高一、高二篮球赛，在农场便玩过球的援越，在赛场上一记底线勾手空心球，精准入网，瞬间赢得了全场的喝彩，那一刻，所有的艰苦与委屈，都在欢呼声里烟消云散。

 （九）

 农场的武振祥，认识房树中学的教导主任李谭。得知援越在马坊中学的艰难，他主动提出，帮援越和另一个农场孩子唐军转学去房树中学。

 很快，唐军和父亲唐冠英，援越和母亲，一行四人便动身前往房树中学。

在李谭主任的安排下，两个孩子顺利办好了转学手续。临走前，家长们拉着孩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上个学太不容易了，你们俩一定要好好读书，别辜负了大人的一片苦心。另外，这次能转学，全靠李主任帮忙，做人要懂得感恩，常去李主任办公室看看，帮着擦个桌子、扫个地，都是应该的……”

 中午打饭时，农场的学长高飞带着援越和唐军去食堂，路上便热心地叮嘱：“这学校的本地学生爱欺生，里头分好几拨：城里来的一波，咱们农场的一波，走读生又是一波……不过你们别怕，咱们农场这边，有农垦部的高云、白宇，还有西城坊的高友，都是大个子，身手也不错，没人敢随便惹。真要是有人来打架，咱们农场的孩子抱团，谁也不怕，保准没人敢欺负你们。”高飞说得眉飞色舞，让两个新生心里稍稍有了底。

 晚饭后，援越和唐军记着家长的话，特意去了李谭主任的办公室，想帮着做点杂活。

刚进门，便撞见李主任喝多了，正趴在地上呕吐，一地狼藉。两个少年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找来簸箕撮了土，盖在呕吐物上，再一点点扫干净，接着擦桌子、打热水、投毛巾，又打开门窗通风，忙前忙后，一刻也不停，直到办公室恢复整洁，才悄悄退了出去。

 周六回家，援越刚进门，便看到武振祥正坐在家里，和母亲说话。

见援越回来，武振祥叼着烟，跷着二郎腿，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开口便训：“援越，这次你和唐军能转去房树中学，全是我一手操办的。你们俩必须好好读书，要是学不好，第一个对不起的就是我，听见没有？”

 母亲在一旁连连点头附和，送走武振祥后，援越再也忍不住，积压的屈辱与愤怒瞬间爆发：“妈，这学我不上了！”

 母亲先是一愣，随即也发了火——这是她第一次对援越发这么大的脾气：“你说什么？给你转个学容易吗？那天我借了辆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地送你去学校，腿都磨破了，半路上还摔了一跤，你都忘了吗？”

 “你爸爸远在张家口，我一个女人带着你和你妹妹，举目无亲，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两眼一抹黑，我不认识任何人，好不容易托人给你找了个好学校，你却说不上就不上？”母亲越说越激动，眼里渐渐泛起了泪光。

 “我就是不上了！冯荣山老师给我的指标，我让给了翁晓革，您又托刘鸿远，又托武振祥，好不容易转了学，可在学校要伺候喝醉酒的主任，回家还要看武振祥那副嘴脸，我受够了！宁可不上学，我也不欠他的情！”援越梗着脖子，红着眼眶喊。

 母亲看着儿子，半晌说不出话，只是怔怔地望着他。

良久，她才语重心长地开口：“妈知道你委屈，可你想想，冯老师的事是你自己心软，后来托刘老师、武振祥，妈都是为了让你能有个好前程。现在学都转成了，你又耍性子，你让妈怎么办？”

 援越不怕母亲发火，却见不得她这般低声下气的软话，心里的倔犟，瞬间软了几分。

“反正我就是不想在房树中学待了，伺候酒鬼，看别人脸色，我做不到！”

 “谁是酒鬼？你跟妈说说，是不是在学校受委屈了？”母亲向来护短，自己受点委屈无妨，却绝不容许孩子受半点欺负。

 沉默了许久，母亲像是想起了什么，轻声说：“要不……你回老家上学吧。你姥爷前些天来信，说他认识蔚县政协的陈廷思老师，陈老师在西合营中学任教，那可是省重点中学，教学质量比这里好得多……”

 援越抬眼，看着母亲眼中的期盼，几乎没有犹豫，脱口而出：“行，我去。”

 （十）

 蔚县西合营中学，我是开学两月后转来的，被分到了26班。陈廷思老师曾跟我说，张天喜老师是位极优秀的老师——这届高中共六个班，26班的学生是前五班班主任挑剩下的，旁人都避之不及，唯有他接下了这个烂摊子。

 “听说你有体育特长？都会些什么？”张老师开口问。

我低着头应声：“百米，跳高、跳远，还有三级跳。”

他身着一身藏蓝衣衫，坐在椅上侧过身，左臂搭在椅背上，右手夹着钢笔搁在桌沿，又问：“百米能跑多少？”

“13秒6。”

“跳高呢？”他声音不疾不徐，平静得很。

“1米42。”我抬眼瞥了他一下，他面无表情，脸上带着北方人常见的红血丝，目光落在桌面，手中的笔正沙沙记录。

我又补了句：“跳远5米8，三级跳11米8。”

“我先带你去教室。”他起身走出办公室，我连忙跟在身后。老师个子很高，戴一顶蓝布帽，上衣稍长，显得上身偏长、下身略短，脚步却迈得格外稳健。

没过多久，学校秋季运动会如期而至。

“大家伙都听好了！从21班到26班，有人说咱班是最差的，我偏不信！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咱凭啥不如别人？”张老师的声音依旧不高，却字字铿锵，瞬间点燃了全班的斗志。

“还有的同学，跑第一时越跑越有劲，一旦被反超就泄了气，预赛拿第一，决赛反倒被预赛第三的超过，这事得好好反省。”

我心里清楚，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张老师向来善于观察，对我们的指导也格外悉心。这一次，我们班在多项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拔河比赛，老师在一旁指挥得极具张力，一会儿喊着压下去，一会儿叫着拉起来，那模样，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还表扬了我的作文《秋收一幕》，后来又让我执笔写元旦新年贺辞。我写了《照镜子的启示》，被贴在学校的专栏里，心里满是骄傲。

新年联欢会上，原本报名独唱的李海山，得知我会说相声，便拉着我一起编排了一段，还跑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不独唱了，我和他说相声！”

“哦？那你们演一段我看看。”老师满脸欢喜，还细心纠正了我们的舞台动作。最终，我们的相声拿了二等奖。

第二学期，我配了副金边眼镜，还买了一块电子手表。

一日，老师把我叫到一旁，沉声道：“有的同学，戴个金边眼镜，还配着手表，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条件好、家里有钱？下课赶紧摘了。另外，我不知道是你不懂规矩，还是你们老家的习惯，遇到一位老师，喊一声老师就够了；只有遇到两位及以上老师，为了区分，才叫王老师、张老师，以后注意点。”

我低下头，脸颊烫得厉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次我去辛集中学参观，心里颇有感触。那边也有个班，全是别人挑剩下的学生，可那个班主任勇挑重担，硬是带出了一帮嗷嗷叫的学生。一开始学生们连话都不敢说，后来定下规矩，迟到、没完成作业，都要写检查，上讲台念。久而久之，那些从前不敢回答问题的学生，老师一提问，胳膊都直直地举过头顶，生怕老师看不见。”

这话听在耳里，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不就是我们班的样子吗？打那以后，在班长李海山的带动下，课堂上回答问题，我们都把胳膊直直地举着。

 有一次语文课，老师讲《六国论》，讲到“邯郸为郡”的“为”字，接连叫了好几个同学，回答都不尽如人意，最后喊到了我。

“沦为，就是战败沦陷了，赵国的邯郸就沦为了秦国的一个郡。”我脱口而出。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为’字，我琢磨了好几天，他这个解释最贴切。”老师环顾教室一圈，又问，“还有没有其他解释？”见没人应声，便看向我，“你坐下吧。”

那一刻，我心里满是得意。

 当地同学平日里都说蔚县方言，我的普通话还算标准。作文课上，老师常让我站在讲台上朗读，有一次读《高山下的花环》，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被认可的存在感。

因为打心底里喜欢张老师，我学习也格外用功。班主任教语文，我一有空闲就写作文，不光完成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还常常写自命题的，只为能得到他用红笔写下的评语，若是被标上“范文”，或是画上个红五星，便要欢喜好几天。

夏天到了，天热得厉害，我们总趁中午的空档，跑到五里外的夏源水库游泳。

这天，我和几个同学横渡水库，往返归来刚穿好衣服准备返校，就听见水库东岸传来急切的呼喊：“救人啊！救人啊！”

循声望去，水面上有个人头在沉浮，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顾不上多想，边脱衣服边往水里冲，身后的李强也紧跟着冲了过来。

可等我们跑到目测的水域，水面上早已没了人影。我和李强接连扎了几个猛子，水底摸了个遍，也没摸到人。没多久，我的腿开始抽筋，只得仰着泳往回游。

对岸的闫明等人也绕着大坝跑了过来。

我喘着气吩咐：“闫明，你安排一下：第一，派人去附近村里求助，找水性好的人来打捞；第二，派人回学校通知班主任；第三，留人在这等着，来人了也好说明情况。”

返校后刚上课没多久，我就被老师叫了出去。

“你会游泳？”他边走边问。

“会一点。”我答。

“能扎多深？一丈能到吗？”他把我带到了教师食堂。

“差不多吧。老师，我吃过饭了。”

“再吃点。”他指着一碗卧着荷包蛋的面条，语气不容推辞。

赶到夏源水库时，岸边已经围了不少人，水面上漂着一个新扎的木筏，领头的是学校的门卫张八子——他脸上布着麻子，手上只有八根手指，大家都喊他麻子张八子。

方才中午还是阳光明媚，此刻天上却阴云密布，一阵风吹过，岸边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木筏上的张八子，一边喝着酒，一边把酒往身上抹，见我过来，递过酒瓶：“给你。”

“我不会喝酒，用不着。”我摆摆手。

“哎，抹身上能驱寒，不冷。”他是一番好意。

“不用了，咱们赶紧开始吧。”

 可众人对着木筏却犯了难，没人会划，干使劲儿，木筏愣是在原地不动。我们几个穿泳裤的，站在岸边冻得直哆嗦，上下牙“哒哒”地打颤。

学校领导看这情形，担心再出意外，最终决定放弃打捞。

我咬咬牙，只身游到那个学生沉下去的水域，在水面上做了记号，告知众人这里便是事发地。

 后来才听说，那个落水的学生是从东北来的，叫王江龙。最后是深井泵厂的人打捞到了他，打捞时，他和一条鱼被渔网一同捞了上来。

 （十一）

 文理分班的消息很快传来，我被分到了文科班。班主任是王铭德老师，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梳着利落的偏分头，嗓音干涩，像久未痊愈的感冒。他教政治，板书极有特色，写“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时，字由大及小铺展在黑板上，宛若一列火车从远方呼啸而来，渐渐驶近。

 文科班的第一堂课，王老师的自我介绍掷地有声：“本人姓王，名铭德。”那洪亮的声音陡然响起，我竟忍不住浑身一震。他接着道：“现年二十七岁，政治面貌——党员。我有信心，和大家一起把这个班级搞好。”寥寥数语，字里行间的笃定与力量，却已深深印在我心里。

 元旦的文娱活动如期而至。这是我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三个元旦，前两个都在理科26班度过。那时即便我精心准备了节目登台表演，班里也寻不到半分新年的暖意，那些用心编排的桥段，都被周遭的清冷冻住。对远方父母与妹妹的思念本就萦绕心头，这般光景，更添了几分凄楚。

 而这一次的元旦，终究是不同的。我真切拥入了集体的温暖，触到了同学们真挚的情谊，心底的热情也被这份暖意彻底点燃。

 我们班是全县唯一的文科班，小小的教室，藏龙卧虎，各路人才齐聚。班里有个有趣的特点：无论学业还是文体，总有几位女同学出类拔萃，男生反倒稍显逊色。这让本就好胜的我，心底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自此便暗下决心，奋起直追。倪颖的英语在全县学生中都是佼佼者，我便抛开从前对英语的厌恶与抗拒，沉下心来钻研。一个月的苦功过后，虽能结结巴巴读通陌生的课本，记熟了不少单词，却也清楚，想赶上她，还需长久的付出；任思娴的美术功底，在中学生里堪称一流，我想起初中时也曾画过几幅人物画，只是搁置多年，再想拾起，谈何容易。这两位女同学的歌声也各有韵味，倪颖的音色介于少年与青年程琳之间，揉着童声的清甜，又藏着沉稳的气质；任思娴则是沈小岑、殷秀梅般的中音，嗓音里满是深情，听来格外亲切。我本不善歌唱，做不到她们那般，一个乐句便能让人记住独特的声线。

 我总觉得自己有几分模仿天赋，原想着努努力总能有模有样，可这次元旦联欢，我还是败了。但我不愿承认这份失意，转念便用“精神胜利法”宽慰自己：女同学优秀，本就是我们班的骄傲。何况班里的男同学也各有专长，康红军的数学、龚智峰的语文，董宏伟的地理历史、马贵旺的绘画、黄志坚的作文……虽稍逊女同学一筹，却也绝非等闲之辈。这般看来，我们文科班，当真是人才济济。

元旦活动前，学校给每班发了5元经费。可对于组建尚不足半年、有八九十人的我们班，5元钱杯水车薪。无奈之下，王老师只好从班级微薄的班费里再拿出10元，才凑够了过节的开销。而我们文科班的模样，本就是无论境遇如何，总能把日子过得热火朝天，否则，便枉称文科班了。

 同学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节目，直到元旦前一晚，宿舍里依旧热闹：练歌的、试演的、朗诵的，涂志常甚至将屈原的《国殇》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我起初打算表演相声，还编了段《旅途中的歌曲连珠》，后来却临时改了主意。班里人多，演出时间有限，相声又颇费功夫，若是演砸了，反倒扫了大家的兴。思来想去，我决定唱《酒干倘卖无》和《木棉袈裟》。一次偶然，我听到了《九州方圆》的原声磁带，当即学会了《故乡行》与《我心中的路》；后来在教室里听到《与我同行》，旋律一下子刻进心里，凭着回忆竟能哼出曲调——这是我学歌以来最快的一次，只听了两遍录音便学会了。满心欢喜的我，当即敲定了这三首歌作为表演曲目。

 12月31日上午八点，班里的游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王铭德老师率先送上新年贺辞，他的话语热情洋溢，抑扬顿挫，简短却有力，这份年轻的朝气，是许多老教师都不及的。我忽然明白，我们班这份蓬勃的青春活力，正是源于王老师的这份热忱。

 抽纸条的游戏紧接着开始，男女同学各抽一张，按纸条指令做动作，先完成者胜，落后的一方要表演节目。前面几位男生接连落败，纷纷登台表演，很快便轮到了我。好胜心瞬间涌上心头，我暗下决心，定要赢，让搭档的女同学表演节目。指尖抽出纸条，我急忙展开，上面赫然写着“马上宣布：我胜利了”。我心头一喜，当即高举双臂，大声喊出：“我胜利了！”几乎同时，对面的女同学也完成了动作，最终无人受罚，我又一次败了。想起国外一位革命家的故事，他上绞刑架时绳子意外松开，他笑着说：“我总是失败，连上绞架也不例外。”我大抵也是这般人吧，当然，将自己与革命家相较，实在不妥，我只是感慨，自己竟总与成功擦肩而过。

 击鼓传球的游戏将气氛推得更热，鼓声咚咚，彩球在同学们手中传递，鼓停时球在谁手里，谁便要表演节目。教室里欢声笑语不断，这时，迟到的历史老师悄悄走进来，想坐在地理老师身旁，却还是被大家发现了。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只好登台，为大家讲了一个满含哲理的历史故事。这位历史老师学识广博，总爱剃光头，一次刚剃了头来上课，摘下帽子的瞬间，同学们都笑了。他摸着锃亮的脑袋，红光满面的脸上挂着笑：“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我就爱光头。”这般率真，让我觉得格外亲切。我们班的同学向来勤奋又节俭，历史老师总心疼地叮嘱：“你们这么熬可不行，天天点着小煤油灯学到十一二点，身体扛不住的。连份肉菜都舍不得买，看你们的脸，都绿得跟小鬼似的。”话语虽直白，那份真切的关爱，我们都懂。

 学校领导也赶来探望，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与鼓励，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回应这份温暖。随后，大家齐声吆喝，邀班里唱歌好听的同学登台，老师们也被拉进了这场欢乐。王老师唱了《脚印》，地理老师用并不洪亮却满是深情的嗓音，唱了一曲《二月里来》。这位地理老师早已到了退休年纪，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带着更旺盛的精力，深耕在三尺讲台。

 看着眼前的杨珠老师，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他也曾笑着送我母亲走出校门，如今，他又用满怀期许的目光望着我们。我们能成为让他满意的学生吗？答案，就让时间来作答吧。望着他送过两代人的身影，看着他始终带着笑意的慈祥脸庞，我猛然记起前几日的心愿——为历史老师唱一首《苏武牧羊》，为地理老师唱一曲《鼓浪屿之波》。地理老师有位失散多年的哥哥在台湾，为此，他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历经人世冷暖，生活坎坷，却磨出了一身坚韧。我站起身，正要走向台前，开饭的铃声却响了，时间终究是不够了。满心懊恼的我，只能寄希望于晚上的活动，那是我提议后，老师特意为大家加的环节，盼着能弥补这份遗憾。

 学校的元旦庆祝会，算不上尽善尽美，但舞蹈节目却格外用心，还打破常规表演了集体舞与交谊舞，填补了学校文艺活动的空白。这股新鲜的气息，也让我们这个因交通不便而闭塞的小镇，嗅到了改革浪潮的味道。

 晚上的班级活动开始前，我和班干部宋杰、黄志坚商量，想请原学习委员徐丽萍来参加，她虽留级了，却也是我们班的一份子，可惜活动提前，最终没能请到。

 晚上七点半，班里的文艺晚会准时开始，可任课的老师们却都没来，上午的遗憾，终究是无法弥补了。各小组、男女宿舍轮番登台，节目精彩纷呈。见倪颖还没来，我急忙拉了几位同学，打算合演《酒干倘卖无》，一切准备就绪时，倪颖却和好友李爱卿推门而入。我瞬间没了表演的心思，这个班里，唯有她唱这首歌最好听，我若登台，岂不是喧宾夺主？一丝妒意，悄然在心底萌生。

 那晚的节目，个个精彩。李爱卿的诗朗诵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叩击心扉，惹得我眼眶发热，泪水在眸中打转；任思娴的黄梅戏腔纯韵正，一人独唱《天仙配》的对唱选段，难度极大，却唱得浑然天成，想起她上午唱的粤剧《红楼梦》选段，更让人赞叹不已；倪颖的英文歌《苏珊娜》，唱得丝毫不输英美歌唱家；高淑芬用日语演唱的《血疑》主题曲，轻柔婉转；祁玉焕的评剧，满是真情；李金霞的高音，清越悠扬；石新艳与龚志峰的诗朗诵，慷慨激昂，让人热血沸腾；张旭隆唱的《霍元甲》主题曲，带着浓郁的闽南特色；男生宿舍合演的《回娘家》，逗得全场捧腹；侯春利的《采蘑菇的小姑娘》，细腻温柔；朱斌的口琴独奏，别具一格；薛文江、马爱兵、徐建新的趣味表演“笑”，更是新奇。教室里百花齐放，热闹非凡。

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点我登台表演。我心头一阵慌乱，可转念一想，这或许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在班级晚会上表演了。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开场白说得含糊又简短，只记得那句：“我今天的最大愿望，是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我的声音能在大家的记忆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彼时的我，紧张得声音发颤，实在不忍心独占这短暂的美好时光，只想把同学们的模样，深深刻进脑海。最终我只唱了两首歌，把最想唱的《我心中的路》藏在了心底。事后回想，演唱中竟错了三处之多，难免遗憾，可转念又想，这份不完美，不正是独属于我的印记吗？这般一想，便又心安理得了。

晚会临近尾声，王老师提议，大家一起合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声虽不齐整，却字字铿锵，满是青春的热血与力量，在教室里久久回荡。

 晚会落幕，我们怀着对过往的眷恋，对未来的憧憬，缓缓摘下悬挂了一天一夜的红灯笼。每个人的心里都带着一丝沉重，却无半分凄楚，因为心底，正燃着一簇滚烫的火。无人言语，却在彼此的凝望中读懂了心意，在对方的瞳孔里，看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这次的元旦活动，无疑是成功的，可再好的时光，也难免留些遗憾。经费拮据，我们给任课老师买了年画，唯独少了王铭德老师的——是他主动推辞，还拿出自己的两包茶叶，给大家添了几分暖意。男生宿舍的同学心里过意不去，便凑钱给王老师买了一本年历，还请字写得好的马贵旺题了字，本想在晚会上当众说出王老师的心意，再郑重地把年历送给他，让他也感受下同学们的温暖。可计划终究被打乱，马贵旺悄悄把年历送给了老师，这份心意，终究没能好好传达。大家心里都有缺憾，却都默默藏在心底，不愿扫了节日的兴。这份小小的遗憾，就像优美的旋律里一丝微不可察的杂音，很快便被满室的温情淹没。还有一件事，大家热情邀刘旭阳唱歌，她却带着几分嘲讽的语气说：“女士们，先生们，当太阳从西边升起的时候，我将为大家唱一支歌。”我当时心里又气又闷，只冷冷地拍了三下掌，便让这事翻了篇。直到如今，我仍觉得她不该这般，但愿只是我误解了她的幽默。

 分班半年，我与同学们渐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场元旦联欢，更让我们心与心的距离，拉得更近。我忽然发现，无论男生女生，都是那般可爱可亲。我对这个班级，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在这段时光里，重新认识了自己。我为自己能身处这样的集体，度过这般美好的时光而骄傲，即便日后终将离开校园，也无半分遗憾。愿我们的青春热忱，岁岁年年；愿这份同窗情谊，地久天长。

晚会的帷幕落了，可那些欢声与笑语，那些温暖与感动，却在我心里继续上演。我把这场元旦，深深印在了记忆里，此生难忘，因为这份美好，早已刻进骨血，永不褪色。

（十二）

 我的户口不在蔚县，高考终是要回涿州参加。毕业前两个月，我重返涿州唯一设文科班的房树中学，一头扎进了预选前的最后冲刺里。

 那段日子，我成了全校进教室最早、离教室最晚的人，每日合眼不过四五小时，整个人都浸在忘我的备考状态中。可命运偏是残酷，我最要好的农村挚友刘长水，竟因用脑过度辍了学，还落下了头疼的病根，这件事像一块重石，狠狠砸在我心上，震得我许久回不过神。

 某个深夜，耳边是学校建水房的打井机，一遍遍发出枯燥单调的轰鸣，我的脑袋像是要炸开一般，昏沉里裹着一层难以言说的隐痛。抬眼望去，周遭的同学却似麻木了一般，依旧端坐看书——大多是本已困得抬不起头，却因见旁人都在学，便不好意思先走的人。他们的这份韧劲让我心生敬佩，可我既不愿，也实在不能效仿。我的身体早已不比从前，纵使还有好几本书没看完，也只能合上书页。头疼如潮，逼得我不得不停下。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人脑在单位时间里的容量终究有限，这彻底击碎了我一直以来，关于人脑机能拥有无限潜力的幻梦。

 思绪又不由自主飘向刘长水，那个和我一见就争辩，常常吵得脸红脖子粗，却又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为他无缘返校的遭遇满心惋惜，也时时刻刻警醒自己，绝不能走到他那一步。从前贪玩度日，如今追悔莫及，可时光从不会回头。考学的希望愈发渺茫，我又偏不甘与世俗同流合污，前路茫茫，何去何从，竟不知谁能主我这一身沉浮。

 这般心绪翻涌了两日，学校的预选考试如期而至。上午的考试还算顺利，我答完卷，早早便交了。

 晌午，同学们都攥着饭盒，早早守在打饭口排队，可十分钟过去了，打饭的窗口依旧紧闭。有人按捺不住，抬手敲起了饭盒，噼里啪啦的声响在食堂里炸开。胖乎乎的厨师董师傅猛地冲出来，扯着嗓子喊：“干什么？干什么？疯了你们？”

 话音未落，他抬脚踹向窗边的唐军，还扬手扇了他一巴掌。

 回到宿舍，大家扒着饭，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我猛地摔下饭盒，大喊一声：“找他去——”

 一声呼喊，众人应声，呼啦一下全冲了出去，将厨师的宿舍团团围住。王坤和刘颖强守在宿舍后窗，防他跳窗逃走，我和亚军堵在门口，高飞径直闯了进去。

“董师傅，咱们相处三年了，走，出去转转。”我伸手攥住他的胳膊，就要往外拽。

 “哎，怎么回事？高飞，有话慢慢说。”

 谁也没料到，校长高伯夷竟在屋里。

 架终究是没打成。我们被分带到两个屋子，高飞、亚军他们被班主任孙老师叫去了办公室，我和唐军则被带进了校长室，孙老师也跟了过来旁听。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校长开口问道。

 “到了开饭时间不给打饭，还动手打人！”我抢先一步，愤愤答道。

 “打谁了？打你了？”

 “打唐军了！”我气呼呼地盯着校长，一字一句道。

 “那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是他激起民愤！”我毫无惧色，直言回应。

 “都有谁参与了？”

 “人多了，高飞、万亚军、王坤、刘颖强……”一直沉默的唐军突然抢着说了出来。

 听着唐军报出名字，班主任孙老师当即起身，快步走了出去。

预选考试结束的当天，班里同学凑了些钱，想着办一场联欢会，也算给这段备考时光留个念想。

 可班主任张老师却说，这些钱要用来给老师们买礼物。

 这话一出，同学们瞬间炸了锅。

 “我们要求专款专用！”

“给老师买礼物应该，我们可以另外凑钱！”

“我们就要开晚会！”

……

 议论声、抗议声此起彼伏，张老师摆了摆手：“你们这么吵，我也听不清。这样，你们推几个代表，来我办公室谈。”

 张彦龙、王振河、张希瑞、张保新四人站了出来，跟着张老师去了办公室。

 只是这场谈判，终究是无果而终。联欢会被取消，学生们也被通知提前离校。

 那四个为大家据理力争的少年，也落下了“三张一王”的诨名。

而我的预选分数，直到今日，也从未知晓。

（十三）

七岁那年，我在蔚县莲花池村上小学，只读了半年，便辍了学。

 九岁，我到蔚县城重读一年级，二年级时，随家搬到涿州华北农大农场三队，转学至当地学校。

 五年级，我又转到农场场部上学，恰逢学制调整，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这一调，便多念了半年小学。

 小学升初中要参加考试，我顺利考上，可初一只上了三个月，农场里的农大教师悉数返回北京，学校就此解散。我被安排到三城村上学，谁知初二开学，当地学校合并，三城村的学校没了，我又被转到二站村上学。

 刚到二站村，又遇学制改革，初二两年制改三年制，当年无毕业班，学校只得分快慢班——快班依旧初二毕业，慢班则读到初三。母亲怕我跟不上，执意不让我上快班。加之我不会骑自行车，往返求学多有不便，一周后，我再次转学，去了西城坊村上初二。

 眼看离初二毕业只剩两个月，农场不知因何得罪了地方政府，一道禁令下来，凡是农场的孩子，一律不得在农村上学。我们这群学生，就这样被硬生生赶出了校门，失了学。

 日子过了些时日，东城坊公社成立社中，因生源太少，不够编班，这才又让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回去上学。母亲始终担心我基础薄弱，跟不上课程，便决定让我重读初二。

 这般辗转，我的初中竟读了四年，比当初初一那些上了快班的同班同学，多念了整整两年。

 到了高中，求学之路依旧辗转不停：先去了马坊中学，又转至房树中学，后又远赴蔚县西合营中学，念理科时被分到文科班，最后还是折回涿州房树中学，参加那场无疾而终的预选考试。

 细数下来，上学的年头，竟还没有转学的次数多。

 高考终究是无果而终，日子总要继续，县里通知落选的考生参加技校招生考试，我咬着牙去考，竟考上了。

 我们是最后一届由高中毕业生考取的技校生，此后，技校的招生对象，便成了初中毕业生。

 两年的技校生涯，学校又搬了一次家。

 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在一次次转学、一场场变动中，匆匆落幕。回首望去，只觉满心酸楚，唏嘘不已。

第三章     炼狱

 （一） 报到

 预选落榜，分数杳无音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父母盼他复读，学校领导也几番征询意见，都被他婉拒。十年寒窗磨尽了对校园的期待，年岁渐长，面对供养自己的父母，心底的负疚感与日俱增；看着初中毕业便踏入社会的老同学，又难免心生羞愧。他只想尽快工作，替父母分担压力，尽一份长子的责任。

 正当他为就业奔波，赶回蔚县赴同学董宏伟之约时，家里的电报匆匆而至，催他参加技校招生考试。拗不过父母的动员，也经不住同窗劝说，他终究还是去了。等来的录取通知是涿州市电子技工学校，而非心心念念的第一志愿——云南地质学校。这份结果未曾带来半分喜悦，反倒萦绕起莫名的担忧，可转念一想，这既是学生生涯的延续，也是踏入社会前对自己各方面的一场考验，他终究点头应允。

 他清晰记得踏入这所学校的第一天。

 九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刺目的阳光冲淡了天空的湛蓝，空气灰蒙蒙的，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隔着一层震颤的热浪。他和几名同伴推着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泥泞小路上艰难跋涉，谁也不曾想，这所技校竟建在远离县城的荒僻小村。

 一路上，众人愤愤咒骂着县里的官员，胡乱猜测着学校选址的缘由，牢骚满腹地往前走。

 “哗啦……妈哟！”王涛的惊呼声突然响起——他的书包带被颠簸的路面崩断，帆布书包摔进泥坑，书本文具散落一地，狼狈得让人哭笑不得。几人刚手忙脚乱收拾妥当，前方又传来高飞的连声惊呼，走在最前头的他，连人带车滑进了路旁的泥水沟。他急忙停车去扶，脚下一滑，“哐”的一声，自己的车也没稳住，连同行李卷一起摔在泥路上，三人满身泥泞，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抵达学校，意外的是，这偏远村落里竟矗立着一栋像样的教学楼。住宿房舍虽简陋，却也能遮风挡雨，算得上一处安静的学习之地。只是这里本是任村中学的校址，校内还有初高中学生在读，他们这群技校生，倒成了寄人篱下的过客。

 因路上耽搁太久，他们错过了午饭。伙房师傅特意重新忙活了一阵，白白胖胖的花卷蒸得热气腾腾，麦香四溢，总算堵住了几个少年不停抱怨的嘴。

 未来的班主任刘永鑫对众人十分热情，麻利地安排好了宿舍。趁此机会，几个伙伴赶忙围上去，打探起学校的情况。

 “老师，现在自然增长和接班政策基本都取消了，我们毕业能分配工作吗？”

 “这个问题，我想你们来这儿之前，心里就该有答案了。”刘老师语气平和，话语间尽显老练的外交辞令。

 “老师，那咱们学校都配备了什么教学设备？”

 他两手一摊，无奈道：“我也是刚接到通知过来的，目前咱们这儿，什么设备都没有。”

 校长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语气尴尬地打圆场：“唔……哈哈，县里的经费还没拨下来，学校眼下只有一台示波仪和两块万用表。当然，这些东西远远不够用，我们已经向上级请示了，催他们尽快拨款，好让大家早点投入学习。”他三句话不离“拨款”，难免让人疑心他另有目的。

 他觉得有必要问个明白，沉声说道：“老师，咱们的教学计划，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刘老师看了他一眼，故作轻松地答道：“啊哦……有安排的。为了让大家基础更牢固，我们准备用一年时间复习高中课程，再用一个半学期讲授专业课。”

 “那咱们的实习时间，有多久？”他的语气里，难掩焦急。

 “大约两个月。”

 “什么？”他猛地从坐着的桌子上跳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两个月。”刘老师重复一遍，语气依旧平淡。

 “两个月能学多少东西？毕业后我们凭什么独立工作？”他的声音陡然提高，满是质问。

 “电子是一门高深的科学，我搞了十多年，也不过略知皮毛。就两个月，你们还想学到什么程度？”刘老师也被激起火气，声音大了起来。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这场谈话已无继续的必要。

 “亚军，高飞，咱们走。”他当即做决定，转身便要离开。

 亚军眨了一下左眼，沉默着没有应声；高飞看看他，又看看亚军，也迟迟没有挪动脚步。

 直到亚军又问了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几人才悻悻走出办公室。

 “花家里的钱，来这浑浑噩噩混日子，老子不干！”他咬牙说道。

 最终，他说服了亚军和高飞，三人收拾起尚未拆开的行李卷，负气离开了学校。

 返程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分手时，三人相约三天后碰头，再一起决定今后的去向。

年轻，本就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年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因为年轻，他们敢于直面内心，感受自我的力量；因为年轻，他们无所顾忌，敢于张扬自信；也正是因为年轻，他们才有一腔孤勇，毅然离开这所令人失望的学校。

然而，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远非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回到家后，正赶上村里征兵。亚军满心欢喜想去报名，却被老爷子抄起菜刀追出家门。

 “想当兵？连我这关，你都过不了！”父亲的话语，冰冷而坚决。

 高飞家里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父母死活不肯让他退学，执意要他回去继续读书。

 三天后，当初意气风发离开学校的三个人，竟都被家里逼着，重新回到了这所他们曾发誓再也不踏入的校园。

 命运，第一次嘲弄了他们的年轻。

 事后，唐军谈及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三人的离开合情合理，却也精准分析了当时的境况：亚军对这所技校本就是可上可不上的态度，前一年他考上技校便没去，如今退学也自有其他出路；高飞则始终处于观望状态，凡事都要和家里商量，做不了自己的主；唯有他的离开，让唐军打心底里敬佩。原因有三：其一，随着年龄增长，他不愿再拖累辛苦的家庭，心中满是不安；其二，明知在这所学校学不到真本事，毕业后未必能独立工作，不愿浪费时间；其三，三百元的学费，他实在不忍心再向本就不富裕的家里伸手。唐军说：“我年纪小，家里不愿意让我过早工作，否则，我也会走的。”

 这所学校是当地劳动局创办的，电子班招收的都是高中毕业的落选考生，校址设在任村中学；烹饪班则招收初中毕业生，校址在高官庄中学。入学的学生必须是商品粮户口，毕业后会有全民就业指标，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

 电子班第一批招生29人，后来又补招了11人，其中女生21人，男生19人，共计40人。任村中学本身有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为了加以区分，大家便把他们这群技校生称作“中技班”。

 （二） 秋游十渡

 秋日清晨，阳光洒满公路，一队自行车队迎着微风疾驰向前，直奔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十渡。

 “哦啊……嗬……嗬嗬……”他一马当先，像长白山的护林人一般，第一个登上了千河口。站在一块巨石之上，他迎着秋风发出一声响亮的长嚎，胸中的烦闷与压抑，尽数消散在山谷之间。

 一鼓作气，众人陆续抵达九渡浴场，真正的野游生活才算拉开序幕。十月底的九渡浴场，早已没了夏日的热闹，再也不见划船、游泳的游人，河水凉冽刺骨。可他还是和小野、强子、吴海等人相约，纵身跃入水中游了整整一圈。上岸时，双腿早已被冻得通红，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畅快的笑容，心情好到了极点。

 下午，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众人步行来到向往已久的十渡核心处。

 “不登龙山，不识十渡真面目。”即便导游图上没有这句标语，可当看到龙山那造型独特、巍峨耸立的山峦时，这群年轻的学生也难掩心中的激动。刚来到北面的铁道桥下，众人便蜂拥着向山上爬去。

 他瞥见桥南有一道水泥铺成的石阶路，坡度平缓，便朝着那些想从北面爬山、却又面露胆怯的女同学高声喊道：“注意安全，爬不动就下来，从南面的水泥台阶上走！”

 山坡上，闫丽娟站在几个女同学身前，听到他的劝阻声，转过身来冲他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目光中满是自信，又带着几分谢意，轻轻点了下头，便扭身继续向上爬去。他的心里一暖，也无声地笑了，脚下加快步伐，迅速追了上去。

 夜晚，月亮还未升起，黑漆漆的天空中点缀着几点稀疏的繁星。大家拿出提前采购的食品，围坐在岸边的沙滩上，一场小型的篝火晚会悄然开启。同学们情绪高涨，欢声笑语不断，气氛热烈非凡，为这趟野营增添了无数乐趣。

 闫丽娟被众人推出来唱歌，她也不推辞，清了清嗓子唱起了《请跟我来》。她的歌声婉转悠扬，动人心弦，唱得实在棒极了，给在场的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后来也被大家传唱，成了他们的班歌。

 次日，众人在六渡爬山时，发现山坳的柿子树上还挂着不少未被采摘的红柿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摘。几名女同学围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一枝细树杈上仅剩的那个又大又红的柿子，急得团团转，却始终没有办法。他挺身走过去，抓住一条斜伸的树枝，身体轻轻一荡，便灵活地攀了上去。

 就在这时，章金环毫无顾忌地打破了同学间初相识的拘束，脱口笑道：“哎——快看呢，真像一只活猴儿！”

 一句话，引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

 他顿时有些难为情，只得故作生气地打圆场：“好哇！我帮你们摘柿子，你倒说我是猴子！”

 她捂着嘴，依旧讪笑不止。

 众人继续向深山走去，开始了徒手爬山。一群彩色的山羊在山坡上慢悠悠地踱步，为这山野增添了几分生趣。可山路愈发陡峭，没过多久，就有人开始害怕，陆续停下脚步退了下去。

 到最后，只有他和王蒙，咬牙坚持着登上了山顶。

 “哎，大家来看看，这才是爬山呢！”刘老师睁大眼睛，指着从山顶缓步走下来的两个人，高声赞叹道。

 看着两人裤腿上扎满了野草，鼓鼓囊囊的像狼牙棒一般，众人又一次笑作一团。

 下山之后，章金环不知从哪里捡来一个大大的冬瓜，走到他面前让他帮忙捎着——她的自行车后座，早已被柿子、黑枣儿等野果挂满，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他半开玩笑地说道：“你不说我是猴子啦？”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你一句，你还当真了，真是小肚鸡肠。”她立刻面露不悦，语气里带着几分嗔怪。

 他不愿与一个新认识的同学把关系闹僵，终究还是心软答应了她的要求，把冬瓜绑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替她带着。

 （三）

 返校后，班里开始重新排座位。他主动提出，要和章金环坐在一桌，只想借此缓和两人之间略显尴尬的关系。

 起初，两人都表现得十分客气，甚至还为秋游时的小插曲互相道了歉，相处也算融洽。可日子一长，性格上的不合便暴露无遗，总是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拌嘴吵架。虽算不上什么大事，却难免在彼此心头留下些许隔阂与不快。他也曾努力尝试去适应对方的性格，可收效甚微。只因他是文科生，偏爱文字，章金环在挖苦他时，总爱说：“您是大文学家，谁能跟您比呀？我们这些粗人，可比不上你，行了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有一天课间，心中烦闷的他心血来潮写了首小诗：

 不知为了什么

话是那样的多

该说的说不出

不该说的却总也说不完

该怎么办

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一味地说、说、说

说得天灰朦朦

说得地颤巍巍

说得人们皱起了眉

说得痴人忘记了笑

谁能告诉我

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这究竟算不算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写完后只觉得心里畅快了些，又觉着挺有意思，便随手递给了同桌章金环。可她看后立刻变了脸色，语气不善地质问道：“我虽然不会写诗，可我也懂一点儿。你写这个，是不是想说和我说话都是多余的，都是不该说的？你这人怎么这样儿啊？”

 “你太多心了，我只是随便写写。”他无奈解释。

 “我该沉默。”她丢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便扭过头去不再理他。

 他哭笑不得，万万没有想到，一首随手写就的小诗，竟会让两人的关系闹得不可开交，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过多久，他遇到一道难解的题，拿着书本小心翼翼地问：“章金环，能给我讲讲这道题吗？”

 她把嘴一撇，从眼镜框上方斜睨着他，语气中满是不满：“你既然去问了书记，还来问我干嘛？”说罢，便满脸不高兴地把头扭向正前方，再也不看他。

 他本就不擅长和女生打交道，上高中时更是极少与女生说话，此刻被她噎得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应。愣了好一会儿，他才憋出一句：“我怎么了？”

 “你自己知道！”她的话语，依旧冰冷。

 他咬了咬牙，强压下心头的火气，没有发作，抓起书本转身走出了教室。

 可刚到宿舍，几个同伴便神色异样地告诉他，刚才小野哭了，只因觉得他在同学间亲疏有别，心里十分伤心。他的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无论是从感情上来说，还是从体力上来说（十渡旅游时，他和高飞的体力被大家公认为班里最好的），有什么事都该是他和高飞去陪小野才对。没想到，自己一句无心的话，竟无意间伤了小野的心。

 为了挽回因自己说话不当造成的过失，他急火火地跑到操场，找到了正在一旁劝导小野的亚军和高飞，诚恳地向小野解释，再三表明自己并无他意。

 待安抚好小野，他又返回了教室，可章金环已经不在了。空荡荡的座位旁只剩他一人，可他依旧无法静下心来看书，心里乱如麻。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心中感慨万端。早就听人说：“人一上社会，麻烦事多着呢，特别是为人处事，咱们学生差得太多了。”这不，还没踏入社会，只是在这小小的校园里，麻烦就已经找上门来了。

 （四）

 社会——这两个神秘莫测、令人心生畏惧的字眼，已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悄然来到了他的面前。远在家乡的父亲病重住院，消息传来，愈发让他感到焦躁与不安。

 他俯身在课桌上，头枕着叠放起来的双手，只想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好使自己激动又愤懑的心情稍稍平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抬起头来，却猛然一惊——她正静静地坐在对面的座位上，目光温和地看着他。素来机警的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她的到来。

 “刚才那道题，你做出来了吗？”

 她的声音清晰而柔和，带着恰到好处的亲切与关怀，如同从天空中飘然而至，轻轻落在他的耳畔。

 他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困惑地向四周看去，教室里只有寥寥几人，都在埋头学习，显得格外空旷、安静。她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没错！确实是在和自己说话。

 他忽然感到一阵不好意思，脸颊微微发烫，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没有。”羞愧之情从他的脸上溢出来，仿佛原本潜藏在体内的笨拙与窘迫，都被瞬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无地自容。

 她宽容地点了点头，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容，轻声道：“我帮你看看吧。”

 “太……太好了！”他依旧有些结巴，心中却涌起一股暖流。

 “我也不一定会，咱们试试看吧。”她语气谦虚，随即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画起来，开始为他讲解题目。她讲得极好，条理清晰，不慌不忙，把每一步所应用的公式，都工工整整地列在一旁，语调缓慢而坚定，透着满满的自信。

 起初，他还有些拘束，可很快就被她甜丝丝的声音所吸引，听得格外认真。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在她的讲解下竟变得简单易懂起来。

 “刚才是怎么回事呀？”讲完题目，她轻声问道，目光里带着一丝关切。

 于是，他便把自己向章金环问題被拒、以及小野伤心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语气里满是无奈与委屈。

 “以后有问题，你应该先问同桌。”她关切地告诫他，话语诚恳。

 他不解地望着她，疑惑道：“这……这很重要吗？”

 “当然啦，在为人处事中，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她将交握在一起的手臂放在桌面上，撑起下巴，目光认真地看着他，“多考虑一下身边人的感受，才不会无意间伤人。”

 他愤愤地握起了拳头，又把自己和亚军之间的小误会告诉了她，随后满心伤感地说道：“都是朝夕相处的同学，为什么要弄到这种地步？要是还像小时候上学那样，简简单单的，该多好啊……”

 她用明亮的眼睛迅速向他的身后扫了一眼，生怕打扰到其他同学，随即把一根纤细的手指竖在唇边，眉头轻轻一挑，小声道：“嘘——，小点声。”她的下巴优雅地向那几个埋头学习的人点了点，顺手拉过一张草稿纸，用笔写下了一句话：

 幸福的婴儿，摇篮还是你无限的空间，长大了，无限的世界也就变成狭隘。

                                                            ——席勒

 她手指轻轻一拨，纸条便滑到了他的面前。

 他默默地看着这句话，忽然眼前一亮，心中涌起一丝兴奋：“这句话，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哦对，是《读者文摘》，去年的第十二期，上面还登了张洁的散文《我的四季》……”

 她看了看他，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垂下眼睑，沉默不语，默默地抽回了那张纸条，缓缓站起身来，似是要离开。

 他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不专心，竟在她讲解题目、劝慰自己时走神，暗暗在腿上砸了一拳，赶忙开口挽留，语气里满是真诚：“你有事吗？没事的话，再坐一会儿吧，我很想和你再聊会儿。”

 她迟疑了一下，终究还是重新坐了下来。

 “把纸条给我吧，我想把它记在本子上。”他小心翼翼地请求道。

 “你还没记住吗？”她似乎有些诧异，看着他。

 “我……”他顿时感到一阵窘迫，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头发，以为她是要考验自己的记忆力，“我再看一眼……好……记住了！”他立刻拿起笔，把这句话写了出来，递到她面前，像个邀功的孩子，“你看，对吗？”

 她凑过来看了一眼，赞赏地点了点头。

 他又想起了刚才那两件不愉快的事，忍不住感慨道：“现在的人，怎么都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她听后没有立刻答话，只是低头思索了一下，便又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起来。

 他默默地看着她，耐心等待着。她一头柔顺的短发，随着写字的动作微微飘动；眉头轻轻皱着，显出认真思索的模样；脸色白皙，透着淡淡的红润；嘴唇轻抿，两个嘴角微微下沉，带着一种坚毅的神情。他饶有兴致地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以及此刻正在进行的谈话，心中竟生出一种莫名的温暖。

 很快，纸条又被她轻轻拨到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

 你要认识自己，就去看别人的举动，要了解别人，就窥看你自己的心。

                                                                   ——席勒

 看着这句话，他忽然对她充满了感激，像一个听童话入了迷的天真孩子，趴在桌子上斜视着她的手臂，心里似乎有了一种莫名的依靠，甚至开始有些崇拜她了。

 “你们女生，要是都像你这样，该多好啊！”他由衷地感叹道。

 “什么女的、女的的，多难听啊！”她的声音依旧轻柔，却又不失一丝威严，“你就不能说女生吗？”

 他顿时又不知所措起来，支支吾吾道：“你看……我……”

 “没什么，只要你以后稍微注意点儿就行了。”她宽容地笑了笑，语气温和。

 “哎，真太感谢你了。”他的心里豁然开朗，顿时觉得，她是个极好的人。

 “你小点声不行吗？”她再次向他身后瞥了一眼，用笔轻轻点着桌上的草稿纸，小声提醒。

 “啊哦！对对……”他慌忙拿起笔，装作看书做题的样子，生怕打扰到其他人。

 “还有一句。”她匆匆在纸上写着，边写边说，“朋友可贵，敌人也有用，朋友指点我能做什么，敌人教我该做哪些。这句也是席勒说的。”

 天哪！他心中暗暗惊叹，真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席勒的语录，而每一句，都恰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像是为他量身定做一般。看来，席勒真的是个伟人。

 “你快做题吧，我该走了。”不等他回答，她便轻轻站起身，悄然离去，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安静而温柔，不留一丝痕迹。

 满心的感激之中，他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神奇而又朦胧的雾，心中的阴霾尽数消散。也就是从这天起，他第一次，开始认认真真地记日记了。

 每每想起这些过往，他总会轻轻吁一口气，闭上眼睛，把对过去生活的留恋，深深掩藏到内心深处。潮湿的泪水会顺着睫毛渗到眼角，却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肆意滚落下来。有时，他也会忍不住想，早知道会有这么多的纠结与烦恼，真不如当初不来上这个技校。

 （五）

 春景初启，嫩芽崭露，温润的东南风携来阵阵暖意，将乍暖还寒的凉气悄然驱散。期盼已久的文学社，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成功创立，这消息传来，着实可喜可贺，让所有人都激动万分。

 王涛，在男同学中按年龄排序位居第十三，故而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十三妹”。他眉浓眼亮，相貌俊朗，身材高大，举止大方，言辞幽默，不拘小节。作为文学社的发起者，他的作用举足轻重。他思维活跃，才思敏捷，颇具修养，加之性格里的果敢与担当，自然而然奠定了他在文学社的核心地位。

 屈广建，是全班难得一见的女文科生，文学功底深厚，文笔细腻，举止文雅，相貌端庄。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更增添了她的学者风度，总编辑之位，非她莫属，无人能及。

 孙正和庄红月，是两位兼具美术与文学天赋的爱好者，两人有头脑，有热情，有事业心，顺理成章地成为最佳搭档，缺一不可。排版、刻版、审稿、定稿，这些繁琐而重要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肩头，责任重大，让他们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却也充满了干劲。孙正的父亲是县文化局局长，这层身份，让他肩负起了一般同学无法承担的与外界联络的使命，也让他在文学社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

 此外，文学社还吸纳了李妍、王学普二人。李妍能写善画，一手好字配好画，为文学社的小报增色不少；王学普擅长书法，且有撰稿之长，审稿、改稿、印刷、校对等工作，他样样精通，做得滴水不漏。每当孙正、庄红月忙碌不堪时，他们二人总会毫不犹豫地搭把手，刻版、排版样样都能上手，是文学社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六位同学，因着对文字共同的热爱，历史性地汇聚到了一起。他们面临着难以预知的困难，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经验，唯有一腔热血和满心赤诚，却肩负着活跃同学文化生活、让同学们从空虚和无聊中解脱出来的重大使命。

 他们拥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一切可能出现的挫折与打击；他们满怀信心，誓要将文学社坚持到底。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年独有的热血与坚韧，早已融入他们的骨血，塑造了他们不屈的性格。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精心筹备，文学社终于正式起步。他们抛开彼此的分歧，统一了办刊宗旨，齐心协力克服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阻力。在总编屈广建因事缺席的情况下，文学社的众人各司其职：王学普、李妍负责征稿，在班里、甚至全校张贴征稿启事，收集同学们的作品；孙正、庄红月负责审稿、定稿外加改稿，对每一篇来稿都认真品读、反复打磨，力求完美；王涛则扛起了最累、最苦的校对与油印工作，常常熬到深夜，只为让小报能早点与大家见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打磨，文学社的第一期小报《余星》创刊号，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顺利出版。薄薄的一张纸，虽朴素，却承载着六个人的心血，也承载着一群少年对文字、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

 看——

 ……《余星》将为你的闲情逸致增添一束启迪，增一分灵感，使你的高尚情操得到陶冶与升华。

人的自我塑造需要完善。《余星》旨在提高你的文学水平，促你走向成熟……

《余星》广纳各种题材，专门开辟处女地，激发同学的创作激情，为多一些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只想在中年回味时，能有美好的记忆留存心中。

 听——

 余为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余为落选考生；

余为我，意在《余星》是我们的报纸……

如此质朴的文字，如此真挚的情感，如此亲切的话语，无需过多解释，《余星》和文学社，一下子就走进了同学们的心里，成为了大家最亲密的朋友。恰如雪中送炭，又似久旱逢甘霖，更胜他乡遇故知，在这所略显压抑的校园里，《余星》为大家带来了一抹亮色，一份慰藉。

 难怪一位同学在投稿的诗句中写道：

 “在这遮天的星群里

我找到了你

——一颗闪烁着微光的永恒的星。”

 “开拓自己那片蓝天”，是《余星》向所有人发出的热血号召；“春之路”，在大家的眼前缓缓铺展、延伸，记录着青春的成长与感悟；“小草的赞歌”“有志者的论坛”，歌颂着平凡中的美好，抒发着少年的壮志豪情；“送别”专栏，字字句句都饱含着真情，记录着离别与不舍。每一个专栏，每一篇文字，无不闪烁着同学们一颗颗赤诚之心。

 带着春风的气息，告别了辛勤的昨天，脚踏着奋斗的今天，去迎接令人向往的明天。字里行间，充满着蓬勃的活力，溢出旺盛的青春汁液，流淌着年轻的心声。

 望着那墨迹未干、令人耳目一新的小报，王涛笑了，这是他苦心期盼的星火，终于在校园里点燃；嗅着那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的油墨味，孙正、庄红月相视一笑，这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晶；李妍笑了，王学普笑了，这张小报，同样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与汗水。

 他们笑得欣慰，笑得开心，笑得畅快，笑得动情。这笑声中，凝聚着他们熬过无数个夜晚的辛苦、劳累、疲乏与困顿之后的舒心；也融合着努力付出之后的欢娱，以及配合默契时，彼此眼中相互敬佩的目光。这笑声，笑出了同学间最纯粹的真挚友情，也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与磨难，他们的《余星》，也不例外。

 《余星》创刊号刚刚出版，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无端非议。诸如“《余星》，愿你闹猫”之类的嘲讽话语；还有人揪着报上的几个错别字大肆指责；继而，更有甚者，对文学社的主创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们“不务正业”“瞎折腾”。种种非议，接踵而至。

 大家的心中，都感到了一阵压抑与委屈。可他们，终究是热血青年。青年，就意味着“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意味着一往无前，永不退缩。

 王涛手拿一大叠象征着众人心血的《余星》报纸，强睁着熬红的双眼，压抑着内心的愤怒，用沙哑的嗓音高声喊着：“同学们，请看《余星》如何闹猫！”他说着，便把一张张报纸送到各个同学的宿舍，还张贴到教室的墙上，用最坚定的行动，回应着所有的嘲讽与质疑。

 孙正、庄红月则显得沉稳许多，他们含笑面对种种嘲讽和讥笑，不动声色，依旧埋头认真地审稿、改稿，用作品说话，尽显八十年代青年宽宏大量的超然气质。

 与此同时，更多的同学站出来支持他们，有的默默向他们献上自己的稿件，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心意；有的主动帮忙分发报纸，让《余星》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众人的支持，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文学社每个人的心里，让他们备受鼓舞，增添了勇气，也增强了斗志。

 紧接着，《余星》第二期、第三期相继问世，一期比一期精彩，一期比一期成熟。《余星》文学社，也在风雨中不断成长、发展。报纸的内容不断更新，水平日益提高。

 从小小的“萤火虫”短文，到大气磅礴的古体诗《念奴娇·涿郡怀古》；从抒写人生之“路”的散文，到歌颂祖国母亲的诗篇；从记录春天的起步，到畅想踏遍万里长城的豪情……大家有感于现实，憧憬于未来，在《余星》上畅所欲言。文字简练，含意深刻；有篇幅短小、意境悠远的散文，有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诗篇，有精炼隽永的格言，也有犀利明快的小诗，花样繁多，风味各异。

 最近，他们又出版了第四期报纸，并大胆跳出了以班为单位的小圈子，把征稿范围扩大到了全校，报纸也开始向全校公开发行。

 此时此刻，《余星》文学社的同学们，又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从王涛和孙正的口中，大家得知，他们正准备扩大报纸版面，丰富专栏内容，并计划将《余星》逐步向社会推进。

 我们相信，凭着他们的满腔热情和对同学负责的赤诚之心，在不懈的努力与坚持下，《余星》终将赢得所有人的信赖和尊敬。

 愿《余星》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释放出炽热的力量！

闪亮吧，余星！

1986 年 5 月 12 日

 （六）

 正吃午饭时，亚军突然惊叫一声：“这是什么？”众人急忙凑上前，只见他咬开的馒头里，竟露着一只“老家屎”。

 “操你妈！什么破食堂！走，找他们去！”

“管事的出来——”

 喊声刚落，同住一排房的校长、班主任和食堂管理员都探出头来。

“你们自己看，这是人吃的东西吗？我们花钱上学，就给吃这个？”

“您瞧瞧这德行，给我们吃的什么玩意儿！”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火气直往上冒。

 班主任刘老师赶忙凑过来打圆场：“有什么事慢慢说。”

王校长也走上前：“我看看，我看看。臧老师，你也过来看看。”他接过馒头扫了一眼，转手递给食堂管理员。

 臧老师皱着眉接过，沉声说：“这是老家屎，准是从伙房气窗钻进来的。”

“大师傅和面时眼瞎了？你们是不是故意的？也太缺德了！”同学怒声质问。

“冷静点，哪能这么说，哪有人故意的？”刘老师急忙劝着。

“这他妈是人吃的吗？”

臧老师脑门沁出了汗，硬着头皮问：“那你们想怎么样？”

“立刻改善伙房卫生！”众人齐声说。

亚军更是咄咄逼人：“换做是你，你吃吗？你敢吃，我扭头就走，再也不提这事！”

 “这可是你说的！”臧老师心一横，掰下那块带老家屎的馒头，径直扔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

亚军看着这一幕，愣了愣，转头对众人说：“得，我没话说了，你们还有要说的，你们来。”一场馒头风波，就这么草草收场。

 下午第一节课，老师家里有事，留了自习的话就走了。有同学打探到消息：“听说刘老师去开会了，下午没人上课了。”

“上什么自习，明天就是周六，干脆回家！”

归心似箭的众人一哄而散，后来想起当时正上映的电影，便把这次出逃笑称作“胜利大逃亡”。

又一个周末，庄红月的弟弟张罗了一场足球赛，场地定在地质局学校的土质操场，地面凹凸不平，还散落着沙子和石子，双方提前说好，不许铲球。

 球赛一开打，技校队虽是高中毕业的老生，年纪稍大，可队员都是从各个学校凑来的，配合生疏；反观对方，是同校的固定队伍，天天一起踢球，默契十足，没一会儿就先下一城。谁知这时，对方前锋突然一个飞铲，直接把亚军撂倒在地——亚军撑地的右手掌，拇指下的肉都翻了开来，只能捂着伤下场治伤。而那铲球的队员，半分歉意都没有，队友反倒趁乱又进一球，比分直接来到2:0。

 见对方如此蛮横，对位的段义怒上心头，上去就踹了那铲球的队员一脚。那人当即嚷起来：“你是踢球还是踢人！”

“啪——”段义二话不说，反手就是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瞬间，双方扭打在一起，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场下的王涛见状，抄起一根木椽子就冲了上去，一棍砸在那铲球队员的头上，椽子当场断成两截。那人抱着头蹲在地上，缓了缓，又捡起断木乱挥乱打。

 众人返校没多久，警察就找上门来，把王涛和吴海带走了。

 学校里有不少离家远的同学，周六周日都住校。学校离大清河不远，晚饭后大家去大堤散步，总能遇上出来喝水的刺猬。有人眼尖，笑着说：“哈，这不是送上门的美味吗？”

 吴卫东，是第二批补招的十一个学生里唯一的男生，空军六航校的子弟。听说他上高中时就爱打架，右臂还断过，打了钢钉，大家给他起了外号“独臂”，熟络的人都叫他“老毒”。

 当晚，几个人带着装东西的“马桶包”摸去河边，看见草丛里蠕动的黑影，用手电一照，刺猬立马蜷成一团，一动不动。

第二天，老毒亲自操刀处理刺猬，刺猬皮和肉之间的一层黄油，被他麻利地剥离干净。几人偷偷从伙房的窗户翻进去，炖了一锅刺猬肉，香气飘得老远。

周日下午，返校的同学陆续到了，老毒把藏好的一饭盒炖肉拿出来，分给大家尝鲜。

假期结束，返校的同学们刚碰面，就互相使眼色，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哎，你听说了吗？”

“听说啥？”

“有人说吴卫东疯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怎么回事？上学期还好好的，谁知道内情？”

“听说他假期给小野家看门，小野兴许知道。”

 有人赶紧拉住小野问：“小野，老毒这是咋了？”

小野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四哥，说来话长。吴卫东上学时，看上了我们院的一个女生，可人家根本看不上他。假期我请他来给家里看家，那女生家就住对面楼，这老毒就天天在楼下练武，刀棍不离手，把那女生吓得够呛。前几天，他居然徒手爬到五楼，出现在那女生家的阳台上，把人家一家子都吓坏了。”

“那现在呢？”

“他现在整个人高度亢奋，谁都管不住。我已经通知他家了，可还没人来，唉。”

 “王涛，你是班长，这事咱得管管。”有人看向王涛。

王涛也犯难：“谁说不是呢，可咋管？要不，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去看看情况，再想办法？”

“我跟你们一起去。”有同学应声。

旁人赶紧劝：“别呀，就你这暴脾气，见了面不得打起来？”

“放心，我有分寸，多去几个人，也好有个照应。”

 小野的父亲是矿山局的高工，母亲是医生，家里条件不错，在同一个单元的同一层，竟有两套挨在一起的房子。众人上楼后，先躲进东侧的房子，吴卫东则在中门的房子里。

 几人商量了半天，决定让小野动手：把四片特效“冬眠灵”碾成粉，兑在水里，哄吴卫东喝下去。可老毒此刻精神头极足，竟尝出水里有药味，死活不喝。

 半小时后，小野壮着胆子去看情况，刚进门就惊叫着跑了出来，脸白得像纸：“妈呀——他没睡着，我一进去，他噌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吓死我了！”

 “这可咋办？”老大王大庆和王涛也没了主意。

有人咬咬牙：“别犹豫了，来硬的！你们准备好绳子，我进去把他抱住，你们赶紧上来捆住他。”

王涛急忙拦着：“就你？他现在亢奋得很，身子骨又壮，你俩都未必摁得住。”

“那你说咋办？事到如今，只能拼一把了！走，你们跟在我后面。”说着，这人就带头往中门冲。

 “哎，四哥！吴卫东他爸和他哥来了——”

 一声喊，众人悬着的心瞬间落地，齐齐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吴家把吴卫东送到了部队的一家医院，他在院里还当了个小头头，半年后就出院了。

再后来，他回了当地，进了电力局上班，成了家，生了孩子，对父母也十分孝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莽撞模样。

 （七）

 住校的日子，课余时光总显得单调乏味。有同学带来半块砖大小的录音机，宿舍里整日飘着张蔷的甜歌、罗大佑的民谣，孙正则的机子独树一帜，放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小野、吴海、王涛都是跳舞的好手，交谊舞、恰恰、三步四步样样拿手，男生堆里最火的，还是踩着十四步跳《成吉思汗》。学校有间阅览室，却只对老师开放，这让大伙心里憋得慌。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喊上老七刘颖强，从门上方的亮子翻了进去。嗬，里面竟藏着不少好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刀记》《东方欲晓》《牛虻》……“别贪多，挑两本赶紧走”，我低声催他。我揣了《第三世界的兴亡》和《古代汉语解析》，翻出门回到宿舍才发现，这书竟分上中下三册，俩人懊恼得直拍腿。

 城里来的同学见多识广，新鲜事一学就会。当时学校流行一句口头禅，商量事时问“……咱们干不？”，同意就喊“讲究！”，不同意便说“没必要！”。这股风气很快传遍中技班的男女同学，只是到了这帮半大小子嘴里，“没必要”竟被打趣成了“没避孕药”，每次说出口都惹得一阵哄笑。

 一个周末，亚军、小野和老七没回家。傍晚仨人逛上街，琢磨着改善伙食。“哎，找个小卖部，买把挂面、几个鸡蛋，再来两包榨菜，讲究不？”“讲究！”一人接话。另一人又提议：“不如整只鸡，再来袋五香花生米、一瓶小河春，咋样？”“没避孕药！”仨人笑作一团，没留意路边围上来几个本村的小痞子。

 “站住！哪来的小流氓，找揍呢？”一声呵斥，对方五六个人堵了上来。“我们招你惹你了？”仨人愣了一下。“看你们就不顺眼，不服？练练！”对方人多势众，语气嚣张。“练练就练练，谁怕谁！”亚军把手里的鸡蛋挂面塞给小野，从腰上解下绳标，狠狠抡开，呼呼生风。

 这时老七突然转身往学校跑，原本三个人，瞬间只剩俩。亚军和小野边退边撤进一条胡同，手里的绳标不停舞动，对方虽人多，却始终近不了身，最后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刚松口气，老七拎着一支标枪跑了回来，喊着：“人呢？干他们！”

 周日下午，返校的同学走到清河大堤，迎面撞见慌慌张张来报信的小野。“四哥，亚军让我来喊你们，要出事！”“咋了？”“昨晚我们跟本村痞子差点打起来，现在学校门口围了一大帮人，你们小心点！”小野脸上满是惧色。“多大点事，慌什么。走，我在前头，你们跟着。”我跨上自行车，猛蹬几下冲了出去，把大伙甩在身后。学校门口围了不少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可看着我一骑绝尘的样子，再瞥见车把上挂着的军挎，竟没人敢吭声。

没过几天，老七凑到我跟前：“四哥，几个女生说笔丢了，估计是高中生偷的。等下晚自习，咱俩扫荡一回？”“讲究！”

 当晚，我俩摸进高中宿舍，摸出一大把钢笔、铅笔、圆珠笔，拎回了宿舍。“明天让女生们随便挑。”“讲究！”

 没想到这事直接捅了马蜂窝。第二天晚上，当过老八路的王书记带着一群高中生，在办公室前的空地上喊阵：“中技班的，有种的出来！家长送你们来上学，你们倒好，打架、偷东西，跟土匪有啥两样？给我出来！”

 那一刻，校园里竟没了我们中技生的容身之地。

 （八）

 春天悄然而至，上级的拨款终于批下来一部分。班主任刘老师带着王大庆和我，专程去北京采购仪器。看好了设备，汇款却迟迟没到，我们只好在京城住了下来。

 闲来无事，我提议去天安门广场看夜景，仨人一路赶去。站在广场上，我像个孩子似的跑跳欢呼，可刘老师和王大庆却没什么兴致，只得悻悻返回。第二天，我和大庆去幸福二村提了两台直流稳压电源，又和刘老师租车去缸瓦市取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这才匆匆赶回学校。没人知道，这笔拨款，是刘老师一次次申请、同学们联名签字才好不容易要来的，钱直接打给商家，账却记在上级名下。

 春游的事，班里闹起了分歧。卢丽群、梁卫东她们宿舍的女生要去北海；我和刘颖强一伙想去上方山云水洞；刘老师、王涛他们则打算骑自行车去香山。刘老师给我们这伙批了25块钱，想来是我和高飞前一天下午找他磨了半天的结果。

 原本约好早晨六点出发，六点二十分，除了屈广建（前一晚让她弟弟通知了，没来），我、唐军、吴欣荣、沈玉莲四人先上了路。因为不认路，多绕了好几里，到了集合点，才发现强子、李妍他们竟早到了半小时。

 我赶紧清点人数：农场来的我们四个，跟着刘颖强的李妍、郑丽红、高丽慧、姚建新、董春艳六个，一共十人，刚好是全班的四分之一。不敢耽搁，我们立刻往北走，穿过岳各庄，拐进了去上方山的山路。大伙骑车的速度都快，遇上上坡也愣是蹬着上去，李妍跟我飙了一路车，最后还是被我甩在了后面。

 半路遇上一座古塔，我索性爬了上去。塔洞里刻着“應公長，老寿塔”几个字，忽然想起之前爬刁窝东南那座古塔时，塔洞正中刻着“界纳须弥”，心里竟生出几分感慨。塔壁上还有些字迹，模糊不清，我正细看，大伙陆续赶到，借着我爬塔的功夫歇了口气，便又继续赶路。

 到了云水洞入口，李妍掏钱给大伙买了门票。往里走要爬天梯，这里竟是《智取华山》的外景地，我一路走一路喊，给大伙鼓劲。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我仍催着大伙往前走，只可惜李妍体力一般，没法在大伙爬天梯时抓拍，心里不免遗憾。

 路过兜率寺，大伙歇脚拍了几张合影，又继续往云水洞走。郑丽红和沈玉莲没什么耐力，走得慢吞吞的，甚至还不如高丽慧。到了云水洞，大伙围在一起吃午饭，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刻，得意地举着相机给大伙拍了合照，总觉得聚餐合影才是出游的重头戏。我忍不住埋怨李妍，拍照太死板，只让大伙摆好姿势拍正式的，却不知道抓拍些行进中的生活照，少了不少趣味。

 云水洞分六个大厅，里面的景致巧夺天工：全国最大的石笋通天柱、惟妙惟肖的“骆驼驮宝瓶”，还有石鼓、石琴、石锣，轻轻一敲，声音悦耳动听。我发现洞里的色砂岩石很特别，又潮又湿，岩石外层裹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砂岩，表面是土黄色，和别处的石头截然不同。只可惜没从头听导游讲解，错过了不少典故。

 按着旅游图，还有不少景点没去，可大伙体力都快耗尽了，只得作罢下山。我拿着李妍的相机给大伙拍照，可惜没有闪光灯，不然定要在洞里留影纪念。

 下山前还出了个小插曲，强子为了卖捡来的上水石，竟把马桶包弄丢了，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他找了回来。

 返程的路走得很快，我和高丽慧抄了近路，沈玉莲怕走难走的土路，跟着强子他们从琉璃河走了。后来听说，刘老师带队去香山的同学，晚上直接露宿天安门广场，第二天早上就着酱油吃油条，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九）

 暑假转眼就到，同学们各找门路去打工，都想趁着假期挣点零花钱。

 我和小学同学杨宏革、翁晓革一起进了林业队，跟着老师傅学修树。年轻人不怕吃苦，一天能挣一块四毛九八，只要有钱挣，再累都肯干。炎炎烈日下，仨人穿着劳动服，一人一把剪枝剪，腰上别着手锯，在苗圃地里干得热火朝天。

 “哎哟……嘶！”一阵针扎似的疼传来，火辣辣的。我掀开杨树叶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叶子上趴着两三只洋辣子，比筷子还粗，足有四五公分长，看得我汗毛倒竖、头皮发麻。“你们俩咋样？”我停下手喊他们。“谁不是这样，大惊小怪的。”晓革掀起衣服，肚子上好几道红印子，又红又肿。“凑活干吧，要不是没人干，这活也落不到咱们头上。”宏革的眼圈红了，声音里带着委屈。

 只干了三天，父母看我们浑身是伤，心疼得不行，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干了。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进造纸厂，生产卫生纸，厂里分卷、切卷、贴包装三个工序，三班倒。我被分到切卷岗，守着一台不停转动的立式带锯，把长卷卫生纸一下一个切短，再递给包装组的工友。师傅反复叮嘱我：“这活，不能不用力，也不能太用力。不用力切不动，出不了活；太用力容易弄断带刀，弄不好还会伤着自己，千万小心。”

 师傅教了我诀窍：后腿站直，前腿轻抬，向前推时双手用力、脚尖落地；往回退时脚后跟落地，左手把切好的小卷放到平台，右手把大卷往左送，再继续向前推。偶尔临时调班，我也会去分卷岗，把直径六七十公分的大卷卫生纸分成小卷。分新一卷时，要飞快地把大辊上的纸绕到小辊上，稍不留神，手就可能被卷进两个滚子之间。反应快的能立刻摁下停止键，保住双手；反应慢了，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下班路上，我看到小个子的李厂长骑着一辆小自行车，热情地追上去搭话：“李姨，追上您了！”“嗯，还是你们年轻人快。”老太太扭过头，仰着脑袋看我。“您咋不换辆二八车？”我随口说道。“你废话！我他妈够得着吗？”老太太的话一出口，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我瞬间脸红到耳根，这不是当着矬子说短话嘛，赶紧猛蹬几下自行车跑到前面，脸烫得厉害。

 半个月后，造纸厂放假，我又失业了。没过几天，听说果品厂招临时工，一天能挣三块钱，我赶紧跑去报名。

 这次我成了跟车装卸工，和另一个工友跟着一辆解放车送汽水，两人一组，忙前忙后。早上先装两百件汽水，我不会捆车刹车，带车的是小学同学吕佳红的弟弟吕耀武，他跟我不太熟，看我笨手笨脚的，没好气道：“刹个车都不会，笨他妈蛋，一边儿去！”说着便麻利地完成了刹车动作，手法娴熟。

 发车后，一身汗的我和工友蜷缩在车厢上，风从耳边呼呼吹过，凉快极了。我心里美滋滋的：挣得多，还能坐车，比修树舒服多了。到了琉璃河的商店，卸二十件汽水，再装二十件空瓶，稍不留神箱子就会歪倒，装不好，我俩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到了丰台的商店，要卸五十箱汽水，装五十件空瓶。每到一个地方，解绳、卸车、装车、刹车，一套动作下来，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

 返程时，我和工友早已成了三花脸，脸上满是灰尘，搬箱子时还不小心砸了手指头，指甲盖瞬间黑了一片。回到厂里，卸完两百件汽水瓶，还得搬到清洗车间，一件一件在水池里涮干净，才算忙完。

 忙活完，吕耀武突然看着我：“哎，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不是我姐的同学？”“你才看出来，我早就认识你。”我喘着粗气，有气无力地说。“累不累？”他的语气软了下来，透着几分亲切。“还行。”“明天还这个点，早点来。”“知道了。”我边推自行车边答应着，心里暖暖的。

 （十）

 第二天一早，吕耀武跑来通知我：“老兄，今天你别跟车了，等上班了，厂长让你去找他，有事。”“知道了呗！”我随口应道。“你说啥？听明白没？厂长找你，有事！”他一脸认真地强调。“听清了，听清了！”我郑重地回头冲他摆摆手。

 我敲了敲厂长室的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支叔！”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喊了一声。“援越，早就知道是你，坐。”支厂长笑着说，眼里满是热情，眼角的皱纹都透着善意。我心里暗自感慨，这可不是当初把我从家里赶出来的样子了。

 “你们老家是蔚县吧？”

“是。”

“老家还有什么人？”

“姥姥、姥爷、舅舅，还有四叔、五叔和奶奶。”“是这样，我听说蔚县的沙果不错，你能不能帮厂里收一车？”支厂长直奔主题。

“我舅舅是果树技术员，承包着周边几十里的果树，应该没问题。”我立刻答道。

“那好，不让你白忙活，我按一毛八一斤收，你能谈下来的低价，差价都归你，咋样？”

“好，我去试试！”我满口答应。

“我让厂里的业务员黄录昌跟你一起去，就是那个保定来的青工，你认识吧？差旅费厂里出，你们联系好就发电报，我派车去拉。”

“行！”

黄录昌个子很高，性格温和，跟我走在一起，一高一矮，像动画片里的人物，惹得路人频频侧目。坐上火车，我才感觉到浑身酸疼，三天装卸工干下来，腹肌像拧成了疙瘩，不敢用力，肱二头肌和斜方肌酸得像要崩开，跟支厂长握手时，感觉自己的手都肿了，攥不成拳头。

 到了姥姥家，舅舅听说我来收沙果，特别高兴，作为果树技术员，能为果农打开销路，对他来说也是锦上添花。我们要的量不小，果农们不用再走街串巷零售，自然乐意，最后沙果定在一毛二一斤。

 路上，黄录昌跟我商量：“让你舅舅跟果农说下，等厂里来人，就说沙果一毛四一斤。厂里按一毛四结，果农返给咱们两分钱差价，这两分钱分三份，我一份，你舅舅一份，你一份，咱们在姥姥家的吃住也能从这里出。”我心里清楚，黄录昌不知道厂长给我的承诺，要是我不同意，他这次除了工资，一分额外收入都没有；同意的话，我自己的差价就少了两分钱。可转念一想，他挣点回扣，这事办得也顺当，便答应了。舅舅跟果农一说，果农们也同意了，只是嘴上念叨着沙果卖得有点便宜。

 发了电报后，第二天一早，一辆大黄河卡车就赶来了，司机是李三儿，看着就是个爽快人。果农们找了不少乡亲，男女老少齐上阵，摘果的摘果，搬运的搬运，果园里一派热闹景象。我好奇地在果园里转悠，枝繁叶茂的果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沙果，除了沙果树，还有香果、槟子和黄秋子树。几个果农偷偷瞟着我，眼神怪怪的，我心里犯了嘀咕。

 我把舅舅拉到一边，低声问：“舅舅，我看他们摘秋子往咱们筐里装，这是咋回事？”“他们自己吃的。”舅舅挤了挤眼，凑到我耳边说，“他们觉得沙果卖便宜了，想捎带几颗秋子一起卖，沾点便宜。”“这……合适吗？”我心里没底。“我跟那个大个子业务员说了，他说不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他没意见就行。”我这才放下心。

 装完车，大黄河拉着满满一车果子往回走，大西梁的路都挨着沟边，坑坑洼洼，卡车晃晃悠悠地往下挪。突然，李三儿停下车，走到前面仔细打量着路面，脸色凝重。“你们俩，下车！”他果断下令。“咋了？过得去吗？”黄录昌焦急地问。“够呛！空车没问题，现在拉这么重，悬得很。”李三儿眉头紧锁，犹豫着。我凑过去一看，心里一惊：路边是三四层楼高的绝壁，路面边缘已经坍塌，看着就心惊胆战。

 “这样，你们俩走着到前面等我，我试试能不能开过去，能过去就没事。”李三儿的脸上露出坚毅的神情。我们赶紧走远，看着他上了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按了两声喇叭，这个庞然大物缓缓驶来。眼看就要开到那段危险路段，只听“轰隆”一声，路面塌陷了一块，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揪得生疼。

 可下一秒，卡车竟稳稳地驶了过来，还按了两声喇叭。“三哥，牛逼！”我激动地冲他竖起大拇指。李三儿把车停在我们跟前，推开车门跳下来，甩了甩胳膊：“好他妈悬！”他涨红着脸，点了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走到路边看了看，“幸亏后轮是双胎，外面的胎都悬空了，差一点就栽下去了。”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又猛吸了两口烟，脸上渐渐露出笑意，“上车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走！”看着他的笑容，我心里也松了口气，心想：这才是真英雄！

 回到果品厂，我和黄录昌立刻去见支厂长。“支叔，我们回来了。”“辛苦啦，一路顺利吧？”支厂长握着我的手，又看向黄录昌。“挺顺利的，就是下山的时候有点惊险，幸亏李师傅技术好，平安回来了。”黄录昌说完，就去财务室报账了。“你坐一下，我去看看，让财务给你结钱。”支厂长说着便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支厂长回来，递给我一沓钱：“车上有一部分不是沙果，这部分就不给你提成了，沙果的差价给你算好了，一共三百块，签个字拿着吧。”我接过钱，手微微发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拿到三百块钱，手心的汗都冒了出来。

 回到家，我把钱塞到妈妈手里：“妈，给你！”“儿子，这是啥？你哪来这么多钱？”妈妈一脸惊讶。“我挣的！”我挺着胸脯，语气里满是自豪。

 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三百块，可是一笔巨款。这个假期，我成了班里挣钱最多的人。

 （十一）

 开学后，学校从原来的任村中学，搬到了边各庄的教委校办厂。新校址在路东，大门朝西开，是个独立的小院子：进门右侧一排房，是门卫室和教师宿舍；南侧一排房是教室和实验室；大门北侧是学生宿舍；院子中间杂草丛生，几棵枣树随意长着，倒也有几分野趣。

 新校址离北京农大的农场不远，我们六个农场来的同学，上学路也变了。我、唐军、沈玉莲和吴欣荣一路，屈广建自己一路，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成了走读生，只有高飞继续住校。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亲手组装了一台小收音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看着自己的成果，心里满是成就感。课余时间，我学起了围棋，靠着下棋，和原校办厂的辰良成了好朋友；同时，我还报名参加了《未来作家》的函授学习，一心想多学点东西。

 原本平静的日子，却被一件事打破了。吴健和宏革，是我最好的朋友，吴健成了农场的电工，宏革去了车队当司机，平日里虽见面少了，感情却一点没淡。

 一天放学回家，还没进门，就被宏革的妈妈李姨叫住了。“援越，我跟你打听个事。”李姨拉着我的手，语气有些迟疑。“李姨，您说。”“听说你们学校有个男生追二玲（吴欣荣），你知道是谁吗？”“这我还真没注意，您知道是谁吗？”“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听说是属虎的。”李姨吞吞吐吐，眼神闪躲。“我们班没有属虎的，最大的王大庆是属兔的，而且他早就有对象了。您这是听谁说的？”“反正有人说，你多留点心，帮我打听打听。”李姨说完，便转身走了。

 进了家，妈妈问我：“刚才听你在外面说话，跟谁呢？”“宏革他妈，李姨。”“有事？”“嗯，她挺奇怪的，说我们班有个属虎的男生追二玲，可我们班根本没属虎的。”“有人给宏革和二玲介绍对象，她不会是怕你……”妈妈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

 我瞬间恍然大悟，像被人敲了一下脑袋：唐军比我小两岁，沈玉莲是女生，我成了李姨怀疑的对象，她这是在旁敲侧击，让我离吴欣荣远点！一股火气直往上冲，饭也吃不下了，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你去哪？”妈妈焦急地喊我。“我找宏革！”我摔门而出，把妈妈的目光关在了屋里。

 见到宏革，我再也忍不住，红了眼眶。“有啥事你说，别憋在心里，咱俩这关系，还有啥不能说的？要不我把吴健喊来？”宏革看着我，一脸焦急。“你妈……是不是怀疑我追二玲？”我声音发颤。“啊？不会吧，怎么可能！”宏革一脸诧异。“怎么不可能？她今天把我叫住，话里话外都是怀疑我……”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吴健、你、我，咱们仨关系这么好，二玲是吴健的妹妹，我从来没那个想法，我比窦娥还冤！”“你别着急，可能是我妈多心了，想多了。”宏革终于明白过来，急忙劝我。“我就是委屈，凭什么怀疑我……”“你别这样，你一哭，我他妈也不好受。”宏革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也红了眼眶，擦起了眼泪。“咱们哥们儿这是咋了？晓革刚和他朋友分手，咱俩又遇上这事。你别管了，这事我去跟我妈说，她那边我来解决，你啥都别想。”

 这件事过后，我忽然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在悄悄变化：书记和原校办厂厂长的儿子谈起了恋爱，红旗和李妍走得越来越近，王猛好像也有了喜欢的女生，强子整天把“大幸福”挂在嘴边……我这才明白，怪不得听说大学生都谈恋爱，原来我们这个年纪，本就到了情窦初开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姐姐，两人聊得投缘，却被妈妈发现了。妈妈竟偷偷给人家写信，请人家来家里见面，弄巧成拙，被人家拒绝了，最后我俩也恢复成了普通朋友。

 实习期很快开始，同学们被分到不同的商店、企业和工厂。我被分到五金公司的第一门市部，跟着带班师傅王保强学家电维修，可没干多久，因为职工和经理闹矛盾，门市部直接关门了。

 正在我迷茫的时候，在无线电厂实习的唐军告诉我，无线电厂的领导，是从河北磨床厂停薪留职来创业的，做事特别有开拓精神，经常蹲在地上开会，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和我心里对改革家的印象，一模一样。

 于是，我收拾好心情，满怀希望地走进了无线电厂的大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踏进了社会的大熔炉，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

第四章     淬火

（一）

 “我失业了。”

 见到三个好友，我直言道。

 “你不是在五金公司实习吗？”高飞抬头看我。房树中学时，他是农大同学里对我最热情的一个，肤色不白却生得周正，双眼皮，笑起来有酒窝，一张黑白照拍出来，竟像个大明星。他说话稍显木讷，虽和我同岁，因上过技校，在十九个男生里排第二，我们都喊他二哥。

 “我实习的五金一门，员工告经理，店停业了。”我语气怏怏。

 “那你打算怎么办？”亚军问。

 “还没想好，趁现在有时间，咱们出去玩一次吧，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凑齐呢。”我提议。

 “哎，我同意！咱们去慕田峪吧？”孙正翻出一份北京交通图。

第二天一早，四个人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出发了。

 “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慕田峪长城东接古北口，西连居庸关，全长5400米，是中国最长的长城，也是北京十六景之一。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督建此关。这里有长城唯一的正关台，三座敌楼并肩而立，还有罕见的双面垛口，素有“危岭雄关”之称，在历史上占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高飞身体结实，学过摔跤。体育课上，老师王福良踢了他一脚，反被他一个“接腿摔”扔了个大跟头。亚军自小练武，善使绳标。他人白净，汗毛却极重，尤其胸部和腿部，我总趁他不防备薅他的毛毛，疼得他嗷嗷叫。高飞和亚军，还是我预选考试那天，和大师傅打架的同谋。孙正个子最高，一中上学时运动会成绩比我好，性格外露、待人温和，人缘极好，还带着他的青岛-6相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白云飘飘，艳阳高照。我和孙正交替在前后拍照，高飞和亚军稳步前行，四个人健步如飞，把长城踩在脚下。兴高采烈，神采飞扬，站在正关台上，竟生出几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意气。

 山脚下，小贩们兜售着商品，见了老外就大声喊“Look，Look。”

我竟偶遇了蔚县的同学张敬忠和王兴。

谁也没想到，爬慕田峪长城，竟是四个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同游。

 后来，高飞留校，亚军进了涿州市电子仪器厂，孙正去了涿州市广播电视局。

 “哎！到底去哪？你想好了吗？”

“无线电厂！”我咬了咬牙，下了决心。

 （二）

 涿州市无线电厂，坐落在107国道东侧的城西街，是个约十二亩的方院。进门右侧是一排二层办公楼，正对大门的是两个大车间，最东侧是全封闭的色码电感车间，西侧南半边是电子琴车间，北侧是新产品研发车间。

 中午喝了一瓶啤酒，我带着几分酒意走进无线电厂。

“请问厂长在吗？我有事找他。”我问门卫。

“前面路边修电机的那个就是。”他朝前面围着的几个人努了努嘴。

 我走上前：“请问哪位是厂长？”

“我是，有事吗？”一个中等身材、微胖的男人站起身。

他留着偏分头，皮肤黝黑，目光深邃，嘴唇厚厚的，上身白衬衣挽着袖子，双手沾满机油——这模样，正是我心里改革者、企业家该有的样子。

 “来！到屋里说。”他声音不高，沉着稳重，自带威严，边说边往办公室走，双手举着怕蹭到人，走到桌边才坐下。

“厂长，我是正在实习的技校生，想来无线电厂上班。”我开门见山。

“啊哦！欢迎，明天来办公室报到吧！”他一口应下。

“好的！”我伸手想握他那宽厚的大手。

他手往前伸了伸，又赶紧向两边躲：“有油！”笑着补了句，“明天见吧。”

第二天，我被安排在色码电感车间，和厂里唯一的女大学生王秀荣对桌，熟悉情况，等候从香港引进的生产设备。

 等待的日子里，我摸清了厂里的底细。

河北磨床厂是老企业，却管理涣散、设备陈旧、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几个不甘现状的技术骨干离开磨床厂，先开了家电子维修部，后来又建了涿州市无线电厂和电子仪器厂，均隶属于涿州市经委——我选了无线电厂，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改革的勇士，时代的弄潮儿。

无线电厂的主要管理人员，基本都来自河北磨床厂，厂里有电子琴车间、新产品车间、色码电感车间，还有一个木工组。

 电子琴车间起初生产玩具电子琴，后来从河南鹤壁请来了王昌全工程师，引进了雅马哈电子琴组装项目。那年看了春晚后，王昌全一家人逢人就说“领导——冒号”，不等别人反应，自己先笑得前仰后合。

新产品车间，由兰州长风机械厂来的女工程师李工、戴眼镜的王志凯工程师，还有大高个儿的刘志斌组成。

色码电感车间由王义明主管，王秀荣负责技术，这里要引进的，是当时国内第十三个香港色码电感生产线，生产的电感主要给彩电配套。

目之所及，厂里一派欣欣向荣。

没多久，生产线设备到了，装在大集装箱里，一同来的还有一位香港工程师，负责安装调试。

色码电感的生产流程很清晰：磁芯绕线——检测——焊锡——涂装。

绕线组全是女工，分一二两组，先给磁芯两端粘引线：两根引线蘸环氧树脂胶，插入磁芯两端，再放进150度烘箱烘焙。每人一个工作台，一台半自动绕线机，磁芯插卡头，缠上规定圈数的漆包线，按一下按钮，一支电感就成了。

绕好的电感送焊锡组，两端放进熔锡炉浸涮，让引线和漆包线的连接点充分挂锡。

新引进的香港设备是大型自动涂装机，浸锡后的电感放在传动链条上，依次经过涂装——烘干——涂色环——检测——打包，就是成品。所谓色码电感，就是靠色环辨认数值的电感。

 那位香港工程师格外专业，不到三天就完成了设备安装调试。他整日穿连体工作服，一会儿钻到设备头部，一会儿跑到尾部，总眯着一只眼、哈着腰，腋下夹个塑料文件夹，一只手左右摆，嘴里喊着“米巴、米巴，向左、再向左一点，返方向一点”，厂里人都新奇地围着看。

 生产的关键，是打包前的检测环节，仪器叫984。涂哪种规格的电感，就输入对应的允许范围值，这一步，直接定着产品的成品率。

 设备、人员都就位后，在代理车间主任王义明和王秀荣的带领下，我牵头组织工人培训，开展试生产。

 实习期结束，学校通知领毕业证时，我已经被正式任命为色码电感车间主任了。

 （三）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第一次来保定，我跟在曾相遇的雷黎哥身后，走在小北门的街上，随口哼着歌。

 “雷黎哥，我发现个现象，我要是郑重其事唱歌，声音一点不颤，唱出来却不好听；可边走边唱气力跟不上，反倒能唱出李谷一《乡恋》的味儿，不信你听——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失，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我唱了几句，忙问，“你听着有点感觉没有？”

 “你这个小孩还真有意思。”雷黎哥边走边回头笑。

“哎，我说的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我追着要他的答案。

“还真是有点意思。”他只好敷衍我。

 “嗝”我打了个酒嗝，接着说：“雷黎哥，我还是第一次喝酒，一下喝了一瓶，这之前我从来没喝过。”

“其实我平常基本不喝酒，这不是你来了吗？”他停下脚步，定定看着我。

“我在学校练田径的，身体素质还可以，喝这点酒不算啥。”我喋喋不休显摆。

“不多？你要是真没事，咱们跑两步儿？”

“行，预备，跑——”

 那时的保定，没多少高楼大厦，路边门面多是平房，汽车也少，恰逢中午，马路上没什么人。

“哎吆，不行了，别……跑了”

也就跑了30米左右，我俩就气喘吁吁，“倒不是……跑……跑不动了，主要是……主要是吃的太饱了”。

 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涨红的脸上渗着汗珠，一只手掐着腰，大口喘着气，半晌，雷黎哥先笑了：“哈哈哈哈……伯仲之间，不分胜负”。

“你还记得在涿县的时候，咱俩比赛，你总是比我快一个身位……”

“你那时候还是初中生，已经不错了。”他褪去了当年的微胖，身体更健硕，也沉稳成熟了许多。

 很快，我们到了保定机务段雷黎哥的宿舍。

“雷黎哥，你具体干什么工作，一会儿上班吗？”我问。

“我们是护厂队，今天晚班，没事。宿舍也没别人，咱俩都休息会儿。”说着，他给我倒了杯水。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跟铁路和火车打交道。不像你，刚毕业就是车间主任了，好好干吧。”他感慨道。

听着这话，我心里美滋滋的，满是得意。

 “哎，大姐和建宏哥他们怎么样？”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

“大姐在太行集团，建宏哥在保定市广告公司。”

“还不错吧？”我赶紧问。

“大姐那儿还可以，工资不愁，建宏哥他们广告公司不太好，都开不出工资了。”

“啊？那怎么办？”

“建宏哥他们办了停薪留职，自谋职业。和几个同事联系了保定的八大厂，去京广铁路沿线的火车站画墙壁广告，画一块300块钱，拍好照片回来结账，现在合伙开了个广告美术社，离这儿不远，下午我带你去看看。”

 “雷黎哥，记得那年你去涿县，喜欢唱《流浪者》里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还有《骄傲的心被俘去了》，拉兹在树林里用刀子刻丽达的名字，边刻边唱‘我依然兴奋着，我只爱你一个人，骄傲的心被俘去了，我又唱我又哭，我的心神恍惚……’”

 “记得，哎，我发现你的记忆力不错。”他躺在床上看着我。

“还行吧，我还记得你喜欢罗马尼亚的《美丽的国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睡着了吗？”

 耳边，已经响起了他均匀的鼾声。

保定地招的东南角，有一间带卷闸门的门面房，挂着保定市广告美术社的牌子，屋里几个人忙忙碌碌、进进出出。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后来竟走出了好几位老板，各自创办了企业，影响了保定市广告装饰行业几十年的发展。

建宏哥没在，我坐了火车，赶回了涿州。

 （四）

 回涿州的火车上，窗外树影向后疾退，保定大半天的光景，雷黎哥的感慨、建宏哥的难处，还有广告美术社里那股忙乱却鲜活的劲儿，都在我脑子里绕。刚当上车间主任的欢喜，竟多了几分沉甸甸的实在。

 刚进无线电厂大门，就见王秀荣站在办公楼前张望，见了我连忙迎上来：“可算回来了，香港工程师明天就走，王主任让你赶紧去车间盯一下，试生产的品控数据有点波动。”我心里一紧，顾不上歇脚，把包往宿舍一扔，径直往色码电感车间跑。

 车间里机器嗡鸣，女工们的手指在绕线机上翻飞，焊锡炉的白烟丝丝缕缕，香港工程师正蹲在984检测仪旁，手指点着屏幕跟王义明说着什么，眉头微蹙。见我进来，他直起身，夹着文件夹朝我摆了摆手：“小主任，你回来啦，这个数值，差一点点，要调。”

 我凑过去看屏幕，红色的波动线在合格线边缘晃悠，忙问王秀荣：“是不是绕线圈数偏差了？还是焊锡温度没控好？”她递来记录册：“绕线组都卡着数来的，焊锡炉温度也稳，我怀疑是磁芯烘焙的时间差了几分钟。”王义明在一旁点头：“烘箱是老设备，温控有点飘，昨天就发现了，没敢随便调，怕影响进度。”

 香港工程师听着我们说话，忽然指着烘箱的表盘：“这个，不准，要校准，烘焙差一分钟，胶没粘牢，引线松，数值就偏。”说着从文件夹里翻出一张图纸，“我画了校准的标记，你们找木工组做个垫片，垫在温控器下面，明天我走之前，调好，就没问题。”

 那晚，车间的灯亮到后半夜。我和王秀荣、王义明守着烘箱，木工组连夜赶制的垫片试了三次，终于把温控调准了。重新烘的磁芯绕线、焊锡、涂装，再放到984检测仪上，绿色的数值稳稳落在合格区间里。香港工程师看着数据，终于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主任，不错，能扛事，以后这个车间，靠你了。”

 第二天送香港工程师走时，他把那个塑料文件夹留给了我，里面记满了设备的调试参数、常见故障的解决办法，还有几页手写的生产心得，末尾写着：“做实业，细处见真章。”我捏着文件夹，看着他的车驶离107国道，心里忽然懂了，厂长那双沾满机油的手，那些从磨床厂出来的技术骨干，守的就是这份“细处见真章”。

日子便在车间的机器声里一天天过。我索性把铺盖搬到了车间隔壁的值班室，每天跟着女工们一起上工，绕线机的操作、磁芯的粘胶、检测仪的调试，样样都学，样样都盯。绕线组的大姐们起初见我是个刚毕业的年轻主任，还有些怯生，日子久了，见我能蹲在地上修绕线机，能趴在检测仪旁熬通宵，也渐渐熟络起来，有了问题都敢直接喊我：“小主任，三号机卡芯了！”“小主任，这批磁芯的胶好像不对劲！”

 王秀荣是科班出身，懂技术懂理论，我偏生有股技校生的愣劲，敢上手敢试错，我俩倒成了互补。她帮我整理生产报表、制定品控标准，我带着工人改造老设备、优化流程——把绕线组的工作台加高了十厘米，女工们不用再弯腰操作；在焊锡炉旁装了排风罩，白烟少了，大家干活也舒服；就连打包的纸箱，我都让木工组改了尺寸，刚好能装下五十个电感，既省料又方便运输。

电子琴车间的王昌全工程师总爱来我们车间串门，每次来都拎着个电子琴，见了我就喊：“小主任，过来弹一曲，放松放松。”我摆摆手继续盯生产线，他就自顾自坐在角落弹，从《东方红》弹到《甜蜜蜜》，车间里的机器声混着电子琴声，竟也不违和。他常说：“你们这电感是彩电的心脏，我们这电子琴是老百姓的乐子，都是做产品，都得用心。”

厂里的日子热闹又扎实，可偶尔闲下来，总会想起慕田峪的那趟旅行。高飞会写信来，说农大的实验田种上了新的麦种，忙得脚不沾地；亚军寄来明信片，是涿州电子仪器厂的大门，字里行间都是新设备的调试；孙正偶尔会来厂里找我，扛着他的青岛-6相机，拍车间的生产场景，说要给广播站写篇通讯，标题都想好了，叫《青年车间主任的淬火时光》。

 只是每次和他们见面，总少了点当年同游长城的热闹。高飞留校后难得回涿州，亚军的仪器厂忙得团团转，孙正的广播站总有采访任务，四个人凑在一起吃顿饭，都成了奢望。我这才懂，那年慕田峪的风，吹走的是少年人的闲散，吹来的，是各自的前路，是跌跌撞撞的成长。

 （五）

 入秋时，厂里的色码电感开始批量供货，第一批货发往天津的彩电厂，厂长带着我去送的货。坐在装满电感纸箱的卡车里，厂长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忽然问我：“小伙子，当初为什么非要来无线电厂？五金公司停业，你大可以找个轻松的工作。”

 我看着他那双依旧布满老茧的手，想起第一次见他修电机的模样，轻声说：“我觉得你们敢从磨床厂出来闯，敢办厂，敢引新设备，这股劲儿，我佩服。我想跟着你们，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东西。”厂长笑了，拍了拍我的腿：“做实业，苦啊，累啊，还得担风险，你不怕？”

 “怕，但更怕一事无成。”我答得坚定。卡车驶进天津彩电厂的厂区，看着工人们把我们的电感搬进生产车间，看着技术人员检测后竖起大拇指，说“涿州无线电厂的电感，质量顶呱呱”，那一刻，车间里熬的那些夜、流的那些汗，都成了心里最踏实的甜。

 从天津回来，厂里给色码电感车间发了奖金，我把奖金全部分给了工人，自己只留了一张奖状。王秀荣看着我把奖状贴在车间的墙上，笑着说：“你倒大方，就留一张纸。”我指着墙上的字：“这纸比钱金贵，这是大家一起挣的。”她眼里的笑意更浓，递来一份新的报表：“厂长说了，下个月要扩大生产，招二十个新工人，让咱们俩负责培训。”

 扩产的日子，比刚建厂时更忙。新工人大多是附近的姑娘，没接触过电子设备，我和王秀荣从最基础的磁芯辨认教起，绕线机的操作练了一遍又一遍，焊锡时怕烫到她们，我先拿废磁芯做示范，手把手教她们握镊子的姿势。有个叫小莲的姑娘，学绕线总学不会，急得哭鼻子，我让绕线组的大姐带着她，手把手教了三天，终于能独立操作，她拿着自己绕的第一个合格电感，跑到我面前，笑得眼睛都弯了：“小主任，你看，我做好了！”

就在车间的生产步入正轨，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多时，一场意外悄然而至。入冬的第一场雪后，107国道封路了两天，给我们供磁芯的石家庄厂家没能按时送货，车间的原料库存见了底。女工们坐在工作台前，看着空落落的磁芯盒，急得团团转。王义明急得直抽烟：“要是断货超过三天，天津的彩电厂就要扣违约金，还有几家客户的订单，也得黄。”

 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凝重：“小主任，你带两个人，去石家庄拉磁芯，国道封了，走乡道，不管多晚，明天必须把货拉回来。”我二话没说，点了两个年轻的男工人，找厂里借了辆吉普车，裹上厚棉袄，揣着几个馒头，就往石家庄赶。

 乡道的雪没清，车轮碾在雪地里，打滑得厉害，一路上熄了好几次火，我们仨轮流下车推，手和脸冻得通红，呼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了霜。路过一个小村庄，车陷进了雪沟里，怎么推都推不上来，眼看天就要黑了，我心里急得像火烧。幸好村里的老乡出来扫雪，见我们被困，二话没说，十来个大爷大叔拿着铁锹、扛着木板，帮我们把车抬了出来，还留我们喝了碗热姜汤。

 那碗姜汤下肚，暖乎乎的从胃里淌到心里。我掏出钱给老乡，他们死活不收，说：“你们是做实业的，给老百姓造东西，我们帮点忙，应该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厂长说的做实业的意义，从来不是一个车间、一批产品，而是连着一个个普通人，连着手里的活，心里的劲。

 凌晨三点，我们终于把磁芯拉回了厂里。车间的灯又亮了，女工们看到磁芯，立刻忙活起来，机器的嗡鸣在雪夜里响起，竟比平日里更响亮，更有劲儿。那天，我们赶了整整一天，终于把耽误的订单赶了出来，天津彩电厂的负责人收到货，特意打来电话：“涿州无线电厂，靠谱！以后我们的电感，就定你们家的了。”

 雪停了，阳光洒在厂区的方院里，色码电感车间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烟，电子琴车间的琴声飘了过来，是王昌全新学的曲子。我站在慕田峪的合照前——那是孙正拍的，四个人站在长城上，笑得眉眼飞扬，心里忽然释然。

失业的迷茫，慕田峪的豪情，求职的忐忑，车间的磨砺，一路走过来，像一块铁在火里烧，在水里淬，褪去了少年的青涩，磨出了筋骨的硬。原来心归何处，从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手里的活里，在脚下的路上，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里，在每一次把小事做好，把实活干精的执着里。

 涿州的风，吹过107国道，吹过无线电厂的车间，吹着手里的电感，也吹着心里的火，那火，烧得正旺，从未熄灭。

 （六）

 日子踩着机器的嗡鸣往前走，转眼到了开春。色码电感车间的生产早已成了熟路，订单排到了半年后，保定、天津、北京的彩电厂家都来签合同，厂长逢人便说，色码电感车间是厂里的“金疙瘩”。我也不再是那个连烘箱温控都要请教人的小主任，车间里的设备闭着眼都能摸出问题，女工们见了我，不再喊“小主任”，反倒亲切地叫我“主任”——连我自己都没察觉，身上的青涩早被车间的烟火磨没了，手心磨出了厚茧，说话也少了愣劲，多了几分稳当。

 王秀荣成了我的搭档，她把科班的理论揉进实际生产，制定了一套从磁芯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品控标准，贴在车间的墙上，每条都标着具体的数值和操作规范。木工组按我的想法，把车间的流水线重新归置了一遍，绕线、焊锡、涂装、检测连成一条线，省去了来回搬运的功夫，生产效率提了近三成。厂长看了，拍着我的肩膀笑：“主任，你这技校生，比科班的还会琢磨。”

厂里的光景越来越好，电子琴车间的雅马哈组装线也火了，王昌全带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门口总停着来拉货的卡车。新产品车间的李工他们也有了成果，研发出的小型变压器能给收音机配套，刚试产就接到了河北电台的订单。整个厂区的方院里，从早到晚都飘着机器声、琴声、谈笑声，连门口的门卫大爷，脸上都总挂着笑。

闲暇时，我总爱往木工组跑，跟老师傅们学做木活。起初只是想给车间做些简易的工具架，后来竟迷上了，下班就泡在木工房，刨子、凿子在手里转，看着一块废木头变成规整的木架、纸箱衬板，心里格外踏实。王秀荣见我总沾着一身木屑，打趣道：“你这车间主任，快成木工师傅了。”我擦着汗笑：“技多不压身，车间里啥活都得懂点。”

那天正蹲在木工房做绕线机的垫板，孙正扛着相机进来了，身后还跟着高飞和亚军。我愣了一下，手里的刨子差点掉在地上：“你们仨怎么来了？”高飞笑着拍了拍我：“听说你这车间主任当得风生水起，我们特意来沾沾光。”亚军晃了晃手里的酒瓶子：“中午不干活，哥几个喝一杯，补上慕田峪之后的酒局。”

 那天中午，我们四个在车间的值班室摆了一桌，花生米、拍黄瓜、酱牛肉，还有孙正从广播站带来的罐头，酒瓶子碰得叮当响。高飞说农大的实验田丰收了，他评上了优秀教师，以后要扎根农田；亚军说电子仪器厂引进了新的检测设备，他成了技术骨干，天天跟仪器打交道；孙正说他拍的车间生产照片上了保定日报，还得了奖。

 说着说着，就聊到了慕田峪的长城，聊到了那年的意气风发。孙正翻出相机，给我们拍了张合照，背景是轰隆隆的绕线机，我们四个笑得眉眼飞扬，像极了当年在正关台上的模样。“真好啊，”亚军抿了口酒，“那时候还担心你失业了咋办，没想到你小子混得最好。”我端着酒杯，看着眼前的兄弟，心里暖乎乎的：“不是我混得好，是赶上了好时候，也亏了厂里的人帮衬。”

 酒过三巡，高飞忽然说：“晓东，你这车间办得这么好，就没想过再往前走走？”我愣了愣，喝了口酒：“走哪去？守着这车间，把活干好，就挺好。”孙正摇了摇头：“你这性子，就是太踏实，现在改革的风越吹越盛，敢闯的人才能干成大事。”亚军也附和：“就是，你懂技术，会管人，以后肯定不止一个车间。”

 那天的酒喝到傍晚，兄弟仨走后，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来往的工人，看着运转的机器，心里第一次动了念头：守着一个车间，真的就够了吗？夜色渐浓，车间的灯亮了起来，像一片星海，我摸着墙上的品控标准，忽然觉得，这方车间，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七）

 入夏后，厂里接到了一笔大订单——北京一家大型彩电厂要订十万个色码电感，要求三个月内交货，价格给得很高，但品控要求也格外严格，每一个电感都要经过三次检测，不合格率不能超过千分之一。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订单拍在桌上：“主任，这笔订单能不能成，就看你这车间了，厂里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我拿着订单，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十万个，三个月，这意味着车间的生产效率要再提一倍，品控还要更严，稍有不慎，就会违约。回到车间，我立刻召集王秀荣、王义明和各个组的组长开会，把订单的要求跟大家说了，车间里顿时安静下来，绕线组的张大姐皱着眉：“主任，十万个，三个月，我们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怕是扛不住啊。”焊锡组的李师傅也说：“品控要求这么严，三次检测，太耽误时间了，效率肯定上不去。”

 我看着大家，心里早有了主意：“各位大姐师傅，这笔订单是厂里的机会，也是咱们车间的机会，订单成了，大家的奖金翻一倍，厂里还会给咱们车间添新设备。至于生产和品控，我有办法。”我把早就琢磨好的方案说了出来：把车间分成三个生产小组，每组负责绕线、焊锡、涂装的全套流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再增加两个检测岗，用984检测仪做初检，人工做复检，最后由王秀荣做终检，确保每个电感都合格。

 大家听了，眼睛都亮了，张大姐率先说：“只要奖金能翻一倍，我们不怕累，干！”李师傅也点头：“这样分组好，责任到人，谁的活出了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会议一结束，车间里就忙开了，我和王秀荣连夜制定分组方案和计件标准，木工组赶制新的工作台，仓库把积压的磁芯、漆包线都搬了出来，整个车间都憋着一股劲。

 生产开始后，车间里的气氛格外紧张。每个小组都在比着干，女工们的手指在绕线机上翻飞，连喝水、上厕所都跑着去，焊锡炉的火从来没熄过，检测岗的工人眼睛盯着检测仪，不敢有半点马虎。我索性吃住在车间，白天跟着工人一起上工，哪里忙就往哪里去，晚上守着检测仪，核对当天的生产数据和品控情况，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里满是红血丝，王秀荣总劝我歇会儿，我摆摆手：“订单没完成，歇不住。”

 就在生产进度稳步推进，眼看就要完成一半时，意外发生了。绕线二组的一台绕线机突然坏了，机器卡着磁芯，怎么也修不好，组里的女工们急得直哭。这台绕线机是车间里最先进的，效率比老机器高一倍，它一坏，二组的生产进度立刻就慢了下来。我赶紧找维修师傅来修，师傅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这机器是香港引进的，零件是进口的，坏的是核心部件，咱们修不了，得找香港的工程师来修。”

 我心里一沉，找香港工程师来回要几天，这几天耽误的生产进度，根本补不回来。王秀荣在一旁说：“主任，我看看图纸，说不定能自己修。”她翻出香港工程师留下的文件夹，对着绕线机的零件看了起来，我也蹲在一旁，凭着平时修机器的经验，摸索着机器的内部结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车间里的其他机器还在运转，二组的女工们围在一旁，眼里满是期待。

 忽然，王秀荣指着一个齿轮：“主任，你看，这个齿轮磨坏了，咬合不上，所以卡芯了。我们找个差不多的齿轮换上，试试能不能行。”我立刻跑到木工组，跟老师傅们一起，用硬木做了一个齿轮，又用砂纸磨得跟原装的一样大小，小心翼翼地装到绕线机上。按下开关，机器嗡鸣着转了起来，磁芯顺利地卡进卡头，绕线、计数、出料，一切都正常。

 车间里顿时响起了欢呼声，女工们都拍起了手。我和王秀荣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笑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困难，从来都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肯琢磨、敢尝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修好绕线机后，二组的女工们干劲更足了，她们连夜赶工，把耽误的进度补了回来。三个月后，十万个色码电感按时交货，北京的彩电厂检测后，给出了“零不合格率”的评价，还跟厂里签了长期供货合同。厂长特意在厂里摆了庆功宴，把我推到台上：“今天，我要敬咱们的张主任，没有他，就没有这笔订单，没有色码电感车间的今天！”

 台下掌声雷动，我端着酒杯，看着车间的兄弟姐妹们，看着王秀荣、王义明，心里满是感慨。从一个失业的技校生，到一个能扛事的车间主任，从一台绕线机都修不好，到能自己动手做零件，这一路的磨砺，像一块铁在火里反复烧，反复淬，终于磨出了硬骨头。

 庆功宴后，我站在厂区的门口，看着107国道上的车水马龙，看着远处的晚霞，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清晰的念头：我要把这色码电感车间，做得更好，要让涿州无线电厂的电感，走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涿州人，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八）

 庆功宴过后，厂长兑现了承诺，给色码电感车间添了五台新的绕线机和两台984检测仪，还把车间的值班室改成了办公室，给我和王秀荣各配了一张办公桌。车间的条件好了，工人们的干劲也更足了，订单一个接一个，车间的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成了厂里最大的车间。

 我不再只盯着生产和品控，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车间的管理做得更规范。王秀荣帮我整理了车间的各项规章制度，从工人的考勤、奖惩，到设备的维护、保养，再到原料的采购、库存，都制定了详细的规定，贴在车间的墙上，做到有章可循。我还在车间里设立了“技术能手”“优秀员工”的评选，每月评选一次，获奖的工人不仅有奖金，还能在车间的光荣榜上留名，工人们的积极性更高了，大家都争着学技术、比干活。

 闲暇时，我总爱去各个车间走走，看看电子琴车间的生产，听听新产品车间的研发进度，跟王昌全、李工他们交流经验。王昌全总说：“老周，你这管理有一套，要是把你那套搬到我们电子琴车间，效率肯定能再提一提。”李工也说：“你们车间的品控标准做得好，我们新产品车间得学学，以后研发的产品，品控也得抓严。”

 我也不藏私，把车间的管理经验和品控标准分享给各个车间，厂里的整体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提了上来，成了涿州市的标杆企业，经委的领导常来厂里视察，还把我们厂的经验在全市的企业里推广。厂长逢人便说：“老周是厂里的宝，有他在，厂里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那年秋天，保定召开全市的企业改革交流会，厂长带着我去参加。会上，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分享改革经验，我也代表涿州无线电厂，讲了色码电感车间的生产管理和品控经验，没想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保定市经委的领导还特意找到我：“张主任，你这经验很实用，尤其是计件工资和分组生产，很适合中小企业，以后多来市里交流交流，把你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企业。”

 交流会结束后，雷黎哥特意来宾馆找我，他还是在护厂队，只是当了队长，人也更成熟了。他拉着我去吃保定的驴肉火烧，边吃边说：“老周，你现在可是名人了，保定的企业都知道涿州有个张主任，厉害啊。”我笑了笑：“啥名人，就是干好自己的活罢了。”雷黎哥摇了摇头：“你这就谦虚了，当初你刚毕业当车间主任，我就知道你能成大事。对了，建宏哥的广告美术社现在办得可大了，成了保定市最大的广告公司，他还说要请你吃饭呢。”

 第二天，建宏哥果然请我吃了饭，他的广告公司搬到了保定的市中心，有几十号员工，业务也从墙壁广告拓展到了平面广告、企业策划，成了保定市广告行业的龙头。建宏哥笑着说：“晓东，当年你去美术社，还是个毛头小子，现在都是大企业的车间主任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也笑：“建宏哥，你才厉害，从一个小门面，做到现在的大公司，我还得向你学习。”

 饭桌上，建宏哥跟我聊了很多他的创业经历，聊他怎么跑业务、怎么招员工、怎么把公司做大，他说：“晓东，你懂技术，会管人，现在车间做得这么好，不如趁年轻，再往前闯闯，自己干一番事业。”我愣了愣，建宏哥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从保定回来后，我心里一直琢磨着建宏哥的话，自己干一番事业，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但我又舍不得厂里的人，舍不得这个亲手带起来的车间，舍不得厂长的知遇之恩。我陷入了纠结，一边是安稳的生活，熟悉的环境，一边是未知的前路，无限的可能。

 那天，我找厂长谈心，把心里的纠结跟他说了。厂长听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张主任，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干大事的人，守着一个车间，确实屈才了。你要是想自己闯，我支持你，厂里永远是你的后盾，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是涿州无线电厂的人。”

 厂长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心里的纠结一扫而空。我看着厂长，眼里满是感激：“厂长，谢谢您，不管我以后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您的知遇之恩，不会忘记涿州无线电厂。”厂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傻小子，跟我还客气什么，好好干，不管是在厂里，还是自己干，都要把活干好，把人做好。”

 走出厂长的办公室，阳光洒在厂区的方院里，车间的机器声依旧响亮，女工们的笑声飘了过来，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释然。我知道，我该出发了，去闯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实现心里的梦想，就像当年从五金公司失业，毅然选择无线电厂一样，这一次，我依然敢闯、敢拼。

 （九）

 年底，我向厂长递交了辞职报告。消息传开，车间里的工人们都舍不得，张大姐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主任，你怎么突然要走啊，我们都习惯跟着你干了。”王秀荣也说：“主任，你走了，车间的事怎么办？”我看着大家，心里满是不舍：“各位大姐师傅，秀荣，我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个车间，但我想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学点新东西。”

 厂长特意在厂里摆了送行宴，厂里的所有管理人员和车间的骨干都来了，酒桌上，大家都敬我酒，说着舍不得的话。厂长端着酒杯，站起来说：“主任，今天这杯酒，我敬你，祝你出去闯一片新天地，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都别忘了，涿州无线电厂是你的家，厂里的人都是你的亲人。”我端着酒杯，一饮而尽，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厂长，各位同事，谢谢你们这些年的帮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永远不会忘记涿州无线电厂。”

 离开涿州的那天，天刚蒙蒙亮，孙正、高飞、亚军来送我，王秀荣和车间的女工们也来了，大家都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涿州的特产，有女工们亲手做的鞋垫。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站台上的众人，看着越来越远的涿州，看着那座熟悉的无线电厂，眼泪再次掉了下来。这座小城，这个工厂，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留下了我最珍贵的回忆，也磨砺了我的筋骨，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敢闯敢拼的男子汉。

 我去了深圳，那一年，深圳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创业的人群，到处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初到深圳，我什么都不懂，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找工作也处处碰壁。我住过最便宜的招待所，吃过最便宜的盒饭，每天顶着烈日，穿梭在各个工厂之间，只为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但我没有放弃，我知道，自己有技术，有管理经验，这是我最大的资本。终于，在跑了一个月后，我被一家电子厂录用了，做生产主管，负责电感的生产车间。这家电子厂比涿州无线电厂大得多，设备也更先进，管理也更规范，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生产效率低，品控差，订单经常延误。

 老板看我是从内地来的，又有电感生产的管理经验，对我寄予厚望，让我尽快整改车间，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我没有辜负老板的期望，把在涿州无线电厂的管理经验和品控标准搬了过来，结合厂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生产方案和品控标准，把车间分成小组，实行计件工资，增加检测岗，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刚开始，厂里的老员工不理解，不配合，觉得我是在瞎折腾，有人甚至故意跟我作对，弄坏机器，拖延生产。但我没有退缩，我知道，改革总会遇到阻力，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看到成果。我亲自带着工人上工，手把手教他们新的操作方法，跟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解决他们的困难。慢慢的，工人们开始理解我，配合我，车间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慢慢提了上来。

 半年后，我把车间的生产管理做得井井有条，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多，产品还出口到了东南亚。老板对我赞不绝口，给我涨了工资，升了职，让我做生产经理，负责厂里所有的生产车间。我在深圳站稳了脚跟，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闲暇时，我总爱给涿州的兄弟们打电话，跟高飞聊农大的情况，跟亚军聊电子仪器厂的发展，跟孙正聊广播站的趣事，也跟王秀荣聊色码电感车间的生产。王秀荣说，车间里的一切都很好，她成了车间主任，把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厂里又添了新的生产线，订单还是排得满满的。听着他们的话，我心里满是欣慰，也满是思念。

 那年春节，我回了涿州。一下火车，就看到孙正、高飞、亚军在站台等我，他们还是老样子，只是脸上多了几分成熟。回到涿州，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无线电厂，厂区比以前更大了，又建了新的车间，机器声更响亮了，厂里的光景比以前更好了。厂长还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些，他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晓东，你回来了，就知道你不会忘本。”

 我走进色码电感车间，一切都还是熟悉的样子，墙上的品控标准还在，光荣榜还在，只是上面的名字多了些新面孔。王秀荣看到我，笑着迎上来：“主任，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想你了。”车间的工人们也围了上来，喊着“主任”，眼里满是亲切。我看着熟悉的车间，熟悉的人们，心里满是温暖，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春节过后，我回到了深圳，心里的目标更清晰了：我要自己开一家电子厂，做最好的电感产品，让中国的电子产品，走向世界。我开始攒钱，学习创业的知识，了解市场的行情，为自己的创业梦想做准备。我知道，创业的路不会一帆风顺，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不怕，因为我经历过磨砺，吃过苦，我有信心，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十）

 在深圳摸爬滚打了三年，我攒够了创业的本钱，也摸清了电子市场的行情，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理和市场运营经验。这三年里，我走遍了深圳的各个电子厂，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技术骨干，有销售精英，有采购达人，他们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一起实现创业的梦想。

 1992年的春天，我在深圳的宝安，创办了自己的电子厂——深圳市东明电子有限公司，主打色码电感的生产和销售，取这个名字，一是用了我的名字，二是希望厂里的产品，能光明正大，走向世界。建厂之初，条件很艰苦，厂房是租来的，设备是二手的，员工只有二十几个人，都是跟着我一起干的兄弟姐妹们。但我们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都想把这个厂办好，把产品做好。

 我把在涿州无线电厂学到的品控标准，和在深圳学到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制定了更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品控体系，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再到成品的检测，都做到精益求精，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出厂。我常对员工说：“我们做的是实业，靠的是产品质量，只有把产品做好，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才能走得更远。”

 建厂初期，厂里的订单很少，我们只能从一些小的彩电厂家和收音机厂家接一些小订单，利润很低。为了打开市场，我亲自跑销售，每天顶着烈日，穿梭在深圳的各个电子市场，跟客户谈合作，介绍我们的产品。有一次，为了接一个大订单，我在客户的公司门口等了整整三天，饿了就吃盒饭，渴了就喝矿泉水，终于打动了客户，拿到了订单。

 有了第一个大订单，厂里的生产终于步入了正轨，员工们的干劲也更足了。我们严把产品质量关，按时交货，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赞不绝口，不仅跟我们签了长期供货合同，还把我们介绍给了其他的客户。慢慢的，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多，产品不仅供应国内的厂家，还出口到了东南亚、欧洲、美洲，成了国内外知名的电感生产企业。

 厂里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二十几个人，发展到了八十多人，厂房也换了新的，设备也换成了最先进的进口设备，还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专门研发新型的电感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我也不再只盯着生产和销售，开始注重企业的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我常说：“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人才，只有留住人才，培养人才，企业才能长久发展。”

 我在厂里设立了员工培训中心，定期组织员工学习新技术、新技能，还设立了奖学金，资助员工的孩子上学，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厂里的员工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把企业办好。我的创业故事，也被深圳的媒体报道，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创业典范，我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张总”。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从涿州走出来的，没有忘记涿州无线电厂的培养，没有忘记厂长的知遇之恩，没有忘记那些一起奋斗过的兄弟姐妹们。每年春节，我都会回涿州，去看看无线电厂，去看看厂长，去看看孙正、高飞、亚军他们。无线电厂的发展也很好，成了河北省的知名企业，色码电感车间还是厂里的“金疙瘩”，王秀荣成了厂里的副厂长，把厂里的生产管理得井井有条。

 孙正、高飞、亚军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孙正成了涿州市广播电视局的局长，高飞成了农大的教授，亚军成了电子仪器厂的厂长，我们四个兄弟，虽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但感情依旧深厚，每年春节聚在一起，聊各自的事业，聊当年的往事，聊慕田峪的长城，聊涿州的无线电厂，总有说不完的话。

 2000年的夏天，我带着厂里的研发团队，回到了涿州，和涿州无线电厂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研发新型的电感产品，实现技术共享、市场共享。签约仪式上，厂长拉着我的手，笑着说：“张总，你出息了，还记得家乡，还记得厂里，我为你骄傲。”我看着厂长，看着熟悉的无线电厂，看着眼前的兄弟姐妹们，心里满是感慨：“厂长，我永远是涿州的孩子，永远是无线电厂的人，没有涿州，没有无线电厂，就没有我的今天。”

 签约仪式后，我带着研发团队，走进了色码电感车间，看着熟悉的绕线机，看着熟悉的984检测仪，看着忙碌的工人，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刚毕业的技校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这个车间，开始自己的淬火时光。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二十多年的磨砺，二十多年的打拼，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让我从一个失业的技校生，变成了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站在车间的窗前，看着涿州的城市风光，看着107国道上的车水马龙，看着远处的太行山，我忽然明白了“心归何处”的含义。心归何处，不是归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归到自己的初心，归到自己的根，归到那些曾经磨砺自己、成就自己的时光里。我的初心，是把活干好，把产品做好；我的根，在涿州，在无线电厂，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的淬火时光，在慕田峪的长城上，在涿州无线电厂的车间里，在深圳的创业路上，在每一次咬牙坚持、每一次敢闯敢拼的瞬间里。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涿州的大地上，洒在无线电厂的车间里，洒在我的身上，温暖而耀眼。我知道，我的淬火时光，从未结束，我的创业之路，还在继续，我的心，永远归在这片土地，归在那些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去奋斗的事业里。而那些曾经的磨砺，那些曾经的汗水，那些曾经的感动，都将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激励着我，勇往直前，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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