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刘德普
张积华
喜读小说《疯子传奇》。这是阿庆第二次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对“疯子”的再创作，把小说原型刘德普写活了。刘德普一生为中国导弹发射试验和航天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作者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读后让人敬佩感动。《疯子传奇》是一篇珍贵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好教材，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真实体现。借阿庆作品的热度，我把与刘德普相识相处的两段经历以及他的一句话促使我决定转业的事情与战友们分享，以此怀念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战友刘德普。
作者当年的照片
一、我与刘德普交往的第一段经历
我于1961年由大连来到东风基地后，分配到第一试验部六处（火箭发动机处），与刘德普同在一个处工作，也同住在10号05区的预制板房里，那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不到一岁。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眼中的刘德普是这样的：他是哈军工第一批毕业生，因表现突出，被列为赴苏联留学人员，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未能成行。刘德普是全国人大代表，但他从不张扬，只有被问到，他才会说出一些在北京开会时的花絮，如在解放军组与聂荣臻之女聂力相处的故事。刘德普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实在人，从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话说在当面，在与他相处的多年里，从未听他讲过任何领导和个人的闲话。刘德普为人低调务实，只干不说，
东方基地发射场
服从命令，任劳任怨。他为2号卫星发射场的建设呕心沥血，工程建设得以提前完工，与他全心全力的付出是绝对分不开的。工程顺利竣工，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和战略导弹的发射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我与刘德普交往的第二段经历
我先于刘德普到了发射团。1963年9月，一批新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发动机处，有刘汉义、胡志康、左秀荷、刘成相等人。同年11月，处里安排我和于立和下放到发射一中队当兵，下放期满后我被安排到发射二中队当技师。刘德普则是在2号卫星发射场建设工程交付使用后留在了发射团。从此，我与刘德普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交往与相处。
工作中的刘德普
刘德普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大哥和老战友，我在二中队，他在发射团机关，在发射试验任务中少不了打交道，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刘德普担任发射团技术股长期间，是技术股的鼎盛时期，人称“二胡”的胡世祥、胡志康，还有朱秀莲、常士民、蒋萍南、张艳国、张家桂等都是人人称道的技术尖子，他们在刘德普的带领下，为发射试验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几位技术参谋都很有个性，在一起经常闹出些妖蛾子，为此经常能听到刘德普像发了疯似的呵斥声，那一刻立即就会让“二胡”等人个个都会认“熊”。我不知什么时候刘德普得到了一个绰号“刘疯子”，但说实话，刘德普的严格要求真的成就了手下参谋们的成长和进步，他的“疯”也让试验任务的完成有了保证。
刘德普与爱人的合照
三、刘德普的一句话促使我决定转业
1983年我在担任东风基地训练处副处长期间，一次到发射团了解训练工作时遇到了刘德普。见面时，他笑着对我说：“听说你小子要到发射团当团长啦！”当时我愣了一下，说：“你别胡说八道。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说：“基地领导已经研究过了，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所传回发射团当团长一事我确实不知道，基地司令部和训练处领导也未找我谈过话，也没听到任何消息。不过，听了刘德普那句话，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很热爱航天事业，确实想在东风基地干一辈子；另一方面，我与身患重病的爱人长期两地分居，太亏欠妻子和儿女了。
早在1971年，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我回家休假，爱人告诉我，她的左侧胸腔经常痛。我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炎症，开了消炎药和止痛药，服用后有所缓解，但不服药仍然痛。1972年初，我第二次到上海学习风暴一号火箭时女儿出生，我打算风暴一号发射后再回家探亲。然而，就在紧张学习期间，我突然接到爱人患肿瘤要做手术的电报，经请示，团里同意让我从上海直接回大连。没想到的是，我回到大连看到爱人时，她已经是半躺半坐、气喘吁吁的状态，左胸肋骨间有一个鼓包压得她喘不上气来。我立刻送爱人去医院，住院后会诊的一致意见是必须立即做手术。手术打开胸腔后发现肿瘤太大，切掉三根肋骨才把直径15×15公分的肿瘤取出来。手术虽然成功了，但病
刘德普下达点火命令
理化验结果是恶性肿瘤。面对术后的爱人，我欲哭无泪，内心感到十分内疚与自责。爱人长期支持我在部队安心工作，独自一人承担着养儿育女的担子，面对家庭生活的压力从不抱怨。我在家照顾爱人一个月后便返回部队，准备风暴一号的首次发射。风暴一号发射任务完成后，我便向团政治处主任胡卓人正式提出转业的要求。胡主任没有答应，不久便把我调到发射营任副营长。团里的做法我能理解，因为当时规定营职和军龄15年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随军，领导是想用爱人随军的办法为我解决困难。但因我爱人的病情适应不了戈壁滩的气候，加之基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没能如愿。1975年我爱人肿瘤复发，在北京肿瘤医院连续做了两次手术，又切掉两根肋骨，左胸部仅剩下一张皮了，心脏跳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这样的身体，爱人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依然坚定地支持我的工作，此后我在部队又继续干了12年。12年哪！爱人是怎么样熬过来的？常人连想都不敢想！
回过头来再说听到刘德普说的话时的想法。我爱人已经多次手术，如果在基地机关工作，遇到家里有事尚可请假回去照顾；如果真被派到发射团担任主官，牵扯到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部队啊！思来想去，只有转业才是最为可行的方案，一来解决了我的困难，二来也避免给发射团带来麻烦。于是，我一咬牙，正式向处长提出了转业申请。唉！当我说出“转业”二字时，心里十分矛盾，也十分不好受。家庭的现实情况告诉我，当事业与家庭难以两全时，舍弃事业真是太痛苦啦！
刘德普与爱人孩子们的合照
提交转业申请时，正赶上基地组织阅兵，处长邵培雄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把阅兵当成发射试验任务一样认真筹备和组织。一天，我对阅兵场地准备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后，在回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了司令员张孝德。张司令十分重视此次阅兵活动，亲自到现场检查准备情况。他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借此机会说，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请您去看看吧。
阅兵活动结束后，邵处长告诉我上级已批准我的转业申请，並安排我先到兴城疗养院疗养，然后再回大连联系工作单位。
1984年4月，我正式转业回到家乡大连与家人团聚，我陪伴爱人度过了自结婚以来最长一段的家庭生活。三年后，我的爱人终因肿瘤肺转移去世，年仅45岁。
回想起与刘德普交往的二十几年岁月以及刘德普的那句话，既饱含浓郁的战友情，也有我对刘德普发自内心的敬重和感谢。
想你，我的兄长，我的老战友刘德普！
2025年12月26日 于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