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双轨，何须色彩定调
作者：杨东
身边几位文友，笔耕不辍专事红诗创作，礼赞家国盛事、书写时代华章，字字见文采，句句含深情，格律严谨，功底深厚，这般作品放在国家文艺方针的标尺下看，恰是贴合“二为”方向、臻于“三精”原则的佳作，圈内唤作“红诗”“红色文学”，本是一份认可。
可细想之下，却觉这色彩化的标签，藏着一丝莫名的偏颇。
若礼赞时代的是“红色”，那书写人性、描摹日常的作品，又该被冠以黑、白、灰、橙何种颜色？
这般推衍，未免荒谬，更是把多元的文艺创作，困进了非此即彼的狭隘框架里。
更令人无奈的是坊间那句论调：“一流的作家写人性，二流的作家写人生，三流的作家写经历，不入流的作家唱赞歌。”
照此说法，那些深耕红诗创作的文友，岂非要被归为“不入流”？
这评判太过粗暴武断，满是偏见，对创作者极不公平。
红诗从非简单的“歌功颂德”，而是将个人情怀融入家国发展，把时代记忆凝于笔墨之间，背后是创作者对时代的洞察、对家国的深情，这份创作的用心与坚守，何来“不入流” 之说？
由此，我竟联想到时下盛行的那些“新词”。生活里的窘迫与无奈，都被裹上了一层体面的语言外衣：没钱买成了“非刚需消费”，被裁员成了 “优化人员结构”，日子紧巴成了“存量生活”，失业待业成了“时间自由支配人群”……
这些新词，把直白的现实柔化，把尖锐的困境包装，却精准概括了各类社会现象，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创新。
既然复杂的社会百态，都能被这般精准的新词妥帖定义，那文艺创作的分类，为何不能跳出色彩标签的窠臼，用全新的命名实现平等定位？
传播领域有新闻与宣传，二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共同满足着社会的信息需求；如同火车行驶的双轨，少了哪一轨，都难以前行。
文艺创作亦该如此，本就无主次、高低、优劣之分。
基于文艺发展的生态需求与国家文艺方针的根本要求，结合红色创作的核心特质，我们可将这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根本方向，礼赞党和国家、书写重大事件、传递主流价值、彰显家国情怀的创作，命名为“正文艺”；把揭示“人性”书写“人生”描摹“经历”的作品冠名为“纯文艺”。
不必再用“红色”框定礼赞时代的创作，也不必将书写人性的作品置于所谓“更高层级”。不妨为两类创作赋予全新的命名，让贴合“二为”方向、书写家国时代的创作，有一个专属且中立的称谓，与描摹人性、书写个体的创作并立。二者如同文艺星河的两颗星辰，各有其光，各有其美；又似文艺发展的双轨，同向同行，彼此支撑，共同构筑起多元丰富的文艺生态。
这并非刻意制造分类，而是用语言的创新，破除偏见，回归文艺的本质。
国家的文艺方针，从来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倡导弘扬主旋律，也鼓励表达多样化。
礼赞时代的创作，是文艺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体现；书写人性的创作，是文艺抚慰心灵、探寻本质的追求，二者皆是文艺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风景。
文艺的生命力，在于多元与包容。摒弃色彩标签的偏颇，用平等的命名定义不同的创作类型，让每一种创作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让礼赞时代与书写人性的创作各展所长、相辅相成。这既是对国家文艺方针的践行，也是文艺工作者的时代担当，更是语言创新在文艺领域最生动的表达。
真正的文艺繁荣，从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从不是单轨独行，而是双轨并行，共赴山海。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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