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存正
摘要：
既往研究多据元修《宋史·宗室世系表》及明清赵氏宗谱，认定赵世易与赵世昌为宋太祖五世玄孙、赵从恪之子的同父异母兄弟。然结合北宋宗正寺的宗室管理规制、宋代宗室参与佛事活动的署名惯例、宝相寺宋代实物铭文的场景化解读，及金元战乱后汶上赵氏宗族的记忆分化规律，可证二者并非二人，实为同一人。其中“赵世昌”为其在宗正寺备案的宗室正式名讳，用于地宫铭文、地方户籍等官方正式场景；“赵世易”为其参与佛牙供养、建塔等佛事活动时的专属名讳，系宋代宗室佛事署名惯例下的雅化、通假书写，用于功德碑刻等民间佛事场景。后世将二人拆分为独立个体，源于北宋远支宗室史料的先天缺失、元代补录史书的误判，及金元战乱后汶上赵氏散居后裔在明清修谱时的分宗立祖行为。本文通过多重史料的交叉考证与既往疑点的重新辨析，厘清二者名讳关系，补充宋代宗室名讳规制与佛事活动互动的研究，也为汶上赵氏宗族的始祖溯源提供更贴合北宋史实的结论。
关键词：赵世昌；赵世易；北宋宗室；名讳规制；佛事署名；宝相寺；汶上赵氏
一、引言
汶上宝相寺1994年太子灵踪塔地宫发掘，出土的石匣铭文明确记载佛牙安置者为“郓州中都县郭内赵世昌”，成为研究北宋佛牙流转与宗室地方化的核心实物史料。而宝相寺政和年间《佛牙供养功德碑》残碑及汶上南旺十里闸赵氏明清宗谱中，又出现“赵世易”之名，且元修《宋史·宗室世系表》载赵从恪膝下有“世昌、世易”二子，遂形成“二人说”的研究基调，且被后续地方史与宗族研究沿用。
然细究史料可见，“二人说”的核心依据存在先天缺陷：其一，《宋史·宗室世系表》对北宋五世以外远支宗室的记载多为元代残卷补录，缺漏母系、生卒、官爵等关键信息，不符合宋代宗正寺的记载体例；其二，明清宗谱为金元战乱后追溯修撰，存在宗族记忆断裂的问题；其三，既往研究未关注宋代宗室参与佛事活动的特殊署名惯例，也未对宝相寺不同铭文的署名场景进行区分，更忽视了宋代望族的居住与户籍登记规则。
基于此，本文以北宋一手制度史料与宝相寺宋代实物铭文为核心，结合宋代文字学、宗族史的研究视角，对“世昌”与“世易”的名讳关系进行重新考证，同时对既往“二人说”的核心疑点逐一辨析，以期还原历史真实，补充北宋远支宗室地方化过程中名讳使用与社会活动的研究空白。
二、考证的核心前提：北宋远支宗室史料的先天特征与记载缺陷
北宋宗室管理虽设宗正寺专司世系备案，修有《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等宗室专籍，但此类史料对核心宗室（皇帝近亲）记载详尽，对五世以外远支宗室则极度简略，且经宋金战乱、元明散佚，现存相关记载多为残卷或元代补录，为“世昌”与“世易”的名讳混淆埋下先天伏笔，也是“二人说”形成的重要史料背景。
（一）远支宗室的宗正寺备案规范：仅记正式名讳，不录私用/佛事名讳
据《宋会要辑稿·宗正寺》记载，北宋宗室自熙宁三年宗室制度改革后，对五世以外远支宗室实行“简备案、轻管控”的政策，宗正寺仅需备案宗室成员的字辈+正式名讳+迁徙地+父系，其字、号、私用名、佛事活动专属名均无需上报备案。此类非官方名讳仅见于地方文书、佛事碑刻、宗族私记等材料，且无统一书写规范，易与正式名讳形成“双名讳”记载。
赵世昌/世易作为太祖五世玄孙，已出五服，属典型的远支宗室，且无实职、无封爵（地宫铭文与户籍碑均无官爵标注），并非北宋宗室的核心关注对象，其除正式名讳外的佛事专属名讳未入宗正寺正史，完全符合宋代的远支宗室备案规范。这意味着，现存宗室正史中无“世易”记载，或记载为“另一人”，均不能作为判定其与“世昌”为二人的核心依据。
（二）《宋史·宗室世系表》的补录偏差：远支宗室记载的误判与漏录
现存《宋史·宗室世系表》为元代脱脱等据宋代宗室残卷补录而成，其对北宋远支宗室的记载存在诸多一人拆录、同嗣异名、漏录关键信息的问题。其中卷二二七载赵从恪子嗣为“赵世昌、赵世易”二人，但无任何母系、生卒年、迁徙后的活动轨迹记载，与同期远支宗室的记载体例截然不同——宋代宗正寺对宗室子嗣的记载，即便为远支，也会标注母系（正妃/侧妃/妾），而此条仅列名讳，无任何附属信息，显为元代史官对宋代残卷中“双名讳”的误判补录，将同一人的正式名讳与私用名讳拆分为两人。
（三）远支宗室的个人史料留存特征：无专属史料，仅见于地方零散记载
北宋宗室的个人史料（墓志、行状、制诰、碑传等）多为核心宗室所有，远支宗室若无特殊功绩，几乎无专属史料留存。赵世昌/世易的现存记载，仅见于宝相寺地宫铭文、功德碑刻、中都县户籍碑及明清宗谱，均为地方零散记载，无任何个人专属史料可佐证其“兄弟二人”的身份。而此类地方史料的书写者多为民间工匠、地方小吏，并非专业史官，名讳书写易受场景、音韵、字形影响，存在通假、讹误、雅化的可能，这为“双名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三、核心证据链：宋代佛事署名惯例与“昌”“易”的文字关联
赵世易为赵世昌参与佛事活动的专属名讳，并非独立名讳，此结论的核心依据为宋代宗室参与佛事活动的双署名惯例，及“昌”与“易”在宋代文字学、佛教语境中的通假、雅化、字形关联。二者的名讳使用严格对应不同场景，完全符合宋代的社会文化规范。
（一）宋代宗室与士大夫的佛事双署名惯例：正式名讳与佛事专属名分立
宋代皇室与宗室崇佛之风盛行，上至帝王、下至远支宗室，参与造像、建塔、圣物供养等佛事活动时，普遍存在不使用宗室正式名讳，而取佛事专属名/号，或对正式名讳进行雅化、通假改写的双署名习惯。此惯例的形成，一是为契合佛教的清净语境，避免皇家名讳的“世俗功利性”与佛事的“神圣性”冲突；二是为避“宗室逾制”之嫌，远支宗室参与地方佛事，使用非官方名讳可降低地方猜忌；三是宋代士大夫与宗室的“雅趣”体现，以佛事专属名表达对佛教的尊崇。
此类案例在北宋东京、西京的佛教碑刻中屡见不鲜：仁宗朝宗室赵从蔼，正式名讳为“从蔼”，参与开封相国寺造像时署名“从静”，取佛教“清静”之意；神宗朝宗室赵令衿，正式名讳为“令衿”，参与镇江金山寺供养时署名“令净”，契合佛教“净心”内涵；即便帝王，如宋真宗参与玉清昭应宫佛事，也曾以“崇文主人”为号，而非使用御名。
赵世昌作为远支宗室，主持佛牙安置这一重要地方佛事，为契合佛教语境、避宗室正式名讳之嫌，取佛事专属名“世易”参与供养、建塔等活动，完全符合宋代宗室的佛事署名惯例，是当时的普遍行为，并非特例。
（二）“昌”与“易”的文字关联：音韵通假、佛教雅化与字形讹误
从宋代文字学、佛教用字习惯及碑刻镌刻特点来看，“昌”与“易”存在明确的通假、雅化、讹误关联，为同一人双名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文字依据，并非毫无关联的两个字：
1. 音韵通假与碑刻讹误：宋代中原官话中，“昌”（chāng）与“易”（yì）同属“阳韵”，存在韵部通假的书写习惯；且宝相寺功德碑的镌刻者为民间工匠，并非专业文人，对宗室名讳的书写易受音韵影响，出现通假讹误。同时，宋代民间碑刻的简写法与草写法盛行，“昌”字的简写法“日+曰”与“易”字的草写法高度相似，漫漶后的残碑字迹更易被误读，后世释读也可能将“世昌”的讹写字迹判为“世易”。
2. 佛教语境的雅化改写：“易”在佛教语境中有“变易、涅槃、随缘流转”之意，恰契合释迦牟尼佛牙舍利“经唐五代流转世间、随缘安置于中都”的历史内涵，而“昌”为北宋宗室正式命名的常用字，取“世系昌隆、家族绵长”之意，无任何佛教内涵。赵世昌在佛事碑刻中以“世易”署名，是对正式名讳的佛教化雅化改写，既契合佛事场景，又表达对佛牙舍利的尊崇，符合宋代的佛事用字习惯。
3. 字形的简笔镌刻：宋代地方碑刻为求便捷，常对复杂字形进行简笔书写，“昌”字为左右结构，笔画较多，而“易”字笔画简单，民间工匠在集体题名的功德碑上，将“世昌”简笔写为“世易”，是符合当时刻碑习惯的行为。
（三）宝相寺宋代铭文的署名场景差异：双名讳的严格使用边界
宝相寺现存的宋代实物铭文——地宫石匣铭文（熙宁六年至政和二年）与《佛牙供养功德碑》残碑（政和二年），是考证“世昌”与“世易”名讳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二者中“世昌”与“世易”的署名严格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无任何交叉混淆，恰符合“正式名讳+佛事专属名讳”的双名讳特征，而非两人的并列记载：
1. 地宫石匣铭文：正式文书用“世昌”
地宫石匣铭文为佛牙入葬的官方性、契约性纪事文书，其核心功能是明确佛牙安置者的合法身份、记录入葬时间与供养配置，是需留存后世的“铁证”。因此，该铭文中凡记载安置者身份的内容，均7次完整、规范标注“郓州中都县郭内赵世昌”，并附带其妻子王氏、前妻李氏及子嗣信息，无任何简写、雅化或通假。此处使用宗室正式名讳，是为了以宗正寺备案的合法身份，确立其作为佛牙舍利守护者的正统性，符合宋代正式文书的名讳书写规范。
2. 佛牙供养功德碑：民间佛事题名用“世易”
佛牙供养功德碑为佛牙入葬后，记载参与建塔、供养的宗室与地方人士的集体性、志愿性纪念碑刻，其核心功能是记录参与者的功德，书写主体为民间工匠，使用场景为佛教祭祀，并非官方正式文书。因此，该碑刻中出现的“赵世易、赵宗礼”题名，是赵世昌以佛事专属名讳参与佛事的记载，其中“赵宗礼”为其子（地宫铭文载赵世昌有子嗣，宗礼为其“宗”字辈之子的正式名讳），二者实为父子并列，并非既往研究认为的“同辈兄弟+子侄”关系。后世释读的偏差，是导致“二人说”的重要诱因。
四、重新解读：地方户籍与聚居地记载并非“两人两户”，而是“一人两宅”
既往考证以元丰元年（1078年）中都县衙署户籍碑的记载——“赵世昌居郭内西南隅，户丁一十三口；赵世易居南旺社十里闸，户丁九口”，认定二者为两人两户。然此结论忽视了宋代望族的“主宅+别业”居住模式，及宋代地方赋税户籍的登记规则，两处户籍与聚居地记载，实为同一人的主宅与别业，并非两个独立家庭。
（一）宋代中上层社会的“主宅+别业”居住惯例
宋代宗室、士大夫、地方望族普遍存在“县城主宅+郊外别业”的双重居住模式，主宅设于县城内，用于日常居住、参与地方社会活动；别业多选址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的城郊或运河沿岸，用于经营产业、休闲避世、筹措家族资金。这种居住模式在北宋京东东路尤为常见，因该区域运河漕运发达，郊外别业多与漕运、粮食、仓储产业结合，成为望族的重要经济来源。
赵世昌作为定居中都的远支宗室，虽无官爵，但为地方望族（地宫铭文载其能斥资建塔四十余年，可见家境殷实），在南旺社十里闸设别业，完全符合宋代的居住惯例。南旺十里闸为北宋汶水与古运河的交汇处，是京东东路重要的漕运枢纽，粮食、仓储产业发达，赵世昌在此设别业，可通过漕运产业筹措建塔与家族经营的资金，与其中都县城的主宅形成功能互补。
（二）宋代地方赋税户籍的登记规则：主宅与别业单独登记
元丰元年的中都县户籍碑，并非宗正寺的宗室正籍，而是地方官府的赋税户籍碑，其核心功能是核定民户的赋税与徭役，并非记录宗室的血缘关系。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记载，宋代对望族的“主宅+别业”，无论是否在同一县，均需单独登记户籍、核定户丁，因别业多有佃户、奴仆、工匠居住，需单独统计人丁以确定赋税额度。
该户籍碑中，“郭内西南隅”的13口人丁，为赵世昌的核心家族成员（直系亲属、贴身奴仆）；“南旺社十里闸”的9口人丁，为其别业的经营人员（佃户、漕运工匠、守业奴仆），二者同属一个家庭，并非两个独立的宗室家庭。且两处户籍的户主均为“赵姓世字辈”，无任何“兄弟”关系的标注，进一步证明其为同一人的双重户籍登记。
（三）地理距离的合理性：主宅与别业的交通便捷
中都县城郭内至南旺社十里闸的距离约三十里，沿汶水运河可直达，宋代水路单程仅需1日，陆路骑马也仅需半日，这种距离在宋代望族的主宅与别业中极为常见，并非“两人分居”的远距。赵世昌可随时从主宅前往别业处理产业，也可从别业筹措资金返回县城主持建塔事宜，二者的地理关联，恰恰印证了其为同一人的产业与居住布局，而非两人的独立聚居。
五、宗族记忆的分化：明清分宗立祖导致同一始祖的双名讳拆分为两人
汶上现存的《宝相寺周边赵氏宗谱》（清康熙合修本）与《南旺十里闸赵氏支谱》（清光绪本），分别追溯始祖为赵世昌与赵世易，且两支宗族的聚居地、核心记忆、祭祀传统相互独立，这是金元战乱后宗族记忆断裂，明清修谱时分宗立祖的结果，并非北宋时期的原始传承，不能作为判定二者为二人的依据。
（一）金元战乱：汶上赵氏的宗室记忆断裂
金灭北宋后，中都县于靖康二年（1127年）沦陷，宝相寺遭兵燹破坏，太子灵踪塔被封，赵世昌的后裔为避战乱，从中都县城宝相寺侧散居至南旺运河两岸，其中一支定居于原有的南旺别业——十里闸。从北宋末年至明初，汶上赵氏历经金、元两代的战乱与政权更迭，长达百余年的动荡导致原始的宗室世系记忆出现严重断裂，仅留存“太祖五世孙、熙宁年间迁汶、参与佛牙事务”的核心记忆，而始祖的正式名讳、具体事迹则逐渐模糊，仅在民间口耳相传中保留碎片化的名讳发音（如“昌”“易”的音韵混淆）。
这种宗族记忆的断裂，是中国古代战乱时期宗族传承的普遍现象，远支宗室因无核心史料支撑，记忆断裂更为严重，为后世修谱的名讳误判埋下伏笔。
（二）明清修谱：分宗立祖与文化符号的选择
明初社会稳定后，散居在汶上县城与南旺十里闸的赵氏后裔开始修谱立宗，至明清两代，形成宝相寺侧赵氏与南旺十里闸赵氏两大聚居群落。因原始的始祖名讳记忆断裂，两支在修谱时均基于自身的地域文化符号，选择了口耳相传中的不同名讳作为始祖，将同一人的双名讳拆分为两个独立始祖，形成了今日的宗族记载：
1. 宝相寺侧赵氏：定居于赵世昌原主宅周边，依托宝相寺佛牙舍利的文化符号，成为佛牙圣地的守护家族。其修谱时，优先追溯与佛牙安置直接关联的正式名讳“赵世昌”（地宫铭文为实物依据），宗族核心记忆为“佛牙安置者”，祭祀活动以宝相寺佛牙合祭为核心，与佛教文化深度绑定。
2. 南旺十里闸赵氏：定居于赵世昌的南旺别业，依托运河漕运的产业符号，成为南旺地区的漕运望族。其修谱时，无地宫铭文此类实物依据，仅留存佛事活动中口耳相传的专属名讳“赵世易”，宗族核心记忆为“运河聚居、参与佛牙供养”，祭祀活动以十里闸祖茔祭祀为核心，与漕运文化深度绑定。
两支赵氏均为赵世昌的后裔，因明清修谱时的地域分隔与文化符号选择，将同一始祖的双名讳拆分为两人，且为强化各自的宗族认同，在后续的族谱续修中，不断完善各自的始祖叙事，最终形成“同宗异祖”的记载。
（三）联宗谱的折中表述：对宗族记忆偏差的妥协
清道光年间修撰的《汶上赵氏联宗谱》中，记载“世昌居城，世易居南旺，同宗异支，累世相睦”，此记载并非对北宋史实的还原，而是明清时期两支赵氏联宗时，对宗族记忆偏差的折中表述。因两支均有各自的族谱与始祖叙事，联宗时无法否定对方的始祖溯源，遂将二人定为“同宗异支的兄弟”，既保留了各自的宗族认同，又实现了赵氏的联宗合祭，这是中国古代宗族联宗的常见操作，并非基于北宋史料的考证结论。
六、对既往“非同一人”考证的核心疑点辨析
既往研究以“宗室谱系备案、碑刻并列题名、宗族传承独立、户籍两户分置”为核心依据，认定赵世易与赵世昌为二人。然结合上述考证，这些疑点均未考虑北宋远支宗室的史料特征、宋代的社会文化惯例与宗族记忆的分化规律，现逐一辨析，形成闭环考证：
疑点一：《宋史·宗室世系表》载赵从恪有“世昌、世易”二子
辨析：现存《宋史·宗室世系表》为元代补录，其对北宋远支宗室的记载多基于宋代残卷，无母系、生卒、官爵等佐证信息，与宋代宗正寺“标注母系”的记载体例截然不同。元代史官未发现残卷中“世昌”与“世易”为同一人的双名讳，遂误判为两人，此记载为二手补录史料，并非宋代第一手宗室档案，不能作为核心依据。
疑点二：宝相寺功德碑中“世昌、世易”并列题名
辨析：此为后世的释读错误。宝相寺《佛牙供养功德碑》为残碑，部分字迹漫漶，现存拓片中并无“世昌、世易”的并列题名，仅见“世易、宗礼”题名。既往研究误将其他题名的字迹判为“世昌”，进而认定为“同辈兄弟并列”，实则为“世易（赵世昌佛事名）+宗礼（其子）”的父子并列，与宋代碑刻“以辈分排序”的惯例完全契合。
疑点三：汶上两支赵氏族谱独立追溯始祖，无混淆
辨析：此为金元战乱后宗族记忆断裂与明清分宗立祖的结果，并非北宋原始传承。两支族谱均为明清时期修撰，距北宋已六百余年，无任何宋代一手史料支撑，其始祖溯源是基于地域文化符号的选择，而非历史真实。且两支在明清时期多次联宗合祭，从未有“始祖为同一人”的争议，恰证明其为同宗后裔。
疑点四：元丰户籍碑记载两处居所、两户人丁，为两人两户
辨析：此为对宋代居住模式与户籍登记规则的误读。该户籍碑为赋税户籍，并非宗室血缘籍，两处居所是宋代望族的“主宅+别业”，两户人丁是核心家族成员与别业经营人员的单独登记，并非两个独立家庭。且两处户籍无任何“兄弟”关系的标注，户主均为“赵姓世字辈”，进一步证明其为同一人的双重户籍。
七、考证结论
综合北宋远支宗室的史料特征、宋代宗室佛事活动的双署名惯例、“昌”与“易”的文字关联、宝相寺铭文的场景化署名差异、宋代望族的居住与户籍登记规则，及金元战乱后汶上赵氏的宗族记忆分化规律，并对既往“非同一人”考证的核心疑点逐一辨析，可形成闭环考证结论：赵世易与赵世昌并非二人，实为同一人。
二者的名讳使用严格遵循宋代的社会文化与场景规范：赵世昌为其在宋宗室宗正寺备案的正式名讳，用于地宫铭文、地方赋税户籍、宗室迁徙备案等官方/正式场景，是其作为宋太祖五世玄孙、远支宗室的合法身份标识，也是佛牙舍利安置者的正统性象征；赵世易为其参与佛牙供养、建塔等佛事活动时使用的专属名讳，系宋代宗室佛事署名惯例下，对正式名讳的佛教化雅化与音韵通假书写，用于功德碑刻、佛事题名等民间佛事场景，契合佛教的清净语境与宋代的佛事用字习惯。
后世将二人拆分为独立的同父异母兄弟，核心原因有三：一是北宋远支宗室的史料先天缺失，宗正寺未备案其佛事专属名讳，无个人专属史料佐证双名讳关系；二是元代史官补录《宋史·宗室世系表》时，对宋代残卷中的“双名讳”进行了误判，将同一人拆分为两人；三是金元战乱导致汶上赵氏的始祖名讳记忆断裂，明清时期散居的赵氏后裔在修谱时，基于各自的地域文化符号（佛牙安置、运河漕运），将同一始祖的双名讳拆分为两个独立始祖，并在联宗时形成“兄弟同宗”的折中表述，最终固化为“二人说”的宗族记忆与研究结论。
本次考证不仅厘清了赵世易与赵世昌的名讳关系，还原了北宋远支宗室参与地方佛事活动的名讳使用规则，也为汶上赵氏宗族的始祖溯源提供了更贴合北宋史实的结论。同时，本研究也为宋代宗室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远支宗室的地方化过程中，其名讳、身份与地方社会（佛教、产业）的融合，是北宋宗室制度改革后远支宗室生存的重要特征，也是宋代社会文化多元融合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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