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泰安、肥城、崮山的日、伪军100多人，（多是日本人），于一天拂晓包围了后大彦村，在村外利用毒瓦斯把群众赶到村外一角的广场，逐个审问，搜查八路军及工作人员，让亲人认领，其中有抗日区长李盘石等三位工作人员，都被群众掩护起来，一位妇女把李盘石当作自己的丈夫领走。敌人从拂晓到天黑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

1939年，敌人"扫荡"时，有一个日本兵掉队被民兵赶到滚球山上，四周村庄的自卫队不约而同地包围了滚球山，当民兵靠近这个日本人时，他把一个炸弹放在耳朵边上把脑袋炸碎了。是年敌人在王峪安了据点，这是敌人在我根据地内安的最早的一个据点，据点安在村西头，村东头常开支部大会，我民兵夜间活动，敌人每天到崮山据点汇报。有一天出发时，敌人让农民曹士德扛掷弹筒，还有两支大盖枪，曹是我们地下党派进据点当炊事员的，曹士德在行军中扛着掷弹筒溜进青纱帐跑了。在抗日群众的包围下，敌人不敢驻了，不久就把据点迁到黑风口山半腰的石窝村。

1940年6月，红枪会暴动，三区为了争取主动，顺势组织了一部分村的红会组织，我们掌握领导权。这时，有一部分群众在红枪会的煽动下已经拿起红枪反对我们，但是三区池子、王峪、讲书院，一区荆庄这些村的群众还能自动和八路军站在一起，抢救伤员，掩护伤员。

1942年秋，泰安、肥城和长清敌人1000多人，三路进军"扫荡"三区，企图在马庄安据点。我县大队、区队、民兵坚持在这里打了一天，粉碎了敌人安据点的企图。这次战斗，从东马庄向西到宋村十几个村的很多群众都参加了，抬担架，送水送饭，有的站在村口，爬上山头助威，以迷惑敌人，显示了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和军民关系的融洽。

1942年，敌人加紧"治安强化"，敌我激烈地争夺这块地区，这块地方我们的根据地，此后这个区有将近20个月的最艰苦的时期。

1942年秋，我党我军完全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叛徒特务一时活动猖獗，旱灾严重，吃饭困难。我军分散为小部队活动。区委书记董文江带一班活动，一天拂晓隐蔽到朱庄东北角一家住户，为了不暴露目标，只在房顶上放一个哨，但还是被奸细发现了，向张夏车站日本人告了密（车站西边相隔一个大山，约10多里）。午饭后，日军和特务队30多人（有警犬、机枪）从西面包围了该村。

这一天天气奇热，热得村里的狗趴在村头见到日本人一声不吭，村干部在村外放的暗哨发现了敌人，急向部队报告，并说西面山上亦发现有人游动，看情况是有目标而来，隐蔽是不行了，只能向东张夏方向走。小部队顺一小山沟，跑向东山，村干部应付敌人，"帮助"敌人找八路，到发现我们时，部队已经占了一个小山头。

程灿霞，黑峪街党支部书记，由于几代贫穷，延成大辈。程家在黑峪是大户，对程灿霞叫爷爷的人很多，黑峪又是农历二、七集，程做小生意，为人正直，豪爽善交友，老婆孩子就是空着肚子，也要解囊待客，且胆识过人，为人处事，颇负众望。因他排行老三，几十里内，常赶集的人恭称他为"程三爷"。入党以后，对抗日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在党的领导下，他的影响也更大了。黑峪街这村位于根据地的中心，几条山峪的交岔路口，敌人曾在村南、村北安过三个据点，由于村的位置和集市，程灿霞这个人显得很有作用，黑峪能对敌抗缴钱粮，就给周围的村庄壮胆，有的村干部和区委一时失掉联络就赶集从他这里探听消息。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畏艰难风险，党交办的事从不推诿，事例不胜枚举，敌人曾悬赏5000斤小米捉拿他，没有得逞。

王兆乾，县委直接领导的三区东马庄交通站交通员，贫苦农民出身，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别处的交通员都有调迁更替，王兆乾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干了6年多交通员，东走60里，西走60里，南走路程是100里，爬高山，过黄河，跨铁路，穿越封锁沟，传送党的文件，送情报，为来往干部、小部队带路作向导。他的村安上敌人据点，也没有影响他工作，敌人"扫荡"也没有能阻止他的交通工作，灾荒中生活十分艰苦，常自己带个饼子上路，也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六七年的工作中没有出过事故、丢过文件、误过情报。他常带着党的文件活动，时刻警惕交通站的某个环节为敌人突破，行路中时刻警惕和敌人遭遇，睡觉多半是住山洞，披星戴月专走坎坷路，行程上万里，终日提心吊胆，40多岁就有点驼背了。王兆乾一个普通人，做的也是普通工作，但他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在当时工作中的作用和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1943年3月16日，区委书记董文江到黑峪街做支部工作，研究"反资敌"的问题。傍晚进村，党支部内有奸细，在开支部会时即有人到崮山车站告密，报告说有个什么"大干部"到黑峪开会，崮山的鬼子通知了肥城、长清，三处的敌人于拂晓包围了黑峪。敌特务队中亦有几个叛徒，帮着敌人指名要支部书记程灿霞、区委书记董文江，把整个村上上下下翻了两个小时，拷打了不少人，也没有找到。

还有一些村庄，整个支部都很有战斗力，纯洁可信，坚韧不拔。全区100多村，每10个村就有一个敌人据点，有不少村，干部、战士住在那里安如泰山，军民亲如一家。有两个自然村，朱家顶和风凰台敌人就没有到过，没有留下日本强盗的脚印。朱家顶则是我们的干部、伤员、病员经常住的地方，群众对我们也很热情。宋庄、王峪、北套、西洋河、庄家二沟、皇姑井、钟庄、山王峪、邱庄这些村就是我们县、区机关的家，也叫堡垒村。

这些村有的地处半山腰，敌人从哪里来都能看的见，很利于进退，由于群众条件好，我们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专找一些敌人以为我们不敢住的村庄，如会字峪、池子都是敌人进根据地的路口，两边都是大山，县政府、县委会都常驻，主要是群众基础好。敌人"扫荡"，我们便转移到铁道两边据点村，完全可以做到区不离区。在形势最恶化的时候，军分区在河东的活动地点就是三区纸坊和七区马东，在这里可以安全的休整，再向别处活动就要打仗了，这是实际情况。

三区东马庄有个交通站（也管情报），后来人们称三县交通站（长肥泰），实际上还和山东军区来往通讯联络，从1939年建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2年冬，东马庄安上敌人据点，1944年据点撤走，敌据点和交通站同驻一个村庄近两年多的时间，没有暴露目标，没有中断交通，没有出过事故。这个交通站周围有不少中转站，但它可以直接联系山东军区，重要文件需直接送泰安的北站、黄河西的阴河村，并负责接送干部。交通站由县委直接领导，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功劳，做出来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