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录自宁夏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的《宁夏蓝皮书系列丛书·宁夏文化蓝皮书·宁夏文化发展报告2026》一书。）
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多元图景中，发源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西海固文学”现象，正以其深沉的土地情怀与鲜明的时代意识跨越地域边界，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样本。它既承载着厚重的乡土文化记忆，又以敏锐的触角回应着现代性转型的复杂脉动，从而为中国大众文艺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实践范本。
这一文学流变的核心，在于其从苦难叙事走向发展美学的质性跃迁。早期的西海固作家群，如屈文焜、石舒清等，以凝重而真诚的笔触勾勒出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艰辛博弈，塑造出以坚韧与信仰为内核的苦难诗学。然而，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纵深推进，西海固文学逐步实现了叙事重心的位移。从对干涸山塬与求生意志的悲情凝视，转向对硬化道路、移民新居与数字农业等现代意象的日常观照。这一转型并非对苦难历史的拒斥，而是以更具建设性的视角，在发展中回望来路，在变迁中重构认同，从而在文学中完成了苦难与希望、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一、西海固文学的历史演变与叙事转型
西海固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根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土壤，这一概念于1998年被正式提出，但其文学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它以《六盘山》杂志为核心阵地，逐渐形成了一批代表性作家，如丁文庆、慕岳、袁伯诚等。早期的西海固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苦瘠甲天下”的土地经验展开，作家们以质朴而真诚的笔触，刻画着在干旱贫瘠的自然环境中人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韧性。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以极具张力的细节描写，呈现了西海固人民在物质匮乏中对生命尊严的坚守，这种对苦难的深切书写并非为了渲染悲情，而是在探索人类生存的底线与精神的高度。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则通过儿童视角过滤了生活的艰辛，展现民间生活中蕴含的温情与善意，这种叙事策略既是对苦难的超越，也是对地域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
西海固文学的叙事转型与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的实施同步发生。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创作主题的扩展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空间意象的更新之中。在过去的文学描写中，西海固的地理景观常常被表征为荒芜的山塬、干涸的河床与风雨飘摇的土坯房，这些意象构成了外界对西海固的想象基础。而在新一代西海固作家的笔下，平整的硬化道路、整齐的移民安置区、现代化的农业大棚和活跃的电商服务站成为新的空间符号。这些新兴意象并非生硬地植入文本，而是与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紧密相连，例如在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中，村庄的易地搬迁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是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构。这些新意象的出现标识出西海固正从“生存”迈向“生活”，从“隔绝”走向“联通”的现代性转型。
与此同时，新西海固文学高度重视文化维度的叙事。许多作品着力表现地方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复苏与创新，如“花儿”的传唱舞台从田间地头扩展至网络直播间，剪纸、刺绣等手工艺通过非遗工坊转化为文化资产，春官词、口弦等非遗项目进入学校课堂和旅游景观。作家们不仅记录这些文化现象的表面变化，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情感结构和社会意义。例如，在单小花的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中，传统民俗不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与现代生活相互融合的活性文化基因。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发现与诠释，使西海固文学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文学范畴，成为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微观缩影。
尤为关键的是，新西海固文学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农民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不再是沉默、被动承受命运的群体，而是有想法、有行动、有期待的积极主体。他们主动参与村集体合作经济的运营，学习新技术，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也在村民议事会中畅所欲言。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海固地区涌现出一批农民作家，如李成山、单小花、马慧娟等，他们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一边务农放羊一边用劳动的双手写下劳动的诗篇。这种创作主体的转变具有深远意义。标志着大众不再是被动等待被表达的沉默客体，而是能够自我发声、主动参与的创作主体。在木兰书院等民间文学组织中，农民作家们定期举行改稿会，互相切磋创作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文学生态。这些叙事不仅勾勒出物质生活的改善，更细腻捕捉到人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更加丰富，对自我价值、社会参与和文化尊严的追求愈发显著。
二、新大众文艺的现代化特质与西海固文学的共鸣
新大众文艺的“新”，并非凭空而来，也非纯粹形式之新，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之中，源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嬗变。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这三个彼此交织、相互推动的维度。在新时代西海固文学中，我们正可清晰看到这些特征的投射与回响。它们不是生硬的概念植入，而是从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叙事，真实、质朴而充满张力。
从社会现代化层面看，数字化生存正在成为重构基层社会生态的重要力量。西海固虽地处西北内陆，却并未被排除在这一浪潮之外。相反，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延伸和智能终端的普及，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乡村肌理。西海固文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转化为富有现实感的叙事。在不少作品中，手机不再仅是通讯工具，而是成了新时代的“农具”。留守妇女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并销售手绣鞋垫、剪纸艺术；返乡青年借助电商渠道将土豆、小杂粮推向全国；村干部通过政务App高效处理医保缴费、信息填报等村务，过去翻山越岭才能办成的事，如今在指尖完成。这些叙述不仅反映了技术赋能带来的效率提升，更深刻揭示了偏远地区与外部世界连接方式的根本转变。它打破了地理层面的隔阂，重塑了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方式与社会参与模式，为西海固这样的传统地区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
文化现代化则是新大众文艺“新”质的另一重体现。它所关注的，不再仅是文化形式的表层更迭，而是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海固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如回族口弦、花儿民歌、农耕仪礼等，它们曾在现代化冲击下面临传承困境。而如今，在农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等新发展理念推动下，这些文化元素正以新的形态重回大众视野。西海固文学真实记录了这一进程：老院落、旧窑洞经改造后成为民宿项目，既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也融入现代生活需求；“非遗工坊”邀请老人传授技艺、青年参与产品开发，实现从“遗产”到“资产”的转换；传统节庆和民俗表演被纳入旅游体验中，不再是封闭的地方知识，而是成为可供分享的文化资源。这类文学书写，既避免了将传统文化视为僵化标本的保守态度，也拒绝了纯粹商业化、符号化的消费逻辑，从而呈现出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守”与“变”的辩证统一。
而真正让新大众文艺站稳脚跟、打动人心的是它对“人的现代化”的深切关怀。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精神世界的焕新与成长。西海固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贡献了最具说服力的叙事。它描绘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农民形象：他们逐步跳出传统小农意识中“单打独斗”“重土难迁”的观念局限，开始主动拥抱合作经济、参与产业链分工；在乡村治理中，越来越多普通村民从过去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学会通过民主议事、协商沟通解决道路整治、垃圾处理等公共议题；在家庭内部，年轻一代更加重视性别平等、代际沟通，传统父权结构正在悄然松动，尊重与理解逐渐成为家庭关系的新基调。这些变化不是外来观念的强行植入，而是源于千万普通人在日常实践中的自觉调试和价值重构。西海固文学通过细腻平实的笔触，将这种精神层面的演进娓娓道来，从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的维度上的真实印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的创作者本身，往往就是这场深刻社会变迁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他们或许是借助数字技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或许是扎根基层、推动治理创新的村干部，也可能是在家庭与自我实现之间寻找平衡的农村女性，或是用手机记录家乡一点一滴的自媒体作者。正因为身处其境、心在其中，他们的写作才愈加贴近大地、贴近人心。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高高在上的纯粹审美活动，而是当作一种介入现实、表达心声的方式。也正是通过他们的笔，新大众文艺的时代特质，数字化带来的联结方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人的观念更新，才得以如此自然地流淌进西海固的叙事肌理中，使这片土地的故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回声。
三、西海固文学对精英文艺壁垒的解构
新西海固文学的兴起，远不止是一个区域文学现象的回暖，更可被视为新大众文艺实践中的一次深刻探索。它从主题来源、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三个维度，系统性地打破了传统精英文学中常见的等级化壁垒，为新大众文艺如何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供了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范式。
在文学主题的选择上，新西海固文学体现出鲜明的“从新众中来”的现实品格。它与某些依赖于书斋想象、理论推演或个人小天地抒发的写作不同，始终将目光投向基层社会正在发生的真实变革。乡村振兴中村民面对产业选择的困惑与希望、易地扶贫搬迁后新社区的人际重构与文化适应、数字化工具普及带来的代际间认知与情感摩擦、生态保护与短期经济收益之间的两难等，这些不仅是政策文件中的议题，更是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中的切实遭遇。西海固的作者们将这些“大地上的问题”转化为文学的主题，不做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以平等、共情的视角展开叙述，因此作品自然具有强烈的现实穿透力和情感共鸣基础。这种“主题下沉”，非但没有降低文学的品格，反而因其真诚和真实，重新建立了文学与大众之间曾经断裂的情感联结，真正诠释了新大众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本质要求。例如农民作家单小花，在家庭变故和身体患病的双重打击下，靠写作走出人生最低谷，累计创作几十万字的作品。这种源自生命经验的创作，打破了作家圈子化、精英化的壁垒，让文学重回大众怀抱。
在文学方法的革新层面，新西海固文学展现出强大的消化与转化能力，从而跳脱了传统/现代、乡土/城市的简单二元对立。它不再将农耕文明浪漫化或符号化，也不盲目追逐都市现代性，而是努力将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新逻辑、新语言有机地融入叙事之中，形成了一种属于当下的现实主义表达。例如在叙事结构上，不少作品打破传统线性叙事，借鉴新媒体时代的碎片化、模块化特征，以多视角、拼贴式结构还原出现实生活的复杂面貌；在意象运用上，电商直播间、微信群聊、移动支付、物流网络等现代生活元素，不再是被猎奇的对象，而是自然转化为富有时代感的文学意象；在语言层面，方言土语与新媒介用语、政策表述与民间口语交织并用，形成一种生动而富有张力的复合型语言风格。这一切表明，新大众文艺的"文学性"并不来自对某种经典范式的机械模仿，而恰恰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回应与形式转化。
最根本的，还在于文学价值取向的重构。新西海固文学自觉摒弃了某些精英文学中日益陷入内在化、碎片化、局限于个人小悲欢的倾向，重新将文学的价值锚点定位于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整体观照与积极参与。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起伏始终与乡村社区的发展、与地域的变迁乃至国家的进程紧密交织。一个返乡青年的电商创业成败，关联着整村产业的探索；一个家庭关于是否搬迁的争吵，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取舍。个体的选择背后是集体的身影，个人的焦虑之中带着时代的回响。这种“个体-群体-国家”命运相连的价值共同体意识，显著超越了基于个人主义的内缩式写作，深刻地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等核心理念。它为大众文艺确立了一种更加健壮、更具建设性的价值坐标。在这里，“小我”的悲欢从不被忽视，但唯有将其融入“大我”的叙事中，才能获得更深刻的意义和更辽阔的回响。
新西海固文学的生动实践向我们证明，新大众文艺的构建，绝非要以“大众”之名去简单否定或取代“精英”，其本质是一场对文学等级秩序和知识生产权力的深刻反思。它旨在打破那种将“文学”局限为少数人专属品的固有认知，从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强调参与性的新文学生态。在这个生态中，“大众”不再是被动等待被表达的沉默客体，而是能够自我发声、主动参与的创作主体；“精英”也不再是手握定义权、高高在上的评判者，而应成为与大众同行、向实践学习的阐释者和协同创造者。
西海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用实实在在的创作成果为我们指明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路径。文学可以同时是接地气的也是高尚的，是群众的也是艺术的，是地方的也是时代的。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所能赋予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的、充满活力的范式启示。
四、西海固文学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推手
新西海固文学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被动反映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更是主动参与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力量。它来源于基层，反馈于实践，以其真实、鲜活和包容的叙事，成为构建现代化文化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创造性资源和价值引领。
在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进程中，新大众文艺展现出独特的媒介优势。西海固文学中不乏这样的情节：一个村庄因发展冷凉蔬菜种植或枸杞产业而增收，村民手里宽裕了，便开始筹建乡村书屋、文化广场，甚至组织起了传统节庆表演队；反过来，文化活动的丰富又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为经济合作提供了信任基础。这些叙事生动表明，物质富足与精神提升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新大众文艺通过对这类双向赋能故事的讲述，潜移默化地传递协调发展理念，引导大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重视精神世界的构建与文化认同的培育。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所指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既是呈现于人们眼前的现实图景，也是西海固文学现象产生与西海固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在红寺堡区这个主要由西海固地区的移民搬迁形成的开发区，通过狠抓产业结构调整，以养殖黄牛、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等新兴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同时喜欢阅读、爱好写作也蔚然成风。这种经济发展带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促进精神进步的良性循环，正是西海固地区发展的生动写照。
新大众文艺还在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中扮演着桥梁角色。西海固的作品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节：一名从城市返乡的大学毕业生借助电商推广家乡的杂粮，一名外来驻村干部引入生态旅游项目，一批又一批都市游客通过文化体验重新认识西海固。这些故事不仅改变了外界对西部地区的刻板印象，也增强了本地人的自信与归属感。它们细腻地呈现了人才、资源、观念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有效消解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社会融合提供了情感纽带与文化基础。徐晓明指出，西海固文学中的一些作品描绘了西海固人民走进城市、在城市中奋斗拼搏、经历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和反哺，以及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城市发展的积极贡献，反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这种城乡互动的叙事模式，打破了对西海固作为封闭落后地区的单一想象，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与融合的复杂图景。
在增强文化自信与推动文明互鉴方面，新西海固文学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基层样本。它着力表现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生活：一首“花儿”民歌可能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一门古老手工艺通过创新设计走向市场，一处红色遗址被转化为干部教育基地。这些实践表明，文化传承绝非简单复古老传统，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融入当代价值体系，使之成为发展的软实力。西海固文学借此告诉我们，文化现代化不等于同质化，地域特色完全可以与国家乃至世界对话。这种立足本土、面向现代的叙事，不仅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参照，也为世界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路径贡献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固原市文联正推动西海固文学的世界化，计划与高校合作筛选西海固文学精品，构建专业译介书单，编撰精准的关键词对照手册，为作品“出海”打通语言壁垒。同时，依托西吉“文学之乡”的金字招牌，与全国20多个“文学之乡”缔结友好联盟，开展互访互学活动，以文化交流为纽带，不断提升西海固文学的品牌知名度与国际影响力。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新大众文艺的核心使命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的精神动能与价值认同。它通过真实可感的奋斗故事激发人们的积极性，通过平凡个体的改变折射时代的进步，借助共同的文化符号凝聚社会共识。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训导，而是以平等、共情的姿态，与大众一同思考、一道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超越了传统文艺的审美局限，成长为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对此评价：西海固文学现象是独特的，却不是孤立的。无论是贫瘠中奋勇挣脱的西海固地区，还是隐匿在文学史中的小村落清溪村，还有无数打工者云集的制造业之都东莞，都涌动着富有生命活力和创作实力的文学队伍、文学作品、文学故事。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壮丽实践，是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才能够产生的文学现象。它们源自文学、又超越文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诠释和崭新标志。
新西海固文学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基层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也为新大众文艺的未来指明了路径。只有真正扎根生活、呼应时代、服务人民，文艺才能葆有持续的生命力与影响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新大众文艺必将展现出更丰富的形态、更深刻的内涵，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文化引擎。而西海固文学的实践，正是这一宏大历程真诚而有力的开始。
（作者简介: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