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明选，网名望天。曾任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热爱自然，观鸟护鸟，礼赞生命。     

又到柳梢挂鹅黄。

欣欣然的春意，自然也该是欣欣然的心情。可我不是。每当此时，每当看到河边发芽的老柳，我的心里总是一汪冰凉。

这种心境，在我已有48年。

这种心境，和一个农村小伙儿有关。

他叫范建立，大家都叫他立娃儿。

我们家乡，贫穷年代，想娇儿娇女，也只能是无论男孩儿女孩儿，一般都取大名中间或最后的一个字儿，加上儿话音，就叫什么“娃儿”。冬天生的什么冬就叫“冬娃儿”，秋天生的什么秋就叫“秋娃儿”。到晚上喝汤时分，全村此起彼伏地都是“铁娃儿”“福娃儿”“玲娃儿”“珍娃儿”，一声接着一声地吆喝。

这有时也会闹笑话儿，一家人，从曾祖到曾孙儿，都叫“娃儿”，外人，你是生生分不清辈份的。

认识立娃儿，是我到他生产队任政治队长的那一天。本来这个村的第五生产队，立娃儿是政治队长，18岁的他刚从公社一所中学毕业，就回村当上了队里的一把手。他个头不高，脖子有点短，圆圆的脑袋上长了一张黑里透红的圆圆的脸，朴实又可爱。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就将他和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小铁锤连在了一起，直到现在。

上任前，大队支书是这样交代我的：立娃儿很能干，人品也很好，为啥又让你去当政治队长，他当副队长呢，就因为他土生土长，队里家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好多事儿他都无从下手无能为力，你一个知青去，好开展工作。

支书的话，没几天就应验了。

我到五队，是1974年的农历腊月，快过年了。那时候，全村人正为下锅的粮饭发愁，没有丝毫的节日将临气氛。公社看百姓们揭不开锅，刚刚拨了一点儿返销粮。说来惭愧，乡亲们泥里水里辛苦劳作，整年在土里刨来刨去，刨的食儿却养活不了自己。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分返销粮。

记得那天我发高烧，半靠被子躺在床上，因为没有一个凳子，生产队长、政治副队长、生产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治安员、妇女队长、棉花队长、贫协委员等等，席地而坐满满一屋子。

会议由立娃儿主持，他说了会议主题，念了粮食斤两，然后让大家发言。我初来乍到，没有发言权，便静静地听。听来听去，话题就是在队委会成员之间绕。张三说王五家孩子多，应该分20斤。王五马上说，张三婆娘身体不好，应该分30斤。说来绕去，一个粮食籽儿也跑不到除我之外不是队委的百姓手里。    

立娃儿左看看右瞅瞅，最后盯向了我。那目光里，满是求助的成分。我心里明白，便说：我发烧头疼的厉害，大家的意见我听了，改天咱们再说吧。

大伙儿走了，立娃儿没走，屋里就剩我俩。立娃儿说：明选哥，你都听见看见了吧，咱这儿成年都是这样儿。我答：听见了，看见了，明白了，更知道你的难处。这事儿我管。

第二天，我发着烧，从沟口走到沟垴，挨家问询，逢人只有两句话：一，咱队谁家穷的揭不开锅？二、快过年了，队里弄回来一点白面，大人不说了，总得让娃儿们吃几个饺子，你家借几斤？

回到住处，当夜又开队委会，我拿出一个返销粮分配名单，抖了抖说：这是我定的我分的，你们传着看看，觉得哪儿不合适可以提出来，要是没意见，就照单发粮吧。

沉默，沉默，足足十分钟后，立娃儿先说他没意见，接着大家都说没意见。

会散了，又是立娃儿没走。他说：明选哥，这次分粮，多数队委会成员没占成便宜，这事儿只有你这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外来户能干成。你来后，我真是一身轻快。

队里的事儿，队里的活儿，一切都是顺的。对农活，我是门外汉，立娃儿农村生农村长，别看年龄不大，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让我省心不少。

过了正月，孩子们又要开学了。立娃儿的一个妹妹向哥哥讨要学费。实话说，那时的学费是少之又少的，可对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十个工分仅值5分钱的穷地方来说，块儿八角也不是说要就要能拿出手的。

立娃儿没钱，只好拿起锛子，想把院里的几根木头拾掇一下拿到木材站换取学费。可不知怎么分了心，一不留神，锛子砍到了左边的腿梁子上。

农村人，从不娇气也娇气不起。立娃儿顺手抓了一把黄土，按在伤处，坚持把木工活干完送去卖掉，又来到了地里。我见他一瘸一拐，也只是问候了一下。

大约过了农历二月二，立娃儿发起了高烧，吃了几片药也不见效，我安排人把他送到了公社卫生院。临行前，我看他的腿已肿得小水桶般粗了。当天忙，我没送他。

过了几天，大队团支书我现在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去看他，才知道立娃儿得的是破伤风。

那时的公社卫生院，男女病房是不分的，病房里更没有什么卫生间。见到立娃儿时，他刚从公共厕所出来，坐在病房门口晒太阳。问起话来，他一脸哭相口流涎水，已说不囫囵。

我们回村不久，记不起是哪一天，立娃儿又被一辆架子车拉回到村里，拉到了他们家门口一块儿空场儿上。

他爹、他娘、他的哑巴姐姐和妹妹，围着车子早已哭哑了嗓子，哭不出声来。

中国的丧葬文化，家乡风俗，一个人身后，用棺木也是大有讲究的。只说颜色，就分红漆黑漆和无漆。材质按好赖依次又分楠木柏木秋木桐木松木和柳木等等。说到底，其实就是按寿命按贵贱按实力来一个最后的宣示，多为的是给不相干的人看的。

立娃儿既无财力又没结婚，且爹娘都在，人生最后一次享受，也只能是无色的棺木了。

乡亲们长长短短议论了半天，颜色是定了，可棺木用啥去做，说来说去没有着落。我忽然想起我们村伊河边有棵布满沧桑不知年岁的老柳树，立马组织人放倒，做了棺材，立娃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可那白茬茬只刺人心直刺人眼的棺材，却永远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逝者去了，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苦情和悲伤。立娃儿去世后，哑巴姐姐每到饭时，总是把最大最稠的那一碗，端到弟弟生前的座位上。立娃儿的爹，是队里的牛把子，犁犁耙耙一把好手。立娃儿的娘，是个先缠后放长着一双半大脚的农村妇女。立娃儿走后，本是爱说爱笑的爹，忙完活计低头歇息时，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娘呢，不论是前晌后晌，不知是何因何故，突然就会“立娃儿立娃儿”地蹦着叫着从地里往家跑，吆喝着“娃子回来了，立娃儿回来了，我要回去给他做饭。”这情这景，让乡亲们没少流泪。

我能做到的，是交代记工员，不管大伯大娘做了多少活，都给记全分儿。

立娃儿，写完这篇文章，我欠你48年的债，算还了。伊河边的柳树，也该是忘却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