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兴《中华大家庭赋》序
潘振华
安兴侄哥！年长我十多岁，却在宗族辈分上晚我一辈。
他为人极讲礼数，总尊称我一声“四叔”。我们同根同源，皆是黄陂长轩岭河东磨镰港潘家湾人。一个湾子里走出来的人，彼此知根知底，情分里既有宗族的分寸，也有乡土的温度。
他说不上是“横空出世”的人物，却是那种一辈子埋着头走路，走到最后，忽然抬头，已站在山顶的人。他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一个人，一支笔，完成了一部《中华大家庭赋》。当人们真正知道这件事时，往往先是沉默，继而惊讶，最后只剩下一句发自心底的感叹——这件事，太大了。
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
他出身于我们湾里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曾祖父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私塾先生；伯祖潘修武，在民国初年徐世昌任总统时，追随黄陂滠口陈彰武，被任命为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兼办事大员，率骑兵营参加收复外蒙古的战斗。抗战爆发后，又参加衡阳、长沙会战，最终壮烈殉国。
“忠厚传家”，不是一句挂在墙上的话，而是祖辈用命、用一生的操守换来的家风。这种家风一旦种下，便不会轻易断绝。它会在最不起眼的日子里，悄悄托住一个人，让他在最难的时候，也不至于塌陷。
安兴哥三四岁时，便被木兰山磨针涧吴元弥当家接去度春荒。
那是一个孩子最容易留下记忆的年纪。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听懂了“磨杵成针”的意思。那不是故事，而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回到湾里，他懵懵懂懂地带着一群小伙伴“唱道士”、开法会。现在回头看，“道”这个字，似乎从那时起，就已经在他心里生了根。
父母后来到汉口谋生，安兴哥便与祖母、大孙相依为命。祖母是研子细余湾人，一辈子不识多少字，却看得透世道。她反复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伢，好好读书，任何世道，总会有出头之日。”
这句话，没有大道理，却像一根钉子，牢牢钉进了他的骨头里。
为了他读书，祖母特意请来下湾同辈元学辅导。那种用尽力气托举下一代的用心，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其中的分量。
从他的父亲——我们湾里的竹村哥——开始，家里一直是长房长孙。家道虽已中落，但书不能断。父亲闲时必读书，这种不张扬、不作秀的坚持，日复一日，慢慢塑造了安兴哥的性情。厚道做人，不投机取巧，成了他一辈子改不了的底色。
计划经济年代，一家七口，全靠他一人工资维持，日子捉襟见肘。但湾里人上门，不论亲疏，饭照样端上桌，人照样热情招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后来都化成了别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在汉口六渡桥上小学时，家里穷得买不起课外书。每到周末，安兴哥便带着纸笔去新华书店，席地而坐，一字一句抄优秀作文选。常常抄到关门，才起身离开。那一盏盏灯下的身影，是一个孩子对知识最笨、也最诚恳的靠近。
学生时代，他的作文多次作为范文在全校朗读，还获得过武汉市江汉区作文比赛二等奖。家长会上，班主任的表扬，让父亲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挺直了腰。
后来，一场时代的狂飙骤然而至，学业戛然而止。很多人被卷走了，安兴哥却没有随波而散，而是一次次跑去找老师请教。老师被他的执拗打动，为他单独辅导。他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吸收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白香词谱》，他竟硬生生一字一句抄下来。那不是聪明，是死磕。
老师终于认定：此人非朽木。于是收为“关门弟子”，并郑重送他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八大本。那是一份极重的托付。他接过书时，心里是发虚的——他知道，自己若不用一生去对待，便配不上这份信任。
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他回到老家，把《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和那套古代文学选随身带着。白天下地，晚上读书。栽秧、薅草、车水、上垛，从不偷懒。汗水换来的是宗亲与社员的认可，大队推荐他作典型发言，公社书记甚至想把他留下来。
不到一年，他被第一批招工进了地方国营黄陂县印刷厂。
进厂不久，他便在墙报上一炮打响。文章一贴出，就有人驻足。县委副书记梁玉廉调研时，反复阅读他的文字，专门询问作者情况，叮嘱“重点培养”。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潘秀才。”
随后，他被抽调到政工组，负责材料、通讯，又借调到县工交办公室，参与大型表彰大会秘书工作。笔，第一次真正成为他立身的工具。
前行路上，从不缺暗箭。有人造谣他“打砸抢”，有人翻旧账说他“家庭成分有问题”。外调结果清清楚楚：在校表现优秀，大队证明根正苗红。领导一句话堵死了流言。
祖母去世时，他在老家堂屋布置灵堂，两侧挂满自己写的古文祭诔。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流出来的告别。干部、乡邻闻讯前来观看，一时传为佳话。
后来，他靠自学考试，硬是啃下二十多门课程。文凭没有改命，却让他在精神上站得更稳。
新旧交替之际，有人试图拉他下水，许以好处。他只回了一句：“不在场。”宁可吃亏，也不昧良心。他知道，有些账，一旦算错，一辈子都还不起。
九十年代初，他自费发起木兰山征文，稿件如雪片飞来，轰动一时。胡秋原先生赠诗相赞，这是对一个民间读书人最重的肯定。
然而真正的劫难，在后面。
下岗寒潮扑面而来，他被彻底推入人生谷底。那不是失业，而是生存本身开始摇晃。他在生死线上挣扎，若非钟生文、肖坚坚、罗向阳等朋友雪中送炭，结局难以想象。尤其后者，从“救急”到“改命”，恩情刻骨。
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住进儿童医院，钱用尽，被下达停针停药通知；而他自己在协和医院，也因无法及时缴费，接到病危通知书。那一刻，他把人情冷暖看得清清楚楚——在利益面前，亲情有时竟如此不堪一击。
这是他人生真正的至暗时刻。
但他没有倒下。
他从深渊里爬起，拖着一身伤，终于有了一处可以安身、也可以安放文字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从武汉财经学校起笔，写下《龙腾中国赋》，也由此拉开《中华大家庭赋》的序幕。
五年酝酿，二十年苦写。后来在盘龙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他把全部生命投入其中。文字不再零散，而是如军阵推进；不是偶得灵感，而是日复一日的苦工。
到2015年，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已完成七十七万字、六十章、一千六百余篇骈赋的主体架构。青年朋友张传东、徐华侨利用暑假时间，对电子文本进行了系统梳理，规范了全书的编排体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为这部作品付出过心力的人，都是它的奠基者；而盘龙城管委会，则是这部鸿篇巨制真正意义上的“产床”。
此后十年，他并未停笔。相反，在人生多次颠沛、困顿与重压之中，反而愈写愈深、愈写愈广。他不断将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记忆与精神谱系，系统融入作品之中。至此，骈赋篇目增至近五千篇，总字数逼近二百四十万字，一部煌煌巨著，终于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品陆续在公众号推出之后，引发专家、学者持续而热烈的评论。曾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骏马奖”、中国城市主题文化协会执行主席胡翔先生将其定位为：书写中华民族的新史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向世界的“世界对话”，也是中国文化地理写作的“中华范本”，更是赋体文学生产的“潘氏创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先生认为，这部作品至少呈现出三种清晰而可贵的姿态：一是对传统的坚守姿态，二是面向世界的向外姿态，三是为民族抒情、为人民作赋的写作姿态。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庆煌先生指出，这部鸿著填补了骈赋体书写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空白，堪称罕见的孤本、善本。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钧教授称其作者为“达人”“独行侠”；新加坡国立大学黄兆鸿教授则直言，这是骈赋写作的一座“高峰”，可称“首赋”。面对这些溢美之词，他始终诚惶诚恐，自省德才是否相配，常言盛名之下，唯恐其实难副。
在我看来，方家之言，各有侧重，恰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部作品的完成，本身已超越了个人意义，成为一位普通读书人，在时代洪流中，以二十年孤独坚守，回应民族、回应历史、也回应自我的一次精神抵达。
如果说它有什么真正的价值，那么不只是文字本身，更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一个普通人，依然可以凭借坚守、耐力与良心，完成一项配得上时代的文化工程。
作为同乡、同宗、也是一路看着他走过来的人，我对安兴哥，心中既有敬意，也有由衷的感佩。敬他不改其志，佩他不负此生。这样的完成，本身就是对“童子功”与“大器晚成”最有力、也最朴素的注解。
有感于此，是为序。
潘振华
加州湖北同乡会副会长
书于洛杉矶
公元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乙巳年十一月初二）
（作者：潘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