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书法/王守海
贺晓风
创刊之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盛行，《西北军事文学》应运而生。从一九八六年十月创刊，到一九九三年三月，我与《西北军事文学》朝夕相处，度过了七个年头。下面记录的，是我在《西北军事文学》这七年里的一些过往和经历。
一九八五年六月，奉中央军委之命，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两大军区合并为一个军区，仍称兰州军区。原乌鲁木齐军区降格为副大军区级，改称新疆军区。
合并前的乌鲁木齐军区，有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主办的文艺刊物《西线》，兰州军区有其政治部文化部主办的文艺刊物《战斗文艺》。两刊物均属内部刊物，面向连队，不向社会公开发行。合并后的兰州军区领导，有意创办一新的、面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月润，是事实上的发起人和积极推动者，而李宣化政委则是这一创见的支持者和最终拍板人。
我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到兰州军区的，任务是为创办新刊物做准备。当时两大军区合并，可谓千头万绪，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关系需要调整和理顺。在这一过程中，军区党委决定创办一新的、面向全国发行的公开出版物，说明其决心与胸怀。
我到兰州后，第一次踏进办公室，是一间人未去、室已空的房间。可能是已撤销的原因，只有一位老同志坐守，这位老同志即是尉立清同志。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兰州军区的文艺创作和培养文学新人，可谓硕果累累。当时，我们有过简短的交谈，他告诉我，大约是不久前的某个时候，知道了《战斗文艺》将要停刊。这是他的心血所在，此时心情，可以想见。《西北军事文学》创刊后，某一年春节，我曾去他刚搬进的干休所新居看望过他，他已适应新的离退休生活。这是后话。
经过一番酝酿，政治部党委讨论并通过了办刊决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并上报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于当年七月二十二日，决定创办《西北军事文学》，成立《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
于是，我当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当时，《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并没有明确隶属单位，事实上是我一人运作，有事直接报告政治部李月润副主任，甚至可直接上报李宣化政委。这为刊物的创办，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刊物后来的运作方式奠定了基础。
我到位后，除了正常的组稿、约稿，见作者外，一件着急要做的事，是为刊物邀请特约顾问。根据当时情况，决定请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冯牧、著名作家刘白羽、总政文化部部长李瑛、副部长徐怀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凌行正，六位担任刊物的特约顾问。
我到北京后，首先找到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负责人王谷林。王谷林曾由中国作家协会派驻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在新疆工作期间，曾带队到库车蹲点调研，我当时在新疆军区驻库车某部工作，任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业余时间写过一些小诗，在《诗刊》上也曾发表诗作。新疆作家协会的陈伯中告诉我，王谷林他们在库车，让我抽时间去看看。我曾去他们工作的地点上看望，也看到他们生活得很清苦。其间王谷林阑尾发炎，需要动手术。若回乌鲁木齐手术，路途过于遥远；若在当地手术，又很不放心。正在为难之际，我将其接到师医院，立即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当我为请顾问的事找到王谷林时，他非常乐于帮忙。我到了北京沙滩，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所在地，王谷林立刻找到正在开会的冯牧，我说明来意后，冯牧让我稍等，他当即取来一张照片，并写好题词交我。然后，王谷林又给文化部部长王蒙打了电话，王蒙部长当即与我约好了见面时间。
说起王蒙部长，我们也有过一些交往。王蒙曾在新疆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住在新疆大学，然后才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有一年，王蒙回到乌鲁木齐，住在天山大厦。当时，我在新疆军区《战胜报》工作，天山大厦和我家住的新疆军区政治部家属院，仅隔一条不宽的马路。有一天，下班后，我去看王蒙，告诉他，当天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夜的眼》。王蒙希望马上看到，我即返回家中，将《光明日报》送去。记得王蒙还说了一些与这篇作品有关的话。
因为有了这些交集，我们之间也算熟人。王蒙很高兴地在沙滩文化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我，并同意当特约顾问。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多次看望过王蒙，并与之有过深入地交谈。
请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李瑛和副部长徐怀中，就更直接一些。我先到了总政文化部，找到文艺局干事陆文虎，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在此后《西北军事文学》的办刊过程里，陆文虎从一名干事，到副局长、局长，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之间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带我分别去了李瑛部长办公室和徐怀中副部长办公室，一切都很顺利。
刘白羽住在北京西单红霞公寓的部长楼。因为，兰州军区李宣化政委，在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曾与刘白羽有过交往，所以，我提起李政委，刘白羽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凌行正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我们作为一个军区的文学刊物，请他当顾问，也答应得十分爽快。按理说，我们这个军区刊物，虽然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间并无隶属，但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到这儿就到家了！凌行正始终是平等地看待我们，视我们为兄弟刊物，尽力地提供帮助。后来，我每次进京，不是住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就是住北太平庄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书库”。“书库”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招待所，条件比西直门招待所差很多，但方便得多，也亲切得多，因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许多人，都住在这里。凌行正是一位待人平和、从不张扬、受人尊敬的领导，他对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而与出版社编辑陶泰忠、程步涛、佘开国、黄国荣、黄浪华等人，则是相互间十分坦诚的朋友。我们在北京多次召开作品讨论会，都得到他们的大力协助。许多工作，是他们代我们做了，否则，两次会议不会那么完美。
为《西北军事文学》请特约顾问的事，办得很顺利。回兰州后，我向政治部李月润副主任和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作了汇报，他们都很高兴。
最初的《西北军事文学》编制只有三人。分别从不同部门抽调。我到任后，调来宁夏省军区的殷实到编辑部工作，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徐广泽，此时也来到编辑部。我们的合作是紧张而又愉快。虽然此前他们从未做过编辑工作，但经过短暂的学习和适应后，很快地拿下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一流的并富有创造性的。
创刊号出得很顺利，也很有排场，封二和插页有六位特约顾问的祝词和彩色照片，内文开篇是赵先顺司令员的代发刊词《祝贺与希望》，接下来是军区政委李宣化的重要文章《努力繁荣具有大西北特色的军事文艺创作》。创刊号发表了兰州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李镜的中篇小说《邂逅》，李本深的短篇小说《太阳和苹果》。还发表了正在进行的边境作战的前线烈士日记、诗文选、军区创作室老诗人赵戈的诗作《酒泉，喷涌着芬芳的酒泉》等。
骊山笔会
《西北军事文学》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创刊，十一月，即在陕西省临潼陆军疗养院举办了“骊山笔会”。笔会邀请了莫言、李存葆、李本深、周政保、刘方炜等人到会。就军队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做了研讨。这是根据当时军事文学创作的现状，也是为刚刚创办的刊物定调。
笔会办得很成功，与会者都作了认真的发言。会后，我们整理了座谈内容，刊发在《西北军事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一期（总第二期）上。题为《骊山笔会——军旅小说艺术六人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军队文学创作，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思想空前活跃。徐怀中担任主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集中着军中一批怀揣文学梦的佼佼者。那时的“军艺”文学系，可谓是中国文学的重镇。这里产生了一系列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有过许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特别是一次关于战争文学创作的激辩，对军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骊山笔会”的讨论，可视为是那次讨论的转场与继续。其中莫言的发言，更是他对当年在“军艺”那次发言的进一步表达。
莫言的发言说：“战争文学或者军事文学这个定义是否准确，没什么标准。我觉得所谓的文学样式，是从它的题材区别的。如果我们单纯分析所谓战争文学或军事文学，很难说。我不知道是我的发现还是看一篇文学杂志上说的，应该说这种文学有三个层次，实际上是对人的三种看法。第一种被称作‘神人’，即塑造战争之神的。这种文学基本上是持一种赞美态度，一边倒、正义性和阶级性都非常强。当然一般来讲是赞赏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种文学对人本身解释得比较少，很难涉及人的本性方面的东西。它是对战争过程站在一种片面的立场上进行记录。第二层次的战争文学比前一类高明的一点在于对人的认识。这种作品都能把就参战的敌我双方当人类看待，它的人物就不是简单化、脸谱化……这类作品比较鲜明的一个特色就是真人的战争文学，所以它更能打动人。这里面一般来说，对战争的谴责不是很有力的，没有明显的反战倾向。与此同时，它不能忘记把敌我双方都当人看，写敌人也有他人性善的一面，英雄身上也有缺点。这种作品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和战争的面貌。再一个就是比较高的层次的战争文学作品，一般它们的着眼点、笔触放在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可以说，莫言的发言，至今仍是有意义的。
这里还要提及另一件事：当时，在“临潼陆疗”住着一位在此疗养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老红军很健谈，常常与作家们讲他所经历的长征故事。他讲的故事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些套路，而是闻所未闻的、上不了大雅之堂的逸闻趣事，时而伴有长征路上的“流行歌曲”。一时间，成为与会作家们闲聊打趣的话题。后来，莫言据此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革命浪漫主义》（《西北军事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总第十期）。
这次笔会气氛轻松愉快，且富有成果。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王茂润亲临现场，并与莫言、李存葆等人亲切交谈。王茂润是一位十分宽厚的领导，他总是轻言轻语，即使在新合并后的兰州军区，那样一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和环境中，也保持着一种温文尔雅，坚持着做人的良知与底线。在刊物创办的日子里，他给了刊物极大的支持。
笔会期间，与会者参观了半坡村遗址，还与陕西省文联，作家路遥、贾平凹，《延河》编辑部、《小说评论》编辑部分别座谈，会见了甘肃省文联负责人，西安地区作家，和军内文学爱好者。可以说笔会期间，讨论充实丰富多彩，气氛融洽而愉快。总政文化部对此次笔会给予高度评价，《解放军报》对笔会做了报道。
刊发《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前前后后
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是由甘肃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董汉河创作的。拿到这部沉甸甸的作品，我们的心情也是沉重的。西路军西征失败，故事即发生在我们所在的河西走廊一带。这是一段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的历史，也是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和成果。有些问题限于时间、环境，决定了作品难以面世。稿件到我手时，我提出了修改方案，抛开种种历史纠葛，抽出若干女战士被俘之后所遭遇的残酷命运和种种不公平、不人道的待遇，直击事实本身。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它抛开了一些可能的人为纠缠，甩开了一些禁忌，以一个新的入口，将西路军的一段历史，较为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我们将原标题《西路军女俘》，改为《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事实证明，这一修改方案非常重要：它不再纠缠于历史问题本身，而是直接将“西路军女俘”，还原为“西路军女战士”。
这期间我到北京开会，曾就此稿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评论家丁临一、刘方炜有过交流，得到他们的一致肯定。刊物面世后，影响巨大。
我决定进京召开《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作品讨论会。我到北京后，首先到总政文化部，找到徐怀中部长，请他到会，并对座谈会提出意见。他听完我的汇报，立即表示同意参加，而且说，可以请“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同志参加，并当场起草了一封信交与我。第二天，因为是休息日，我去了唐达成家。他正在准备搬家，房间过道走廊堆满了捆扎好的书籍。我说明来意，送上刊物和请柬。唐达成匆匆翻过刊物，说，既然是徐怀中亲自写信，他一定到会。其余人的请柬，包括著名作家、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王愿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评论家何西来，著名作家、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评论家冯立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作家凌行正等，有的是与我一起赴京、准备讨论会的本刊编辑部编辑徐广泽，亲自送上门，其余大部分请柬，都是通过邮局送达的。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文汇报》等。
讨论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十楼会议厅举行，会议气氛严肃而又热烈。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说：“到目前为止，《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是最深入、最真实、最细微地表现了这场斗争的复杂过程，及其后来给西路军女战士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命运，给人联想很多，从中可吸取很多教训。所以我应当感谢董汉河同志，他作为一个学者式的作家，以一种学者的锲而不舍、顽强的精神，弄清了西路军的来龙去脉，深入细致地了解了西路军女战士们蒙难后的命运，写出了这么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对于了解这一事件，我感觉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这是一段很悲壮的历史，即便以史料价值来讲，它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更不用说还写了很多人物的命运，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作为纪实文学来讲，也是一篇值得重视的作品。”
后来，评论家、主管报告文学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研究员李炳银告诉我，他们内部规定，有关西路军的作品，以《西北军事文学》发表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为宣传口径。
著名作家、总政文化部部长徐怀中说：“《西北军事文学》创刊不久，就注意到西路军这个题材，并成功地组织了这一篇很成功的长篇报告文学，说明编辑部是很有见识的。《西北军事文学》如果以后在重重困难下办不下去的话，就算办到几期算几期，发表了这样的长篇报告文学，如果再继续发表一些这样的作品，那么它在军事文学史上就有了特定的地位，这是不可磨灭的。”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鲍昌在发言中，深刻地揭示了作品的意义，并且解读了编者与作者的良苦用心。他指出：“《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为很多牺牲在西北河西走廊一带的西路军战士，特别是女战士，这许多就像封三上的画‘雪落无声’的死去的人们，立了一块文字的碑阶。虽然大家都说这部作品出世早了些，但在趁西路军散落的许多幸存者们还在世时发表出来，让他们看到他们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得到承认，我认为起了应有作用。”
著名作家王愿坚盛赞《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也给予《西北军事文学》很高评价。他说：“从一九五五年《星火燎原》开始，我就了解到西路军的一些事情，比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提到的那位女特派员曾广澜，曾山同志的妹妹，那个人的一生就是整个的我们中国革命的缩影。还有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等。那时的条件我不能写，我一直企望有人去接触它，把这样一个含血带泪的历史写出来。所以我感谢作者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真诚地写，写出了我们革命者的真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何西来充分肯定了作品的意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此次讨论会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社长凌行正，可谓是全力以赴。我到北京后，《解放军文艺》编辑丁临一的办公室，即是我的临时办公室，我与徐广泽每天忙于分送杂志、请柬，决定参会人选，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李培森（后来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政委，转业后任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亲自出面，帮我们预订了民族文化宫，以及会后用餐饭店。会议当天，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和总政文化部领导，在京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中央电视台记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刊，悉数到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凌行正，除了自己亲自赴会外，佘开国、丁临一、黄浪华、王颖等也都到场。到会的还有总政文化部文艺局的陆文虎，中国作家协会的沙林等。
会议开得很成功，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座谈会新闻。紧接着是《文汇报》连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文汇报》《文摘报》等报刊都做了报道和跟进。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出，成为一个标志，至此，再没有人就西路军女战士“被俘”说三道四了。更为庆幸的是，这些当年流落河西的女战士命运有了改变，而西路军研究也因此有了一些变化，给军史、党史研究增添了一些新的东西。
时至今日，此事已过了三十多年，我仍然坚信，《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面世的意义，超出了作品的本身价值，甚至超过了文学价值：它将这样一群鲜活的生命，当做一个个人来看待。它可以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但又不只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一种悲悯，一种面对战争的深刻思考，可能由此而开始。这是《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贡献，也是敢于发表此文的《西北军事文学》的贡献。
发表长篇散文《藏北游历》
长篇散文《藏北游历》这个稿件，是作者马丽华直接寄给本刊编辑部殷实的。先寄来的是一个提纲，并附有一信，问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稿件？《藏北游历》在北京的多家出版社、杂志社转了一大圈儿，没有人敢接手。看完信和提纲，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虽然比较敏感，但要看了再说。遂告殷实，发电报，让作者尽快将稿件寄来。稿件寄来了，是复印件，很厚很结实的一大捆。我们分别看完稿件，大家意见一致，是一篇难得的长篇散文。作品以一个人类文化学者的视野，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用非常大气磅礴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我们尚不知或知之甚少的世界。给人的感觉是震撼，这是编辑部的共识。但同样有一点也是共识，那就是这是一部难以把控的作品，难免会遇到种种不测，发表是有极大风险的。但我仍想试试。
四月，马丽华正在北大作家班读书。为了方便交流，同时也想到北京和我的朋友们交流看法，我便去了北京。在京期间，我未能见到马丽华。在与朋友们的交流中，没有人同意我推出这部作品，都说风险太大。我给马丽华留下一信，返回了兰州。
回到兰州后，我仍决定刊发这部长篇散文。因为我认定这是一部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无论是其文学价值，还是对了解西藏，都是很有意义，很难得的。它可能是一个节点，它跳出了以往那种肤浅的、猎奇的、几乎是习惯性地表述方式，它是客观的、真诚的、友善的和极有深度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事，那也不在同一层面。当然，我也想到可能会出现某些难以预料的问题，这个责任只能由我个人来承担。考虑到这一点，整个稿件的处理过程，是在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从编辑到发稿，外界无人知晓。刊物印刷装订完毕，我要求全部封存在印厂，然后提了一捆杂志，共计五十本，进了拉萨。我和马丽华已事先约定好，她在拉萨等我。她在西藏多年，有着广泛的人脉，而当年的西藏文联，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我到拉萨后，经过几天的筹备，如期召开了《藏北游历》作品讨论会。到会者不只是文学界，可以说，西藏的各路人马，包括政府有关部门，都派人参加。正如我估计的那样，所有人都对作品盛赞有加，当然，对《西北军事文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日，我们又进京召开了马丽华长篇散文《藏北游历》讨论会。这一次，不仅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也邀请文学艺术界的作家、评论家，以及藏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界以及有关官方人士。讨论会开得很成功。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当晚即对《西北军事文学》在京召开马丽华长篇散文《藏北游历》作品讨论会，作了现场报道。《解放军报》《文艺报》《文学报》《作家文摘》《文摘报》以及《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也多次作了报道和摘发。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全军唯一的文艺出版机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对于我来说，只要我来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是我的家。每当需要帮助，总是倾力相助。没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圆满成功的。我至今记得在北京畅春园，召开马丽华的长篇散文《藏北游历》讨论会时，凌行正社长率诸位赴会者赴会的情景。因开会地点不在市区，距离较远，开会当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仅有的两部汽车，全部出动。凌社长亲自带一辆中巴，在某地召集参会人员，驱车直达会场；另一辆车，拉住在北太平庄附近的人员到会场。而当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某次会议的袁厚春副社长，只好骑脚踏车前往。更让人意外的是，提前预订的会后午餐，竟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撤了一桌，理由是，“为老贺省钱！”等我看到时，到会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黄国荣（后为出版社副社长）等一众编辑，面前只有临时上桌的几盘炒菜，更没有酒水！写到这里，忍不住心中感动。
我也特别感谢《西北军事文学》当年与我共事的编辑部的诸位朋友，他们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的人品和认知是一流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协同，这一切是不可实现的。感谢他们的付出，正是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敏感时期，使《藏北游历》得以问世，也使得刊物能在很短的时间，凭借着一系列优秀作品，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由此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与尊重。
我赴拉萨召开马丽华长篇散文《藏北游历》作品讨论会时，恰与成都军区作家裘山山、昆明军区作家花晓平同机。我邀请二人参加了讨论会，并介绍二人与马丽华认识。会后应我之邀，裘山山写了散文《你便是那无花的草原》（《西北军事文学》一九九〇年第一期，总第二十一期）。马丽华看后，对裘山山说：“你把我写得太好了！”
莫言、王树增、李本深同题小说《落日》
一九八九年，对刊物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先是刊登了莫言亲自发起的、由《西北军事文学》命题的莫言、王树增、李本深三人同题小说《落日》（《西北军事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总第十五期），接着又刊登了马丽华的长篇散文《藏北游历》。可谓收获满满。
一九八八年盛夏的一天，徐广泽对我说，莫言打来电话，他与王树增应邀到西宁讲课，讲完课后，想到兰州转转。我说那有什么问题，请他们来！莫言与王树增是乘火车抵达兰州的，我还记得，莫言一见到我就说：“可找到组织了！”
莫言与王树增来兰州时，因兰州军区当时正在开什么会，军区的西北宾馆无法接待，只好安排在军区后勤部的胜利宾馆下榻。莫言与王树增在兰州小住了数日，曾多次在我家畅谈，期间把酒言欢，很是愉快。几天时间里，我们一起去了兰州黄河大铁桥，傍晚时登上皋兰山，观看兰州夜景，沿黄河岸边漫步。其间曾几次在我家中小酌，大家都很惬意。
有一天，莫言、王树增、李本深三人，正在我家闲聊，莫言突然对王树增和李本深说：“咱们三人，为老贺各写一篇同题小说，题目由老贺定。”事情来得突然，对于我们，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真是没想到会有此等好事到来。我和徐广泽商定了题目，定为《落日》。因为此前本刊曾发表过，由兰州军区几位作家写的同题小说《孤烟》。这次再写《落日》，会是何等情景，何况将出自莫言等人之手，很是令人期待。
更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莫言等三人来到我家，说是要谈构思。这更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说，你这么大的作家，谈什么构思？但莫言坚持要谈。于是，在我家，一壶茶水、几杯薄酒，开始了这场令人叹为观止又极为难得的现场交流。记不得是谁先说谁后说，因事先完全没有准备，那时的录音机，还是稀罕物，否则将留下宝贵的研究范例。三人边聊边谈，相互间时有插话，我和徐广泽听得真切，随时感受到其中的妙处，令人赞叹不已。这是几位当代优秀作家的现场小说制作啊，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可惜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真是天大的遗憾！
没多久，我们即收到三人各写的短篇小说《落日》。三篇小说，三个故事，三种叙述，三种表达，均是上乘之作。莫言的小说《落日》，其浓缩着关于军队、关于军人、关于战争中的人的种种思考，绝非应景之作。即使是今天，放在莫言的短篇小说创作里，也有其独到的价值。王树增的《落日》，则是另一番情景，对比他在本刊“散文专号”上发表的《但愿尘世有鬼神》，以及后来的关于三大战役、关于朝鲜战争，也极具可比性。这对研究王树增作品的脉络及形成，极具意义。李本深的小说，一如既往，一看即是李本深的作品，有着李式小说创作的轻车熟路，亦是其本人小说创作的佳作。
三篇小说很快便刊登在《西北军事文学》上，理所当然地受到关注和好评。
在中国文人的浪漫叙事中，有过九曲流觞的故事，那是文人雅客的一种诗酒唱酬，一种文字游戏，或者说是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另类的高档玩法。但莫言和他的朋友们，将小说玩到这种地步，令人大开眼界。短篇小说创作是最见作家功底的，何况是命题文章，是同题小说。这里可不是咿咿呀呀的随声唱和，也不是老师布置给习作者们的课外作业，而是一干当代优秀作家们的现场制作。你说它玩儿也可以，游戏也可以，但没这个实力，你是不敢提出，也不敢接手的。何况是重磅级！而且，我没有听说过，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而《西北军事文学》见证了这一时刻。
关于长篇报告文学《通向世界屋脊之路》
一九九一年，我们刊发了作家王戈的长篇报告文学《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西北军事文学》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总第二十七期），记录了慕生忠将军率领一支特别的队伍，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战胜高原严寒、缺氧等困难，修筑一条由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公路的事迹。作者塑造了一大批不同以往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首先是慕生忠，这位当年驰骋于陕北高原的老红军战士，以游击战令敌闻风丧胆的游击英雄。一纸调令，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青藏高原，成为青藏公路之父。他生性张扬，作风凌厉，但意志坚定，带领一支经他打造的队伍，仅用了七个月零四天的时间，修筑了一条长达一千两百多公里长的青藏公路。
副政委任启明，这位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当命运之神向他招手时，成了慕生忠将军的战友。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机敏，与慕生忠形成刚柔相济地密切配合。他的年龄资历都超过慕生忠，但他甘当助手，即使是在嘲讽面前，也一笑置之。
邓郁清是这条公路唯一的工程师，却只有一只眼。就是这个一只眼的工程师，在青藏高原，反复勘察，亲力亲为，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设计了一条至今没有多大改变的高原公路。
作品还描写了一批来自旧营垒的军人，包括起义、投诚、俘虏等的国民党官兵，从正面表现他们对青藏公路的贡献，其间有许多生动的叙述与描写。
这是一座群雕式的英雄塑像。作品一经刊出，就受到各方好评，并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关于它的获奖，还有一段插曲。当年的报告文学评奖机构，预先设定的长篇报告文学评奖，只评三部，分别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投票时，评委全票同意《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以第一名获奖，但由于某些原因，最后只好改为一律为优秀奖，不设第一、第二、第三名。随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交通运输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三十多年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又找到我，联系作者，再次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通向世界屋脊之路》的单行本。
编辑部往事
编辑部成立之初，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选调人员进入，是当务之急。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没有编制也进不了军队序列的编外单位，军中一些文艺爱好者，包括一些小有名气的作者，想来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所以，我那里每天是人来人往。
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认识殷实的，当时，他是宁夏守备团一名排长。初次给我的印象是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他的诗写得好，区别于一般永远跳不出窠臼的所谓军旅诗歌。记得到编辑部，第一次让他抄写一份通知之类的文书，竟然三次不能过关。这使他很难堪，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编辑工作，辜负了我的期望，主动要求回去。我告诉他：“说你，便说明你有可以在此工作的机会；不说你，那是你可以走人了。”此后，殷实工作非常卖力，甚至连字也写得好看很多。殷实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是属于编辑部“触角”那一部分，他以诗人的敏感，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对编辑部来说，非常重要。马丽华的长篇散文《藏北游历》，在北京跑了若干出版社和刊物后，均遭拒绝。是殷实在收到作者的来信和提纲后告诉我的，我遂决定联系作者，索要这部稿件。
殷实在编辑部工作时间大约三年，期间正是刊物上升时期，当然需要用人。此时“军艺”文学系招人，我觉得我这里上升空间有限，而他应该有更大的空间，所以，主动提出，他可以报考“军艺”。当然，我知道，此一去，殷实便很难回来。但我还是想让他见见外面的世界。殷实并不知我的用心，只是觉得由我主动提出，让他上学，非常意外，当然也很开心。几年后，殷实即将毕业，一次，我进京办事，刚到总政西直门招待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程步涛即找到我，说：“老贺，挖你一块肉。”我说：“好吧！”程步涛说：“你也不问问我要什么？”我说：“无非你是要殷实！”此话一出，大出程步涛意外。他深知《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的窘境，就那么几个人，好不容易培养了个编辑，却要被人挖走，这话很难启唇。但对我而言，既然送他去上学，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西北军事文学》毕竟只是一个军区的刊物，总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问题，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不会阻拦任何一个人的发展空间。事实证明，殷实也没有辜负期望。殷实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方面，也保持着相当好的判断能力。编辑部作为一个整体，每个人对文学艺术的把控能力，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在某些方面，殷实可能超前一些，更讲文学作品的真实。而徐广泽、王大亮等人，则是公允的、客观的、平实的。这对于一个编辑部的视野，稿件的判断，都极具价值。也为我决定稿件的最终刊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谁都知道，编辑工作是琐碎的。编辑的工作是一种大量筛选，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特别是对一个面向基层一线的刊物。任何一个有一定编辑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一整天的阅读，读得晕头转向，完全没了感觉，还是没有收获。但是，一次意外的惊喜，一个发现，会使整个编辑部连连赞叹数天。事实上，也不是每次刊发的作品，都是一流作品，这做不到，也不可能。所以，我要求大家，可以编发二、三流作品，但不能将二、三流作品，当一流、二流作品发。这点，大家都做到了。
那时的《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与印刷厂之间，有一段距离，编辑工厂值班，或与印厂师傅打交道，来往全凭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那是一个铅与火的时代，一切要到现场亲力亲为，跑工厂，盯校对，打纸型等。一次，殷实骑车上班，前叉忽然断裂，人从车前跌出去，摔得很惨，是被人用平板车拉回的。我得知时，已是事后，立即让买了几辆自行车。后来，当时的政治部办公室管理处处长邓瑞华，主动为我们配了一辆小汽车。
第二个到编辑部报到的是徐广泽，他刚从“军艺”毕业。入学前，是新疆某部队的保卫干事。准备返回新疆原部队时，原部队已撤销编制。此时，徐怀中部长打来电话，向我说明徐广泽的情况。我对徐部长亲自打电话介绍徐广泽，觉得他来编辑部当编辑没有问题，更何况，徐广泽入学“军艺”前，曾在新疆军区部队工作。这样，徐广泽就来到《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一下子，编辑部从我一个光杆司令，变成三个人，队伍空前壮大，很快就召开了“骊山笔会”。
徐广泽属于那种好相处，易相处，没有什么所谓作家文人那些毛病的人。他十分朴实，待人真诚。他总是笑呵呵的，笑呵呵地接待，笑呵呵地发表意见，从未见过他声严厉色过。在编辑部，他是事实上的“大拿”，大家也非常尊重他。特别是先到的殷实，后到的王大亮、任真，都很尊重他。他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负责精神，以及对同事，对来往作者都是以诚相待的。我外出时，他是实际上的负责人，是个只想埋头干活，不理窗外纷扰纷争的人。殷实和徐广泽初到编辑部，因为没当过编辑，由我亲自教给了最基本的编辑业务，后来的编辑都是由徐广泽带出来的（王大亮就多次讲过，他的那些编辑业务，是徐广泽手把手教出来的）。徐广泽不是一个激情澎湃、魅力四射的人，他的感染力，来自他的真诚。他对文学始终保持着极好的判断能力。那些年，我们面对稿件，特别是一些重大稿件，从未失手，这是全体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和徐广泽的贡献分不开的。对每期编发的稿件，我并不是每篇都认真看过，但徐广泽一定是每篇都认真看过的。
徐广泽一报到，就投入到“骊山笔会”的准备工作。由于他与莫言、李存葆，同是徐怀中担任主任的“军艺”文学系的首期学员，请莫言、李存葆赴会，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他。他到北京后，邀请到莫言、李存葆赴会，并为二人买好飞机票，自己则乘火车回到临潼。按理说，徐广泽买张机票与莫言同行，并无不可，但他没有那样做。也许，这是一件小事，但足以见得徐广泽的人品。我们在北京召开的两次作品讨论会，都是他跟我去完成的。其中甘苦，也只有我俩可以道来。在编辑部，他还在不经意间，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即，将他刚从“军艺”文学系所学的许多东西传递到编辑部，比如读书，某些信息的传递。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一起到兰州的几个书店购书。大量的阅读，相互间的交流，使得大家眼界开阔，也使得刊物不断提升自己的站立高度，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握自己。我至今书架上还摆放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思想家》丛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猫头鹰文库》等小册子，都是这一时期在兰州或北京出差时购买的。正是这些书，给了我们打开认识世界的窗口。而莫言在“军艺”文学系上的那次发言，和引起的震动，也是经他之口，传递到我们这个编辑部的。这使得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和认识莫言在“骊山笔会”的那次发言。
陈作犁来到编辑部的时间比徐广泽略晚，他是从军区文化部直接到编辑部的。到编辑部后，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他放弃回文化部工作，而是在《西北军事文学》做一名编辑。陈作犁曾在青海玉树果洛当过九年骑兵，在玉树果洛那片高原上策马驰骋过。因为写作和发表作品，后调入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他有过一定的编辑经历，曾在合并前的兰州军区文艺刊物《战斗文艺》工作过，当过文化部文艺处干事，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发表过一些作品。另外，他作为一名原兰州军区文化部干部，有着一些我们这些外来人员没有的条件。本刊的创刊号，发表过他的散文《绣球、文竹和仙人掌》（一九八六年十月创刊号）。在编辑部，虽有分工，但重要的稿件，一定是大家相互交流的结果。我认为，对于一个小小的编辑部来讲，这是一个好办法。对主编而言，他可以了解每位编辑的认知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而相互间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陈作犁在编辑部主要分管报告文学，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通向世界屋脊之路》都有他的辛勤付出。
王大亮是从新疆阿勒泰一所部队医院调入《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的，从一名放射科技士，成为一名编辑，其中还有点故事。
记得是某日，徐广泽送上一部中篇小说，作者署名“年末”，并附有一信：“希望编辑部看完再扔进纸篓。”这封信对编辑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随稿件寄来的各种信函很多，编辑不可能根据这个判断稿件。负责任地说，当年《西北军事文学》的每一位编辑，从大量来稿中筛选稿件时，都是认真负责的。编辑徐广泽告诉我，小说写得不错，准备放在正在筹备的“兰州军区业余作者专号”上发表。我看完后，同意徐广泽意见。这是一部写得很朴实、也很结实的中篇小说，行文流畅，文笔也不错。小说写的是一个转业军人回到家乡，面对改革开放的种种经历。小说最终发表在一九九〇年“兰州军区业余作者专号”上（《西北军事文学》一九九〇年第五期，总第二十五期）。
但是，我通过对“年末”小说的阅读，有另一考虑，觉得此人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行文规范，没有遣词造句方面的问题。对小说创作，有一定的认知。他寄给编辑的稿子，字面整洁，字也写得清秀端庄。给我的印象是，作者是一个踏实的人，从行文中可以感觉到，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人，很可能是一块做编辑的料。编辑部也需要这样的人。但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也不可能贸然让他到编辑部来，毕竟，阿勒泰距离兰州太过遥远了。
某一天，徐广泽提出想到新疆边防走走，我同意了。当我得知他的行程路线后，让他顺道到解放军第十六医院去一趟，见一见王大亮本人。徐广泽起初认为任务重大，不肯接受。我说，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那种咋咋呼呼、四处张扬的人即可。徐广泽遂即接受。回来告诉我，王大亮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人。这使我在一面未见，仅凭一篇小说，即下了调王大亮到编辑部工作的决心（王大亮在《西北军事文学》百期纪念专号中，发表了《拨动命运那只手》，记录了这一过程）。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大亮是一名非常称职的编辑，在很短的时间里，他适应了编辑工作。这方面，徐广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从挑选稿件，到发稿排版、校对、看清样、跑印厂、盯校对，言传身教，可以说是手把手的。而王大亮的工作也是无可挑剔的，他对作品的把握与判断，对于作品的理解，都是可信赖的。你看不到一个张扬的王大亮，正如你看不到一个张扬的徐广泽。整个编辑部的工作作风，踏实而卓有成效。多年来，我即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工作，这是我的幸运，换句话说我是幸运的。办刊这些年，我几乎没有为稿件本身费过心思。相互交流都是一点通，完全没有障碍。
王大亮还与许多作者，特别是来自连队的基层一线的战士作者，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做了许多份外的工作。许多人将编辑部当作家，其实说的就是王大亮的宿舍。他刚到兰州时的宿舍，是那些来来往往的战士作者的往来与栖息之所。他那儿，经常有一些没有去处的业余作者，和来往不便的作者。比如，在《西北军事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大衣》、中篇小说《彩虹》的赵伟，就是王大亮家中的常客。
从遥远的新疆阿勒泰一所部队医院，到兰州军区工作，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事实上，当王大亮接到报到通知时，医院领导都不相信，说：“你认识兰州军区谁啊？这你也相信？”但是还好，医院领导并没有阻拦。王大亮终于到兰州报到，终于成了《西北军事文学》的一名编辑。再后来，王大亮上了“军艺”，毕业之后调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当了编辑，之后又成为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做到的事不多，王大亮这件事，是我军中经历中感到痛快的事之一，有一种淋漓渲畅的感觉。当时，那么多人想到编辑部来，而王大亮远在数千里之外，又是一名放射科技士，人也没见过面，就这样下决心调来当编辑，是不是有点冒险？但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
任真因在兰州军区后勤部某分部工作，调动时就比较简单，好像没费什么周折，就到编辑部报到了。他和王大亮是前后脚到编辑部的，同一天被任命为《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编辑。他工作勤勉，乐于助人，有担当，有作为。我们相继离开后，他是坚守者，并且成为刊物的主编。二〇〇三年，《西北军事文学》创刊一百期，为此出了纪念专号。他邀请我们这些人撰写文章，这很可贵。他本有进京，调入解放军报社的可能，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他太离不开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了。尽管在多年之后，也曾流露过某种遗憾，但因此而坚守了对家乡故土的热爱，而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热爱家乡、故土的人。这些年，他创作颇丰，不时有新作出版，每每收到他寄来的新作，总是令人高兴。任真还是一个讲情谊、重感情的人，每当过年过节，总是不忘问候。
马萧萧到编辑部时，我在《西北军事文学》的时日已近尾声。我对他参与做编辑工作的印象不深，他分管了诗歌的筛选与编辑工作。在我眼中，他还是个孩子，但我对他的诗歌创作印象很深。参军前，他已是小有名气的少年诗人，还办过一份诗歌小报。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还为他写过一篇诗评，题目是《还给我，这本属于我们的沉重》，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出头，甚至二十岁都不到，像是一个到编辑部学习的小战士。经过几番轮换，马萧萧也成为刊物的主编，不过这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走过、路过、驻足过
从一九八六年十月《西北军事文学》创刊，到一九九三年我离开主编岗位，短短七年时间里，我们十分有幸认识和结交了许多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和朋友。没有这些领导和朋友的悉心关怀和相助，《西北军事文学》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站在一个相对高的高度，受到各方关注和好评，是不可能的。这中间有给予我们大力帮助的人，也有关键时刻鼎力相助的人。更多时候是可以无话不说、随时可以交心的恩师和朋友。
比如著名作家、总政文化部部长徐怀中，总政文化部文艺局干事、后来的文艺局局长和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原总政艺术局局长汪守德，作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凌行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程步涛、佘开国，评论家、《解放军文艺》编辑、后任武警电视创作中心主任的丁临一，文艺理论批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西来，文艺理论评论家、《中国作家》副主编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研究员李炳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后去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陶泰忠，等等，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都是或曾经是中国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正是这些领导和众多朋友们的坚定支持、信赖和帮助，使《西北军事文学》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高度与水准。
人们常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军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对刊物讲，有类似的地方。一家刊物，每天面对大量的稿件和南来北往的作者，很像那种营盘和军人的关系。刊物是固定的，但作者和稿件是流动的、变化的。但我更希望刊物不是营盘，而是通衢大道。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条通衢大道，奔向他们要去的地方。
《西北军事文学》不能将自己经营成羊肠小道，那不是我们的办刊宗旨。但我们也不可能将刊物变成一条康庄大道，这非我们能力所及。我们想把刊物办成一条通衢大道。这条大道四通八达，有不尽的风景，有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多年来，在《西北军事文学》这条通衢大道上，走过许多作家们，如卢一萍、师永刚、张林、李广智、屈塬、刘秦川、宋军峰、文清丽等，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我已无法计数。但我和我的编辑朋友，都还能记得，那些曾经在此走过、路过和有过短暂驻足的人，以及那些远去的背影……
新媒体编辑：吴涛 张旗
核发：文清丽
来源：《解放军文艺》2026年1期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