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忠恒
漫步俞胜老师笔下的合肥李鸿章故居，青砖黛瓦间沉淀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荣光，更是一位晚清重臣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挣扎与求索。
“李府”前后共五进，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小姐楼。占地2500平方米，是合肥市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
评价李鸿章，需挣脱非黑即白的标签化认知，在史料的坐标系中还原其复杂多面的历史形象。
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擘画者，李鸿章的开拓之功值得铭记。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他以“中体西用”为纲领，掀起了中国近代化的早期探索。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创了中国近代机械制造的先河；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打破外国航运垄断，为民族资本注入活力；而他主导组建的北洋水师，一度成为亚洲最强舰队，标志着中国国防向近代化转型。这些实践虽未能挽救清王朝的颓势，却播下了近代工业、军事、教育的火种，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远见，超越了同时代的守旧势力，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台湾学者李守孔曾言：“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恰是对其洋务初心的精准注解。
然而，李鸿章的一生始终笼罩着弱国外交的悲情。《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他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但历史语境的还原更显其无奈。甲午战败后，他以古稀之龄赴日议和，遭遇枪击仍强忍伤痛力争减赔款；《辛丑条约》谈判时，身患重病的他与十一国列强周旋，试图挽回些许国家权益。这些条约的本质，是晚清国力衰微的必然结果，而非个人独责，正如窦宗一在《李鸿章年谱》中所言：“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国内军政领域，李鸿章的作为呈现双重性。他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虽维护了清廷统治，却也结束了长期战乱，为社会复苏创造条件。淮军以洋枪洋炮为装备、聘请洋教练的改革模式，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近代化。但他“弥缝偷安，留恋权位”的局限性同样明显，在政治改革上缺乏突破性作为，对清廷的依附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制度革新者。
故居中“钧衡笃祜”的御赐匾额与条约复刻本的并置，恰是李鸿章一生的隐喻。他是洋务自强的先行者，也是弱国外交的承压者；是治乱安邦的能臣，也是时代局限的囚徒。评价这位近代中国的“枢纽式人物”，既要肯定他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勇气，也要正视其阶级与时代赋予的局限。正如俞胜老师游记所暗示，这座宅邸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功过，更是一个民族在转型期的阵痛与探索。历史终将公正铭记：李鸿章的功绩在于开启了近代化的闸门，其悲剧则折射出封建体制的必然衰亡，而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他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 本文作者：杜忠恒，长沙市楹联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梅麓分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生态分会会员，长沙市政法诗词协会会员，湖南宁乡诗散文协会会员，潇湘校园诗社，长沙市天心区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书协会员，爱好诗词歌赋书法，书法师从颜伟民，李砺老师。 ）
《合肥李鸿章故居游记》原文：
俞胜
（合肥 李鸿章故居）
正月初三的下午，雪后初霁。我在合肥，和母亲来到位于淮河路步行街中段的“李府”——李鸿章故居。这一天的门票很便宜，每人十元。购得两张，还得到了售票处赠送的约两寸见方的“李府糕点”一块。我看了售票处的说明，原来正月初几以前，“李府”推出优惠游活动。平常的日子，游客大概享受不到这样的美味。而且平常的日子，门票是每人二十元。
“李府”前后共五进，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小姐楼”。有关资料说“李府”占地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是合肥市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
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门前高挑两只写有“李府”字样灯笼，再加上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这些平时只能在电影里见到的场景，吸引人迈上高高的台阶，去领略昔日主人的气势不凡。越大门，跨过高高的门槛，外面是一进狭长的院子，宽度大约只有三米左右，对面的建筑是过厅。坡型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这天温度升得很快，积雪融化后从房檐上流下来，行成一道雨幕。从大门到过厅，要穿越两道雨幕，不小心就能溅湿衣襟。过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指的是重臣，“笃祜”指的是厚福，有关资料说，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示对股肱重臣的褒奖。木板制成的屏风，整块厚度约有两寸，木板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身世不凡。
迈出过厅的高高门槛，外面又是一进狭长的院子，宽度与前面的院子相同。对面的建筑叫中厅，又称福寿堂。从过厅到福寿堂，也要穿越两道雨幕。想昔日的主人，从大门到福寿堂，逢下雨的日子，也要越四道雨幕，甚是不便。这么一座富丽的豪宅，却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是否隐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凡事不可太圆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儒家思想在内，也未可知。
过福寿堂，转屏风，就进入内眷所住的“小姐楼”，也就是戏曲中所说的“闺房”或“绣楼”。“小姐楼”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典雅古朴。有关资料说，楼上东首第一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是老夫人所居。“小姐楼”后，原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但现在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李鸿章 图片来源于网络）
故居的主人李鸿章无疑是位人中豪杰，当然这位豪杰断非那种草莽英雄可比。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都是以文人的身份而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兵元帅。我觉得李鸿章人格的完善在于其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有一段关于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后“伟丈夫”形象的描写：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李鸿章传》还有不少关于李鸿章为人处事的描写，有一段说李鸿章：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差不多有“完人”性格的李中堂，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毁誉参半”。有论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李鸿章学习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平太平天国或者在平捻后，功成身退，自不失为一世清名。奈何他不识时务，处权力的巅峰而不思退隐，以致落下“甲午海战”之败和《马关条约》签订两大败笔。初听来，也的确不无道理。
但后来我想，作为李鸿章，他自身其实比我们今人更清晰地明了自己所处环境的艰难。那么他早知“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那他偏偏还要往马关那畔行干吗？另据有关资料记载，甲午战事结束后，李鸿章曾忧愤地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自“十年以来”一句，可知文娱武嬉一事为积弊。积弊自身又无能力革除，可知李鸿章是清醒地知道自身所处环境的艰难，如陷泥沼。陷入泥沼而不知自拔，李鸿章究竟想干吗？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李鸿章的“不识时务”上呢？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这日，在李鸿章故居的青砖上漫步，我一时也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答案。
《李鸿章传》还记载了李鸿章的一件逸事：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从中可见李中堂其实也是一位性情中人。然而梁任公对此事的评价却是：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梁任公对李鸿章的评价颇客观公正，他的《李鸿章传》一书也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我对他文中的观点多叹服，独此事不敢苟同。梁任公为广东人，他能见科举之毒入人之深，却不能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入皖人心之深也。任公若明白这一层意思，便不难明白为何从前的徽商即便在外面攒下万贯家财，这万贯家财也要留给子孙作读书的费用了。任公若明白这一层意思，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桐城人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一说了。皖地自古多才俊，盖一方风俗出一方人也。
来到李鸿章故居参观的这天，母亲和我形影不离。她不识字，而故居内展出的多是文字材料，我在细细浏览这些文字材料时，她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我腊月二十九回合肥，正月初四就要回京。假期太短，短短的六天里，母亲须臾也不舍得离开我。母亲对儿子的爱比海水还深。
回京后的这些天里，我思念着母亲，突然就想到李鸿章生逢清廷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朝廷大厦将倾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马关，他也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他能清醒地看到自己将来可能谤满其身，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能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吗？李鸿章对清廷的感情又何尝不是比海水还深呢！
对于李鸿章的“毁誉参半”，《李鸿章传》开篇有一段精辟的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一句话足可为有积极进取心却又顾虑满怀的人借鉴。
不知道是不是推出优惠游的原因，正月初三那天下午，来李鸿章故居参观的人很多，可以用“络绎不绝”四个字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不知有几个人能读懂李鸿章。
（载《华夏散文》2010年7期）
俞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2008年起在《人民文学》《钟山》《山花》《北京文学》《作家》《大家》《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蓝鸟》、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亮》《寻找朱三五先生》《在纽瓦克机场》、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