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 画
——黄礼孩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黄礼孩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阿拉伯语诗集《谁在敲我的记忆之门》由埃及古拉布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参加第56届开罗国际图书展，2025年1月底赴埃及参加书展刚回国，辛苦了，非常感谢您同意接受我的访谈。我看到媒体报道，2024年12月您制作的诗剧《成连与伯牙》成功演出再度引起业界的关注，不仅由于诗剧内容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它的演出形式也令人耳目一新。记得您2023年还曾将诗人蓝蓝的诗剧《阿基琉斯的花冠》搬上舞台。您说：“这个世界不需要我去做一本诗刊，不需要我去做一个奖项或一场诗剧，首先是我自己需要，好让我不断跟世界产生链接，一层层剥开我对世界的看法。”戏剧与诗歌似乎有某些共通的地方，我很好奇您做诗剧的初衷。对了，我曾在上海越剧院担任过副院长，分管院团的宣传和演出营销工作。不难想象完成这些工作一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吧。
黄礼孩： 多谢您留意到我的阿拉伯语诗集《谁在敲打我的记忆之门》应邀参加2025年第56届开罗国际书展。当下的中文诗集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比较少，这次的出版、书展及被当地媒体采访，算是一次汉语诗歌在阿拉伯世界被看见。
呵，我都不知道之前您做过戏剧工作呢。戏剧令人着迷，它即时发生的艺术，超越了之前心灵预想的范畴，带来奇妙的体验。不过，戏剧背后的诸多工作是艰难的，这点相信您深有体会。做诗剧的初衷，源于我对诗歌与戏剧交融的向往。诗歌是语言上的桂冠，戏剧是生活的镜像，二者结合，能激发出更为异样的艺术力量。世界上很多诗人、作家一生都渴望写一部诗剧或者悲剧，比如托尔斯泰。外国很多大诗人都写过诗剧，比如叶芝、洛尔迦、艾略特，还有获得过我的国际诗歌奖的沃尔科特、安妮·卡森等诗人也写诗剧。写诗剧是西方诗人的传统，它是物质、时间、空间的交融。中国现当代诗人之中郭沫若、冯至、穆旦、海子、西川、李轻松、蓝蓝、王炜等也写过诗剧，但数量还是很少，毕竟诗剧是诗歌创作的天花板。之前，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写多一些长诗，但也没有做有效的尝试，没想到这两年突然创作了两部诗剧，其中一部《鲁迅与黄埔军校》在2024年第11期的《广州文艺》头条发出来。不过，想想，也不偶然。我读书时候的专业是戏剧创作，没想到兜兜转转，多年后又遇见戏剧。
2020年，在广州新年诗会上，我们第一次做诗剧，把叶芝的诗剧《伊美尔唯一的嫉妒》搬上舞台。叶芝的诗剧神秘，其神话色彩里充满象征，诗剧的舞台呈现令观众看到了诗歌新鲜的表达。这种多维度的艺术体验，让我们看到诗剧隐藏着巨大的打开空间。之后的2022年，我们创办一个“诗剧的读法”的平台，第1季推出英国剧作家莎拉·凯恩创作的《4.48精神崩溃》，因诗剧强烈的表演激情而感染了观众。从拿外国剧作家诗人剧本演绎时开始，我就留意国内诗人的诗剧。诗人蓝蓝过去几年间创作了诗剧《阿基琉斯的花冠》，这部希腊题材的诗剧探讨人性、命运、自由与女性等永恒主题。诗剧创作出来很难，搬上舞台就是挑战了。当下中国并没有什么诗剧演绎的经验，缺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资金支持，《阿基琉斯的花冠》在佛山、广州及武汉三地进行了表演，赢得观众的喜爱，已经是一个奇迹。
也许是自娱自乐的心态，才有“诗剧的读法”这个梦想。不过，真的去尝试诗剧的舞台化，还是严肃的事情。我自己必须创作一部像样的诗剧搬上舞台，去做诗剧才有“合法”性。2024年，我创作的《成连与伯牙》，这是一次对古典题材的现代诠释。伯牙与子期的友情是经典，但伯牙与成连，没多少人知道，我试图重新解读这一故事，赋予它新的概念。《成连与伯牙》先是在广州白云区图书馆的露天台阶上首演，后来受邀请为“第四届大湾区文学周”演出，有意想不到的表演效果。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看后接受记者采访，他说：“诗剧写出了伯牙在内心与艺术上的双重跋涉，完成了一种神性意义上的超越，感人至深。”
诗剧尽管古老，但于当下中国诗剧创作是一种新形态，还是稀缺的资源。我们以民间的姿态去推动，自然是力单势薄。不过，我们坚信种下诗剧之种，必然会开花结果于诗歌的大地上。诗剧这一形式，从纸页上跃然而出，从文字走向舞台，视觉和听觉的元素在增强，与观众的相遇产生更多对话与共鸣。当我们面对的是学生时，其为诗歌教育提供的是新途径。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诗歌的阅读与传播面临诸多挑战。而诗剧通过舞台的呈现，让诗歌以更为生动、有效的艺术方式进入公众视野，让观众拥有更深层的精神生活。就像水永不会停止流动与更新，诗剧的跨界融合，让诗歌从剧之路走向光明的境地。
崖丽娟： 1999年您创办《诗歌与人》民刊，2005年您创办“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2008年您创办“广州新年诗会”，2022年您创办“诗剧的读法”。这一系列动作不由得让人感叹您真是一位“诗人行动家”，对诗歌的热爱和投入的热情令人感动，为诗歌做出的贡献和奉献同样令人敬佩。这是您作为当代诗人所理解的“诗人”要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吗？
黄礼孩：您提到了我做了一些事情，这些看似不同的尝试，其实都源于同一个内核——对诗歌的热爱，以及用诗歌的行为来回应自我的人生。我很少想到“责任和使命”这样的词语，感觉它是主流文化部门的事情。在语言日益贫乏并被污染的时代，作为诗人的使命感就是去抹掉语言身上的灰尘，写出有辨识度的诗，去优化汉语，令汉语在诗歌的身上更纯粹、优雅，有活力，焕发出新的生命。无论如何，诗歌是对人命运的书写，写出不幸、痛苦与死亡，当然也有爱与热望。诗歌，它始终与尘世相连。无论是社会的变迁，还是个体的困境，诗人都应该以敏锐的感知力去捕捉，并尝试写出之前所没有的诗歌。记录时代，为时代注入思考力与批判力，诗人有责任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秩序，赋予生活以发现的意义。这是一种光亮的说辞。
我做了一些您提及的诗歌事务，也许是我身上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倾向和英雄主义的诱导。这些似乎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像植物因着阳光与雨水得以无休无止地蓬勃。如果真的有责任感与使命感，那应当是诗人以诗歌去探索你所身处的时代问题，揭示普遍的人类经验，传递怜悯、敬畏、自由、真理与爱，还有对美的追求，就像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说的“尝试去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我也认同聂鲁达的观点，他说诗人有义务成为自由与自然的使者，打破囚禁心灵的枷锁，让人们感受到大海的呼唤和自由的回响。
崖丽娟：我认真拜读过您2023年出版的散文集《美在转身之际》，书中写了很多中外诗人的与诗歌的动人故事。在全球背景下，您通过创办民刊和设立“国际诗歌奖”搭建平台，与世界各地诗人建立广泛联系，为中外诗歌交流提供新视野、开创新格局，无疑，这种跨文化的对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黄礼孩：最初学习诗歌，当我有机会读到外国诗歌时，翻译过来的都是很旧的诗歌，比如泰戈尔、歌德、普希金等等都是离我们很远的诗人，为何不可以读到同代诗人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直接与他们发生头脑风暴？这样的念头支持着我去做“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去与世界各地诗人建立联系。这里要感谢翻译家朋友们。没有翻译就没有多元的文化滋养与互补。诗歌翻译让阅读与写作的局限性有了质的改变。来自别处的陌生语言，其思维、认知、经验及难以预见的思想冲击着我的观念。2005年，我设计这个奖的时候，无论民间或官方都有不少奖，我希望所做的诗歌奖是一个国际奖。当看到一些诗歌奖做得很儿戏时，我提醒自己必须秉持纯粹的诗歌立场，为理想的诗歌精神所照亮。如此一来，独立的决策，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左右，才可能凸显其内里的光芒。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最初做颁奖典礼也闹了笑话，比如在给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颁奖的那年夏天，外国嘉宾都是西装革履，而我穿的是短袖，很不协调。幸好还有时间去买一件长袖衬衣作为弥补。之后的更多颁奖活动留下难以忘怀的瞬间，它是诗歌精神，也是友谊之歌。在与特朗斯特罗姆、丽塔·达夫、扎加耶夫斯基、西尔泰什、阿多尼斯、施耐德等诗人的交往中，让我更加坚信这一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有北欧的冷峻与深邃，阿多尼斯的诗中有阿拉伯世界的激情与哲思，而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则充满了东欧的历史沉重感与人性光辉。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的诗歌都在探讨人类共同的命运与情感，只是每个诗人在语言的冒险上更有其招数。这种跨文化的对话，让我看到了诗歌的无限可能。设立“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正是为了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我希望通过这个奖项，让中国的诗人与世界的诗人相遇，让东方的诗意与西方的诗学碰撞。这不仅是对诗歌的致敬，而是在世界诗歌里做东方式的飞翔。每一次颁奖，都是一次诗歌理念的选择，是美学的一次践行，是一次心灵的共鸣。比如，当丽塔-达夫站在领奖台上，用她的蓝调朗诵诗歌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语言的想象，更是一种文化的尊严与力量。在全球化的今天，凸显诗歌温暖的部分，看到技巧与灵魂结合起来的当代取舍。人类伟大的诗歌，它能够打破偏见，消除隔阂，让不同的心灵产生真正的对话。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说：“诗歌是对抗野蛮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充满冲突、不确定、秩序打破的时代，诗歌必须坚定地站在自由、爱、正直、人性、正义的这一边。
崖丽娟：前面您讲到做诗剧的感受时说，“诗剧促进了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的跨界融合，这种融合丰富了诗歌，拓展了艺术的边界”。的确，诗歌艺术或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通过旋律节奏、舞台空间、视觉画面感等综合元素传达人类丰富的情感，这些既体现当代性，也形成相互共生的语境。您如何理解诗歌的通感？
黄礼孩：多年前，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当我的诗歌《祝你是人间完整的光明体》被建筑师郭振江做成雕塑作品并赋予声音时，我就看见意象的钟摆在音画之间来回行走。而我写广州老城区《游西关》的诗歌被艺术家傅彦斌创作成书法并做成装置艺术展出，诗歌已经踏上另一条走向生活深处的路径。此外，我的《它不是别的花朵》等诗歌被音乐人卜军谱成民谣来演唱，诗歌在听觉那里获得了新的节奏；再说，诗歌《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演讲》被青年舞蹈家陈舒畅编织成为现代舞演绎时，诗性从身体的潜意识里飞扬起来。这些诗歌被转化为别的艺术形式，它让我们看到诗歌语言正悬浮在这样的临界带上：向前半步是音乐的潮涌，退后半步是绘画的沉积层，而在中间地带一如林中空地，有更多的遐想。词语的呼吸术在当代艺术那里寻求对窒息的挣脱。正是千变万化的视觉肌理的诞生，诗歌的通感帮助事物厘清之前的纠缠，它们一起构建着大海的潜意识，穿过海沟的暗礁，去冲破蔚蓝的表皮，又为未知的潮汐导航。诗歌的意义是对日常规范化去平庸化的表达。
当代诗歌，它是一种应和，诗意打通诗人的五官，将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体验交织融合，体验难以言传的欢乐，色彩可以拥有声音，声音可以散发香气，香气又能唤起触感，这种感官的交错与共鸣，使得诗歌的意象更加立体和生动，其触发的认知链式反应正是心灵的歌唱。
崖丽娟：2025年春节，DeepSeek横空出世，火爆出圈，掀起新一轮技术创新的热潮，写作者强烈感受到新技术对于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DeepSeek在各领域行业中的应用，可能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产品价值，如何把握AI技术发展带来的商机和机遇一时成为热议。尽管不少诗人认为，现代诗对于抵御AI风暴仍有不可替代的壁垒，比如，人类情感算法无法替代，大数据趋同与多元创作相悖，语言模型写出的有句无篇、有形无神与诗歌辞藻精炼兼具韵律美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DeepSeek的需求解读、创意推演，以及强大的文本输出能力，对诗歌的创作还是带来极大挑战，甚至有人夸张预测：诗人要失业了。您怎么看？
黄礼孩：DeepSeek写诗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您谈到DeepSeek的优势与劣势，确实如此。诗歌存在于人类所有的信息中，显然deepseek在诗歌写作上的巨大算法是它的优势，它强大的语言整合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颠覆，预示着人工智能单一性写作时代的到来，挑战着传统作者的中心论。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AI狂飙年代，写诗意若如何？这确实需要诗人去思考。
人类创造新科技，但更需要伟大的心灵引领新技术。当下的人工智能写诗，它不是启蒙，也不是现代思想的诞生，在心智上还不能超越人类，还没办法再现人类灵魂的新图景。人类的能力有其有限性，所以人类通过科技来做突破，科技作为工具，站在其背后的还是人。倘若一千年以后AI孕育伟大的诗篇，那它就可能替代诗人的写作。AI在警示人类不能为人工智能所绑架。今天，探讨人工智能写诗的影响，等同于探讨未来人文写作的危机与可能性。很早之前已经有作家用AI来协助写作，利用好人工智能这个工具，这是未来作家写作的潮向。AI写作之于类似公文、新闻之类的文字工作显然是一种解放，但真正有能力的诗人没必要仰赖AI来写诗，因为AI也是人在喂食，AI没有复杂的心灵体验，没有人类的灵魂。诗歌是直觉和本能的产物。一个诗人一旦依赖AI写作，诗人就省略了一个字一个字从心灵经过的电流感，就是失去心灵与万物链接的瞬间效应，就失去从细微到宏大之间广泛的探索能力，其想象力、思想力、逻辑力、决策力、创造力将会走向枯竭，甚至被AI所奴役，走向弱智，这是非常危险的。退一步来说，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正是对文学的热爱，诗人以自己的生活、品味、遭遇、激情、梦想为写作途径，从而走向自我的重塑，走向灵魂的更新，甚至去救赎受困的灵魂。所以，去认清AI的本质尤为重要。
我们细看deepseek所写的诗歌，一些诗歌确实在结构、逻辑、语言组合上所形成的混合写作胜过不少诗人的诗歌，但更多的诗歌还是格式化、类型化，它表现出来的语言狂欢、献媚，以及对诸多话题的回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样的陷阱也会吞噬人的信念。由此，我们必须懂得，所有被操控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后面，都需要怀疑精神的存在。诗人，本来就不是一个职业，在中国民间极少有人靠写诗活下来，业余写作才是诗人的现状。我想，真正的诗人不会消失，就像过去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已经写出那么多经典的诗歌，他们构成了影响的焦虑，但之后的诗人还是在写，没有因此就惧怕什么。当我们定义写作是人类的占卜师时，即便AI写得更好，人不能把“占卜师”这个“职业”拱手给人工智能。人类处于无止境的流动迁徙之中，人类心灵构建的诗歌远比AI世界要复杂及丰富多彩，属于人类命运的诗歌还是在寻找作为有血肉之躯的诗人骑手。
崖丽娟：我赞同您的观点，接着上面的话题继续讨论。显而易见的是，自媒体勃兴带来诗歌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写作群体构成的相应改变，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公众号平台扮演着公民诗歌训练场角色，现在日渐受到AI智能写作冲击，由此带来“诗歌”产量井喷，这些既给诗歌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不少困扰，诗人的尊严在大众传媒时代如何维护？
黄礼孩：诗歌写作及传播的多元化就像流过我生活广州的珠江，泥沙俱下，裹挟着各种意念。微信把十四行诗压缩成九宫格，朋友圈的截句、地铁里的短句等等，诗歌似乎降格为信息瀑布里的一粒水珠。但正是众多的诗歌水珠汇聚成诗歌的星辰大海。
人是审美的灵物，有人从在沙子里挑出珍珠，就像有人到河流的上游去寻找生命之源，内心就纯净起来。从众声喧哗到听见孤独的个人之声，这要求诗人从黑暗中脱身。如果说AI智能写作是一条河流，作为摆渡人的诗人，如何绕过AI算法的褶皱里埋下暗礁，越过写作河流的漩涡，这是一门新功课。未来AI的诗歌与诗人的创作，就像您前面谈到的，它是商业模式和手工作品，读者也许各有所爱。所以说，诗人的价值还是在于创造唯一性的作品，专注于社会提出的新问题。诗人的尊严在诗歌自身，就像当代的工业电窑以精准的1250℃烧制量产花瓶时，传统师傅还在用木头燃烧的火焰来完成。诗人的尊严恰在于此：当AI可以无限复制词语的光泽时，诗人要用生命的刻刀，在语言中留下人与木的较量，属于自己的刀痕——那些有节奏的顿挫、呼吸的裂隙、记忆的浮现，以及所知之物与未知之事的双刀出鞘，才会砍断同质化之锁。
崖丽娟：尽管诗歌被边缘化，但仍有不少您这样的有人识之士通过举办诗歌讲座、学术研究交流、朗读分享会、诗歌音乐会、诗剧演出等活动不断提升和扩大诗歌的影响。听说您在办刊、举办活动遭遇到很多困难，有没有想过放弃？
黄礼孩：当代诗歌发展到今天，如果对其有所了解有所阅读有所辨别的话，自然不会把当代中文诗贬低。对当代汉诗有诸多看法，这也说明诗歌教育在中国的滞后，诗歌审美并没有内化为日常生活。所以，去做诗歌赏识、诗歌分享会、诗歌音乐会、诗剧演出等活动还是有必要，这些活动还是影响到一些读者。不过，也别指望这些活动能改变沉重的现实。
一个诗人应该是幻想家、夜行者，像夜鹰一般迁徙，诗人必须走在语言变革的前沿，为读者提供可以拨动的自由之弦。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诗歌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回声，大都是普通人在生活的疲倦不堪中突然被文字唤醒的体验，就像诗歌作为灯塔，此刻它也许正在照亮悬崖上的人。过往这么多年，办《诗歌与人》《中西诗歌》、办国际诗歌奖、办广州新年诗会等等活动，确实遇见不少难度，绝望的时候，也去买彩票，去试试运气，但以失败告终。随着青春激情的逝去，我也经历着人间的疾苦与诸多不如意，遭遇着困顿，但诗歌之光依然萦绕在心头。有时候也会想起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物，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感到恐惧，但在意志犹豫萎缩的时候，他听见上苍的声音：起身，站起来，穿上外衣，拿起朝圣者的手杖！在生命与世事的变幻里，总有一份不舍，我鼓励自己也有托翁这样的精神，去完成自己。诗歌里有让我们走出迷宫的召唤，这声音从来没有消失。我也感谢上天的馈赠。始于1999年创办的《诗歌与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择。今天看来，那是一个有腾挪空间的时代，不过诗歌生态里也充满遮蔽，为更多有才华而没有被看见的年轻诗人发声成为一种勇气。办刊如造船术，即便有之于万吨轮统治海洋的官方大刊，那些像小舢板的民间刊物，也有其存在的美学。正是民间诗刊宝贵的存在，令我们所做的诗歌事务如造文字的小方舟，存在于无数个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洪水中，这诗歌航行的部分，一如风与光在岁月的大浪上摆渡向希望之岸。
崖丽娟：您的一些诗关照心灵，语言内敛，行文精致，情感克制，比如那首写于1998年的《谁跑得比闪电还快》：“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我还没来得及悲伤/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您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剧院担任专业创作员，还出版过一本舞蹈随笔《起舞》，写了很多与舞蹈相关的艺术，读起来很有趣。诗人、艺术评论家、专栏作家，在这多重身份中，您如何转换自己的角色？
黄礼孩：您提到的《谁跑得比闪电还快》这一首诗，很幸运在2006年被选入《大学语文》。诗歌表达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里，人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个人试图去把握命运，去奔跑出生命的真相。应该说，诗歌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情绪，这里有奔放、理想主义、自信，也有失败、厌倦及突围。这首诗歌有点像我自己的自画像，也是他者身影的映照。那个年代，无数人的人怀着梦想，但梦想易于破碎，却有在破碎里并贴出新发梦想，不舍昼夜。我的多重身份也就由此诞生，我渴望自己是多元的载体，需要用观念的艺术充盈自己，同时去做多一些事情也是一种谋生，尽管很困难。比较幸运的是，这些身份对我来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去作为一名诗人，这是一直在内心响彻的声音。去写艺术评论或专栏文章，它迫使我去训练敏锐的能力。而在剧院担任专业创作员的工作，让我能够将文学与表演艺术结合，探索更多形式的创作可能性。
这些身份之间的转换，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的流动。诗歌创作，让我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和情感的细腻，而艺术评论和专栏写作则锻炼了我的思辨能力和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剧院的工作则为我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让我能够将文字转化为舞台上的表演，这种跨界的体验让我摆脱重复的东西，去对新的世界去想象与构建。
至于早年《起舞》这本随笔，它缘于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对我的影响。这本书看起来是写“舞蹈”，其实是写与舞蹈相关的艺术，比如绘画中的舞蹈、邮票里的舞蹈、电影里的舞蹈等等，就像“诗歌+”这个的概念，它产生非常多有趣的链接。也许我的内里一直有一个潜在的艺术冲动，只不过诗歌是不曾偏离的主线。这些偶尔游离的身份和角色让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体验生活，也让我在创作中不断尝试，找到冲突与和谐之间的力量。
崖丽娟：刚才您解释了多重身份乃因“渴望自己是多元的载体，需要用观念的艺术充盈自己”，那么，在现实生活里，您确实更看重诗人身份吗？您为什么写作？对当下性写作与未来性写作如何理解？
黄礼孩：一个人的一生为多种身份所塑造，在诸多的身份里，我珍惜诗人这一身份。诗歌之于我，不仅是写作，也是与时间的对话，是人生的表达、观察及思考，也是对走失的自己的寻找。诗歌写作是对美与复杂的感知，还有呈现，它是心灵的栖息地。为什么写作？这是一个不时追问的问题。当作家是最初的梦想，同时是虚荣的满足，也是欲望的外溢。当你的写作获得了认可，它又转变为自信，其内在的驱动力成为自我完成的途径，是一种无法抑制的青春欲望。
写作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当陌生化的文字带着你前行，瞬间的灵感和思想的火花一起产生心灵的反应。作为诗人的工作，此时令你看见生命的深渊，还有之上的无限蔚蓝。
确实存在当下写作与未来写作，我认为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当下性写作关注的是此时此刻的生活、情感和社会现实，它是对当下的敏锐观察和即时回应。这种写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引发读者同步发生散发思维。而未来性写作则更多地着眼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永恒的主题，它超越时空的限制，试图探讨那些在未来依然具有价值的问题，也就是一部分作为人类文明之光，它是永不熄灭的，另一部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写作的方式也在变化。回望经典，扎根当下，拓展陌生视野，这三点之于写作是根本，三者的来回融合，写作的发现才有保障。当然，也可以用杜尚的观点来看未来的创作，他认为未来的艺术将不再局限于专业艺术家，而是由普通人通过自由创作和表达来实现。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艺术民主化和去专业化的思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中业余创作和大众参与的兴起。
崖丽娟：在我们前面的访谈里，我说到您的诗歌被翻译到阿拉伯世界，其实，我也留意到之前您的诗歌被翻译成英文、波兰文、蒙古文、俄罗斯文、葡萄牙文等等外文推介出去，甚至您的波兰文诗集还是扎加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家亲自写序推荐，真为您作为民间独立的诗人被看见而高兴。我们知道，一方面，当下各种外语诗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非常多，这种多语言在汉语诗歌中的并存之于我们的诗歌写作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汉语诗歌被翻译出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当代中文诗歌被翻译出去的仍然很少，您如何看这个现象？是否汉语诗歌被翻译成别的语种难度要更大一些？
黄礼孩：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有许许多多的转折点，其中一点是到了明末，欧洲人踏入我们的土地，开始频繁进入方方面面的交往互动。此时，准确、形象、到位的语言传达与交流就变得重要。翻译因此应运而生。这之前，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并不畅通，也需要翻译，但唯有上升到外交关系的高度，翻译作为媒介，其桥梁作用才显现出来。在众多的翻译中，诗歌无疑是最难之一。
翻译是一种双方需求的行为。当下很多不同语种的外国诗集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及出版，说明翻译过来的诗集在中国读者这里有市场。读者渴望阅读或者学习到别人更好的书籍的热情被出版社看到其间的市场空间，他们愿意花钱买版权、付稿费来出版发行，并对被翻译过来的诗人及作品做多元的传播。中文诗集很少被翻译出去，除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个因素外，别国读者是否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兴趣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市场需求少，翻译与出版也就变得疲软。
当然，汉语诗歌翻译成别的语种，难度较高。译者需具备中国文化的理解力及文学创造力，同时懂得中文诗歌中的意象和隐喻。诗歌翻译不止于语言转换，而是再创作，如此才能再现原诗的美感。应该说，当下中国有不少诗人的作品具有国际水准，但长时间翻译与传播的障碍，出色的翻译与推介平台的缺失也令当代中文诗歌走出去困难重重。我们的诗歌很难在国际文学刊物露面，不容易成为国际大牌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对象，获得国际大奖就更难。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学习韩国。韩国有一间文学翻译院，该院专门为韩国文学的海外出版提供全流程支持，包括选题、翻译、出版和营销。其资助范围涵盖多种语言，资助金额从300万到1500万韩元不等。2022年，韩国上线的KLWAVE网站，提供该国作家、作品、版权、翻译样章和联系方式等信息，旨在解决海外出版社与韩国国内出版社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除了培养文学翻译人才外，还推出资助机制，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书展，还举办首尔国际作家庆典等活动，邀请海外权威媒体和作家到场。韩国的海外交流与驻地项目有效推动了本土作家到世界各地去。听说我们国家也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出海的项目，具体如何，我不甚清楚。但愿翻译推介项目不是排资论辈或者讲人情那种，而是真正从品质出发，去惠及更多优秀的诗人。
（2025年3月10日定稿）
黄礼孩，1975年生。诗人、作家。1999年创办《诗歌与人》，2005年创办“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2008年创办“广州新年诗会”，2022年创办“诗剧的读法”；曾获2014年凤凰卫视“美动华人·年度艺术家奖”、第八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第二届中国长淮年度杰出诗人奖等。诗歌入选《大学语文》等。出版有诗集《我对命运所知甚少》、舞蹈随笔集《起舞》、艺术随笔集《忧伤的美意》、电影随笔集《目遇》、诗歌评论集《美在转身之际》等十几种。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事诗歌评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诗集《有后缀的时间》《会思考的鱼》《未竟之旅》《无尽之河》4部，评论集《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1部。编著有10余种文史书籍。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人访谈”影响甚广，在《作家》《民族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潮》《诗林》《扬子江诗刊》《诗选刊》《当代•诗歌》《上海文学》《作品》等发表诗歌、评论、访谈，诗歌入选十数种选本，偶有获奖。
让我对南方的钟情
成为绝世的传奇
——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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