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衣是怎样穿上的？
（杂文）
长风剑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相信大多数人孩童时都读过。
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从来都不是一则只写给孩童看的童话。如今浏览中国诗坛与书坛，当看到有所谓废话诗、屎尿诗和流氓诗出现时，当看到有丑书、乱书、射书和吼书出现时，其作者并不脸红，而且还能得奖有地位，还有一帮人写文著书作史，道貌岸然为它们喝彩，把它们抬进了学术殿堂的高处，有的还拍卖得挺贵。不仅如此，他们有的还窃居艺术殿堂顶层权力，形成资源圈子垄断，排斥异己，让人无地置喙，就难免让人想起安徒生的这则《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安徒生《皇帝的新衣》，故事非常生动。当骗子织出的“隐形衣”让满朝文武噤声，当赤裸的皇帝在街上游行，众人还要齐声喝彩，荒诞的内核便穿越了时空。这种皇帝新衣之光，现在已经照进当下的艺术界——某些被小圈子或资本捧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那些如孩童涂鸦般的画作、以垃圾为“珍宝”的行为艺术，那些让人看不懂却被奉为圭臬的诗歌“杰作”，其所谓艺术二字，不正是皇帝身上那件不存在的新衣吗？
艺术界这件皇帝新衣的缝制，实际上始于一场对“真善美”的抽离，更始于对艺术继承这一根本原则的背弃。曾几何时，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灯塔，承载着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对真挚情感的抒发、对崇高价值的追求。无论是中国的水墨丹青、诗词歌赋，还是西方的古典绘画、史诗剧作，都扎根于“真善美”的土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描摹现实的过程中升华。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浪潮袭来，却硬生生斩断了艺术与“真善美”的脐带。他们口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听起来似乎本该是艺术挣脱功利束缚的宣言，却在自己圈子制造的理论掩护，或在资本的裹挟下，沦为抛弃审美底线，转而以丑为美的借口。当“真善美”被视作过时的枷锁，艺术的天平便开始倾斜，“继承”二字更是被踩在了脚下，审丑时代便开始了。他们身上那件艺术的皇帝的新衣就算是穿上了！
回望中华五千年的文艺史，是一部以“文以载道”为魂、以真善美为骨的传承创新史。从《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笔触，到楚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主义情怀；从魏晋风骨的洒脱超然，到唐诗宋词的气象万千，每一部经典之作，都承载着对家国的热爱、对人性的洞察、对道义的坚守。书法艺术更是如此，从李斯的小篆规整庄重，到王羲之的行书飘逸灵动，从颜真卿的楷书雄浑刚健，到苏轼的行书豪放洒脱，历代书家无不是在临摹传承中淬炼笔法，在体察万物中涵养气韵，最终成就“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境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而不朽，正是因为它们扎根于真善美的沃土，肩负着文以载道的使命，既传承着前人的智慧结晶，又彰显着时代的精神气象。
而在西方的艺术的发展道路上，也曾有过短暂闪耀人性光辉的黄金时代。在文艺复兴那会儿，随着欧洲黑死病流行，宗教人员大量损失，控制减弱；以及随着传教士从中国盗来东方文明之火，启发了文化精英，艺术终于开始挣脱宗教神权的桎梏，以《蒙娜丽莎》的温婉微笑、《大卫》的健硕身躯，歌颂人的价值、赞美生命之美，彼时的作品兼具审美高度与精神厚度，锚定着真善美的航向。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与裂变，物质主义的洪流逐渐冲垮了精神信仰的堤坝，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漩涡中失去了对正义与健康审美的坚守。艺术创作的重心悄然转移，从歌颂集体价值、描摹人间美好，转向了标榜极端的个人表达。这种表达，既缺乏集体主义利益的约束，又丢掉了文艺创作应有的真善美底蕴，一步步滑向反权威、反主流、反价值的虚无深渊。当传统的审美标准被视作“枷锁”，当经典的创作范式被当成“桎梏”，“为艺术而艺术”就彻底偏离了初衷，沦为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幌子。更可悲的是，资本的黑手迅速伸向这片混乱的土壤，与艺术界的话语权掌控者结成同盟——拍卖行制造天价神话，策展人定义“先锋”标准，评论家炮制晦涩话术，三者合力将标新立异当作卖点，把荒诞不经包装成“突破”。他们构建起一套排他性的话语体系：看不懂？是你审美水平不够；不认同？是你不懂艺术创新。这套“聪明人才能看见新衣”的现代翻版，彻底堵死了质疑的声音。一件随意泼洒的颜料、一堆毫无意义的垃圾，只要被资本选中、被圈子吹捧，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天价藏品；一个故作癫狂的行为、一段不知所云的呓语，只要贴上“创新”的标签，就能被奉为艺术圭臬。资本与虚无主义的合谋，让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彻底背离了艺术的本质，沦为一场没有灵魂的闹剧，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滋养毫无益处，反而充满了误导与戕害。
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及其理论对中国的渗透，并非一时一刻，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引进”到“实践模仿”再到“圈子垄断”的持续过程，其中不乏明确的传播节点与代表性人物。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所谓“思想解放”的浪潮，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开始零星进入中国，以美术领域为例，《美术》《世界美术》等期刊率先译介毕加索、杜尚的作品与思想，彼时的引入多以学术研究为招牌，鼓吹与世界接轨，意在“拓宽本土艺术视野”。到了80年代中后期，“85新潮美术”运动兴起，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大规模涌入的标志性事件，一批“青年艺术批评家”和创作者成为传播主力——栗宪庭提出的“生命之流”“理性之思”等概念，便深受尼采哲学与西方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的影响，他推崇的“新生代艺术”，也刻意强调对传统美术体系的反叛；而徐冰早期的装置作品，亦能看到杜尚“现成品艺术”的影子。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成为新的热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等学说，被大量译介入中国，汪民安、陈晓明等学者的相关译著与论著，进一步推动这些理论在文学、美术、书法等领域的传播。这些理论本应是多元学术资源的一种，却被部分从业者片面解读：他们刻意放大“反传统”“解构权威”的内核，将杜尚的小便池视作“颠覆艺术边界”的圭臬，将罗兰·巴特的理论曲解为“抛弃文本意义”的借口，完全无视这些思想诞生的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更割裂了其与本土艺术传承的关联。
紧接着，这种理论歪风迅速蔓延到创作实践中，一些人开始刻意模仿西方的荒诞手法，书法界抛弃笔法与气韵，炮制出“射书”“吼书”等博眼球的表演；诗坛则摒弃格律与意境，写出满纸荒唐的“屎尿诗”“废话诗”。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掌握展览资源、评论阵地与拍卖渠道的圈内人，结成利益共同体，将这些荒诞作品包装成“先锋艺术”标杆，通过举办高价展览、发表吹捧文章、炒作拍卖价格等方式，不断抬高其地位，甚至将其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写入艺术史、文学史。久而久之，形成了“越荒诞越出名，越出格越值钱”的畸形生态，质疑者被贴上“保守”“落伍”的标签，沉默者则被迫跟风，最终让西方艺术界的“皇帝新衣”，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堂而皇之地大面积穿了起来。
于是，艺术的标准被彻底改写。本来，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都是在继承前人努力创造的成果基础上，通过每代人继续进行努力创新的接力赛。从钻木取火到航天探月，从结绳记事到数字互联，没有对前人经验的传承，何来后世突破的根基？抛弃艺术继承，本质上就是抛弃前人千百年来的智慧积淀与心血结晶——那些被反复验证的审美规律、创作技法、精神内核，不是束缚创新的锁链，而是滋养创新的沃土。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继承与创新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唇齿相依的共生体：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延伸。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到篆隶楷行草，每一种字体的演变，都是对前人笔法的继承与革新；唐诗宋词从乐府民歌而来，在格律的框架里翻出新意，方能流传千古。试想，若没有汉字的笔画结构作为根基，书法创新便成了无源之水；若没有乐府的质朴文脉作为铺垫，诗词创新便成了无本之木。可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却将“继承”这一基础彻底抽离，把“创新”奉为唯一的圭臬。仿佛只要贴上“创新”的标签，哪怕是信手涂鸦、胡编乱造，都能摇身一变成为艺术。
这种无继承的“创新”，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像是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无论外表如何花哨，终究难逃轰然倒塌的命运。它剥离了艺术的文化根基底蕴与审美价值立场，只剩下标新立异的噱头。创新一旦失去继承的支撑，就会沦为毫无章法的胡思乱想，变成以丑为美的荒诞闹剧——这就像盖房子不打地基，只顾着在半空堆砌花哨的装饰，最终只会落得坍塌的结局。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荒诞的艺术标准，还借着“全球化”的名义，制造出一种“审美霸权”——仿佛不认同这种“创新”，就是落伍于时代。于是，有人把画布泼满颜料便成了“抽象大师”，有人把垃圾堆砌起来便成了“装置艺术”，有人当众表演荒诞行径便成了“行为先锋”。更可笑的是，资本的嗅觉精准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当一件毫无美感的作品被拍卖行炒出天价，当一个荒诞不经的“艺术家”被媒体吹捧为“天才”，谎言便有了现实的模样。就像童话里的骗子，用“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新衣”的话术，让质疑者不敢发声——你看不懂，不是作品的问题，是你不懂艺术。于是，众人纷纷附和，生怕被贴上“不懂艺术”的标签，皇帝的新衣，就这样被越穿越牢。 这场荒诞剧的恶果，早已越过西方的边界，波及到了有着几千年优秀艺术传统的中国。在书法领域，传承千年的笔法、结构、气韵被抛诸脑后，“乱书”“丑书”“吼书”“射书”粉墨登场。有人以“创新”为名，在宣纸上肆意涂鸦，笔墨横斜却自诩“突破传统”；有人故作癫狂，边吼边写，以丑为美，把书法变成了博人眼球的闹剧。这些所谓的“创新”，完全抛弃了汉字的构字法则与书法的笔墨精神，不过是打着艺术旗号的胡闹。在诗歌领域，“真善美”更是被践踏得体无完肤，“废话诗”不知所云，“屎尿诗”不堪入目，“流氓诗”格调低下，打着“解构传统”的旗号，行的却是哗众取宠之实。这些乱象，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糟粕的翻版，是资本绑架艺术的恶果，更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亵渎。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健康审美传统，我们的艺术从来都讲求“文以载道”“艺以修身”，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感悟。这种审美，根植于我们的文化血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泛滥，面对那些以丑为美、欺世盗名的乱象，我们不该失去鉴别能力，更不该盲目跟风。资本可以炒作价格，却不能定义艺术；噱头可以博人眼球，却不能替代审美。
皇帝的新衣，终会被一个孩童的真话戳破。而艺术界的这场荒诞剧，也需要我们拿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勇气，重新审视那些被捧上天的“杰作”，剥离资本的泡沫，回归艺术的本质。艺术不是少数人的自嗨，更不是资本的玩物，它应该扎根于传统的土壤，承载着真善美的重量，向着创新的方向生长。唯有以继承为根基，以创新为枝干，艺术之树才能枝繁叶茂，长青不衰。唯有如此，才能让艺术回归本真，才能让中国的艺术创作，在继承千年文脉的基础上，绽放出真正有益人类的光彩，而不是在荒诞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回望历史长河，中国古代先贤早已为艺术立下定盘星。庄子倡导“法天贵真”，主张艺术当顺乎自然、坚守本真，反对矫揉造作的伪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直言“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的虚浮，强调真情实感是文艺的生命；韩愈提出“文者，贯道之器也”，将文章视作承载道义、关怀现实的载体，奠定了“文以载道”的千年传统。这些思想一脉相承，都指向了艺术的核心要义——以真为骨、以善为魂、以美为形。
而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根基，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明确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强调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其核心要义，正是要求文艺扎根人民、反映现实，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这与中华传统文艺的“真善美”追求一脉相承、高度契合。
当代艺术要脱去那件缺乏真善美立场的“皇帝新衣”，出路正在于此——既要回溯传统，接续庄子“贵真”、韩愈“贯道”的文脉基因，在继承中汲取精神养分；更要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扎根人民生活的沃土，以真实的体验、善良的情怀、审美的创造，回应时代与大众的期待。当艺术不再是资本炒作的噱头、不再是小众自嗨的游戏，而是真正承载着真善美的重量、连接着传统与时代、心系着人民与家国时，才能真正摆脱荒诞的泥沼，重焕精神灯塔的光彩，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篇章。
2026.1.14 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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