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钟声悠悠
一九五七年秋，我刚满六岁，就被送进了学校。
学校由土改没收的大地主付三苟的房屋改建。正厅、后厅、偏房以及后院的一个高大的防务台，都做了教室。木架砖瓦，房屋高大。木板窗户门，屋顶铺了玻璃亮瓦（玻璃亮瓦在当时属稀罕物），阴天下雨才有光线暗些的感觉。
操场不大，不建墙垣，边沿几排树，错杂密茂；树外就是一大片池塘，近岸铺满水草及各色小花，中间绿波荡漾。我们被老师告诫，也无法钻过去，倒可听得蛙声呱呱。一座土台，不高，同学们做操，老师在上面司令讲话。下课，那儿就是我们追赶逗闹、攀上爬下的场地；当然下雨天不得去，稀泥坑洼。
印象深的，是正厅檐下挂的一口纯黄铜钟。不大，翘边圆口，小铃锤上系根细绳。预备铃、上下课铃、集合铃，绳子轻轻一拉，应节应声，圆润宏阔，清晰明亮。其余韵如音乐袅袅悠扬，穿过那村庄树林，在田野上空飘荡回响，似乎要绵延传播到天边尽头才渐渐舒缓消失。如果树林里有鸟儿扑腾翻飞，我们往往会认定这是钟声引起的欢唱，也会惊奇地循着声音，看鸟儿模样。
钟声已经融入学校周围人们的生活。母亲催学子起床，对贪玩孩子的呼唤，一定是靠了这洪亮的钟声。“学校敲铃了，上工了！”村队长边跑边这样催工叫喊。“哎呀，放学铃都响了，还要整这大一块地！”这是我记得的母亲的焦急。母亲直起腰来，掠过头发擦去汗水，回头看看还没有整好的田地，再看看学校那边钟声飘来的方向，那无可奈何的样子，一直镌刻在我心里。
我们家离学校大概有一二里路，弯弯曲曲，沟沟坎坎，两边都是杂草、庄稼；沿途要经过一片树林、一个池塘、还有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
至今记忆清晰的一幕是，刚报名上学没几天，风雨中，母亲撑着伞边送我，边叮嘱高我一个年级的堂姐，要她在放学的路上不许我玩，特别是池塘边，不许我玩水；学校下课，要看着我，不准谁欺负；经过有狗的人家门口，一定要护着；“你是姐姐，你要在他后面！……” 话还没完，忽然从学校方向传来悠悠的钟声， “快，我们迟到了！” 母亲一声“哎呀！”刹住话尾，蹲下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把我拉上了她的背，催着堂姐，一路小跑，踩着钟声的余音，好像就那么一会儿的事，硬是抢在老师前面，把我背进了课堂。
长大读 “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忽然就想起这口钟，就会无端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听毛宁唱《涛声依旧》，也会无端和这口钟关联一起，凝思遐想。
哎，耳畔、心头，钟声悠悠，终生不得拂去；母亲、堂姐都已去我多年矣！
这口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大队民办小学已搬迁扩展，有了上十个班，几百号学生，都还挂在办公室前走廊里，方圆几里，钟声悠悠不断。
可惜七七年暑假一个酷热的晚上，学校无人守护，那口铜钟竟不知去向了。
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
那个时代，小学入学率并不很高。父亲把我拽在他的身边，随着教书地方的变动，让我辗转读了新兴、横堤拐、紫荆、普庆等小学，最后毕业于珠玑小学。
小学六年就有四次转学经历！虽不懂所谓离别之痛，但每转学一次，对同学、老师的眷念不舍，对新环境之生疏紧张及融入的困难，感受亦是十分强烈。对不舍的淡忘，对生疏的适应，还真需要鼓起十足的少年勇气。当然父亲总把我带在他身边的用意，是到后来懂事才明白的。
不过其中三年级一年，父亲却把我放在了只有曹映轩一个老师的紫荆小学。
学校设在村子中间一户农家正堂。大门边挂着一块白底黑字木匾：“珠玑小学紫荆分部”。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早操等都是曹老师给我们上。
曹老师三十几岁年纪，高大个子，宽阔额头，浓眉，高鼻梁，一头浓密黑发总是不让我们看到他的耳朵。
教室门前台阶就是我们活动的场所，很小，全班同学做操排不开，上体育课也只能由着我们打珠子、跳格子房、跳绳、甩方格……有一天曹老师撂下我们，陪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在台阶前沿上下来回比划，脚步丈量，我们知道是为操场太小的事。但一直到我离开时都没有改变。
讲桌旁有圆形的小闹钟，一个手摇铜铃倒叩着。上、下课都由曹老师自己摇铃，特别守时，既是对自己，也是对我们。下课，曹老师总是郑重其事，煞有介事，先摇几下铃后，再口头宣布。上课，不是叫喊，一阵摇铃，就把四处散玩的我们摇进了教室，直到最后一个孩子，铃才停止摇动。
教室角落，有一张很旧的方桌，汗渍斑斑，但每天都有擦的痕迹；一盏马口煤油灯，我们早晨进教室，总看到灯罩黑黢黢的；一个可供烧饭的煤油炉，小锅小铲；不变的两个碗一双筷子，一个乌黑的小茶壶。
经常看到村子里有人送来一些从自留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很随便地横在方桌上。有一次，我们看到方桌上躺着几个连叶带菜的生鲜小萝卜，嫩红嫩红，属于一个劲儿地新鲜水灵、一弹就要惊破红皮流出汁液的那种，又像极了教室墙壁贴着的画，那画上有噘着小嘴、抬起小腿要跳舞的小精灵。
有个小女孩站在桌前，盯着那些小萝卜，楞是不动。曹老师看见，笑嘻嘻地上前，问道“是觉得好看还是想吃”，说着就递给了一个给那小女孩，并说：“我知道你没有吃早餐，喜欢吃，自己拿。”小女孩啃着萝卜，曹老师显出一副欣赏的样子。
那个年代物资供应紧张，我们曾听他对来看他的师娘说，大队长嘱咐过旁边的小卖部，无论怎样，都要保证曹老师办公、烧饭的煤油供应。
曹老师讲课声音洪亮，能传很远。学校后面有条小路，教室安静，我们偶尔会听到路人大声重复曹老师刚讲的某句话，引得哄堂大笑。这时曹老师声音才会小一些，而一会儿就又大起来。
有天正放晚学，村子里一个年轻人拿着一张纸，十分激动地跑来，又像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做出恭恭敬敬的样子，请曹老师帮忙改一首诗。最后两个人改来改去，就高声吟诵起来。
我们围着看热闹，还引来好多正放工回家的年轻人，边听边按节拍鼓起掌来。
我离开那所学校时，曹老师还留在那里。后来听说曹老师被划为了右派，开除了工作籍，回农村老家从事繁重劳动。再后来就得了肾炎病，浑身浮肿丧失了劳力。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又缺钱，他忍受不了大队赤脚医生的另眼相看，就自研中医，自己给自己处方看病，居然熬到了平反恢复工作；再后来又按政策儿子顶职，自己顺利退休。
作者简介：余占清，湖北仙桃人。先种田，后教民办小学，恢复高考读完书后，先是搞成人教育，后搞普通高中教育，直至退休。
中共党员，仙桃市教育系统模范，市劳动模范，省语文特级教师。省中语会会员。
一辈子喜欢舞文弄墨，退休前写些教育教学专业性文字，在各级各类专业刊物上发表；退休后，写些回忆录、诗词歌赋、杂感、读后感等等，计百万字。有《琐忆有余甘》付梓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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