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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踏过八十岁的年龄梯级,他还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也许是信仰和理想支撑着他本该衰竭的心脏仍在不停地怦然跳动,他的最后一口气也必然化作历史的一段篇章、一节音符,他的祖国和人民因了他这不懈的努力也终归少了一丝遗憾而多了一分满足。比如1992年已过了八十六岁的邓小平,就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进行了举世瞩目、转动乾坤的南巡……也许他在政界、商界或学术界早就功成名就,而且已经儿孙满堂,他选择了隐退并遁入桃花源,让平生的志向化之于琴棋书画,或浇灌于瓜果花草。这,不也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为之梦寐以求的人生大结局!也许他努力过却收效甚微,或一事无成,突然间他意识到能够延续他的人生目标的只有儿孙后代了,于是他近乎癫狂地开始了不择手段的上蹿下跳,既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更置一生的清白不顾而陷入一本万利的走火入魔。这种情况时下有人归结为“五十八岁现象”,指的便是大大小小一部分临近离退休的干部因心态失衡而导致质变的过程。当然,也许还有……但不管如何,只要能健康地活过八十岁,不啻是人生的一大福分。

踏过八十大关的庄世平,又如何放眼他那十分有限的后半生呢?
1995年1月10日上午,由潮汕三市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提倡,并由该会与广东省侨联、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贺庄世平先生八秩晋五大寿”活动在汕头举行了。对这次活动的规模,潮汕三市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陈伟南、省侨联副主席黄大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刘峰等曾商讨并确定:不发请柬,仅限于旧交好友,人数在五十人左右。这是因为:庄世平从未搞过祝寿活动,不仅不让家里人搞,更不同意好友为其操办;况且,他是香港中资领导人,应带头谢绝这类活动。大家对这次活动的本意,也仅仅在于晚辈对长辈的敬仰和友谊的表达。但想不到的是,消息瞬间像风一样地传开了,北京和上海、广州的好友到来了,香港的亲友同仁赶来了,汕头、潮州、揭阳、普宁四市的党政领导汇集来了,海内外宾客一下子到了一百二十九人。而经广东省作家协会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轻轻发出一声征集,竟然集得国内外知名文人墨客的贺寿字画达一百二十多幅。其热烈、其壮观,令多花了钱的刘峰反而更加心满意足,说道:“只有庄老,才有这样的号召力。”
是日,庄世平和林影平这对相加已一百七十一岁的老寿星,仿佛突然变成了风华正茂的中年人,不论是谁,凡是邀其干杯和合影的,一律来者不拒。忙得陪他们而来的小女儿庄耀华分身乏术。唯恐有什么闪失。直到黄大同请庄世平致答辞,庄世平兴致勃勃之间,才恢复了他原本的几分沉着和稳重。这种心态下的即席讲话,自然是妙语连珠、情真意切——
……在我八十多年的生活旅途中,我从未举行过任何祝寿活动。家人和好友曾为此征求过我的意见,但都被我婉拒了。我一直认为:从我来到人世上,只要是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可以延伸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庆祝生日。每一天,我都有繁忙的工作,都有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应酬;我毫无保留,身心愉快地投入工作,祖国给我以极大的物质支持,这其实正是庆祝我每一天生日的最好方式。这当然也是祖国向着进步和繁荣发展的结果。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早就连在一起了。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有这样三个心愿:
第一个心愿:我是在祖国的怀抱中学习成长,而后到海外寻求发展,并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奋斗过的千千万万的华侨之一。我饱受过祖国贫穷落后的辛酸和耻辱,也经受了祖国在极“左”路线摧残下的痛苦和艰难,更亲身迎来了祖国改革开放的万紫千红的春天,参与了许多振兴中华大业的工作。因此,我衷心希望祖国能更加繁荣富强。
第二个心愿:祖国的大多数地方我已跑过了,唯独西藏、青海、内蒙三个地方还没有去过。只要我的腿还能走,耳还能听,眼还能看,我就要尽力争取到这三个地方去。这样,祖国的山山水水我都算走过了,有关各族人民的历史以及劳动方式、生活习惯等学识,我都较为圆满地得到学习和充实。
第三个心愿:我是1947年来到香港工作和生活的,至1997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结束了英帝国主义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恰好是五十年的时间。作为1949年底代表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挂上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代表着中国主权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整个香港上空呀!这三个心愿实现了,我心足矣!到那时,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都随着它去吧!……
从容、乐观、豁达、大度,有智者的机敏,更有长者的风范。
可亲、可爱、可歌、可泣,参加活动的近一半的宾客,在为他欢呼鼓掌的同时,眼里却噙满了泪水。
早在80年代初,当香港回归祖国的决策由邓小平作出惊世骇俗的部署,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清除自己的历史污垢的时刻,庄世平欣喜之余,又投入到新的神圣的抗争之中。中共揭阳市委副书记罗欧于2004年4月的回忆,便是庄世平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1984年,我随中央司法部到香港处理港澳的法律事务。那时候,正值中英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在香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包括股市、楼市和社会安定等等。围绕着香港的主权到底是回归还是不回归的问题,很多市民在关注,造成了群众的恐慌。有一种意见认为还是由英国人管制,绝大部分港人认为还是回归祖国,由港人来治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庄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充分发挥自己特殊的身份,做了大量稳定的工作,使得内地到香港工作的同志也受到很大教育,也帮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我记得的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定下来啦,香港要回归祖国,国家需要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这些法律人才要求很高,既要懂法律工作上的衔接,又要懂英文,所以中央当时决定在北京和深圳举办一个高级法律人才培训中心。要办这件事难度很大,一个是人才的问题,第二是资金的问题。我是具体负责筹集资金和人才问题,碰到第一件事就是资金,资金面临很大困难,而且我们国家也刚改革开放,在培养人才方面资金也大量不足。当时中央提出,是不是可以向香港的高级法律人才,还有就是一些爱国机构、一些有名的企业发动一下,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内地法律人才的培养和建设。当时我们也首先想到庄老,由庄老出面做香港的企业家和法律界人士的工作。我们找到庄老以后,庄老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他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找了许多比较爱国的企业家。我记得一个叫廖瑶珠大律师,还有陈紫荆大律师,还有何要第大律师以及李嘉诚先生,还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家。通过庄老的努力之后,很快解决了资金的困难,也使中国法律人才培训中心很快在深圳建立起来。”
随后,当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近在眉睫,关于中方如何在香港航空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的问题,进入中国人民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重要议事日程。在中央的关注下,作为香港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之后的持牌人,庄世平又理所当然地担负和参与了这一繁重而又光荣的任务。原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剑峰于2004年7月的深情叙述,概括了庄世平在这一伟大事件中的非凡作用:“自从讨论香港回归的时候,中方就研究怎么样在香港的航空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中央对庄老很信任,让他参与我们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后,两航的人把飞机开回来了,中国航空公司一直在香港注册,但营业就没有进行了。在庄老参与下,经过几个股东研究商量,几经起落,几经重组,几经曲折,我们终于组建了一个新的航空企业,就是港龙航空公司。我到民航总局工作以后,于1998年按惯例做了中国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我们还拥有一个上市公司,就是中航兴业。在中航兴业航空公司的董事中,庄老已经九十高龄了。从1998年一直到今年,每次董事会庄老都是参加的。会上,庄老总会提出积极的建议,比如怎样把资金用活,把公司搞好,比如如何树立公司守信用的形象,等等。因为庄老在金融方面是个行家,所以对我们的中航兴业、港龙的资金运转,他都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中航兴业的顺利上市和迅速发展,记载下庄世平在中国的航空事业中继策动“两航”起义之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前后后,为了凝聚方方面面的进步力量,庄世平又殚精竭虑地参与组织了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侨界社团年会等社会进步团体。这些进步团体在迎接香港回归、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特首董建华连任、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等等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庄世平真的是幸运的!在他八十五岁以后的日子里,祖国不仅赋予他光荣而又繁重的使命,而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
早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庄世平就由中央有关部门聘任为港事顾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全面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的各项工作。
1996年11月2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庄世平与香港各界399名爱国知名人士被选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成员,直接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行政长官从提名、产生候选人、听取候选人报告本人情况和施政主张、向候选人提出咨询到最后投票产生的全过程。随后,在港英当局明目张胆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一再违反《基本法》、香港立法局的“直通车”安排无法实现的严峻形势下,庄世平和推委会全体成员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为顺利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以弥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的立法真空,面对港英当局的重重阻拦和某些黑暗势力的诸多干扰,毅然移师深圳,从一百三十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六十名临立会议员。至此,大局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潮流已成汹涌之势,全世界的目光都盯向1997年7月1日这个不平常的历史时刻,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为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而欢欣鼓舞……亲身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建设的庄世平,未来得及在庆功酒中陶醉,又再一次承担起光荣而又繁重的历史使命。1997年11月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庄世平被选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同年11月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的全体成员,通过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的选举会议主席团建议名单,庄世平榜上有名,成为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发展历程,是霍英东、李嘉诚、庄世平等著名爱国人士团结广大粤籍同胞支持祖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重要见证。1996年,粤籍社团和乡亲组成了“香港广东社团庆祝回归委员会”,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回归后,总结了“庆委会”在回归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更可喜地看到一批朝气蓬勃、年青有为的爱国人才的茁壮成长,霍英东、李嘉诚、庄世平等老一辈侨领悉时地发起,将“庆委会”改名为“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成为香港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永久性社团。总会成立之后,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董特首连任、支持全国人大释法、支持中央政府对港的各项政策等等爱国行动中,都旗帜鲜明地喊出了自己声势浩大的声音。2004年7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社团总会余国春主席在接受采访时,对庄世平的感激自始至终溢于言表:“说庄老高风亮节,主要是他的无私。大的方面,他对祖国对民族无私。小的方面,他对每位同胞每个爱国人士,都无私。就我个人而言,不论在会务或工作上,不仅受到他悉心的教育帮助,还可以追溯到他对我们家族的支持和爱护。我父亲余庆、伯父余碧友于20世纪50年代从印尼到香港发展,因看到国家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决定经营国货,将祖国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可是,人生地不熟之外,内地对国货外销也有许多规定和限制,一时无从下手。庄老了解到这些情况,不厌其烦地联系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国货外销的关键性问题解决。随后,为了解决公司用地,庄老无私地以平价租出了南洋商业银行的底层,使我们的家族实业在香港有了扎根之地。至此,‘裕华国货’在港一炮打响,物美价廉的国货在香港和国际市场上成为抢手货。此后,经营国货的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至1974年我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参与家族实业的工作时,全港经营国货的商家达三四十家之多。”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不管是香港回归前的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还是回归后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都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构想的核心工作,关系到香港的平稳过渡,关系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既有铁一般的原则性,也有最大限度给予包容的灵活性。衡量的标准只有一条:爱不爱国。庄世平在长期的工作中,早就积累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我所用,把一切可以转化的力量转化为爱国进步力量的丰富经验。我们在前面已叙述到的: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为争取权益与南京潮籍大学生所打的官司中,在东南亚与爱国侨领陈嘉庚、林连登的工作中,在接待“中艺”前往泰国的演出中,在为安达公司打通运输线的过程中,在争取香港中国银行以及其他金融、航空等机构投入新中国怀抱的工作中,在参与国内统一人民币、肃清市场上的外币并将外币转化为外汇而发挥重大效益的过程中,在支持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的工作中,在动员广大侨胞参与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都已十分形象和充分地作了说明。正因为他具有极大的威望,不论是推选委员会或是选举会议上,庄世平自然而然地成为骨干,成为核心人物之一。临时立法会的一百三十名候选人和香港区第九届人大代表的上百名候选人,许多人都将庄世平视为一股不可估量的政治力量,采取了由写信到当面请求的各种方式进行全力争取。这些人中,有部分是现任港英立法局议员(立法局一半以上的议员参加了临立会议员的选举),有的甚至是某个党派的党魁。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和执行了港英当局破坏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的阴谋和行动,个别人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上诋毁和抹黑中国政府为香港顺利回归所制定的一些政策,庄世平就曾在一些场合与这些人针锋相对地斗争过。然而,没有香港绝大多数人的积极参与,要使“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得以落实,要使香港平稳过渡并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要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关键时刻,不再跟随港英当局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策、转而支持和拥护《基本法》的一切人,甚至对中央政府个别举措和环节,还态度模糊或者还不理解、但已站到《基本法》立场上的个别人,都应该在爱国不分前后的大前提下,欢迎这些人加入到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行列中。港英立法局一半以上的议员以至个别党派的党魁自觉地参与临立会议员的选举,正好说明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并在港英当局的关键核心区域内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我们的爱国阵线和力量。因此,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庄世平都把推选过程当作宣传爱国主义和加强统一战线的绝好机会,以其豁达、大度、恳诚的态度,在推选委员会或选举会议的成员中,为那些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甚至直接反对过自己,但已经转变了立场并有社会影响的候选人,做了大量疏通说服的工作,为这些候选人在过渡时期顺利当选并发挥作用架桥铺路……对中央和《基本法》规定的有关港英当局中属香港永久居民的官员及整个警察部队给予全部留任的政策,个别同仁不仅想不通,甚至愤愤不平。庄世平常常用这样的比喻与这些同仁进行交谈和沟通:“爱国不分先后。只有强大的统一战线,香港的稳定才有保证,祖国的发展才会更快。解放战争时,我们的解放军能够迅速壮大,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官兵。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解放全中国,同样就有这些起义或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的一份功劳,这是事实。”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担负如此繁重的使命和工作,其劳累着实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唯其八十七岁的高龄,庄世平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则是其他人无法代替与无法估量的。
1997年的7月,庄世平迎来了漫长人生旅程的硕果累累的金秋——
1日凌晨零点,在举世瞩目的中英政府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上,随着英国“米字旗”降落,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的紫荆花旗徐徐升起,代表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多年的耻辱历史终于结束了,一个由香港人自己当家作主,并从此融入祖国大家庭的崭新年代正式开始。庄世平身着笔挺的礼服,仪态凝重,融汇在四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之中,眼望着五星红旗,耳听着嘹亮的国歌,这一刻再也无法抑制那压抑了近一个世纪的泪水,任由其泉涌般地滴落下来。1949年他代表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那是要承担起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在自己的国土上悬挂国旗的风险他无所谓,令他痛心的是南洋商业银行因种种原因搬迁办公地点时,业主因害怕政治风险在悬挂国旗的条款上的诸多阻拦和限制……如今,一切耻辱都过去了。人生啊,有什么比扬眉吐气更使人神往和满足的呢?

1日凌晨1时30分,还是在同一座轩敞的宏大建筑——会展中心新翼,欢腾的浪潮从第五层涌向第七层。眼望着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带领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带领全体成员,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带领全体议员,首席大法官李国章带领终审法院常设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先后走上主席台,分别向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行政长官董建华做“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宣誓,庄世平的神色由凝重到欢慰到陶醉,那纹路纵横的脸庞最后竟定格在一个舒心的微笑上。他想起了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的风风雨雨,想起了他和千千万万的祖国优秀儿女为洗刷耻辱所付出的艰辛,想起了他能够参与这重大的历史变革并看到她结出丰硕的成果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由此他想到了香港的未来,于是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他心底里升腾而起:我会倾尽全力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办自己的事情,绝对会干得更漂亮!
1日上午,庄世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大会;下午,他又出席了特别行政区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而举行的盛大酒会……
7月2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总督府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庄世平等十二位对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香港知名人士,颁授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香港特区政府的勋衔制度规定,每年颁授奖章一次,大紫荆勋章为最高荣誉奖章)。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庄世平的内心不由又汹涌起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过去的五十年间,他曾多少次万不得已经过总督府,虽说不屑一顾,内心却是多么的羞惭无比。如今,他不仅是这里的主人之一,也在这里接受了历史对他漫长的人生的一次检验:以大紫荆勋章为标志,香港六百多万人民对庄世平几十年如一日的血汗耕耘作出了最高的肯定,祖国对庄世平这样一位优秀儿女作出了最高的回报!……当晚回到家里,已时近午夜,庄世平仍为这两天的活动亢奋不已,一股急需表达的强烈情怀油然而生。于是,他铺开稿纸,欣然命笔:
1997年7月1日零时,被英国占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百年国耻终于洗雪了!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得以实施的结果!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海内外华人无不引以为自豪,扬眉吐气!从我个人来说,更是兴奋不已,感慨万千。48年前,当我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楼顶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盼望着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这时,他想起了上海租界挂着的“华人和狗不准入内”的木牌,想起“九一八”事件之后种种悲愤交加的情景,想起了已无缘看到香港回归的方方、许涤新、黄声等等革命前辈和先烈……那绵长而激奋的情怀通过文字跃然纸上,至7月3日早上,一篇近三千多字、题目为《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感怀》的豪文已经急就(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庆香港回归,盼祖国统一”征文中获一等奖,并收入《青史流芳话港归》一书中)。也正是这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在香港回归前夕对他的专访文章《喜看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访南洋商业银行名誉董事长庄世平》:

今年八十六岁高龄的庄世平“退而不休”,仍然在为国事、港事、家乡之事以及自己从事并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事业忙碌着……
“我在有生之年,能目睹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并能参加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庆回归盛典的各项活动,有说不出的喜悦,深感无限光荣。”庄老感慨地说,“……伟大的邓小平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都深深地怀念他,无限地敬仰他;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如果没有他带领我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祖国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富强;如果没有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策略,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障碍,使香港既保持繁荣又平稳地回归祖国。我们香港同胞人人有责做好各项工作,支持特区政府开展工作,使香港比回归前更稳定、更繁荣。”……
这些文字,既是对庄世平过去的总结,又像是为未来前进敲响了鼓点。
为了使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得到永远的纪念,庄世平联系了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和香港有关部门提出了倡议,希望在古都西安建立一座香港回归纪念碑。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和香港政府的支持,内地多位著名学者参与了碑文的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题写了“香港回归纪念碑”的碑面,著名书画家方兆麟女士题写了碑文。1998年5月,庄世平任团长,率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古都西安,参加了香港回归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并拜谒了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陵。揭幕仪式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主持,庄世平不仅代表香港各界同胞讲了话,并和王兆国一起为纪念碑揭幕。沉寂了许久许久的黄帝陵,尝遍了中华民族沧桑炎凉的黄帝陵,终于在20世纪末听闻到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之林的豪迈回响。
若黄帝有知,必定为20世纪末的中华民族而自豪!
若黄帝有知,必定为他的六百多万香港子孙重新回归故里而骄傲!
若黄帝有知,必定为他的优秀儿子庄世平而庆幸!

作者简介
廖琪,1953年11月生于广东省普宁县。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委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七届专职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已出版长篇小说《茶道无道》《燃情经历》《东方玛利亚》《小镇纪事》《南海的春天》,中短篇小说集《茶仙》《等待判决的爱》,长篇传记文学《庄世平传》《扶贫状元陈开枝》,报告文学集《南粤之春》《大地保护神》《水龙吟》《胆剑篇》,散文集《我生命的雨露阳光》以及《廖琪文集》(五卷本)等。其中,《庄世平传》已连续出版十三次,同时在法国和东南亚各国出版、连载、选载。由其担任总编导的五集电视专题片《庄世平》于2004年底摄制成功并在海内外发行。另有其他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或选编入多种合集。获数十家国内外报刊媒体介绍其创作经历、转载、评论其作品。1995年湖南电视台拍摄的介绍其创作历程的纪录片《碑石》,曾于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播出。曾获中国改革开放文艺终身成就奖、首届全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全国气象系统文艺萌芽奖、全国文学院作家作品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鲁迅文学奖、广东省新人新作奖等多个奖项。还任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广东作家书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