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五年的夏末，我参加了一个做《回春操》的小队伍，从夏做到秋，又从秋做到冬，每天早晨都做，这已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

      半年做下来，虽然头发还是白的，但走起路来身上有劲多了，脸上也增添了些红晕，呼吸也顺畅了，明显觉得做操的好处还真是不少，所以，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退休后，我也想参加1些锻炼活动，但以我的性格，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惹麻烦，随着年令一年一年的增加，也不适宜做激烈的、运动量大的活动，所以，就总找不到合适的活动项目，融入不到各种活动大军里去，只是早、晚走走路、散散步，碰见熟人点点头、笑一下、打个招呼，然后回家干自个的事情。 

       偶然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发现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有音乐的声音。我凑近一听，音乐还蛮好听的，放眼一看，有十来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随着音乐在做操呢，再一细看，她们做的操动作柔和，方法简单，挺适合我做的。于是，我就站在她们身后随着音乐的节奏，模仿着她们的动作做了起来。因为同做操的人都不熟习，我也没同她们打招呼，她们虽没有欢迎我参加做操的表示，但也没有表现出对我参加做操的反感。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赶到那个地点随着老太太们做了操，临分手的时候，一个掌管音响的老太太对我说：“每天开始做操的时间是早上六点”，我一听，激动地应称着，又赶紧帮她收拾了音响。之后，我高兴又自豪的对她及她们说了声“再见”！这一刻，我知道，她们已接受了我，我已成了她们中的，正式的一员了。退休八年了，我总算找到了，又很快被大家接受了的一个适合我活动的队伍了。

      之后，我就每天早晨六点准时赶到做操地点，正式同大家一起做操了，我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更没有旷过“课”。有一次做完操，我对掌管音响的大姐说："明天我有点事，需要向您请个假”，大姐忙说：“不用！不用！有事忙您的，咱这不用请假”，说罢，她笑了，我也笑了，大家都笑了。

       掌握音响的大姐姓严，是河北承德人，今年七十八岁了，是同老伴一起来洛阳随儿子住闲的，由于之前她的腰部受过伤，所以走路总是弯着腰，每天来做操时还推个小车，一来有个搀扶，二来做操时做到“浴脸”、“十指梳头”、“按降压沟”等不用站立的动作时，她就坐在车上歇歇腿，歇歇腰。她推车还有个作用，就是来做操时把音响等装备放到车上，来往的路上她还要东瞅瞅，西瞧瞧，去拣点儿路两边的塑料瓶，看见有垃圾桶她也要去看看有没有可回收的东西。我发现了这些之后，在去做操前我就开始留意小区路旁有没有严姐所需的塑料瓶，加上以前我家里总是扔掉的，现在我专心集存的，孩子们喝过的饮料瓶，然后，用一个小纸箱或塑料袋装好去交给严姐，严姐总是激动的连声说“谢谢！谢谢”！有一次严姐也给了我回礼，她去做操时给我带了四个她自己做的，有河北特色的粘豆包，我也是同样激动的连声说“谢谢！谢谢！”。一次有个大姐说严姐是滿族人，我对严姐说：“您可是皇族啊，清朝时家里是贵族吧？”严姐说：“啥贵族呀！人老几辈都是当兵的，有当好兵的，也有当坏兵的”，我说：“下层人哪知道当的兵是好是坏呀”。严姐接着说：“我有个叔叔是当警察局长的，‘文革’中斗的受不过了，跳井死啦”。也不知严姐说的那个警察局长是民国的，还是共产党的，但总不会是严姐说的那种普通当兵的，看来她们家起码也是沾点皇家血统的。

       每天早上最早赶到做操地点的总是严姐和李姐，以严姐岁数，我叫她老姐很自然，而李姐已八十五了，叫她老姐我总有点不好意思，但如果我叫她其它称谓也怕她不好意思，毕竟我也是滿头白发的人了。虽然李姐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年令最长，但她的精气神却不输其它人，她每天早上总是早早站在小区门口等严姐，然后帮扶着严姐一同去做操。因为一路还要过几个路口以及跨过公园门口的栏杆等，都需要帮着严姐挪动手推车。李姐做操也很认真带劲，不管是“前后弯腰”，还是“左右蹬腿”，不管是蹲下去“挖泥”，还是晃动着“摸鱼”，每个动作都做的象模象样的。

       我们队伍里的陈姐也是做操积极分子，是从不迟到，也不“旷课”的好“学生”，她做起操来总是认真严格，有一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听王姐说，陈姐前几年突然犯了不知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病，很严重。儿女们将她拉进医院，医生对他们说，还拉回去吧，老人已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回到家，儿女们想尽办法，尽心护理，不忍心将她放弃。后来儿女们又将她拉到老城一家康养中心，在那里理疗康养。谁知这老姐命大，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病竟奇迹般的理疗好了。之后，陈姐就在儿女们的轮流陪同下参加了这支做操队伍，做着做着也不用儿女们陪同了，再后来就成了做操的积极分子了。

       严姐虽然说谁有事不能参加做操不用请假，但每次做操前，她只要发现人没到齐，就要求晚一会儿放音响，等一等未到的人，确实等不到人时，她总是一边做着操，一边扭着头，用眼晴瞧着来时的路口，嘴里不断念叨着：谁谁谁有啥事了呢，今天乍不来了呢。所以，到第二天早上等那人又来了时，就习惯性的形成了我们做操队伍里一个很重要的欢迎仪式。大家总要你一言我一语，问家里有啥事的，问身体有啥不适的，等等。“旷课”者象回答记者问一样，一一将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一番汇报、解释。大家再说说、笑笑，并将大家关心的有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开始做操。一次一位大姐有几天没有参加做操，大家都一真念叨着，等她再来时，就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汇报会，大致是她做白内障手术了，检查了多少次，做手术的感觉如何，总共花了多少钱，等等。之后，大家就把这位大姐让到比较平展又有些背风的位置，并反复叮咛她戴好帽子，保护好眼晴，再之后大家才开始做操了。赵姐的腰椎间盘病犯了，大家就给她让个能坐的位置；柳姐这一段耳朵听力不太好，大家就让她靠近音响些；王姐今天家里有招待亲戚的任务，大家就提前做操，然后闪开路让王姐先走……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已经成长为做操队伍里的主力队员了，我先是做完操回到家从电脑上搜索出《六十六式回春操》的视频反复观看，又跟着视频反复练习，纠正错误的动作。在同大家一起做操时我全身贯注，力求动作标准。再加上我毕竟比老太太们年轻些，做着做着我就自然成“领舞者”了。我还主动承担了摆放音响，开关音响的重要任务，就连音响音量大小的控制权也历史的落在了我手上，当然，调动音响之前我要反复征求大姐们的意见。

      我们这个队伍没有头头，也没有重大的事情，有些小事情，大家民主决策，集体讨论，最后做出大家都比较滿意的决定。当然每一个决定也不会都使每一个人滿意，但因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有不同想法的人也都顺随大家的决定了。比如伴奏的音响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做操的地点因为考虑到风和太阳光的因素是向东挪一点还是向西挪一点等等都能很顺利，很快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成大家的决定。即使有些重大事情，在这种决策形式下也都比较顺利的做出了基本上使大家滿意的决定。比如我们做操的时间夏天是早上六点，过了“十一”节又转成早上六点二十，天一冷就改成上午九点了。地点也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春暖花开，不冷不热的季节，我们就在洛浦公园里找个有点空间又不影响别人活动的地点做操。等暖气公司放了暖气，西北风刮的紧了，我们就将地点转移到临近小区的中州渠边，靠着小区院墙挡着冷风，又朝着对面上方温暖的阳光，既做了操又晒了太阳。象这些大事，我们都是一人提议，大家附议，不用鼓掌，笑笑就通过了。

       我们做这个操，没有请教练，都是新队员随着老队员，做着做着就熟练了。有些耳聋、视力不好的，就随着稍年轻人的动作行动就行了。因为年令都大了，做的动作、尺度等都不尽相同，弯不下腰就不弯了，蹲不下去，做做样子就算了，叉跳不动，原地踏踏步就行了。总之，随意做、随心动、量力行、不免强，没人指责，没人嗤笑，只要自已努力了，专心了，活动了，就行了。

       我们队伍里的人在来回做操的路上，或在正式做操的前后时间，总是互相说说笑笑，问寒问暖，有时也探讨些做饭、养花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由于年级大，精力有限，对国际国内重大事情就关心不上了，俄乌战争打了几年，大家都没时间谈及到。国家大事、社会焦点方面的事，大家也顾不上议论。由于忙家里的事，忙做操的事，两点一线，接触社会也少，对一些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等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偶尔说到对当下生活的感受时，大家几乎会异口同声的形成一致决议，“方方面面都怪好，比咱小时候好太多啦”。

      最近，我又动员我的老伴也加入了做操队伍，她也说：“这操好，这里的氛围也好”。于是，我们每天早早弄点吃的，收拾一下碗筷，换上适合做操的衣服，就按时间点赶去做操了。这里我也希望方便的时候，其它老年朋友也能走出家门、远离烦杂缠绕，跳出是非圈子，随我们做做回春操，真的挺好的。（202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