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录自宁夏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的《宁夏蓝皮书系列丛书·宁夏文化蓝皮书·宁夏文化发展报告2026》一书。）
2025年5月9日至5月1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活动暨研讨活动走进西海固的农村，走进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一起参与了此次深入西海固农民作家创作现场的调研活动。本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宁夏文学研究的工作者有幸参与了本次的调研活动，与大家一起进入到现场见证了西海固农民作家的日常生活与创作情况，也了解了他们创作的艰辛与不易，他们既要为“六便士”辛勤劳作养家糊口，也要为心中那个“月亮”创作求得精神满足。5月29日，我有幸与10位宁夏基层农民作家一起参加了在北京由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西海固文学现象研讨会”，研讨会无论在规格还是在水平上，都是历次宁夏文学研讨会之最。一时间，西海固文学现象受到了中国当代文坛的高度重视与热议，成为当代文坛一种绕不开的文学现象。《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央视的新闻媒体都予以跟踪报道，《文艺报》以整版记录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现状及其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社会价值。
坦率地讲，对于近些年西海固农民作家兴起这一文学现象，作为本土研究者并未给予更多的观照，研究者更倾向于研究那些成名的作家，大家始终觉得成名作家的作品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言说价值。对于西海固农民作家的作品，本人也只是在本地的文学刊物或者自媒体公众号上零星地阅读过几篇，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也就没有系统地去阅读，更未对他们的创作做深入的阐释。本次参与这次调研活动与开会，近距离地与这些农民作家交流生活与创作情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也让我的研究理念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宁夏文学的研究者，我有责任有义务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基层文学，对基层作家的创作给予更多的理解与观照。
参与本次调研与研讨活动之后，我一直思考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新大众文艺的视域下，我们如何去看待新时代西海固农民作家创作的意义与价值，由他们来讲述“新山乡巨变”的故事与那些专业作家相比会有什么不同？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新山乡巨变”的故事是经过知识分子的虚构讲述好还是由这些亲历者的农民真实再现更有价值？
新大众文艺是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和全民化素质的提升而兴起的一种文艺形态，其核心内涵在于打破传统文艺创作的精英化壁垒，实现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在这一文艺形态视域下，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正以鲜明的民间性、在地性和时代性，重新建构着文艺与人民、文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通过此次深入西海固作家创作现场的调研和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研讨，同时，阅读了西海固农民作家那些质朴的文学作品，使得困扰我这一话题的答案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也让我充分感受到他们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真正实现了大众化与平民化，激活了大众文艺的民间基因。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不再是那些专业作家或者知识分子的专属权力，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城市里的打工者都可以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出生在西海固地区的马慧娟、马骏、曹兵、单小花、王秀玲、王对平、康鹏飞、李成山、魏金柱、咸存福等农民作家用他们熟悉的方言土语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种文字”，用他们粗糙的手掌捧出带着泥腥味的诗行，他们及一大批的西海固农民作家让文学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劳动人民的语言”，构建出一套属于西海固农民大众的审美体系。他们作品中的“浆水和酸菜”“赶车把式的吆喝”“窑洞火塘的夜话”“高亢激昂的秦腔”“田间地头的场景”等元素，真正让文艺回归到劳动人民的生活逻辑之中。西海固的农民不再是被书写的“他者”，而是主动讲述自身故事的文化主体，从而重新确认了“大众既是文艺的接受者，更是文艺的创造者”的本质。曹兵的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王秀玲的小说集《收狗的女人》，马慧娟的长篇小说《出路》，马骏的散文集《青白石阶》，单小花的散文集《苔花如米》《樱桃树下的思念》等作品，用西海固耳熟能详的方言土语，讲述着自己及其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点点滴滴，让读者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与生活的温度。
其次，西海固农民作家以“在场者”的视角，用文学重建“故乡”，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海固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西海固农民作家也像西海固的多数农民一样，要为生计奔波劳苦，而且有的农民作家的生活一直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但与多数西海固农民的生活状态不同的是，他们在经历了一天的辛勤劳作之余，总是能够静下心来，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所见所闻。他们拿起笔完成了从“种地者”到“言说者”的身份跨越。区别于城市知识分子对乡土的“他者化”书写，西海固农民作家以“当事人”的视角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婚丧嫁娶、节气劳作、宗族伦理、生活百态，用质朴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不刻意去雕琢，展现出生活的原汁原味。他们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是“自言”而非“他言”，这赋予了作品无可替代的真实感与细节生命力。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部亲历者书写的、细腻的“人民史诗”。
在记者对西海固农民作家的采访中，单小花、王秀玲、王对平三位女性作家都在强调，她们的创作都是源于对自己生活琐事的感悟，为了让生活更充实，分享自己在打工劳作中的种种经历，言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心声，记录着西海固地区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深刻变革。农民作家李成山在他的诗歌《春到扇子湾》中，通过描绘扇子湾村的生态移民变迁与人文情怀，展现了地域文化与时代发展的交融。他们的作品是对时代发展的真实记录，将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民间智慧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资源，这种“自下而上”的叙事，为新大众文艺提供鲜活的民间文本，成为西海固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见证者，为研究西海固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次，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起到精神引领与激励作用，激发了乡村文化自觉，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当青年作家马骏凭借散文集《青白石阶》斩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当单小花的散文集《苔花如米》《樱桃树下的思念》引起文坛高度重视，散文《洋芋，洋芋》荣获“东丽杯”孙犁散文奖；当王秀玲出版小说集《收狗的女人》，通过写作改变命运，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当马慧娟通过手机写作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西海固农民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改变命运的事迹，让更多有文学梦想的人受到了鼓励，刹那间，西海固大地如雨后的春笋，涌现出许许多多文学写作者。农民作家李成山说：“我把孩子培养成才后，我又开始重拾我年轻时的文学创作梦。”退休乡村教师陈国顺，受西海固如火如荼创作环境的感染，拿起笔也开始记录西北乡村蜕变的图景。70岁的退休老人董顺学更是创作了一部66万字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记录了西北农村五十余年的社会变迁，其厚重的历史感与沧桑感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部长篇小说的影响依然在持续着。西海固农民作家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坚持在劳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这种精神本身就具有模范激励作用。他们作品中所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激励着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困难，追求自己的梦想。
当朴实的农民在文学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这种“镜像效应”唤醒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文学创作成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场，推动了农民从“文化消费者”向“文化生产者”转变。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的“木兰书院”依托“中国文学之乡”的文学资源，推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主动联系全国各地作家，打造文学创作交流平台，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和教学研讨会，以及文学讲座、艺术展览、诗歌朗诵等，不仅丰富了当地村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积极推动了“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吸引了众多作家以及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为文化旅游事业和民族团结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如今，木兰书院不仅是文学交流的平台，更是通过“文学+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当地发展的优势资源。
最后，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拓展了大众文艺的审美边界，创造出一种“接通地脉”的现实主义美学。西海固农民作家以犁铧般的笔触剖开这片黄土地的褶皱，他们的笔下，既有干旱贫瘠的生存记忆（如曹兵的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也有脱贫攻坚中窑洞变新房的鲜活场景（单小花的散文《吃水须记挖井人》），更有农村女性追求幸福寻找出路的悲壮历程（马慧娟的长篇小说《出路》）。不同于知识分子式文人想象的“田园牧歌”，他们的文字带着汗碱味——晒黑的脊背、皴裂的手掌、深夜喂牛的油灯、玉米垄间的铁锄等，都是对乡土最基本的复现。从马慧娟、王秀玲的小说、曹兵的诗歌、单小花、马骏的散文中，我们清晰地感触到他们拒绝粉饰苦难的浪漫主义，他们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呈现出生存本相。单小花这样说道：“身为农民作家，我有责任讲好农村故事，说出农民心声。我没有太多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但希望能如照相机一样，实事求是地写。每篇作品里都有我熟悉又难忘的面孔，一张张被岁月刻画的脸，一个个勤劳、朴实、坚韧的平凡人生，给了我最深刻的启迪和战胜困难的足够勇气。”是的，他们以“掏心窝子说话”的真诚，将个人命运与乡土文化相结合，赋予文学以生命的重量，展现出西海固农民在社会变迁中的坚韧与智慧，真正呈现出一种“接通地脉”的现实主义美学价值。
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既是个人精神的突围，也是乡村文化的再生。他们用真诚的创作实践证明：真正的大众文艺不是居高临下的“文化扶贫”，而是让文化创作的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他们的笔既是锄头——深耕脚下的土地，也是火把——照亮乡村精神星空。他们的作品未必精致，但足够真实；未必宏大，但充满力量。这或许是新大众文艺最为动人的样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海固地区的实践成果，为新时代西海固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然，作为农民作家的写作，我们既要看到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也必须看到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正视这样的困境，才能更好地去繁荣发展这一文学现象。
一是从创作内容和主体来看，都需要一定的改善与提升。内容方面，题材与类型相对单一，同质化与均质化现象严重。部分农民作家还依然存在着对苦难叙事的路径依赖，创作的定式化现象严重。许多作品对乡村振兴与生态变革等新时代主题的挖掘不足，作品还停留在对社会表象的描摹上。创作主体方面，农民作家自身的写作素养不足，在文字表达能力、知识（读书）储备、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但在叙事技巧、结构把握、思想深度挖掘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滋养，作品在艺术提升方面面临着瓶颈。另外，限于所处的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他们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关注不够，缺乏文学最新信息的汲取，因而，作品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显得单薄、陈旧和平庸。
二是农民作家的作品传播力和市场转化能力有限。西海固农民作家们的作品传播力受限，多数作家的作品是通过地方刊物《葫芦河》（内刊）《六盘山》和一些自媒体公众号来发表，多数农民作家的作品很难登上当代文学那些大刊，全国性的平台曝光不足。由于他们缺乏广泛的文学圈子和人脉资源，他们的作品难以获得主流文学媒体和出版机构的关注，导致他们的作品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难以扩大。同时，他们的多数文学资源未能转化为文旅动能，数字时代传播乏力。农民作家对新时代的新媒体运营还不是很熟悉。这导致了农民作家的作品成了“圈子化”的自娱自乐的产物，无法得到广泛性的文化认同。
三是人才梯队存在结构性断层。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中，骨干作家的年龄集中在45岁以上，多以中老年为主。他们的创作也多是自发性的，缺乏系统性的培养。年轻一代或通过高等教育考上大学离开乡土，或者沉迷于短视频等快餐文化，愿意沉潜下来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年轻人屈指可数，存在后继无人的风险。
四是西海固农民作家还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文学与生计的悖论。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农民，写作是“业余”的。繁重的农活和生计压力耗尽了他们的体力与精力，阅读与写作在现实生活面前成为一种奢侈。因为写作本身无法给他们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文学创作无法支撑家庭生活，导致创作这一现象缺乏有效的持续性，常常因生活压力而被迫中断。
针对以上困境，需要构建一个由内而外、多方协力的扶持体系，才能有效地让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产生持续性、影响力。
首先是政府与文化部门要做好顶层设计，搭建平台，提供制度性保障。为农民作家设立专项创作基金以减轻创作期间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定期为他们举办文学培训，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深入当地，进行“一对一”、“结对子”“传帮带”辅导。同时，设立奖励与出版机制，对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于荣誉和奖金奖励，资助优秀书稿的出版，解决他们“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其次是拓宽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赋能。主流文学期刊要为西海固农民作家开设专栏，推介他们的优秀作品。媒体进行人物专访，扩大影响力，比如对马慧娟、马骏、单小花、曹兵等知名的农民作家进行专访，聚焦他们的创作心路与文学追求，形成有效的经验分享。帮助农民作家开设微信公众号、短视频账号，由专业团队帮助进行内容策划与运营，学会用新的媒介形式讲述西海固故事，直接连接更广泛的读者。
最后，农民作家要提高创作素养。打铁还需自身硬。农民作家要利用一切机会广泛阅读经典作品，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营养，主动提升创作的艺术表现力。有意识地突破地域和身份的局限，思考更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命题。要将笔触深入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生态变革等社会现实问题中来，记录并思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心灵世界的嬗变，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乡土故事”。
总的来说，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价值，在于他们用最质朴最接地气的方式，让文学重新扎根于劳动与生活。他们不仅是亲历者的身份书写乡村世界，更是以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参与和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农村。他们的创作实践，就是对中国乡村文化生命力和内生动力的最好证明。
（作者简介:许峰，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