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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落归途
——2008广州站的四十万个等待
文/池朝兴
图片/来自网络
2026年2月11日
(作者的话:2008年的雪灾和广州站滞留40万人的情景,一直在我的心头。当时,我因工作关系,到过广州站广场,到过琶洲临时安置点,到过公安指挥大厅通过屏幕看广州站排山倒海般的人潮......每次写这个题材,我都感动、激动,饱含泪水。因为,我看到了中华民族无法撼动的亲情力量和回家过年的坚守执着!我看到了伟大的祖国对劳动人民的厚爱和关切!我看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在灾难面前全国一盘棋、齐心协力的磅礴力量!看到了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希望!)


序:那年冬天,南方落雪
2008年1月10日,中央气象台发布第一场雪灾预警时,没有人相信雪能成为敌人。
南方是不该这样落雪的。这里的冬天惯于温柔,惯于用薄霜点缀榕树的新叶,惯于让游子在腊月的细雨中收拾行囊,盘算归期。可那一年的冷空气执拗地南下,暖湿气流不肯退让,两股力量在长江上空僵持,落下的是南方人从未见过的冻雨——它落在电线上凝成冰凌,落在铁轨上结成镜面,落在归乡人的眉睫上,化不开,也擦不净。
气象学家在监测图上看见这场对峙,他们知道这是灾害。但他们无法预测,这场雪将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记忆。
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年度迁徙已然启动。铁道部的统计报表上,1.786亿人次的数字安静地排列着,比上一年增长8.3%。这是冰冷的宏观,而微观的、温热的、带着呼吸与心跳的真实,正从珠江三角洲的千万个出租屋里启程——他们卷起被褥,塞进编织袋,给孩子穿上最厚的那件棉衣,把一年的工钱缝进内衣口袋。
广州,这座永远沸腾的城市,即将成为风暴的中心。
没有人知道,未来半个月里,四十万人将在这里,与故乡咫尺天涯。

第一章:铁轨上的冰
1月18日,第一列火车在京广线上晚点。
广播员用平静的语气致歉,候车室里有人看了一眼大屏幕,低声骂了一句,继续剥橘子。这是春运里司空见惯的插曲,晚点二十分钟,四十分钟,一个钟头——铁路人称之为“调整运行图”,旅客称之为“等”。年年如此,没人当真。
可冻雨没有停。
它在湖南的山野间一夜一夜地落,在郴州的输电塔上结出透明的铠甲。塔架是钢的,撑得住风,撑得住雪,却撑不住日复一日的冰凌加身。1月25日,一座输电塔终于弯下膝盖,在沉闷的金属呻吟声中轰然倒塌。
多米诺的第一块骨牌倒下了。
京广线湖南段电力归零。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钢铁动脉,在腊月十八的寒夜里骤然停跳。
消息传到广州站时,广场上的人群还在缓慢蠕动。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他们千里之外的山野间,铁轨正在冰层下沉睡;他们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场史诗级滞留的亲历者。他们只知道,手里攥着的那张粉红色车票上,印着故乡的名字。


第二章:四十万人,一个归期
广州火车站的设计者没有预想过这样的场景。
这座车站的设计最高聚集人数是四万人——那是工程师在图纸上用尺子量出来的、符合建筑规范的、理性的数字。可现实从不遵从图纸。
1月26日,广场上聚集了十万人。
1月28日,二十万。
1月30日,四十万。

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是一座中型县城的全部人口,是一支集团军的全部兵力,是春运期间广州站日发送旅客量的四倍。当这四十万人同时站在站前广场上时,黑压压的涌动一直蔓延到环市西路的人行天桥上,像一场无声的海啸。
婴儿在襁褓中啼哭,哭声被广场的喧嚣吞没。父亲把三岁的女儿架在肩膀上,女孩的手里攥着一只掉了耳朵的布老虎,那是去年离家时女儿塞进他行囊的信物,说“爸爸带小老虎回家过年”。现在小老虎的耳朵在人群里挤掉了,女孩没有哭,只是沉默地把它攥得更紧。
“我带了四天的干粮,”那个湖南口音的男人对记者说,“昨天吃完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周围的人听见。他已经在这片露天场地里站了三天两夜,肩膀上的女儿安静地趴着,用细细的胳膊搂住父亲的额头。
他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来。他只知道,腊月二十四了,家里的腊肉已经挂在灶台上,母亲托人打电话来,说今年腌了整条猪后腿。
他不知道,此刻站前广场的每一平方米里,站着四到五个人。移动厕所前排起的长队绵延两百米,有人已经等了三个小时。医疗点的白大褂在人群里穿行,日均处理晕倒、感冒、外伤三百多例。一位孕妇在拥挤中破了羊水,人们用身体为她挤出一条通道,她躺在担架上被举过人群头顶时,天空正落下冻雨。
雨落在她脸上,分不清是水还是泪。



第三章:不眠的城
1月27日深夜,广州市政府大楼的灯光彻夜未熄。
应急预案启动了。官员们摊开地图,勾画疏散路线,计算物资缺口,调集所有能调集的车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站在火车站广场的临时指挥部里,透过窗户看见那片黑压压的人海。他们看见的不仅是数字,是四十万个等待归家的儿女,是四十万个倚门而望的母亲。
广州军区出动了。
数千名官兵在寒夜里跑步进入广场,迷彩服很快被雨水浸透。他们在人群中筑起人墙,手挽着手,像一道流动的堤坝。有人试图冲过警戒线,年轻的战士没有后退,只是用冻僵的嗓音一遍遍重复:“请退后,请退后,注意脚下。”
那不是命令,是恳求。
广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早已忘记自己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播音员的声音从清亮变成沙哑,从沙哑变成喑哑,最后只能靠润喉片维持。她的嘴唇裂开细小的血口,但她仍在播报:“旅客朋友们,请不要拥挤,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顶上去。
民政局调拨的棉被运到了,两万三千床;棉衣运到了,两万五千件;方便面和矿泉水运到了,五十余万份。这些数字堆在广场边缘,转瞬就被分发殆尽。志愿者捧着热水箱在人群中穿行,水杯递出去,空杯收回来,手指冻得像胡萝卜,他们甚至没有时间低头呵一口气。
一个志愿者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发了三百杯水。有个大爷接过去的时候,双手捧着杯子捂了足足一分钟,舍不得喝。他说,热水太珍贵了,他想等更冷的时候再喝。我把自己的军大衣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你们比我们更累。”
“我们的手冻僵了,嗓子喊哑了。可是大爷喝下那口水的时候,眼眶红了。”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第四章:陌生人
秩序濒临崩溃的时刻,人性选择浮出水面。
1月31日下午,一个孕妇在拥挤中突然面色苍白。她试图扶住身边的路灯杆,手指滑落,身体开始下坠。
喊声还没出口,已经有七八双手同时托住了她。
没有人指挥,没有人组织。附近的人自发围成一个小圈,把孕妇护在中间。圈外的人伸长手臂,把她托举起来,一个传一个,像传递一件易碎的瓷器。从广场中央到临时医疗点,四十米的距离,传递了上百双手。
那些手有老茧,有冻疮,有褪色的指甲油,有沾着机油的纹路。那些手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年纪。那些手在传递她的同时,也在传递一种默契——我们都是赶路人,谁也不能倒在家门口。
当晚,一个五岁男孩在人群中与父母走散。他站在人海里放声大哭,哭到声嘶力竭,哭到周围的陌生人蹲下身来。有人给他一颗糖,有人脱下围巾裹住他发抖的肩膀,有人把他抱到执勤岗亭。
武警战士用广播一遍遍呼唤孩子的父母。在等待的那四十分钟里,三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轮流抱着他,轻轻拍他的背,像哄自己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赶来时,男孩已经在陌生人的怀里睡着了。他的脸上挂着干涸的泪痕,嘴角却有一丝浅浅的笑意。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记录显示,那几天有超过五千名志愿者在火车站服务。五千张年轻的脸,五千双冻裂的手,五千个在寒夜里奔跑的身影。他们大多是“80后”,那一年正被舆论称为“垮掉的一代”。
他们没有垮掉。
他们捧着热水箱,在四十万人中开出一条温热的航道。

第五章:破冰
2月3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一条罕见的“好消息”:南方地区将迎来短暂的雨雪间歇期。
国务院应急指挥中心灯火通明。地图上的红色标记密密麻麻,那是每一处断电、断行、断联的节点。首长在图上画了一个圈,说:“抓住这个窗口期。全力疏通。”
电力系统集结了三万人。
这支大军开进湖南的崇山峻岭。山路上结着厚厚的冰凌,车辆无法通行,工人们扛着检修工具徒步进山。他们在电线塔下仰头望去,冰层把钢架包裹成巨大的冰雕,折射着惨淡的日光。
没有机械能够快速清除这样的积冰。于是他们拿起木棍,拿起铁锹,拿起一切能敲击的工具,一下,两下,三下。
冰屑簌簌落下,落在他们肩头,灌进领口,化成冰水顺着脊背流淌。有人从十几米高的塔架上滑落,摔断了肋骨,躺在担架上还在问:“那根线通了没有?”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铁道部的调度大厅里,运行图被修改了上百次。迂回运输、分段放行、单线双向——所有写在教科书里的应急方案都被启用。列车绕道三茂铁路,绕道焦柳铁路,像血液寻找堵塞血管的侧支循环。
2月4日凌晨四点,郴州至衡阳段接触网重新带电。
调度员的手在送电按钮上停留了三秒。这三秒里,他想起了什么?也许是入路培训时师傅说过的话:铁路人的年,是在线上过的。也许是他三岁的女儿,今年过年他又要缺席。
他按下了按钮。
电流以三十万公里每秒的速度奔向远方。京广线湖南段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
当天上午十点,广州火车站广播员的声音微微颤抖:
“开往长沙方向的K658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广场上,四十万人沉默了一瞬。
随即爆发出潮水般的欢呼。那欢呼声里有哭声,有笑声,有嘶哑的“回家了”,有拥抱时骨骼碰撞的闷响。
人流开始缓慢向进站口移动。没有人拥挤,没有人推搡。他们自觉地排成队列,把老人和孩子护在中间,把最后的热水分给素不相识的旅伴。
归途,终于重启。


第六章:除夕
2月5日,腊月二十九,广州站滞留人数下降至十万以下。
广场上终于有了可以转身的空隙。清洁工人推着扫帚走过,地面的垃圾积了半尺厚——泡面桶、报纸、揉皱的车票、断底的皮鞋、一只掉了耳朵的布老虎。
没有人拾起它。它的主人已经坐上返乡的列车,女孩正趴在车窗上看窗外飞驰的山野。父亲问她,明年还跟爸爸出来打工吗?女孩想了想,把小老虎贴在脸边,轻声说:
“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2月6日,除夕。
最后一批滞留旅客登上列车。站务员目送着他们走进站台,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她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十二天,家里的年夜饭缺了她,丈夫打来三次电话,她都没时间接。
此刻她站在空旷的站台上,听见远处隐约传来鞭炮声。
年,终于到了。
官方的统计数据后来公布:这场持续近半个月的危机中,广州地区累计疏导旅客超过三百五十万人次。整个南方雪灾期间,全国紧急转移安置一百六十六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千五百亿元。
一千五百亿。这数字太庞大,庞大到难以具象。
具象的是什么呢?是输电塔上那根被冰压弯的钢梁,是铁轨旁检修工人遗落的一只手套,是志愿者保温桶里最后一杯热水,是那个湖南父亲肩上熟睡的孩子。
是一张张车票背后,四十万个归乡的愿望。


尾声:春暖花开时
2008年3月,全国两会。南方雪灾成为代表委员们无法回避的话题。提案、建议、质询、反思——在人民大会堂的穹顶下,一个国家开始检视自己刚刚经历的创伤。
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这十六个字写进文件,也写进无数官员和工程师的工作手册。
铁道系统在那一年做出一个改变中国交通版图的决定。
一年后,武广高铁通车。广州至武汉的运行时间从十小时缩短到三小时。那条曾在冰雪中沉睡三昼夜的京广线,如今有了并行的钢铁长龙。动车组以三百公里的时速穿越南岭,窗外的山野一闪而过,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春天的脚步。
广州火车站也变了。广场扩建,通道增设,应急预案厚得像一本教材。每年春运前,这里都要举行大规模演练,广播员用清亮的声音播报着疏散指令,像排练一场永不发生的危机。
可是,2008年那场雪,还是烙在亲历者的记忆里。
那个把女儿架在肩上的父亲,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每年腊月,他还是会提前一个月抢票,还是会在候车室里坐立不安,还是会盯着站牌上的红色字迹,一遍遍确认车次。女儿笑他“强迫症”,他不解释。
他知道自己等待的从来不是一趟列车。
是除夕夜推开家门时,灶上那锅还冒着热气的腊肉。
是母亲从围裙里掏出红包,塞进他手心时,那双布满皱纹的手。
是“团圆”这两个字,被千年的文明写进血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无法割舍的基因。
那年广州站的四十万人,不过是这基因的万千显影。
他们在风雪中站立,在人群中守望,在陌生的臂弯里获得片刻依靠。他们用肉身筑起秩序的堤坝,用体温守护归途的微光。
他们是农民工,是学生,是家庭主妇,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
他们是——我们。
雪落那年,南方学会了对寒冷的敬畏。
雪融之后,大地记得所有等待。
而每一个除夕夜,当亿万张车票在同一时刻化作推开家门的动作,当满城烟火照亮归人的脸庞——
那一年的雪,便不再是灾难。
那是春天来临前,山河举行的祭祀。
那是故园写给游子,最漫长、最深情的家书。



【作者简介】

池朝兴,作家诗人。多篇作品发表及获奖于国内外书报刊杂志或网络。出版诗集《金色的希望》《金色的阳光》《金色的大地》等。广州市城管执法局退休干部(正局)、关工委副主任,广东五星志愿者,人大代表民情联络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家平台主编,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老干部书画诗词摄影家协会、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市海珠区作协、荔湾区作协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