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石勇先生长篇历史小说《鸠摩罗什》有感
赵随军
2026年1月30日，由西安市鄠邑区文联主办，区图书馆、区档案馆、区作家协会、区诗词楹联学会联合承办的著名作家石勇先生长篇小说《鸠摩罗什》捐赠仪式暨发布会在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三楼悦读空间举行。区文联主席郭长林、副主席焦万利，鄠邑区政协专职常委王鼎元等参加捐赠仪式。区文联副主席李景宁主持活动。发布会上，石勇先生介绍长篇小说《鸠摩罗什》创作历程，并向鄠邑区图书馆、档案馆赠送了新书，以便使广大读者能在第一时间阅读到该书籍。鄠邑区文化界人士刘高明、陈海洲、焦万利、耿朝晖、郑义林、王鼎元、杜智敏等作了主题发言。诗人李党红、陈波浪、崔小敏为作者赠送了祝贺楹联书法作品。
作为喜爱历史文学并较早通读该书的人士之一，受到很深刻的文化震撼和历史启迪。用了很久时间整理思路，将一些读后感编纂成文，以示对石勇先生的敬仰之情，借本次发布会的机缘登出。
在西域大漠的风沙与佛光交织处，石勇先生以数十年文学积淀为笔，耗时多年打磨的长篇小说《鸠摩罗什》，如一幅恢弘壮阔的历史长卷，铺展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东传的波澜壮阔，也勾勒出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这部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不仅是对一段尘封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对文化传承、信仰坚守与人性觉醒的深度叩问。通读全书，石勇先生以扎实的文学功底、精巧的叙事结构、深刻的思想内涵，让千年之前的高僧风骨与西域风情跃然纸上，带给读者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学美感与精神启迪的阅读盛宴。
一、厚积薄发的创作底气
石勇先生的文学创作之路，为《鸠摩罗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生于1954年的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本科，有着电视台新闻采编的职业经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便投身业余文学创作，四十余年间笔耕不辍，累计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200多万字。从小说散文集《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到长篇小说《雨中牡丹》，从电视文学作品《荧屏彩虹》到4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鸠摩罗什》，多元的创作经历让他既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又拥有把控宏大叙事与细腻情感的双重能力。新闻采编的职业素养，让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注重史实依据，严谨考证鸠摩罗什的生平轨迹、西域诸国的政治格局与佛教传播的历史脉络；而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则让他能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让历史人物有血有肉，让历史事件富有张力。这种“史笔与文心兼具”的创作底色，使得《鸠摩罗什》既避免了历史小说常见的“戏说失真”，又摆脱了学术著作的“枯燥晦涩”，实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魅力的完美平衡。
二、刚健温润的语言特色
《鸠摩罗什》的语言堪称一大亮点，古朴而不失灵动，刚健而兼具温润，精准契合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语境与西域的地域特色。石勇先生摒弃了现代白话的浮躁直白，采用略带文言韵味的叙事语言，如“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的场景描写，“沙门鸠摩罗炎谢公主迎接，阿弥陀佛”的人物对话，既保留了古风古韵，又不至于晦涩难懂，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沉浸于千年之前的历史氛围。 在场景描写上，语言极具画面感与感染力。描写西域大漠时，“草原在远处沙丘和近处湿地的陪伴下充满着无限的生机，这儿有古老的烽火台，这儿有悠闲觅食的羚羊和麋鹿，这儿有在大漠中迁徙的羊群和骆驼”，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戈壁绿洲的苍茫与灵动；刻画龟兹王城时，“城郭三重，气势雄伟，城正门有横额‘龟兹国’的字样，土城墙光亮端庄，城垛上有旌旗花帷”，精准再现了西域佛国的繁华与庄严。而在人物心理描写中，语言则细腻温润，如耆婆公主思念鸠摩罗炎时，“脑际里蓦然间闪现出阿耆与她骑马射猎的景象来，又幻想着阿耆在羯盘陀国的生活”，将人物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动人心弦。 同时，书中大量佛学术语的运用自然无痕，如“四圣谛”“八正道”“因缘和合”等，既没有刻意回避专业概念，也没有进行生硬说教，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与行为自然呈现，让读者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理解佛教文化的精髓，体现出作者对佛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娴熟驾驭。
三、恢弘严谨的叙事网络
《鸠摩罗什》的布局结构恢弘而严谨，以鸠摩罗什的一生轨迹为主线，以佛教东传的历史进程为纬线，编织出一张涵盖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宏大叙事网络。全书共四十章，从“西域因缘”开篇，讲述鸠摩罗炎与耆婆公主的相遇结缘，到“智子出世”描写鸠摩罗什的降生与早慧，再到“天山幽谷”“母子出家”展现其早年修行历程，随后历经“罽宾学法”“天竺神俊”的求学深造，最终以“草堂圆寂”收尾，完整呈现了鸠摩罗什从西域神童到译经大师的人生历程。 这种线性叙事结构清晰明了，让读者能够顺畅地跟随主人公的脚步，见证他历经的磨难与成就。同时，作者在主线之外巧妙穿插支线情节，如龟兹国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纷争、佛教内部小乘与大乘的教义之争、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等，既丰富了故事内容，又立体展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例如，通过白纯王与匈奴的周旋，折射出西域诸国的生存困境；通过鸠摩罗什与盘头达多、佛图舌弥等高僧的论辩，呈现佛教发展的内部张力。 章节之间的衔接自然流畅，伏笔与呼应无处不在。开篇鸠摩罗炎救下黄羚的情节，既展现了其慈悲本性，也为他与耆婆公主的相遇埋下伏笔；耆婆公主梦中的白象入梦，既暗示了鸠摩罗什的非凡身世，也为她日后出家修行埋下线索。这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构设计，使得全书情节紧凑，浑然一体，展现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
四、跨越千年的精神回响
《鸠摩罗什》的深刻意义，远超一部普通的历史小说，它在多重维度上为当代读者提供了精神启迪与文化思考。 在信仰坚守层面，鸠摩罗什的一生是对“初心不改”的最好诠释。他自幼出家，历经“河西被俘、被迫还俗”等多重磨难，却始终以“弘法利生”为己任，晚年在长安草堂寺主持译经，直至圆寂前仍坚守岗位。这种“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困境所阻”的信仰定力，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人心浮躁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醒人们，唯有坚守长期价值，摒弃急功近利，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 在文化交流层面，鸠摩罗什作为连接天竺、西域、中原的文化使者，其“信达雅”的译经标准与“包容互鉴”的交流智慧，为当代文明对话提供了经典范本。他既坚守佛教核心义理，又灵活融入中国文化语境，将深奥的佛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这种“不偏执、不排他”的文化态度，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交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启示我们在文化传播中既要坚守核心价值，又要尊重差异、灵活适配。 在人性探索层面，小说通过鸠摩罗什、耆婆公主、鸠摩罗炎等众多人物的命运沉浮，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觉醒。鸠摩罗什在信仰与世俗、大乘与小乘之间的挣扎，耆婆公主在王族身份与出家修行之间的抉择，鸠摩罗炎在相位与佛法之间的取舍，都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而他们最终都走向了自我觉醒与超越，证明了人性中向善向美的本质力量。
五、虚实兼备的历史把控
石勇先生对历史人物的把控堪称精准，既尊重历史真实，又赋予人物丰富的情感与个性，实现了“史实名实，形神兼备”。 作为核心人物的鸠摩罗什，作者没有将他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展现了他作为“人”的真实与立体。他兼具“聪慧过人，过目不忘”的天赋与“慈悲仁厚，心怀众生”的品性，既有着“历经磨难仍坚守弘法初心”的坚定，也有着面对世俗诱惑时的挣扎。童年时，他是“半岁会说话，一岁能识字”的神童；青年时，他是“日诵千偈，通《阿毗昙经》”的佛学奇才；晚年时，他是“斟酌字句、融入中国文化语境”的译经大师。作者通过细节描写，如他救下黄羚时的悲悯、译经时的执着、面对强权时的坚守，让鸠摩罗什的形象跃然纸上，既符合历史记载中的高僧风范，又具有真实可感的人性温度。 其他人物同样塑造得鲜活生动。耆婆公主“聪慧明敏，过目不忘”，既有着王族的尊贵，又有着突破束缚、追求精神解脱的果敢，她对鸠摩罗什的悉心培育与自身的修行历程，展现了女性在乱世中的觉醒与坚守；鸠摩罗炎“淡泊名利，放弃天竺国相继承权”，一心向佛，其睿智通透与隐忍包容，为鸠摩罗什的成长奠定了精神基础；白纯王“远见卓识，重视佛法对国家的积极作用”，既有作为君主的务实与权谋，又有对佛教文化的真诚推崇，展现了西域国王的复杂多面。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塑造，既基于史料记载，又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填补历史空白，让人物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感染力。
六、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
除了核心人物外，小说中众多配角也各具特色，成为推动情节发展、丰富故事内涵的重要力量。 佛图舌弥作为龟兹小乘佛教的领军人物，“治学严谨，深耕《阿含经》等经典”，同时“开放包容，支持耆婆、鸠摩罗什等后学”，他既坚守小乘教义的传承，又不排斥大乘思想的传播，展现了高僧的胸襟与气度。盘头达多“学识渊博，精通三藏九部”，作为鸠摩罗什的重要导师，他“胸襟开阔，不嫉贤妒能”，悉心教导鸠摩罗什，支持其学术发展，体现了学者的谦逊与远见。 女性形象中，侍女阿耆的塑造尤为亮眼。她出身卑微却聪慧善良，与耆婆公主情同姐妹，最终在耆婆的帮助下成为龟兹公主，嫁给羯盘陀国王子达多。她的经历既展现了西域社会的等级差异，又体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命运的转机。而黄衣侍女阿着则忠诚直率，始终陪伴在耆婆公主身边，成为公主修行路上的重要支撑，其质朴与真诚令人动容。 这些特色人物形象，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性格，他们之间的互动与冲突，既推动了情节发展，又立体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人性百态，让小说的世界更加丰富饱满。
七、译经大师的千古风韵
小说通过详细描写鸠摩罗什的译经历程与佛学实践，深刻阐释了他在中国佛学界“译经大师第一人”的核心地位。在鸠摩罗什之前，佛教经典翻译多为零散片段，译文晦涩难懂，难以被中原民众广泛接受。而鸠摩罗什“既精通梵文与汉文，又深谙佛学义理与中国文化”，在长安草堂寺主持译经期间，共翻译佛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包括《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重要经典。 他提出的“译文当以达意为先”的翻译理念，确立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将深奥的佛教教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出来，使佛教思想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翻译奠定了中国佛教的理论基础，推动了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妙法莲华经》为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核心经典，《金刚经》则成为禅宗的重要典籍，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小说中对鸠摩罗什译经过程的细致刻画，从召集译经团队、核对梵文原本，到斟酌字句、融入中国文化语境，再到应对外界质疑、坚守翻译标准，让读者深刻理解了他在中国佛学界的里程碑意义，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八、还原西域的佛国图景
《鸠摩罗什》的历史意义深远，它填补了西域佛教文化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鲜为人知的西域历史画卷。长期以来，关于佛教东传的历史叙事多聚焦于中原地区，而对西域作为佛教东传“中转站”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石勇先生以龟兹为中心，辐射西域三十六国，详细描写了当时西域的政治格局、宗教信仰、社会风貌与文化交流，展现了西域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小说中对龟兹佛教石窟、寺院建筑、佛事活动的描写，如库木土拉石窟的佛本生图画、雀梨大寺的讲经场景等，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同时，小说通过鸠摩罗什的历程，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大势，让读者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这种对西域历史与文化的还原，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知，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文化交流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文明繁荣的重要前提。
九、史诗品格的完美融合
在艺术特色上，《鸠摩罗什》兼具史诗的恢弘与散文的细腻，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统一。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小说时空跨度宏大，从西域大漠到天竺佛国，从魏晋乱世到佛教东传，展现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与复杂的社会矛盾，具有史诗的厚重感与壮阔感。同时，作者在叙事中融入了散文的细腻笔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细节、场景氛围进行了精雕细琢。 例如，对鸠摩罗什与耆婆公主母子情感的描写，既有母子间的温情关爱，又有基于共同信仰的精神共鸣，让这段亲情显得真挚而动人；对西域大漠、天山幽谷、王城寺院等场景的描写，既符合历史地理的实际，又通过细腻的笔触营造出独特的意境，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此外，小说还巧妙地将佛学义理融入叙事之中，通过人物的对话、行为与心理活动，自然地呈现佛教的核心思想，既不显得生硬说教，又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这种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的创作方式，让《鸠摩罗什》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
十、坚守信仰的文明敬畏
石勇先生的《鸠摩罗什》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的经典之作。作者以数十年的文学积淀为基础，用古朴灵动的语言、精巧严谨的结构、精准深刻的人物塑造，还原了鸠摩罗什的传奇一生，展现了佛教东传的宏大历史，探讨了文化交流、信仰坚守与人性觉醒等永恒主题。这部小说不仅让读者重新认识了鸠摩罗什这位译经大师在中国佛学界的核心地位，更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西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历程。 在当今时代，这部作品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化交流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信仰坚守是跨越磨难的精神支撑，而对历史的敬畏与反思，则是我们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石。对于喜爱历史小说、佛教文化与西域历史的读者而言，
《鸠摩罗什》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它将带领读者穿越千年风沙，在经行西域的历程中，感悟真如之道，体会历史的回响与文化的力量。
赵随军，西安市鄠邑区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鄠邑区职工音乐文学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主席，著有《定舟村军籍赵氏族谱》，《赵大田家族世系谱》等文史类著作。爱阅读、爱思考，爱家乡。每有会意，欣然忘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