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泰安、肥城、崮山的日、伪军100多人,(多是日本人),于一天拂晓包围了后大彦村,在村外利用毒瓦斯把群众赶到村外一角的广场,逐个审问,搜查八路军及工作人员,让亲人认领,其中有抗日区长李盘石等三位工作人员,都被群众掩护起来,一位妇女把李盘石当作自己的丈夫领走。敌人从拂晓到天黑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
1939年,敌人"扫荡"时,有一个日本兵掉队被民兵赶到滚球山上,四周村庄的自卫队不约而同地包围了滚球山,当民兵靠近这个日本人时,他把一个炸弹放在耳朵边上把脑袋炸碎了。是年敌人在王峪安了据点,这是敌人在我根据地内安的最早的一个据点,据点安在村西头,村东头常开支部大会,我民兵夜间活动,敌人每天到崮山据点汇报。有一天出发时,敌人让农民曹士德扛掷弹筒,还有两支大盖枪,曹是我们地下党派进据点当炊事员的,曹士德在行军中扛着掷弹筒溜进青纱帐跑了。在抗日群众的包围下,敌人不敢驻了,不久就把据点迁到黑风口山半腰的石窝村。
1940年6月,红枪会暴动,三区为了争取主动,顺势组织了一部分村的红会组织,我们掌握领导权。这时,有一部分群众在红枪会的煽动下已经拿起红枪反对我们,但是三区池子、王峪、讲书院,一区荆庄这些村的群众还能自动和八路军站在一起,抢救伤员,掩护伤员。
1942年秋,泰安、肥城和长清敌人1000多人,三路进军"扫荡"三区,企图在马庄安据点。我县大队、区队、民兵坚持在这里打了一天,粉碎了敌人安据点的企图。这次战斗,从东马庄向西到宋村十几个村的很多群众都参加了,抬担架,送水送饭,有的站在村口,爬上山头助威,以迷惑敌人,显示了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和军民关系的融洽。
1942年,敌人加紧"治安强化",敌我激烈地争夺这块地区,这块地方我们的根据地,此后这个区有将近20个月的最艰苦的时期。
1942年秋,我党我军完全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叛徒特务一时活动猖獗,旱灾严重,吃饭困难。我军分散为小部队活动。区委书记董文江带一班活动,一天拂晓隐蔽到朱庄东北角一家住户,为了不暴露目标,只在房顶上放一个哨,但还是被奸细发现了,向张夏车站日本人告了密(车站西边相隔一个大山,约10多里)。午饭后,日军和特务队30多人(有警犬、机枪)从西面包围了该村。
这一天天气奇热,热得村里的狗趴在村头见到日本人一声不吭,村干部在村外放的暗哨发现了敌人,急向部队报告,并说西面山上亦发现有人游动,看情况是有目标而来,隐蔽是不行了,只能向东张夏方向走。小部队顺一小山沟,跑向东山,村干部应付敌人,"帮助"敌人找八路,到发现我们时,部队已经占了一个小山头。
程灿霞,黑峪街党支部书记,由于几代贫穷,延成大辈。程家在黑峪是大户,对程灿霞叫爷爷的人很多,黑峪又是农历二、七集,程做小生意,为人正直,豪爽善交友,老婆孩子就是空着肚子,也要解囊待客,且胆识过人,为人处事,颇负众望。因他排行老三,几十里内,常赶集的人恭称他为"程三爷"。入党以后,对抗日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在党的领导下,他的影响也更大了。黑峪街这村位于根据地的中心,几条山峪的交岔路口,敌人曾在村南、村北安过三个据点,由于村的位置和集市,程灿霞这个人显得很有作用,黑峪能对敌抗缴钱粮,就给周围的村庄壮胆,有的村干部和区委一时失掉联络就赶集从他这里探听消息。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畏艰难风险,党交办的事从不推诿,事例不胜枚举,敌人曾悬赏5000斤小米捉拿他,没有得逞。
王兆乾,县委直接领导的三区东马庄交通站交通员,贫苦农民出身,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别处的交通员都有调迁更替,王兆乾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干了6年多交通员,东走60里,西走60里,南走路程是100里,爬高山,过黄河,跨铁路,穿越封锁沟,传送党的文件,送情报,为来往干部、小部队带路作向导。他的村安上敌人据点,也没有影响他工作,敌人"扫荡"也没有能阻止他的交通工作,灾荒中生活十分艰苦,常自己带个饼子上路,也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六七年的工作中没有出过事故、丢过文件、误过情报。他常带着党的文件活动,时刻警惕交通站的某个环节为敌人突破,行路中时刻警惕和敌人遭遇,睡觉多半是住山洞,披星戴月专走坎坷路,行程上万里,终日提心吊胆,40多岁就有点驼背了。王兆乾一个普通人,做的也是普通工作,但他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在当时工作中的作用和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1943年3月16日,区委书记董文江到黑峪街做支部工作,研究"反资敌"的问题。傍晚进村,党支部内有奸细,在开支部会时即有人到崮山车站告密,报告说有个什么"大干部"到黑峪开会,崮山的鬼子通知了肥城、长清,三处的敌人于拂晓包围了黑峪。敌特务队中亦有几个叛徒,帮着敌人指名要支部书记程灿霞、区委书记董文江,把整个村上上下下翻了两个小时,拷打了不少人,也没有找到。
还有一些村庄,整个支部都很有战斗力,纯洁可信,坚韧不拔。全区100多村,每10个村就有一个敌人据点,有不少村,干部、战士住在那里安如泰山,军民亲如一家。有两个自然村,朱家顶和风凰台敌人就没有到过,没有留下日本强盗的脚印。朱家顶则是我们的干部、伤员、病员经常住的地方,群众对我们也很热情。宋庄、王峪、北套、西洋河、庄家二沟、皇姑井、钟庄、山王峪、邱庄这些村就是我们县、区机关的家,也叫堡垒村。
这些村有的地处半山腰,敌人从哪里来都能看的见,很利于进退,由于群众条件好,我们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专找一些敌人以为我们不敢住的村庄,如会字峪、池子都是敌人进根据地的路口,两边都是大山,县政府、县委会都常驻,主要是群众基础好。敌人"扫荡",我们便转移到铁道两边据点村,完全可以做到区不离区。在形势最恶化的时候,军分区在河东的活动地点就是三区纸坊和七区马东,在这里可以安全的休整,再向别处活动就要打仗了,这是实际情况。
三区东马庄有个交通站(也管情报),后来人们称三县交通站(长肥泰),实际上还和山东军区来往通讯联络,从1939年建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2年冬,东马庄安上敌人据点,1944年据点撤走,敌据点和交通站同驻一个村庄近两年多的时间,没有暴露目标,没有中断交通,没有出过事故。这个交通站周围有不少中转站,但它可以直接联系山东军区,重要文件需直接送泰安的北站、黄河西的阴河村,并负责接送干部。交通站由县委直接领导,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功劳,做出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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