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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圣与诗仙
作者：赵振兴
1月14日，突然传来噩耗，在中国围棋界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棋圣聂卫平去世了。聂卫平的逝世是中国围棋界乃至体育界的重大损失。他的拼搏精神与卓越成就将被永远铭记。作为一个围棋爱好者和聂卫平的崇拜者，在悲痛之余想写点东西，纪念一下这位围棋大师。本来想写一篇《聂卫平的围棋人生》，写着写着，突然觉得聂卫平与李白有许多相像之处，何不把这个写出来？于是就写下了这篇《棋圣与诗仙》。
喜欢围棋的朋友都知道，棋圣指的是聂卫平；喜欢唐诗的朋友都知道，诗仙指的是李白。作为一个既喜欢围棋又喜欢唐诗的人，对聂卫平和李白的生平比较熟悉，他两人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拥有崇高地位，也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狂放不羁、自由洒脱的气质。下面不妨把二人比较比较，大家看是不是有许多相像之处。
聂卫平在中国围棋界成就卓著
聂卫平，出生于1952年8月。1962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六城市少儿围棋邀请赛中，聂卫平就获得了儿童组第三名，在棋坛崭露头角，从陈毅元帅手中接过了景泰蓝奖杯。也是因为陈毅元帅的关照，当时国内的两位顶尖高手，过惕生和雷溥华成了聂卫平的老师。
自1973年入选中国围棋集训队起，聂卫平便开启了一段深刻影响中国围棋发展的传奇生涯。
1975年，在第三届运动会围棋比赛中，代表黑龙江出战的聂卫平以十四连胜的战绩获得全国冠军。同样是在197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团长高川格九段曾九次蝉联日本本因坊战冠军，并荣获“终身名誉本因坊”的称号，在日本棋界素负盛名。和高川交手时，聂卫平抓住对方的一个无理手，立即展开攻杀，最后以四子优势获胜。日本人觉得一个年轻人竟然赢了他们的九段，这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轰动。
1976年，24岁的聂卫平首访日本，七战六胜、击败四名九段高手。尤其是战胜石田芳夫之战，让“聂旋风”的称谓不胫而走。
此后，聂卫平在国内比赛中所向披靡，连续获得1977、1978两年全国个人围棋比赛冠军。
1979年是聂卫平春风得意的一年。三月份在日本举行的首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决赛中，聂卫平战胜陈祖德获得了冠军。七月份两个人又在首届新体育杯围棋赛上相遇。结果聂卫平以2：0轻松捧杯。九月份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聂卫平再次击败了陈祖德，蝉联冠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把三项大赛冠军集于一身，中国围棋从陈祖德、吴淞生为代表的陈吴时代跨入了聂卫平时代。聂卫平也在当年获评首届全国十佳运动员。
19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诞生，这项赛事在世界围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首届比赛，中日各派八名棋手。在我方江铸久取得五连胜的优势情况下，日本棋手小林光一连胜六场，使中国队仅剩33岁的主将聂卫平孤身守擂。在外界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聂卫平肩负主将重任，全力备战，身着一件印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在国家乒乓球队借的）赴日对局，并击败了小林光一。此后聂卫平连胜另外两名日本超一流棋手加藤正夫、藤泽秀行，为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聂卫平以一人之力逆转绝境，连胜日本三位超一流棋手，为中国队赢得冠军，打破了日本围棋“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场胜利不仅打破了日本围棋长期的垄断，也极大振奋了中国围棋界的信心，让“聂卫平”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英雄象征。
紧接着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聂卫平先后战胜片冈聪、山城宏、酒井猛、武宫正树、大竹英雄，豪取五连胜。在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聂卫平又战胜了加藤正夫。
在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聂卫平顽强拼搏、绝地反击，连斩藤泽秀行、大竹英雄、加藤正夫三位主将，中国围棋就此包揽前三届擂台赛冠军，这也被视为中日围棋交手史的转折点。擂台赛聂卫平的九连胜（加上第四届的话是十一连胜）与中国队三连冠，让围棋这项源自中华的古老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人心的时代符号。举国为之振奋，“国运兴，棋运兴”的慨叹涌上人们心头。一时间，街头巷尾，无人不谈围棋，神州大地，无人不识聂卫平。
那几年，日本围棋界患上了“恐聂症” ，日本媒体刮起了“聂旋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围棋和中国女排所取得的成绩和影响力已然超越了体育范畴，“聂卫平”这个名字也成为全民偶像和时代英雄，影响力不亚于当年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他以一子一局书写时代荣光，在胜负之间点燃亿万国人的热忱，“聂旋风”由此席卷棋坛、落子人心，成为一个时代不可磨灭的精神符号。
1988年3月，为表彰他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成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给聂卫平颁发了“棋圣”证书。 “棋圣”这一至高荣誉，是对他运动成绩的肯定，更是对他家国情怀、顽强意志的褒扬。
功成名就后，聂卫平长期担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中国棋院技术顾问，把更多精力用于培养棋坛新人、推广围棋事业。在聂卫平的指导下，常昊、周鹤洋、古力等优秀棋手脱颖而出。作为一项经典赛事，中日围棋擂台赛持续了11年，中国围棋拿下7冠的同时也打破了日本围棋长期垄断的局面。后来，随着韩国围棋的崛起，中日之间的围棋对抗演变为中日韩“三国演义”，应氏杯、春兰杯、LG杯、三星杯应运而生。自此，世界围棋进入中日韩三国鼎立时期。
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一座丰碑
李白是唐代最富传奇色彩的诗人，其诗歌成就代表了古典浪漫主义的巅峰，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其超凡的才华、独特的个性和不朽的作品，被后世尊为“诗仙”，与杜甫并称“李杜”，成为盛唐气象最耀眼的象征，共同奠定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李白的天才气质与不朽诗篇，更使他成为中华文化星空中最璀璨的星辰之一。《全唐诗》共收录李白诗歌987首（一说1044首，但有伪作），这些诗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或描绘壮丽山河，或抒发豪情壮志，或吟咏人生百态，虽历经千年，仍被世人传颂。《唐诗300首》共收录李白诗歌29首,每首都脍炙人口、朗朗上口。
李白以天才纵逸的笔法抒写理想与激情，狂放不羁、自由洒脱，完美契合盛唐开放自信的时代气质。他的诗歌成为“盛唐气象”最生动的注脚，杜甫称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贺知章称誉他为“谪仙人”， 韩愈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中唐韩愈、李贺，宋代苏轼、陆游，直至近代诗人，无不从李白诗歌中汲取灵感。其豪放词风更直接影响了宋词的发展。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以诗歌实现了生命与艺术的合一。他笔下的明月、美酒、长剑、孤舟，既是个人情怀的寄托，更升华为人类对自由、理想与超越的永恒追求。他的诗穿越千年，仍能让读者感受到那份不羁的激情与磅礴的生命力——这正是李白不朽的原因。
后世学者公认 “唐诗莫盛于李杜”。余光中赞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历代文人常以“李白再世”为最高赞誉，其影响力超越文学领域，成为中华精神的一部分。
强烈的自信——李白仗剑走天涯，聂卫平孤胆闯虎穴
李白确实不仅是“诗仙”，他身上还带有浓厚的“侠客”气质，这在他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可以说， “诗人”与“侠客”是他精神世界和人生经历中并存的两个重要维度。
史料记载李白“十五好剑术”，“喜任侠”。他不仅诗写得好，剑术也相当了得。他常佩剑出行，这在唐代文人中并不罕见，但李白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白仗义疏财，年轻时曾“散金三十余万”，周济落魄的士人。这体现了侠客般的豪爽与慷慨。
李白好打抱不平，从他自述和诗歌中展现的性格来看，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任侠精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符合侠客行为。
李白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颂游侠、刺客、边疆战士的诗篇，如《侠客行》、《白马篇》、《行行游且猎篇》、《结客少年场行》等。《侠客行》体现了他的侠客精神和豪情壮志：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歌，展现出“纵横家”气魄，充满了雄奇奔放的想象、狂放不羁的个性和睥睨天下的豪情，这种气魄与纵横捭阖、自由无拘的侠客精神相通。
李白对人生充满了自信并有着独立的人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体现了不依附权贵、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侠者风骨。
李白展现给世人的是“诗人侠客”的独特形象，他将“诗”的浪漫飘逸与“侠”的豪放不羁完美结合，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光芒万丈的“诗侠”形象。他笔下的世界，既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和深情的吟咏，也激荡着行侠仗义、仗剑天涯的豪情与快意。他的诗歌语言常常如刀锋般凌厉，意象壮阔雄奇，情感喷薄而出，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带有侠客般的锋芒与力量。
李白以诗抒怀，以剑为伴，仗剑天涯，行侠仗义，追求自由，蔑视权贵。他的 “侠”既体现在年少时的壮游、习武、疏财等实际行为上，更深刻烙印在他豪迈不羁、自由奔放、重义轻生的性格和精神气质中，并通过他那些充满侠骨豪情的诗篇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达。他的诗歌和人格魅力，千百年来，一直让后人感受到那份独属于他的、融合了诗意与豪情的侠者风范。
聂卫平下棋就像一个侠客仗剑走天涯，又仿佛是诗人在棋盘上作诗。聂卫平下棋有盛唐风骨，当十九道纵横化作他的黄河之水，一粒黑子坠下，便是整个长安的月光。
在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当日本棋手小林光一连胜六场，使中国队仅剩主将聂卫平孤身守擂，外界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聂卫平没有畏惧，从容应战。对阵前，他把身边能找到的小林光一棋谱全部找了出来，如饥似渴地研究，弄清了对方的棋风、棋路，并对性格和心理特点做了研究。对局时，针对小林光一喜欢实地的特点，聂卫平利用执黑先行的优势，逼迫对方走不擅长的对角型布局，抢先占领了三个角。然后，以强大的中盘力量，一举击败了小林光一。
聂卫平的行棋风格可以概括为厚重、均衡、注重实地、计算精准、力量强大、心理素质超群，是宏大的格局观、厚实的根基、强大的中盘力量、钢铁般的意志力的完美结合。
厚重扎实是聂卫平风格最核心的特征，他不追求华丽的局部战斗或复杂难解的布局，而是从全局着眼，注重实地和厚势的均衡搭配，在行棋中却蕴含内在的韵律感，为后半盘的战斗打下坚实基础。聂卫平的棋犹如一首好诗，讲究起承转合，节奏张弛有度，布局时如平稳的起句，勾勒轮廓；中盘时经常突然发起凌厉攻击，快如旋风；而确立优势后的掌控，又可能回归沉稳，如同诗的收束。这种随着局势变化而自然调整的行棋节奏，本身就具有艺术表现力。
聂卫平的厚重不等于软弱，当局面需要战斗或者进攻时，他的力量巨大无比，攻击异常犀利。他尤其擅长看准对手的薄味和孤棋，发起致命的缠绕攻击。此时恰如诗句的转折或高潮，突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节奏骤然加快，激情澎湃。其计算非常深远和精准，能在复杂的攻防战中找出最佳手段。他对全局形势的判断极其敏锐和准确，能迅速判断出形势的优劣，并据此调整策略，或稳健运营，或奋力一搏。当他面对困境，绝地反击时，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顽强治孤和雷霆般的反击手段，充满了悲壮和激情，如同诗歌中抒发壮志豪情或面对命运挑战的呐喊。擂台赛上那些惊天逆转，其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首荡气回肠的史诗。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聂卫平常常带有“舍我其谁”的霸气，有强烈的从容自信和坚韧不拔的心理素质。如同李白诗歌中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气象，让人感受到一种“胸中有丘壑”的大师风范。无论形势多么困难、局面多么被动，他极少认输，始终保持着极强的斗志和逆转的决心。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面临巨大压力、代表国家和民族荣誉的舞台上，他如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一般，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下出强硬而精准的招法，展现出大胜负师的风范。他在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力挽狂澜，接连战胜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展现出了孤胆英雄的钢铁意志和精神力量。
共同的爱好——李白与聂卫平都嗜酒如命
李白和聂卫平确实都以善饮闻名。尽管两人所处的时代、领域和饮酒文化截然不同，酒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径庭，但是嗜酒如命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
李白与酒的关系，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迷人的文化符号之一。酒不仅是他的饮品，更是他诗歌的灵魂催化剂、精神自由的燃料，甚至成为他生命美学的核心意象。李白“酒中仙”的形象，与他的诗才、道家风骨结合，成为后世眼中盛唐气象的代表。他的诗歌中充满对酒的赞美，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饮酒是他狂放不羁、对抗世俗的精神象征。
酒，是李白情感强度的放大器。悲时，“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酒让愁绪化作滔天巨浪；狂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酒催生睥睨天下的傲气；怒时，“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酒杯成为英雄失路的见证。
酒，也是李白对抗世俗的武器。传为美谈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故事虽属演义，但其醉酒殿前赋诗的传说，本质是用狂放姿态解构皇权庄严，践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宣言。
酒，还是李白超越生命困境的溶解剂。在政治失意时，他用酒重构价值坐标，“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庙堂功业贬为虚无，把饮酒提升到存在哲学的高度。面对时间流逝的焦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酒成为对抗死亡的炼金术。
李白的酒不是单纯的物质享乐，而是 “醉态思维”的美学实验。他用酒精解构现实秩序，在精神迷狂中探索存在的边界——这正是其诗歌能穿透千年，仍令现代人感受到生命野性张力的核心密码。杜甫定格其“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逸态；苏轼感慨“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的创作秘密；余光中的“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更将酒升华为文化基因的液态载体。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同样是聂卫平的人生态度。前尘往事，聚散离合，都可以放在酒杯里，沉淀出别样的心境和情怀。如果说李白的饮酒在文学滤镜中被升华，而聂卫平的饮酒则是恣意纵情，酒盏里浸润了他斩尽浮云的气魄。
聂卫平爱喝酒，而且酒量大得惊人，据说最多的一次喝了4斤白酒。后来随着年岁增大酒量有所减少，但平常一喝也是半斤的量。直到被查出了直肠癌后，聂卫平才慢慢开始戒酒，有时还偷偷地喝上二两。
聂卫平酷爱足球。当中国足球队拿到2002年世界杯入场券的时候，聂卫平激动之时拿出一瓶珍藏的茅台酒，宴请年维泗、王俊生、高丰文等足球界人士。据说，这瓶酒是“中国孤酒”。是茅台酒厂发现的两瓶最古老的酒，一瓶送给了邓小平，一瓶送给了胡耀邦。送给胡耀邦的酒，他舍不得喝，作为对聂卫平中日围棋擂台赛取胜的奖励送给了聂卫平。不过，此后中国足球开始走下坡路时，聂卫平又有点后悔，“瞧瞧后来都踢成什么样了，为他们开这瓶酒不太值！”他大骂中国足球，“主要是内部太黑！足协腐败，搞足球的人大家不是团结一致，不是一心一意为搞好足球，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相似的经历和个性
——李白的翰林待诏与聂卫平的桥牌忘年交
大约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之间。李白因其卓越的诗才和名满天下的声誉，被唐玄宗赏识，由道士吴筠和玉真公主等人推荐，被征召入京，担任“翰林待诏”。李白以文学侍从的身份陪伴皇帝左右，为宫廷宴会、游赏等活动创作应景诗歌，起草一些不太重要的诏告文书，为皇帝提供文学咨询和文辞修饰建议。李白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高级御用文人、文学顾问和宫廷点缀，而非掌握实权的官员。
这期间，虽然能接近皇帝，生活优渥，备受礼遇，但这个职位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与李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相去甚远。
这段经历虽然短暂且结局不如意，但让李白亲历了宫廷的奢华与政治的黑暗，深刻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成为他后期许多抒发怀才不遇、愤懑不平以及追求自由诗歌的重要素材（如《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由于李白狂放不羁的性格、恃才傲物得罪权贵（如高力士、杨贵妃等），以及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失望和倦怠，最终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体面地解除了职务。这标志着他仕途梦想的破灭。
与李白这段经历相似，聂卫平不但围棋下得好，桥牌水平也很高，而且还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两人成了忘年交。邓小平与聂卫平的桥牌友谊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坛与体坛互动的标志性事件，背后蕴含着超越体育的政治文化意义。
在应氏杯决赛聂卫平失利后，邓小平紧急约牌局开解：“输棋如丢阵地，赢牌如打反击”。 在1992年改革关键期，邓小平南巡，聂卫平被邀至专列陪打桥牌，邓借牌局阐释“大胆试错”理论。据聂卫平回忆，邓小平打牌时从不过问政务，却常以棋理喻时事：“劫材不够就另开天地，和改革一样。”1997年邓小平逝世次日，聂卫平哽咽追忆：“他打桥牌永远主动叫牌，就像改革开放永远主动出击”。
1988年，聂卫平被授予“棋圣”称号后，在邓家打桥牌时，邓小平对聂卫平说：“圣人不好当啊！”其实，聂卫平率性而为，我行我素，不拘小节，根本就没有想当什么完美的圣人。有一次，聂卫平应约去邓小平家里，从西安返回北京的航班上遇见了郎平，于是就擅自带着郎平去了邓小平家。
聂卫平绝不是那种内敛深沉、喜怒不形于色的传统“高人”形象。他更像一个才华横溢、情感丰沛、有血有肉的“真人”。他的喜悦、愤怒、骄傲、懊悔、爱国情、江湖义，都如此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敢爱敢恨，敢于表达，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和感染力。这种“真性情”是他个人魅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在中国围棋界乃至体育界都显得独树一帜。
聂卫平的“性情”有时也会表现为冲动、狂傲、固执、口无遮拦，甚至有些“孩子气”。他的一些言行也引发过争议。但正是这种不完美、不世故、不圆滑，让他显得更加真实、鲜活，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棋圣”。
聂卫平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任何一步棋，而是赢了石田芳夫后，对这位日本棋手说的一句“真心话”。
1976年4月，聂卫平在东京击败日本围棋第一人石田芳夫，震动棋坛。赛后，年轻的聂卫平在休息室遇见对手，脱口而出：“石田先生，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他看见，石田芳夫挺直的背微微一僵，随后只是深深鞠躬，平静道：“聂君，祝贺你。”这句话，让聂卫平后悔了几十年。他晚年在自传中写道，那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轻狂的失礼。“我赢了棋，却在那一刻，失了风度。真正的胜利，是让对手心服，而非心伤。”棋道即人道。最大的胜负，在棋盘之外。
聂卫平喜怒分明，无论是比赛还是生活中，他的情绪常常是不加掩饰的。赢了棋会开心大笑甚至得意；输了棋会沮丧、懊恼。身为棋界泰斗，有一次在电视直播围棋比赛中，讲解棋局的聂卫平曾因生气而摔过话筒。有一年担任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解说嘉宾时，他更是狂批日本美女棋手：“见过死的，没见过这么‘安乐死’的！”
聂卫平直言不讳，非常敢说话，常常语出惊人，不论是对围棋界的问题、社会现象还是对其他领域（如中国足球），他都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因此得罪过人。他的评论往往充满激情，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聂卫平和李白都有鲜明的个性和率真的性情，但是他没有李白那样强烈的功利思想，不然的话当时要谋个一官半职易如反掌。这也是大家尊敬聂卫平的原因之一。
聂卫平是中国围棋的一面旗帜，开创了一个时代，带动了一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结交了三国朋友。
聂卫平走了，他为中国围棋拼搏的身影，早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追悼会上，国内围棋界许多朋友来了，许多棋迷来了，日本号称“宇宙流”的武宫正树来了，韩国的曹薰铉来了，他们要送聂卫平最后一程。聂卫平这一辈子侠之大者，所向披靡，快意恩仇，恣意潇洒，值了！
李白离开了一千多年，但是他至今仍然活在大家心中，活成了不朽！聂卫平走了，他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十一连胜的“孤胆破坚冰”，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自信自强的生动注脚，也必将永远流传！
2026年1月27日
赵振兴，1981年入伍入学，1985年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汽车修理厂工作。1987年底转业到陕西省咸阳市。现为咸阳市供热燃气服务保障中心退休干部，《世界文学》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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