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铎先生

朱海燕

一

李铎先生离开我们近六年了，现在为他写下这些文字，似乎上帝都难以原谅我：你被岁月的舞蹈所吸引，逃避当时悲痛的时刻，为什么没有在先生告别人世之际，在他西行的云程中，以泪水在辽阔的空间抒写你的感情？说来实在对不起先生！晚了，晚了！就是晚了，我也要让文字追他而去，检讨几年逃逸的责任，在描述的色彩中，展示先生的形象。

李铎先生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家，其艺术成就与社会贡献备受尊敬。1930年他出生湖南醴陵，毕业于信阳步兵学校，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舒同、启功、沈鹏、欧阳中石等人，成为中国书法天空中最耀眼的星辰。一位中央领导对李铎先生作过这样的评价：李铎不仅是军旅书法家，还是一位红色书法家。他的书法在继承的基础上讲发展，在发展的前提下讲继承。形成从“临、立、变、创”为代表的书法理论体系与艺术风格。

1983年我调京工作，在还不认识先生时，便获得了先生的墨宝，着实让我备感荣幸。之所以能获得先生研山瑰宝，归功于杨仕望先生，他是《中国铁道建筑报》的编辑，湖南醴陵人，与李铎同乡。杨每次去李铎先生那里，都没有空手而归，总要带几幅作品回来。杨仕望几乎成了李铎作品的“搬运工”，大院许多人，通过杨的关系，得到李铎先生的作品。我获得墨宝也是如此，那是幅四尺三裁的竖条。后来，我与李铎先生相识，交往多了起来。他说：“仕望求作品，我能不给吗？一到我家，他不是跟我聊天、喝茶，而是束上围裙，跑到厨房间洗菜、做饭，家乡菜他做得十分地道，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因此，李铎的作品，通过仕望的搬运，不断流进铁道兵大院。

二

我与李铎的相识，缘于空军在军博的一次书法展览。原空军文化部部长孟繁锦是我的朋友，他邀请我去看书展，参观后有个座谈会，我与李铎、陶玉玲、刘洪彪、孟繁锦等人坐在一个桌上，这样我与李铎先生就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那天，李铎在座谈会上，就书法问题，谈了四点：一是取古之神。学古并不拘泥于古人，不是一点一画地摹写，而是主张多看，多思，入神。二是依靠自己的悟性。没有高超的悟性，难与古人神交。悟性主要表现在善于抓住古人的长处与优点，善于总结历史发展轨迹，善于领会书法的形而上精神，同时能对自己进行不断地反思、否定、修正。三是多读书以提高修养。读书不仅是积累学问，还可以加强社会、历史、人生乃至艺术等方面的修养。文化与学问的修养，是一个书法家人品、书品皆超凡不俗的必备条件。四是有一种艺术实践的超越精神。超越，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才敢于否定自己，不要在自己编织的茧房里，让小天地蒙住双眼。你想超越自己，必须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会感到自己的脸盆不是大海。你才知道山海有山，天外有天，不把自己的一己之见，当作真理。

李铎先生的发言，实则是他人生与学书的真切体会。他开始学郭沫若，学得非常之像；后来他学黄庭坚，也很像黄庭坚。学着学着，他害怕了，知道这种“像”，不是“前程似锦”，而是“死路一条”，不是成功，而是失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于是，在他的意识深处，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创新意识：必须从别人的影子里走出来。他痛苦地经历了自己的三次变法，出现了后来的“只有李铎像李铎”这种独家神韵与大家气象。他的风格不像前人的任何一人，完全超过了前人的规范，在人们想不到的园地，开出一朵灿烂的风格之花。

李铎将自己的书法之路概括为四个紧密相连的阶段：临，立，变，创。这四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循序渐进，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他从学习到创新的完整路径。第一阶段是“临”与“立”。这是打基础的时期，核心在于深入临摹古代碑帖，消化吸收前人的精华。李铎将195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称为“临、立”时期，在此期间，他遍临历代名家作品，如二王，欧、颜、柳、赵，尤其对郭沫若的书法用功甚勤，通过大量临摹掌握了扎实的笔墨和结构规律，使自己的书法能够“站得起，立得住”了。虽自己的面目还不够清晰，但毕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变”与“创”，这是艺术升华的关键，要在“站得起、立得住”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和创新。李铎认为，学习书法不能止步于模仿，必须“变”才能“创”，他将这一过程比喻为“入”后必“出”，如同登山需先下深谷才能登临高峰。他从45岁以后，开始尝试将魏碑和汉隶的笔法融入行书创作，逐渐摆脱郭沫若与黄庭坚的影子。形成古拙沉雄的雍容遒劲的书风。这一阶段的探索在1980年后尤为明显，他成功地把碑学的雄强与帖学的流畅结合起来，实现了艺术面貌的蜕变。变法之前，李铎先生的书法有“伸胳膊弄腿”与“五马长枪”的感觉，张扬而不沉稳。变法之后，变得厚重、沉雄、内敛、宽博起来。李铎对我说，一次他去四川的青城山，山门挺拔苍劲的青松，给他很多启示：书法也应该这样写！也应该呈现出这种柱地撑天的气势！那里的松树，挺拔笔直、形态庄严，仿佛卫士守护山门，为古朴的山门增添几分肃穆与生机；树干龟裂，树枝苍劲有力，如巨人般屹立于天地之间，挺拔高耸，拨开云雾，比肩日月，展现出无尽的英姿。李铎解释：什么是“道法自然”？这就是道法自然！书法有道，其道来于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与根本法则，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对道家的宇宙观、人生观及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道法自然，揭示了“道”并非人为意志的产物，许多东西遵循它的自身本然的状态。这是道家宇宙观的逻辑起点，当然也是李铎书法变法的起点。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书法自然也不例外。李铎先生多次谈到书法要“悟”，一个“悟”字，就涵盖对大自然之悟。

如果将变法理解为艺术风格的重大转折点，李铎的书法经历了一个以变和创为核心的整体变革过程，而非几个独立的阶段，这个过程体现了他“继承是发展的提前，发展是继承的必然”的基本理念。

李铎先生的书法以古拙沉雄苍劲挺丽著称，融合了魏隶、碑帖及王铎、傅山前人的精髓，形成端庄凝重又舒展流畅的独特风格，作品在平淡中见俊美，气度不凡，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例如，其行草书笔意连贯，布局疏密有致，展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和结构美等等。

李铎先生的学生，著名书法家苗培红语我，研究李铎的书法，要从湖南人的精神角度去研究。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屈原仰首问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范仲淹把酒临风的襟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谭嗣同的从容赴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是杨度的隐忍决绝，“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就是彭德怀的忠肝义胆，“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是陶铸的革命情怀，“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湖南人的精神，是李铎先生人生前进的动力之源，是他书法艺术之源，是他大善、大德、大智之源。李铎做人为书的成功，从根本上讲，是源于湖南人的精神。在当今书坛，能写几个字的，吹嘘自己是书法大师者，不乏其人；从来没临过碑帖者，吹嘘自己是书坛名家者，不乏其众。而真正名副其实的书法大家李铎，从来不以书法大家自居，始终谦虚谨慎，研习书法，埋头做学问，从不去争那些虚名、浮名。但是，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中国书坛的真正大家，是人民军队的头号铁笔。他的贡献涵盖创作、教育和公益事业，多次完成大型书写任务，如1993年以二百二十余米卷书写《孙子兵法》，并在軍事博物馆展出获得高度评价。他于2015年至2019年三次向军事博物馆赠近一万一千件作品与收藏品。

李铎一生坚守传统，笔耕不辍，其军旅生涯的严谨作风体现在书法中，虽有时被指过于注重法度，但这也成就了他作品的厚重感。他办公室的屏风背后，悬一幅五尺宣纸的作品，苗培红对我说，如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文的《兰亭集序》，天下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天下第三行书是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那么，天下第四行书应该是李铎先生的这幅作品。我曾在某宾馆的贵宾室里看到李铎先生书写的毛泽东的长征诗，沉雄厚重，苍劲有力，俨然把万里长城与巍巍昆仑搬到了那张素纸之上。观之，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而在对面的墙上，悬挂着另外一位大师的作品，而那幅作品给人的冲击力远远逊色于李铎的这幅作品。

三

关于李铎的书法，我曾写过多篇文章，第一篇是评《李铎序文.信札墨迹选》。李铎书法经过三变之后，所写行书作品都有一种统一的用笔基调；另一方面，在笔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笔法又千变万化，用笔或轻或重，或顺或逆，有中有侧，乍曲还直，极其丰富多彩。但尽管如此，他所书的大幅条幅，还是给人一种“他在写字”的感觉，而且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字写好。他的这种“自觉的认真”，抑制了他的艺术自由，认真有余，天然不足。这对要求“变”与“创”的李铎来说，当然是一道前进的障碍。而读《李铎序文.信札墨迹选》则不然，其字尽脱“将军的架子”，自由得如一位退休的老人，穿着便装与家人娓娓长谈，没有官腔，没有架子，满纸尽是亲情厚意的弥漫。此刻，李铎心放开了，情舒展开了，他的笔被心驱使着，被情驾驭着，信马由缰地写来，一派传统的功力，一派天然的气象。每篇序文，每封信札，他总是以特有的笔法恰到好处地写下情感的印迹。结构的宽博，空间的布局，准确处置与沉静节奏融为一体，出手即异于众响。李铎那时已是位老人了，但他彻底摆脱了被众人拥着供着的那种“书法大家”、“书法将军”带来的羁绊，将有意为之的痕迹一扫无余，他就是随心所欲地自由地书写。《李铎序文.信札墨迹选》节奏流畅而富有变化，流动中丝毫不失固有的力量与厚度，折笔和转笔的配合运用自如，对空间的剖切亦准确老练。李铎的书法侧重于行书，但《信札墨迹选》超越他的以往行书，达到了又一个辉煌的高度。有传统的继承，又有自家气象。我们知道，王体行书章法有六大特点：一曰自然天成，无论是《兰亭集序》，还是《丧乱帖》，信笔挥洒，因势变形，始合自然。二曰首领尾应，凡作字者，首写一字，其气势便能管束到底，则此一字便是通篇之领袖，起到高屋建瓴、统领全局的作用。三曰和中有违，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显得异常姿媚妍丽。四曰虚实相生，时而笔画轻而空白少，虚中有实；时而某行皆重，而另一行中的几字则轻，乃实中见虚，显得风神潇散，神采茂密。五曰气势连贯，且连而复断，断而又连，连与断交互运用，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六曰情字交融，作品中贯穿作者的真情实感，融汇作者的喜怒哀乐，也就是孙过庭所言“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传情，通过作品中所表达的感情去影响、感染别人。而李铎的《序文.信札墨迹选》便达到了此种境界。

如《跋陆仟波绘国画大师图卷》，作品似是硬毫所书，书中润多于枯，其运笔精熟之至，因难见巧。锋颖入纸灵活，或尖或侧，不拘方圆。“朱屺瞻徐悲鸿”几字起笔处顺锋入纸，雄壮而得圆润之趣，虚实相生，仪态万千。作品曲直结合，纵逸自然，横竖撇捺皆揉进情感、诗意和豪迈，并辅以圆转遒劲之笔。直者，有刚劲之美，曲者，得流动飘逸之风。如“历时年余，后因资料阙如”几字，用笔快慢交替，或强或弱，乍显乍晦，若行若藏，像士人兴酣而歌舞，顿觉兴味无穷。

再如，《为卫俊秀书作题跋》，字多奇态，有不少字的重心不在字的中心而偏左或偏右，这些欹侧的字，正是作者激情奔波的表现。卫俊秀乃当今书法大家，他的草书被书评家称为可以与于右任、林散之齐名并列。李铎为卫俊秀书作题跋，自然有崇敬和挑战前辈的心情。其书写不受法度的约束，然而也最峻峭、最洒脱，最见李铎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的风格。

《信札墨迹选》，不是大幅作品，但每一篇不论长短，都贯有一种豪气。我们知道，书法的气势美是有笔势、体势、行气、章法所构成。“势”在书法艺术中，一能产生笔力；二能使点画妥帖，心随笔运，取象不惑；三使血脉流畅，精神贯串，意境活泼。我以为这些还不足概括李铎序文信札墨迹的气势。他的作品气势，来自内心的一种境界，一种崇高，一种挑战的创新精神。严格说来，这种气势不是练出来的，而是一个书家博大的胸怀，圆熟的笔墨技巧和深厚的传统功力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性效果，同时也体现出一个书家高度的艺术修养和创新意识。

四

后来，我调回铁道部工作，与李铎先生所供职的军事博物馆，一个路北，一个路南，只隔一条马路，我们见面与交流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一天，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李铎书艺研究室”成立三周年，军博要开一个座谈会，邀请我参加，并要我在会上发言。对座谈会的筹办方安排在会上发言，我既感到非常荣幸，又感到诚惶诚恐。自己不入书道，是书法艺术的门外汉，在这样一个名家云集、群贤毕至的座谈会上，由我来谈书法大家李铎先生，我怕谈不到点子上，因而又感到十分不安。

那天，座谈会安排两个人发言，一个是李铎先生的学生，连续五届的中国书协理事、著名书法家张坤山先生，另一个就是我。我在发言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认识和理解李铎先生。在人们眼中李铎是书法大家。但在我眼中，他首先是一名军人，是一个由农村而来的人民子弟兵，是醴陵人民的优秀儿子。我用事实解读我提出的这一命题：2007年秋天，中宣部交给我一个调研课题：沿着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路线，考察新时期的湖南农村。当年，毛泽东走了四十天，我也走了四十天。他最后一站到醴陵，我最后一站也是醴陵。醴陵是李铎先生的故乡，地处湘东边界，湘赣要冲，素有“吴楚咽喉，湘东明珠”之称。毛泽东当年在醴陵考察七天，我在此也调研七天。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在与我座谈时，指着望中的一片建设工地说，那里是醴陵中学，李铎先生捐了一笔巨资，学校正在改建，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充满着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但他们谁也不认识先生。我说，这样吧，虽然你们不认识先生，我要通先生的电话，你们和他通话。这样，我便要通了李铎的电话。这端，家乡人道不尽的“感谢”，那端，李铎说不尽的“应该”。放下电话，宣传部的同志十分激动，说：“想不到我们与李铎先生通上电话了。”

之后，我去了左权将军的故乡。那里的路很难走，开始镇上的同志用小车接我；后来小车不能走了，他们用摩托车带我；摩托车不能走了，他们带着我步行几里山路，才到左权将军的那个村子。1958年，因为当地修水库，左权的那个村庄已不复存在，村镇干部陪着我坐在水库岸边，望着左权故居消失的地方说：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左权，如果再出一个李铎就好了。那样，你来这里考察，可以坐着汽车，走遍村村户户。他接着说，李铎那个行政村，因为有李铎的援助，村村通了公路。

这件事，让我不得不重新解读李铎。你说他是高官也罢，说他是书法家也罢，无论他拥有多少头衔，首先他是人民的儿子，是故乡人民的孝子。他这一生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乡亲，他知道感恩，懂得回报。对人民的关爱情怀，才是解读李铎做人为书的关键词。

去左权家乡那天的晚餐，我是在李铎先生家乡乡政府吃的。乡党委书记是位年轻人，他并不认识先生，他说，李铎先生为家乡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为家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会带领李铎的父老乡亲尽快走上和谐幸福的小康之路。

当我述说这一段发生在醴陵的故事时，坐在会场里的李铎先生显得有些激动，他走到我身后，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啥话也没话，擦着泪又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之后，我就怎样认识李铎先生的书法，关于对李铎书艺研究问题，又提出一些建议。

后来，醴陵准备筹建李铎艺术馆，这期间先生多次与我商量，馆内应该书写那些内容，我也就湖南元素与书法元素提了一些看法。

李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但他是一个创造美的书法大师，在人们追求永恒的美的世界里，他没有缺席，一直与书法同在，活动在我们认为相称的书法继往开今的一切里。天上的白云，就是先生的宣纸，在那无尽的白云里，依旧能望见先生，他以一个书法家的责任与角色，举着一面书法的旗帜向着广阔而迷茫的前方走去……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