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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孩诗歌的宗教工具化倾向
与官方职位的不宜
长风剑
在中国当代诗坛，黄礼孩以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西诗歌》主编、《诗歌与人》创办者、广州新年诗会总策划等多重官方及半官方身份，成为南方诗歌界的显眼人物。他的创作被冠以“幽暗世代的光明之子”的美誉，其主导的文学平台与文化活动也被视为“南方文学名片”。然而，当我们穿透这些光环，深入解析其诗歌文本、创作理念及公共文化实践，便会发现其作品中存在显著的宗教工具化倾向——将诗歌艺术异化为宗教精神的传播载体，而非反映现实、启迪民智的文学表达。这种创作倾向与他所担任的官方文化职务存在本质性冲突，更值得追问的是：其广泛影响力究竟源于诗作本身的艺术造诣，还是依托官方资源与平台的“组织者红利”？而这份“红利”的形成，又与他的出身底色、个人信仰及以《诗歌与人》为起点的平台构建历程存在怎样的深层关联？当个人信仰通过民间刊物铺垫、官方职务赋能，最终形成全链条的理念推广体系，其文本价值与职务影响力的倒挂，更凸显了官方职位与宗教工具化创作的不适配性，这一矛盾在文本特征、公共实践与历史溯源中均有明确呈现。
一、 宗教工具化：诗歌文本的精神内核与符号编码
黄礼孩的诗歌创作始终笼罩在宗教隐喻的系统性建构中，其核心特征是将诗歌从“现实的镜子”异化为“宗教的传声筒”，这种工具化倾向通过封闭的意象体系、绝对化的创作理念与排他性的价值导向形成完整闭环，而其文本本身的艺术厚度与思想深度，并未形成与其影响力匹配的共识。
在意象编码层面，其诗作呈现出宗教符号的垄断性使用特征。反复出现的“教堂”“朝圣”“信徒”“光”“贫穷即富有”等意象，并非单纯的文学修辞，而是构成了一套指向明确的宗教符号系统。《教堂》中“鸟儿紧紧靠在一起/村庄的风存在到今天/像贫穷一样富有”，将世俗场景神圣化，通过“贫穷即富有”的悖论表达传递宗教式禁欲主义价值观；《火焰之书》中“动身去朝圣”的直白宣言，更是将诗歌创作直接等同于宗教修行；入选高校《大学语文》的《谁跑得比闪电还快》中，“我要活出贫穷/时代的丛林就要绿了”的表述，将“贫穷”升华为精神信仰的象征，刻意回避社会现实中贫困问题的复杂性。统计其代表作中核心意象频次可见，“贫穷/富有”类宗教化悖论意象约18次/百行，“信徒/朝圣/教堂”类直接宗教符号约12次/百行，而城市发展、民生疾苦、劳动场景等现实类意象占比不足3次/百行，这种失衡的意象选择形成了对诗歌表达空间的垄断，使得作品精神指向高度单一化，背离了文学意象应有的多义性与开放性。
在创作理念层面，其“完整性诗歌”主张，结合其在宗教情怀、意象、文辞上的频繁表达，本质上形成了宗教救赎逻辑的文学移植。黄礼孩在《完整性诗歌：光明的写作》中宣称，诗歌应“成为人类的明灯”“消除黑暗达到精神的完整”，强调诗歌的“神圣性”并将其与世俗功能彻底切割，构建“与世俗名利隔绝的朝圣者书写伦理”。这种理念导致其作品刻意回避现实矛盾，专注于个体精神世界的宗教化建构。《困顿》中“爱上时代的困顿/那些陌生的落叶 因为春天 它又称为地上的礼物”，将人生苦难宗教化为“神的恩赐”，倡导逆来顺受的处世态度；而“我不属于别人/我有着信徒的生活”的宣言，则凸显了脱离社群、封闭自守的精神姿态。这种价值导向拒绝多元价值共存，以宗教信仰的唯一性否定社会现实的多样性，与当代社会倡导的包容精神和批判意识背道而驰，也使其作品陷入“形象与思想空洞”“无病呻吟的小资情调”“浅白单薄”的广泛争议。即便其辩护者也承认，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直接关联性较弱”，这种文本层面的先天不足，让人不得不质疑：若剥离其官方职务赋予的传播渠道与推广资源，其诗作能否获得如今的关注度与影响力？
二、 身份冲突：公共职务的属性背离与实践异化
黄礼孩所担任的官方文化职务，核心职责是推动文学事业的大众化、多元化发展，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他将宗教工具化的创作倾向贯穿于公共文化实践的全过程，利用职务赋予的平台、资源与话语权，持续放大个人创作理念，形成“职务红利—影响力提升—理念推广”的闭环。而这一闭环的起点，正是1999年创办的民刊《诗歌与人》，其宗教倾向贯穿办刊全链条，成为个人信仰投射与后续官方资源对接的重要铺垫，与出身背景、宗教化生命体验及任职路径相互赋能，构成了“组织者红利”的核心获利基础。
（一）《诗歌与人》的宗教倾向：个人信仰的公共化输出载体
《诗歌与人》作为黄礼孩宗教化诗学理念的源头载体，其宗教倾向并非零散的文本呈现，而是贯穿办刊理念、选稿导向、理论建构、奖项设置的系统性工程，为后续对接官方资源、放大宗教化理念奠定了基础。
在办刊理念层面，刊物以黄礼孩的宗教经验为精神锚点。他在《祖母》中提及，幼时随祖母参与基督宗教仪式，聆听圣歌、接触“神的礼物”等叙事，这些童年经历内化为其精神底色。他自述创作的核心动因是“驱使内心的黑暗，弥补世界的破碎感”，将诗歌视为精神修复、灵魂救赎的路径，而非对现实的介入与反思。这种以神性对抗世俗、以信仰填补精神空缺的认知，直接锚定《诗歌与人》的办刊初心——以“完整性写作”为纲领，推动诗歌成为“人类的明灯”，构建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圣殿。刊物卷首语多次强调“诗歌的神圣使命”“灵魂的栖息地”等表述，明确将办刊目标与宗教式救赎绑定，而非搭建多元文学交流平台。
在选稿导向与文本呈现层面，刊物形成宗教符号垄断、救赎叙事主导、现实关怀缺席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高频宗教符号与意象成为核心文本元素：刊物集中呈现“教堂”“朝圣”“信徒”“赎罪”“福音”“光”“贫穷即富有”等宗教/神性语汇，统计显示，核心栏目中宗教类符号频次占比超60%，而城市发展、民生疾苦等现实类意象占比不足20%，意象选择高度单向度。黄礼孩本人的《教堂》《火焰之书》等作品作为“标杆文本”常年刊发，其“像贫穷一样富有”“动身去朝圣”等表述，成为刊物的精神图腾；同期入选的同派诗人作品，也多模仿这种宗教化书写风格，形成“符号复制—理念强化”的传播链条。另一方面，救赎叙事成为主导价值导向：刊物践行“完整性诗歌”主张，将苦难宗教化为“神的恩赐”，倡导逆来顺受、向内求索的处世态度，排斥直面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表达。反映社会困境、聚焦民生议题的作品仅占边缘栏目，占比不足20%-25%，且多为碎片化风物描写，缺乏深度介入，这种选稿倾向本质上是个人信仰对公共文本空间的垄断。
在理论建构与平台延伸层面，《诗歌与人》构建了“理念—刊物—奖项—活动”的宗教化闭环。刊物作为“完整性写作”的核心阵地，通过刊发评论文章、组织专题研讨，将诗学主张锚定神性救赎，将“诗歌应成为人类的明灯”“朝圣者书写伦理”等宗教化理念包装为“前沿诗学”，拒绝诗歌的现实介入功能。2005年，依托刊物创办“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进一步强化这一导向——奖项聚焦具有“神圣性、超越性”的创作，获奖者与刊物刊发作者高度重叠，如2013年授予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其作品以“神秘主义、灵魂救赎”为核心，与黄礼孩理念高度契合。这种“刊物筛选种子作者—奖项赋予权威—理念持续扩散”的模式，使《诗歌与人》从民间刊物升级为宗教化诗学的传播枢纽，也为黄礼孩后续进入官方文学体系积累了“行业声望”，成为其获取官方职务的重要铺垫。
（二）出身、信仰与任职路径的红利传导逻辑
从出身与信仰动因来看，黄礼孩1975年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小苏村，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童年宗教体验塑造了其精神底色。尽管公开资料未直接提及家庭宗教背景，但他的诗歌与生命实践中处处渗透着宗教式的虔诚——诗评者明确指出其“字里行间散发着宗教般的精神光芒”，其对诗歌的坚守被形容为“近乎信徒般的崇敬与狂热”。这种信仰底色与他早年在广州歌舞团的任职经历形成实践支撑：这份工作“只需完成创作任务，不用每天上班”，为他提供了基本生存保障与充足时间，使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诗歌杂志的编纂与传播”，即便需通过写台词、做策划等副业筹措资金，也始终坚守“清贫的信徒式生活”。这种“信仰驱动+时间自由”的基础，使其得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以《诗歌与人》为支点，构建起独立的宗教化诗歌传播体系，为后续对接官方资源埋下伏笔。
从任职历史与获利逻辑来看，黄礼孩的职务晋升呈现“民间平台积累声望—官方职务赋予权威—双重身份相互加持”的清晰路径。《诗歌与人》作为“中国诗歌第一民刊”的口碑，使其获得官方文学界的关注；2008年创办广州新年诗会时，虽初期无政府财政拨款，却凭借刊物积累的人脉与声望，获得广州图书馆等官方机构的场地与经费支持（如广州图书馆曾提供10万元活动经费），逐步实现“民间活动官方化”。在此基础上，他逐步进入官方文学体系，历任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并担任多所高校校外导师，形成“民间声望—官方身份—资源调配权”的转化链条。
这种转化直接导致公共资源的异化使用：主编《中西诗歌》时，延续《诗歌与人》的宗教化选稿倾向，核心栏目占比65%-70%的“精神类”作品，与同期《诗刊》《诗歌月刊》超50%的现实题材占比形成鲜明反差；主导广州新年诗会时，2023-2025年节目单中宗教/精神类作品占比高达55%，现实议题作品不足15%，篇章设置聚焦“光芒涌入”“静与光”等宗教化主题，刻意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矛盾。而“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与官方职务形成呼应，获奖诗人、刊发作者与诗会嘉宾高度重叠，形成“自己创办奖项、自己主编刊物、自己主导活动”的全链条闭环。这种闭环的本质，是将《诗歌与人》的宗教化基因通过官方职务放大，使公共文化资源沦为个人信仰的传播工具，其影响力的核心并非文本艺术水平，而是职务赋予的资源调配权与话语权——若脱离这些“组织者红利”，仅凭其“浅白单薄”的宗教化文本，很难获得如此广泛的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关注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红利传导逻辑已导致广东诗歌生态的同质化异化。作为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黄礼孩以《诗歌与人》奠定的宗教化理念主导区域创作导向，使得广东诗坛涌现出一批刻意模仿其风格的诗人；而《中西诗歌》的选稿倾斜、新年诗会的节目筛选、奖项的评选标准，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导向，挤压了现实主义、多元风格创作的生存空间。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公共职务持有者必须坚守政教分离原则，不得利用公共权力或职务影响为个人信仰与创作“镀金”。黄礼孩的上述行为，本质上是将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个人影响力的“私产”，其影响力来源的异化，进一步凸显了其官方职位与宗教工具化创作的深层冲突。
三、对比维度：岭南现实主义传统的镜像映照
将黄礼孩的宗教工具化诗作与广东本土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进行对比，更能凸显其文本价值与影响力的倒挂，以及官方职务与创作导向的背离。岭南文学自古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元明清朝代前后“南园五先生”、“南园十二子”的关注现实、抒写家国情怀，到当代“岭南诗社”张汉青倡导“诗歌’人品、诗品、社品’三品”；从抗战时期的蒲风、冼玉清，到当代的王建明，其作品影响力均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艺术的精湛表达，而非职务赋予的推广资源，更不存在通过民间刊物铺垫、官方职务赋能的宗教化理念传播。
蒲风的《茫茫夜》作为岭南现实主义经典，以“黑暗，狗吠，风号/破屋的灯，像鬼火/在黑暗里摇动/一个老妇人/抱着她的孙儿/低声啜泣”的具象场景，直指农村贫困、战乱压迫，其影响力源于对时代苦难的真实记录，即便蒲风并无显赫官方职务，仍成为岭南诗坛标杆。而黄礼孩的《谁跑得比闪电还快》仅以“时代的丛林就要绿了”的抽象隐喻回避现实，其入选高校教材、广泛传播的核心原因，更可能是其“省作协主任”“高校导师”的职务光环，以及《诗歌与人》多年积累的“行业声望”，而非文本思想深度——若剥离这些身份与平台加持，这首诗很难在众多现实主义诗作中脱颖而出。
冼玉清的《流离百咏》选句“烽火侵乡井，流离寄客程/野店无灯火，荒村断哭声”，记录抗战流亡的历史现场，成为兼具文学与史料价值的时代见证，其影响力历经岁月沉淀而不衰。而黄礼孩的宗教化诗作缺乏集体关怀，仅沉溺于个人精神独白，其当下的影响力更多依赖于“民间刊物铺垫—官方职务赋能”的传播链条，这种“依附性影响力”能否经受时间考验，本身就是对其文本艺术水平的隐性质疑。
广东当代诗人王建明的《今天，我报名去扶贫》，以“走进大山的褶皱/触摸贫困的根须/把政策的春风种进贫瘠的土地”的现实叙事，获得广泛社会共鸣，其影响力源于文本与时代的同频共振，而非任何平台或职务加持。而黄礼孩的《困顿》将“时代的困顿”视为“神的礼物”，倡导顺从与感恩，这种与现实脱节的价值导向，若脱离《诗歌与人》《中西诗歌》的持续刊发、新年诗会的反复传播，很难获得普遍认同。
这种对比清晰表明：岭南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力源于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与现实关怀，而黄礼孩的影响力更多依托“出身底色—信仰驱动—民间刊物铺垫—官方职务赋能”的红利链条。当官方职务成为个人信仰与创作理念的“扩音器”，不仅会导致区域文学生态的失衡，更会消解文学评价的公正性与客观性，背离官方文学组织“扶持优秀创作、推动多元发展”的核心使命。
四、 期望：文学能归位与坚持职务守界
黄礼孩的诗歌创作，在当代中国时代背景下，试图通过宗教化的精神建构寻找“心灵庇护”，深刻展现了其个人用意。当这种创作倾向通过《诗歌与人》完成民间铺垫，再借助官方文化职务的“组织者红利”放大影响力，将公共文化资源异化为宗教工具化创作的推广平台，其性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个人化的文学探索，沦为对公共权力与资源的不当利用。
文学的影响力终究应源于文本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而非职务赋予的话语权或民间平台的持续铺垫；官方文化职务的核心是公共服务与社会责任，而非为个人信仰“镀金”的工具。黄礼孩的宗教工具化诗歌创作，既难以承担文学引领时代、启迪民智的使命，其依托“民间刊物—官方职务”红利链条构建的影响力体系，更破坏了文学生态的公平性与多元性。《诗歌与人》的宗教化导向、《中西诗歌》的选稿倾斜、广州新年诗会的价值单向度、“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闭环推广，本质上都是个人信仰通过多重平台对文学评价的不当干预，而其诗作本身“空洞、单薄、脱离现实”的文本特征，更印证了其影响力来源的异化。
作为公共文化职务的持有者，更应摒弃个人信仰与创作对公共事务的过度干预，回归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多元、包容的态度推动文学事业发展；而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公共文化职务任职者的权力监督与价值导向审查，建立独立的文学评价机制，防止“组织者红利”凌驾于文本价值之上，避免公共文化资源被个人化、私有化利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公共文化资源真正服务于社会大众，让文学影响力回归其本质，让官方文学组织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
中国当代诗歌，不应沦为宗教的工具；个人可以有宗教信仰，但公共职务必须坚守世俗化、普惠性的底线；影响力可以追求，但必须源于文本的艺术价值，而非平台铺垫与职务加持。这既是对文学本质的尊重，也是对公共职务使命的敬畏。
202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