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中华民族的灵魂标杆

杨耀寰

摘要

本文系统探讨了"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范畴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意义。从夏商时期的巫觋文化萌芽，到周代的人文转向，乃至秦汉以降的多元融合，"聖"的内涵不断丰富，成为贯通华夏文明的精神标杆。历代贤哲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赋予这一理念以鲜活的生命力。在当代，聖贤精神仍为民族文化认同、道德建设与文明对话提供宝贵资源。

关键词

聖贤文化；中华民族精神；道德典范；历史传承；当代价值

1 引言："聖"的内涵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聖"之一字，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从甲骨文字形看，"聖"（圣）字从耳从口从王，象征着通达天地之正理（以耳闻道），教化万物苍生（以口宣扬），以及德配天下的王者气度。这种最初的内涵，奠定了中华文明对理想人格的深刻理解。与世界上许多文明将"神圣性"局限于宗教领域不同，中国的"聖"观念自始就具有强烈的现世关怀与实践理性色彩。它既包含对超越性宇宙规律的洞察，也强调在人间建立道德秩序的责任。

纵观中华文明史，对"聖"境的追求构成了民族精神发展的核心动力。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思想家的理论建构中，更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道德实践。正如《说文解字》所揭示："圣，通也"，其本质在于对宇宙人生规律的贯通领悟。这种领悟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秘体验，而是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和实践智慧达到的境界。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聖"成为无数志士仁人终身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聖"理念的历史演变，分析其在不同时代的独特表现，并探讨其当代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独特魅力，为当下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2 夏商周时期：聖贤文化的奠基

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演进，为聖贤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夏商时期，巫觋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聖"的首要含义是沟通天人的能力。这些具备特殊洞察力的巫觋，被视为能够领悟天意、指导人事的智者。殷商甲骨文中的祭祀记录，充分展现了这种通过占卜探求天意的努力。至商代中后期，这种沟通天人的能力逐渐向道德理性方向转变，如商汤"网开三面"的典故，已表现出仁德关怀的萌芽。

周代是中国聖贤文化成型的关键时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制礼作乐"的文化革新。这一革新实现了从"巫觋之聖"向"人文之聖" 的历史性转变。周公将天命观念与道德要求相结合，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使"聖"的内涵从神秘能力转向道德品格。这一时期，《尚书》《周易》等经典中关于"圣"的论述日益丰富，如《洪范》篇将"睿作圣"列为五事之一，强调智慧通达与聖境的关联。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聖"的内涵进行了系统阐发，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解。孔子拓宽了"聖"的境界，既推崇尧舜禹等古圣王的功业，也强调"聖"的世俗性和可达性。他认为"聖"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吾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自觉。孟子进一步将"聖"与"仁"紧密结合，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论断，打破了对聖境的神秘化理解。荀子则强调"聖"的实践性，认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通过持续的道德实践可以达到聖境。

表：夏商周三代聖贤观念演变概览

时期 核心特征 代表人物 主要贡献

夏商 巫觋文化主导，沟通天人 伊尹、商汤 将神秘能力与道德萌芽结合

西周 礼乐文明，人文转向 周公旦 创立"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

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内涵多元化 孔子、孟子、荀子 确立聖贤可至的道德理想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聖贤传统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也体现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如商代初年的伊尹，从一个奴隶成长为辅政名臣，以其"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开创了中国"贤相"传统的先河。他辅助商汤推翻夏桀暴政，并连续辅佐四代商王，为政以德，被后人尊为"元圣"。这些历史人物的实践，为聖贤理想提供了鲜活典范，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精神追求。

3 秦汉至隋唐：聖贤思想的融合与实践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聖贤思想深度融合并广泛实践的重要时期。秦朝统一六国后，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多元聖贤观的发展。然而，秦代短暂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单纯依靠法制而忽视道德教化不足以长治久安。汉初思想家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深刻反思秦亡教训，强调仁义道德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重新唤醒了人们对聖贤传统的关注。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设，标志着儒家聖贤观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将儒家伦理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使"聖"具有了沟通天人的神秘色彩。但同时，他也强调"聖"者必须"承天意以从事"，通过道德教化来建立社会秩序。这一思想既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聖贤观念更深入地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对聖贤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论，否定汉代将圣人神化的倾向，强调聖人与常人一样具有情感，只是能"应物而无累于物"。这种观点使聖贤人格更具人情味，拉近了聖境与常人的距离。与此同时，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为聖贤观念注入了新的元素。佛教的"菩萨"观念与传统的"聖"观念相互交融，强调慈悲救度的精神；道教则注重修炼成仙的路径，丰富了成聖的实践方法。

唐代是中国聖贤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包容并蓄的融合精神。韩愈提出"道统"说，构建了从尧舜禹汤到孔孟的聖贤传承谱系，强调中华聖贤传统的正统性。李翱则借鉴佛教心性论，发展出"复性说"，认为聖人可通过恢复本然之性而达到聖境，为宋代理学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唐代聖贤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经世致用"，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主张聖人之道必须与治国安邦的实践相结合。

表：汉唐时期聖贤观念的代表人物与核心观点

时期 代表人物 核心观点 历史影响

汉代 董仲舒 天人感应，王者配天 确立儒家聖贤观的正统地位

魏晋 王弼 圣人有情，应物无累 破除对聖境的神化，拉近与常人的距离

唐代 韩愈 构建道统传承谱系 确立儒家聖贤传统的历史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聖贤思想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通过历史人物的实践得以生动展现。诸葛亮被誉为"智圣"，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典范。他在《出师表》中表达的政治伦理，以及"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个人修养，完美融合了儒家理想与道家智慧，体现了唐代聖贤观的包容特质。这些历史人物的实践，使聖贤理想更加具体化、生活化，为后世树立了可学可效的榜样。

4 宋明至清：理学视野下的聖贤理想

宋明时期，聖贤思想经历了哲学化的提升和世俗化的普及双重变革。北宋理学诸子通过创造性阐释，将聖贤理想提升到新的高度。周敦颐提出"聖希天，贤希聖，士希贤"的进阶路径，为士人规划了清晰的成聖路线。张载则立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极大地拓展了聖贤精神的气象与格局。程颢、程颐兄弟强调"聖可学而至"，并通过"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使成聖之路更加系统化、理性化。

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构建了完备的聖贤修养理论。他将"天理"作为最高范畴，认为聖人是"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的化身。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常人也可以逐渐接近聖境。朱熹强调对日常事物的格物致知，使聖贤理想落实到生活实践中。与此同时，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强调通过"发明本心"直达聖境，为明代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心学对聖贤思想进行了重大革新。陈献章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修养方法，强调静坐澄心对体认天理的重要性。王阳明则彻底发展心学体系，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认为聖人只是"良知明澈"的常人，而常人也可以通过"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达到聖境。他倡导"知行合一"，反对将聖贤理想与日常实践割裂开来。王阳明曾感叹："读书做圣贤才是天下第一等事"，而非金榜题名。这种观念降低了成聖的门槛，使聖贤理想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兴起对聖贤理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炎武批判理学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聖贤必须"明道救世"。黄宗羲则从政治制度角度反思传统聖贤观，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主张将聖贤理想与民主因素相结合。王夫之通过"理在气中"的哲学建构，强调在现实世界中践行聖贤之道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强调聖贤理想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反映了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的需要。

清代聖贤思想呈现出务实化和具体化的趋势。颜元倡导"习行"哲学，反对静坐读书的空疏之学，主张通过实践来践行聖贤之道。戴震则从考据学角度重新诠释聖贤经典，提出"理存于欲"的命题，强调聖贤之道不离人伦日用。这些思想反映了清代聖贤观向日常生活进一步靠拢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聖贤谱系的系统整理工作，如《理学宗传》《明儒学案》等著作，对聖贤传统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历史定位。

这一时期的聖贤思想不仅影响了士人阶层，也通过乡约、宗族制度等方式向民间社会渗透。朱熹的《家礼》成为民间礼仪的规范，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则通过泰州学派等平民化儒学传播到社会底层。这种世俗化趋势使聖贤理想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5 聖贤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精神的当代转化

在当代社会，聖贤传统不仅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更是回应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资源。首先，聖贤文化为文化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聖贤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石。在全球化浪潮中，这种文化认同感对维持民族精神独立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聖贤人格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启迪。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居于首位，正与聖贤教育的本质相通。当代教育过于偏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培养，导致人的片面发展。聖贤教育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通过经典诵读、礼仪实践等方式，培养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近年来，许多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如寿光市圣城中学将"三圣文化"（文圣仓颉、农圣贾思勰、盐圣夙沙氏）融入教育教学，提炼出"传承与发展""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等核心价值，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聖贤思想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资源。聖贤传统中的"仁政""民本""和谐"等理念，对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有相通之处。范蠡的"农末俱利"经济思想，强调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张载"民胞物与"的观念，则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传统智慧。这些思想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失衡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聖贤思想核心概念与现代转化

核心概念 传统内涵 现代转化 当代价值

内圣外王 修身立德与治国平天下统一 道德修养与公共责任结合 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力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应对环境危机，构建生态文明

知行合一 道德认知与实践行动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克服现代人知行脱节的困境

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把握适度 反对极端主义，寻求平衡 应对社会对立，构建和谐社会

此外，聖贤精神为现代人安身立命提供了精神资源。在现代社会物质丰富但精神匮乏的背景下，聖贤传统中"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态度，为现代人提供了摆脱物质主义困扰的智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有助于克服现代人知识增长与道德提升之间的失衡。聖贤境界强调的内在超越，既不同于宗教的出世倾向，也不同于世俗功利主义，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平衡的精神追求。

最后，聖贤文化为人类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智慧。当代人类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富差距、文明冲突等。聖贤传统中的"和而不同"理念，为不同文明和平共处提供了原则。"天下大同"的理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愿景。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激励人们超越短期利益，关注人类长远发展。这些智慧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具有重要启示。

6 结论：聖贤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未来

"聖"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标杆，贯穿了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从夏商周的巫觋之聖，到秦汉的儒法融合之聖，再到宋明的理性之聖，这一理念不断丰富发展，始终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指引。历史表明，聖贤传统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活传统，能够回应不同时代的挑战与问题。

在当代社会，聖贤精神的传承与创新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全球化、数字化等趋势为传统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也对聖贤价值构成了冲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聖贤传统，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种转化不是简单复古，而是深入挖掘聖贤思想的核心价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聖贤精神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个人层面，聖贤理想为现代人提供了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追求，有助于克服虚无感和失落感；在社会层面，聖贤伦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道德基础，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全球层面，聖贤智慧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助于应对全球性挑战。

展望未来，聖贤精神将继续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灯塔，指引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聖贤精神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寻聖境的过程，既是个人精神成长的旅程，也是民族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让我们在聖贤精神的感召下，不断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高长武，2017年

2.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人民日报》，2018年7月30日

3. 《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从夏商到西汉前期文化发展》，2018年

4. 《南阳四圣：商圣、科圣、医圣、智圣如何塑造中华文明的四大基因》，2025年

5.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赵庆秋，2020年

6. 《中华圣贤英雄谱之（5）商代三大英雄知是谁？》，2023年

7. 《中国文化的奠基——从夏商到西汉前期文化发展》，2018年

8. 《南阳四圣：商圣、科圣、医圣、智圣如何塑造中华文明的四大基因》，2025年

9. 《三圣文化进校园 助力"山东文脉"工程建设》，《寿光日报》，2022年6月29日

10. 《追寻"圣"之光芒》，个人随笔，未注明日期

11. 《第25届世界哲学大会（40）分组会议：圣人思想与人类进步》，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