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你到阿些哩？你满绪伯殁了，我给你说一声”，在家独居，长卧难起的老爸用嘶哑的声音给说着。“我知道了，您打电话时我们正在西峰开会，我就把您打的电话压了，完了我看”，我开完会便第一时间给老爸拨通电话说着，在电话里我能明显感觉到老爸的一丝丝伤感与一阵阵沉默。

时间定格人生，就在上周周末，我们还回到和盛老家看老爸。在吃饭期间，老爸还反复给我们提说：“和我同岁的共9个人，现在就剩下我和你满绪伯俩个人了”，我们还异口同声的回复“看你俩个幸福不”，老爸听到后微微笑了笑，这是很难看到老爸的一次微笑。

说起满绪大伯，他是我童年记忆中同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和已逝的二爸一样人憨厚、勤肯、老实、豁达、不善言辞，默默无闻，用一双勤劳的双手，一颗爱心诠释了劳动的本色与家庭的温暖。在我人生的几十年间，我虽然经常奔波于单位与老家之间，每当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刻，都有一位不苟言笑，和老爸与已逝的二爸一样的家长，在我们旁边见证着我们的成长，这个家长就是我的满绪大伯。

我印象中的满绪大伯，身躯魁梧，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方脸浓眉，和蔼可亲，那慈善的面孔，笔直的腰板，宽大的肩膀，粗大的双手，宏亮的声音，忙碌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大伯由于与我们年龄相差大，虽然与我们接触机会少，但由于我与其子女都是同龄人，大女儿还和我是村学二三年级同桌，我们既是校友，又常以兄弟姐妹之称，彼此到各自家里吃住也是很平常的事了，拿的好吃的彼此相给，彼此到了各自家里顽，遇饭就吃，遇好吃的就给，我们两家父母也一直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我们，也非常爱我，我也很敬仰大伯，所以大伯一直在我心中是位“好大伯”、“好长辈”。

满绪大伯和老爸都是同龄人，都是出在上世纪4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建国，在那个年代，生在农村，兄弟姐妹众多，大伯和老爸一样，作为家里老大，都早早肩负起家庭的责任。由于物资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程度严重，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为了节省粮食，饿着肚子，每日在农田里劳作，用挣来的工分维系着一家人的生活。虽然都没有给我们彼此带来任何荣华富贵，但却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法用金钱代替的精神财富。

满绪大伯外貌给人一种沉稳而慈祥的印象。他身材高大魁梧，岁月在他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尤其是额头上的横纹，仿佛记录着过往的风霜与智慧。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笑起来时会眯成一条缝，透露出温暖和蔼的气息。下巴上留着整齐的短髭，为他平添了几分威严与庄重。每当他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有力，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与安全感。看面容：一张方正的脸庞，皮肤被岁月和阳光晒得黝黑，浓眉大眼，眼神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人心；看细处：低鼻梁、厚嘴唇，下巴上常留着青茬的胡须，更添几分粗犷与豪迈；观气质与神态：他气宇轩昂，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威严与稳重，让人不自觉地心生敬意。虽然身形魁梧，但笑起来时眼皱纹舒展开来，又透出朴实善良与自信坚强的一面，形成鲜明对比。赏大伯内在品格：他不仅是外表魁梧，更以健壮的体魄任劳任怨，邻里有难，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干起活来比谁都卖力；他乐于助人，却从不邀功，一句“都是村里人，帮忙都帮着，没有啥”，道出了朴实善良的本色；他坚韧不拔，历经风雨虽然脊背弯了许多，但却像一棵扎根在黄土地上的老槐树一样，一直沉默却可靠。外刚内柔、威而不怒、朴实如土的形象正是大伯的真实写真。

我记忆中的大伯总是给人以力量。记得90年代，那个时候，农村里收麦还是以人工为主，用镰割下来的麦子要一车车子从地里拉回家里大场上里堆晒，有无数次我吃力的一个人拉着一车麦捆正上一段小坡时，突然间感觉一下省力多了，原来是遇上了这么大伯默默的掀着车。有好多次我真不好意思，结果发现大伯在给我用力掀车的同时，他自己还驾辕拉着更高的一摞麦捆。还有好几次当住我的面对老爸说“给娃再不敢装那么多的麦捆了，娃正在长身体，看挣的不长了咋办“。

大伯一生乐于助人。在我童年记忆中，村子里扛麻袋、打土墙、打玑子最多的就是满绪大伯了，也少不了大伯。在村上集体劳动时，我亲眼目睹了满绪大伯扛麻袋的情景，当其他人看见一袋袋蹲地放着大麻袋发愣、发愁、胆协时刻，唯有满绪大伯一声大吼“我来！“也许大伯身躯魁梧，体壮气大，再多再大的麻袋也屈服于大伯的干炼和力气之下。只见大伯一口涂沫涂抹在一手心，然后两手心来回对撮几下，似乎是给“双手了加油“，然后稍微弯腰，双手抓袋口，倏地麻袋就轻松的上了大伯的肩膀上，望着一次次麻袋被大伯轻松扛走，我惊呆的不停的望看发愣。

我记忆中的打玑子（又称打土坯）是最深刻不过了。八九十年代，我们农村地区箍古窑、盖房用的最多的材料就是不用花钱的“土玑子”了。打玑子是一项古老而传统的加工工艺。八九十年代之前，土玑子是西北地区农村房屋建设的主要材料。箍古窑、盖房子是农民家庭生活中最大的事情，需要准备大量的木料、砖头、玑子等材料。唯独土玑子不用花钱买，自己可以准备，但需要大量的人力。打玑子又是个体力活，也是一种技术活，没有体力干不了，没有技术更干不了。特别是提锤子打的人，每打一个玑子，需要两手提着30多斤重的锤子要在模子内的土上捶打30多下，每天需要捶打上几千到上万次。打完一个玑子后，还要把约35斤重的玑子用巧劲掀起，再用巧劲把玑子搬至晾晒场排列整齐，如果没有强壮体力和技巧是无论如何也干不了的。我记忆中的大伯，干这活最拿手了，平常是两个人搭伙干，我常见大伯一个人全揽，土填进后，双手一背，两跳，那填土就瓷了，然后干炼的30多锤，两脚一刷，一个棱角尖齐，质底坚硬的玑子熟练的被大伯放了一排又一排。那个时候，我们农村多年来盖房、箍古窑都是村里之间相互义务帮忙，不需要付工钱，每天最多提供一半次早餐或者午餐就可以了，活做完后都是回自己家吃饭，这是不成文的规定民俗。记得我14岁那年家里箍古窑，大伯也提前来给家里和二爸一起打玑子，这也是我带着好奇与偿试，第一次帮打玑子，我按照工序流程帮凑，由于每打一个玑子都需要供模子的人刮散土，铺模子，撒灰，刨土、调土，填土等，结果帮了一晌下来便挣得我腰疼僵直，由于自己不会握锤柄，双手上都磨出来了好多血泡呢。

在八十年代以前，农村的生活像是一幅古朴而凝重的画卷，那时候农村的房子大多是土木结构的，这些土房子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农民的生活记忆，而建造它们的过程——打土墙，更是一段充满艰辛与温情的乡村往事。满绪大伯就是打土墙的积极参与者、守护者，相信村子里好多人家的土房、古窑里都留有满绪大伯的汗水与足迹。

打土墙，这可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它需要众多人力的协作才能完成。打墙的人是土墙的锻造者，用力量赋予土墙坚实的体魄；掌板的人就像指挥家，掌控着整个打墙的节奏，他们缺一不可。打墙的时候，最有趣也最有力量感的要数打墙的那两个人了。他们在挥舞工具打墙的同时，习惯性地叫起号子，吼起高调。那一声声号子像是从心底深处迸发出来的力量之歌，“嗨嗨——嗨嗨——”，一声吆喝接着一声吆喝，你一声我一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和这厚重的泥土对话，又像是在互相鼓劲。随着号子声，手中的工具上下飞舞，越打越带劲，那节奏仿佛是大地的心跳，一下一下，让整个土墙都充满了生机。记得给我家打土墙的人是由村上人和几个表兄共10多个人组成的，里面就有满绪大伯，一想起那热火朝天的景象仿佛还能透过岁月的迷雾呈现在眼前。时光流转，岁月更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老家那几间房子依然完好无损，它就像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着过去那个年代人们的勤劳与智慧，也见证着乡村打土墙这一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每一道土墙里都蕴含着无数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土墙里的泥土一样，虽朴实无华，却厚重而坚实，成为了乡村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睹物思人，深切怀念大伯的“相思窑”、“历史房”。

满绪大伯和老爸今年都84岁了，自幼都受尽了苦难，先后经历了建国初年，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六零年自然灾害，七十年代兴修水利，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九十年代建设和谐社会和二十一世纪的改坚脱贫奔小康及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的变革。与共和国同龄大伯，一提到当前社会发展时，老人家非常感慨，特别的高兴，还激动的说“现在时代很好，政策更好，有吃有穿，家庭和睦，衣食无忧，原先人穷的，没啥吃、少吃、没啥穿、少穿的，挨了饿症，人攒粮哩......现在，社会好的再也没有比这社会好的了”。

人间有情，病却无情。大伯有病，我未能看望一趟，深感遗憾和伤感。满绪大伯是一位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勇士，他的坚强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大伯展现了非凡的毅力，没有喊过疼，虽然流过泪，那是人对生命的渴望与祈求，但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他的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也感动了所有认识他的人。

念有回想，为愛珍藏。每个家风优良的家庭中，总有一位品格卓越的重要人物，做为顶梁柱，处处事事都做出了榜样。大伯一生勤劳朴实，吃苦耐劳，靠着他勤劳的双手，默默无闻的宁愿委屈自己，也不占别人便宜，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家人。他的善良和宽容，他的吃苦精神，赢得了父老乡亲的一直尊重和爱戴。他的离去，是我们索家的巨大损失，但我们知道，他会在天堂继续守护着我们。

愿大伯一路走好，愿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乡侄：锁泣笔

二0二五年腊月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