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秋忆
贾春民
合阳虽地处东府，可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再富饶的土地，也难以庇护生于斯、长于斯的寻常百姓。我，便是这千万庶民中的一个。
童年的一个深秋清晨，母亲因病离世，将一生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九岁。在那个靠工分养家糊口的岁月里，母亲的离去，让本就艰难的我们兄妹三人，陷入了更深的伤痛与苦难。
怀揣着父母与全家人的希望，离开村小去乡镇读初中，是我们那个年纪唯一的出路，也是必须走的路。
从家乡到陌生的乡镇初中，不过十二三里路程，于我而言，却是一场艰难的远征。没有私家车，也没有公交车，唯一的出行方式，便是靠双脚，在大路与捷径之间匆匆奔走。
去往学校、回家的路上，我们七八个孩子总喜欢顺着那条南北走向的幸福渠，走过漫长而未知的三年初中时光。比起大路，渠边最近，也最自在。
初中校园比村小大了许多，多了宽敞的教室、住宿的窑洞，也多了许多陌生的同学。我的母校，坐落在方寨村西头的沟畔，分为上下两个区域：最北端是在我眼里格外宽阔的土操场，南边则是充满烟火气的教学生活区。校园东侧隔着土墙，是熙熙攘攘的农户人家；西侧同样以土墙为界，连着田地与原野，除了几株苍老的树木，再无太多生机。
那时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上学，谈不上好好吃饭。人人都从家里背着干粮，玉米面馍、黑面馍、红薯块，五花八门。菜则是用用过的罐头瓶，装上家里腌的酸菜，或是盐拌的碎青辣子。
学校有食堂，只负责收集学生带来的玉米糁，熬成稀粥；主食则是用杀猪用的大锅，蒸热学生们带来的馍。每到吃饭前，我们把一顿要吃的馍装进小布袋，做好记号，再放进大蒸笼里统一加热。
冬天背来的馍，放一周也不会发霉；夏天却难熬，天气一热，时间稍长，馍就容易变质。因此夏天大多只背两三天的口粮，到了周三，若没有家人送馍，就得抽空回家取一趟。
中秋时节，校外的田地大都收获一空，勤劳的农人早已将土地翻耕一新。唯有那些伫立千年的古柿子树，倔强地散落在田野塬头，青橘色的柿子挂满枝头，偶有几枚泛红，引得鸟雀在枝头飞鸣徘徊。
每到周五，便是我最难熬的时刻。背包里的吃食早已弹尽粮绝，望着空空的布包，心里沉甸甸的难过。嗅着馍袋里残留的霉味，我好几次把手伸进空袋，舔着指尖，幻想着不再饥寒的日子。
忍着饥饿熬到下课，当别的孩子欢呼着冲进食堂时，我独自蜷缩在教室里，望着空荡荡的桌凳，生怕稍一抬手，就耗尽全身仅有的力气，只能茫然地一遍遍吞咽唾沫。
饿极思变。实在撑不住时，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何不去校外西边的柿子树上，像鸟儿一样捡几颗熟透的红柿子，暂且填饱肚子？
趁着同学们都聚在食堂，我蹒跚走到校门口，向门卫撒了个谎，悄悄溜出学校，径直朝长着柿子树的田野走去。
望着满树未熟的青柿子，我艰难地爬上树，在青黄相间的果实里，寻找着早早泛红熟透的那几颗。咬上几口，虽满口苦涩，却也算勉强吃了一顿“饭”。
就在我欣喜地摘到一枚又红又软的柿子时，树下忽然传来几声严厉的呵斥：
“下来！谁让你偷我们队里的柿子！”
手里的软柿子应声落地，我知道自己闯了祸，慌忙从树上爬下来，被几个壮汉团团围住，厉声斥责。
“一个柿子一块钱，你是赔钱，还是我们把你送到学校见老师？”
我自知理亏，一遍又一遍地哀求原谅。僵持许久，他们见我只是个穷苦学生，别无他法，最终才放我回了学校。
校园里格外安静，同学们都在上自习。我怯生生地溜进教室，默默低着头，直到熬到下午放学。
我匆匆收拾好东西，没脸再和同伴一同回家，独自背着空馍袋，顺着熟悉的幸福渠往家走，像一只疲惫渺小的蚂蚁。
一路之上，心里五味杂陈，脚步虚浮无力。走到离家不足二里的邻村渠旁林场附近，只觉得头昏眼花、踉踉跄跄，实在走不动了，便在看守林场的破窑洞门口大树下，一头栽倒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温和的声音将我唤醒：
“孩子，怎么睡在这里？秋天天凉，可不敢这样啊。”
我揉了揉眼睛，慢慢站起身，哽咽着说：“爷爷，我饿……”
“哦，饿了啊，爷爷这里有一块馍，你吃了，赶紧回家吧。”
我满含泪水，慢慢嚼着老人递来的馍块，再次撑起身子，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作者筒介
贾春民，陕西合阳人，中学一级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在多家学校做过校长。现任西京职业高级中学督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