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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泰老板陈运清老先生是汉口义生凡商号多年的往来客户，当然深知我父亲的为人和办事能力，千方百计与汉口老板疏通说情，以及对我父亲百般动员，执意将父亲聘请到沔阳彭家场来。汉口商号老板认为陈宏泰是他的大客户，不便得罪，只好应允陈老板的要求。
父亲于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领着我们全家告别汉口，乘客轮直达彭家场。
谁知这个并不明智的决定，锁定了我家几代人的命运和前程。
陈宏泰蛋庄老板为了把父亲从汉口挖到彭家场来是颇费心机的，除了高薪聘请外，还事先为我家租赁了一家老式深宅大院里面的一套住房。前面是一家大布店，后面是一家大染坊，我家住在这大宅子中间。有一间正房和一间厢房，外有小客厅和一间很大的厨房，正房旁还附有一小耳房。所有房间均靠天井，房间里均是大玻璃窗，光照充足，空气流通。上面是楼板，下面是木质地板，虽然没有如今装修豪华，但都是天然的砖木结构，绝无污染之说。
抗战前的彭家场，虽然已过去了七十几个寒暑，但小镇的形象在我脑子里记忆犹新。据史书记载，彭家场于清朝乾隆四年开始建立集市，民国时期发展成为沔阳四大镇(新堤、仙桃、彭场、峰口)之一。
彭家场地处沔阳县东部，雄踞通顺河中游，加之100多华里长的通洲河出口亦在此交汇，因而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东去武汉市的水路仅120公里，轮船朝发夕至，比仙桃镇到武汉的水路要近三分之一，这是彭家场当时之所以发达兴旺之得天独厚的条件。
6华里长的集市沿河而建，青石板和麻石板铺成的街道整齐美观。街南边一部分临河而建的“吊脚楼”更是古趣十足，为沔阳县其它集镇所罕见。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号，互相争奇斗艳，各显特色，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十分繁荣。
河边热闹繁荣又是这个小镇的一个特色。昔日彭家场河道非今日可比，过去河宽水大，水上航运繁忙，民国七年(1918年)就有湖北省政府建设厅经营的两层客货轮开航，汉口至彭场对开，还有私营的小火轮和货轮。
还有大小帆船泊满河道。港区上起汪洲，下至四方河口，长约7公里，码头19处。货物年吞吐量40多万吨，其中以湖南船和江西船居多，其次是四川、安徽的船，本省各县以及本县船只也为数不少。
所运之货，输入的多系竹子、木材及竹木制品、煤炭、钢铁、五金、桐油，以及柑桔、甘蔗、红薯等山区土特产品。本地大宗输出的物品为稻谷、大麦、小麦、黄豆、棉花、蚕丝、土纱、土布、鸡鸭蛋、鲜鱼、牲猪等。
河边上装货、卸货的吆喝声，买卖货物的讨价还价声，搬运货物的号子声，在河边提蓝小卖的叫卖声，以及爱在人多地方凑热闹的孩子们嬉笑打闹声，联成一片，使整个河边如同集市般地喧哗，除雪雨天外，一年四季都热闹非凡。
入夜，小镇上灯火通明。当年还没有电灯，而是满街店铺门前都挂有一盏玻璃罩子的煤油灯，装卸货物的码头都挂有许多马灯照明。轮船上搬运货物的号子声、吆喝声响彻小镇夜空。茶楼酒馆生意兴隆，灯火辉煌，通宵达旦。
这个时期的彭家场，是经历了辛未年大水灾后的恢复时期，年景基本尚好，抗日战争尚未爆发，没有战乱，没有饥荒，社会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这段时期是小镇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家温饱有余的好年代。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5月，妹妹出生，取名文媛。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2月，小妹富媛出生。当年夏天，彭家场天花流行，婴幼儿死亡很多，可怜的小妹于这次天花流行中夭折，给全家带来了悲痛。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芦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小镇上人心浮动。8月13日，日寇在上海登陆，紧接着大举进攻南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2月南京沦陷，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调集大军向武汉逼近。
国民政府也集结各路大军在武汉周围，阻止日寇的进攻。此时此刻，武汉各界人民万众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掀起了“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亡高潮。经过数月的浴血奋战，还是抵挡不住日寇的猖狂进攻，武汉三镇形势十分危急。政府机关、工厂、商号大举西迁。老百姓携儿带女、背着行李逃难，路过彭家场的不计其数。
武汉逃难出来的人群中，有钱的人家，继续西奔，希望寻找到一个安静、避乱的地方。无钱人家就暂时住在小镇上及其附近的乡村，租赁一间小房，临时栖身，以观局势变化。因此，彭家场这个小镇市面上出现了战乱时期畸形的繁荣。逃难来的许多儿童，要求在当地小学读书，学校达到了膨胀程度。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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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编审 ｜黄现
编辑 ｜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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