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春晚那些事

                  特约作者：饶晓辉

    当腊月的寒风裹挟着年味席卷神州，一台晚会总能搅动亿万人的情绪——它叫春晚，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文化图腾。年年岁岁，观众总在吐槽声中翘首以盼，又在欢声笑语里完成一场盛大的集体仪式。这看似矛盾的热望，恰是春晚最深刻的宿命：它既是时代镜像，映照社会变迁的悲欢；又是文化脐带，维系着民族情感的共鸣。

    春晚的魔力源于其不可替代的仪式感。在农耕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型的进程中，它成为传统年俗的现代载体。当全家围坐荧屏前，共享同一段歌舞笑泪，便完成了从“家族血缘”到“文化认同”的升华。 这种仪式感在物质丰裕时代更显珍贵——当电子红包替代压岁钱，当旅游过年稀释守岁传统，春晚便成了情感锚点，让分散的个体在虚拟团圆中重拾“共同体”意识。

    更深层的期盼，源自春晚对集体记忆的唤醒。从本山大叔的“东北大棉袄”，到李谷一《难忘今宵》深情的旋律，它早已超越娱乐产品，成为几代人共享的文化密码。 当观众抱怨“春晚不好看”时，潜台词实则是“它不再像我们记忆中那样好”——这种怀旧滤镜，折射出对快速变迁社会的应激性眷恋。

   现在的人可谓是既盼”春晚”又喷”春晚”，我想这是时代裂变下的审美困境。有人曾说：没有赵本山的春晚是没有灵魂的。这话虽然偏激但不失本真。赵本山虽已连续十余年未登春晚舞台，但他仍被广泛视为春晚的灵魂人物‌。他的小品不仅带来笑声，更承载了一代人对春节的集体记忆。从1990年《相亲》一炮而红，到2011年《同桌的你》绝幕告别，他21次登上春晚舞台，创造了春晚历史上不可复制的“喜剧黄金时代”。他用东北黑土地的烟火气，把小人物的悲欢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讽刺藏在笑料里，道理融在生活里。在对春晚的批评声浪中，最尖锐的矛头指向“创新乏力”。当观众习惯短视频的碎片化刺激，春晚的“慢节奏叙事”便显得笨拙。 尤其语言类节目，若仍依赖“东北大碴子味”的套路，或强行植入网络热梗，反而暴露创作力的枯竭。尽管每年春晚导演组在语言类节目里，费尽心思寻找“新笑点”与“老情怀”的碰撞：当小品为博眼球而堆砌明星，当相声沦为说教工具，观众便产生“被教育”的不适感。 这种割裂在代际差异中尤为明显：年轻人渴望“网感化表达”，中老年观众则怀念“家长里短的温情”，而春晚试图兼顾多方，最终常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尴尬。

   春晚，这道亿万炎黄子孙期盼的特别”年夜饭”，它的存续需要在“守正”与“出新”间寻找支点。一方面，它应坚守“纯粹快乐”的初心。正如赵本山所言：“春晚舞台是神圣的，作品要跟时代一起生长。” 语言类节目需回归“让人发笑”的本质，减少煽情套路，用生活化叙事消解说教感。 另一方面，它须拥抱技术变革。2025年春晚通过竖屏直播、多屏互动等创新，触达2.86亿新媒体用户，证明传统媒介仍可焕发新生。更重要的，是重构“文化共同体”的叙事。春晚不应只是明星秀场，更应成为普通人故事的放大器。 例如2025年分会场联动非遗展示，让李子柒的田园影像与中轴线科技舞台交相辉映，既延续文化根脉，又彰显时代活力。 当节目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共鸣”，观众便能在笑声与泪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

  可以这么说，春晚是一场永不落幕的集体对话。春晚的兴衰，实则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缩影。它从“文化刚需”变为“仪式性围观”，从“单一权威”转向“多元对话”，这一过程本身即是现代性的注脚。 观众的“盼”与“嫌”，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品质的苛求，源于对文化家园的深爱；对创新的期待，来自对时代脉搏的感知。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春晚终将以其独特的包容性，继续承载亿万人的悲欢。它或许不再完美，却因这份“不完美”而真实——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守旧与求新之间的永恒张力。而这，或许正是它最动人的价值。

  但愿：即将到来的春晚这道亿万中华儿女心中的”年夜饭”，能成为人民记忆深处的美好。

作者简介:饶晓辉，笔名:筱野，网名:竹林听雨，江西抚州东乡区人。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福建厦门某部服役，历任无线班战士、通讯班长、连部文书。1982年开始文学写作，先后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前线报》以及厦门、泉州等新闻媒介发表稿件。1992年南下广东汕头，就职于一家工艺进出口公司，任公司中层管理。期间，在《羊城晚报》、《汕头日报》、《特区晚报》等发表各类稿件千余篇，并被南方报业集团《汕头特区晚报》聘为特约记者。都市头条采菊东篱文学社执行副社长、特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