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写出丰富的人性和人的无限可能性
—— 陈步松长篇小说《天境行》速评
刘川鄂 /文
我和陈步松主席是湖北建始老乡，他长我十来岁，但早年我们没有在家乡土地上认识交往的机会，来往并不多，算不上特别熟悉的同道和朋友。
我与步松大哥的认识，缘于文学，当然也是缘于是老乡。他的大半生，前十余年在基层工作，在社会的底层风雨兼程，之后一直在文化（文联）勤恳奉献。直到如今七十五岁，仍然奋力耕耘。人生步履匆匆，创作硕果累累，令人唏嘘感叹。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男作家，不乏歪瓜裂枣、狂妄自大之徒，但陈大哥没有矜持的作家范，也看不出一点基层干部的做派。他更像是一个慈祥的兄长，语气温和，平实低调，甚至有点过分谦虚。我对陈大哥最好的理解，最好的交流，就是拜读他的作品。三月初他把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天境行》电子版通过微信发来，我抽空读了这部合起来八十万字的大著，更加敬重这位凭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执着的文学热情笔耕不辍的老作家。
2025年12月27日在恩施湖北民族大学召开陈步松长篇小说《天镜行》作品研讨会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这些年，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尤其是中老年作家，大都有一种史传雄心，不满足于一段故事，个人经验，个体审美，喜欢写出大历史、大构思、大故事、大场面，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题材，都在一个宽广的时代背景中展开，时间跨度长、出场人物多、篇幅动辄逾百万，追求大容量，有密度。因为过分追求历史含量，而把很多的笔墨放在了背景的交代上，因为嗜好全景式描绘，免不了要堆砌很多的人物，不得不平均使用力量，主要人物往往面目模糊性格单一。全知叙事、线型结构、群像人物、梗概笔法，是这一类“大作品”的标配。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是这一类作品的通病。
小说的中心任务是写人，最大的难度也在写人。“人”是小说的中心，是小说的生命。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都是因为写出了丰富的人性和人的无限可能性。世界名著包括《悲惨世界》，《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都是以小见大，而不是梗概式的全景描绘。大而空，远不如小而精。不仅读起来轻松，而且读起来见“人”。顾彬批评中国作家没有灵魂，是因为我们很多作家停留在自己生活经历的复制、对人生的浅层次的感慨、对历史政治结论的简单的套用书写这样的层面之上。
陈步松先生长篇小说三部曲《天境行》，从20世纪4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男主人公陈杰汉（杰出的土家族汉子？）由一个15岁的少年成了儿孙绕膝的爷爷。避开了宏大叙事构思，全力表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离合悲欢、事业情感，把重心放在平凡人物的生活、爱情、追寻、命运、思想境界，并通过几个时代的淘洗、淬炼，让人物丰富而个性鲜明令人敬重，又折射出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对于社会、人生的认知和理想。整个故事围绕“建一座传世的纯木塔楼” 展开，既讲了老木匠对工匠精神的坚守、祖孙三代的技艺传承，也有创业的艰辛、牺牲的悲痛，还有对梦想的执着追寻。这正是我偏好的那类小说构思立意与写作。
主人公于兵荒马乱年代前往四川学艺。青梅竹马的姑娘月儿被人逼婚，化装和尚前往四川寻他，病倒路上被一老道相救，入道学医。四九年终于相会，准备成婚，月儿被国民党溃军强暴，恨透人世，重返清月观，入道修炼。男主人公在学艺十年之时，老师父去世，临终嘱咐：“去找道远，学得高艺。”从此他一边从艺一边寻找这位道远大师，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他一直没有寻找到这位道远大师，但他一直都在追寻的路上……小说超越了就艺写艺，将人物与小说提升到一种高远的境界，深化了主题，丰富和升华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主人公在追寻的过程中遇见几位高师，学到很多绝活，成为木工建筑大师。足见老师父遗嘱的良苦用心与意义的深远。
农耕文明时代，做一个匠人，尤其是做一个木匠，是很多男人的梦想。男主人公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超凡雄心，更有一种高远的追寻。在所谓立业与成家、人生理想与感情之间的选择上出现可贵的倾斜。为此他历尽艰辛吃尽苦头，孤独于苦苦追寻的遥遥路途。这何尝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月儿远去，与月儿妹妹云儿相爱结婚，似乎是爱神给他难得的感情弥补。20世纪50年代，他和匠人们成立手工业合作社，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牺牲爱情家庭，也有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上的很多挣扎和繁难。尤其是在高科技的网络时代，传统工艺日渐式微，工匠大师的技艺更多的只剩下是一种历史的回响。贾平凹的《秦腔》写出了中国乡村之废、农村民间艺术之废。《天境行》第三部实际上也显现了中国土家族乡村手艺有“废”的危险性和老匠人的不懈坚守。农耕文明时代最使男人引以为自豪的手艺，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时代必然落伍，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整个故事围绕“建一座传世的纯木塔楼” 展开，既讲了老木匠对工匠精神的坚守、祖孙三代的技艺传承，也有创业的艰辛、牺牲的悲痛，还有对梦想的执着追寻。
在对“手艺之废”的书写中，《天境行》更显深沉的思考。当传统木匠手艺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主人公并未陷入对“过去”的怀旧式哀叹，而是在时代变迁中坚守匠人精神的核心——对技艺的敬畏、对品质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我还要特别赞赏作家没有庸俗地设置一个光明的尾巴。寻机会：柳暗花明遇工程。老木匠陈杰汉一直在寻找道远大师学艺，找了一个多月没线索，心里挺伤感。这时听说老家业州县城要建标志性建筑和亲水走廊，旅游业越来越火，他觉得这是实现自己心愿的好机会，赶紧让徒弟（也是侄儿）雷陈林带着公司来竞标。聚人才：祖孙三代齐上阵。雷陈林身体不好，刚做完心脏手术，却一心想干事业，他骗儿子陈垒自己病重，把在大型国企当副总的建筑专家陈垒叫了回来。陈杰汉又让陈垒联系了同样是建筑设计大师的堂弟陈厦，祖孙三代加上雷陈林的公司，组成了实力雄厚的团队。定方案：纯木塔楼 “亲月楼”。他们去见了袁县长，陈杰汉提出建一座纯木的仿古塔楼，既体现民族风格，造价还能省三分之一，层高四十米、九层八方形，名字叫 “亲月楼”，和县城的 “亲水走廊” 呼应。县长特别认可这个方案，他们也准备参与招标。建塔楼：艰险中坚守与牺牲。招标成功后，工程正式开工。陈杰汉不顾年纪大，亲自指导木工们加工木材、搭建框架，还坚持上高空指挥作业。塔楼建造特别危险，尤其是高空对接柱架、安装横梁时，稍有不慎就会出事。在搭建七八层时，雷陈林为了救一位脚下打滑的师傅，自己从高空摔下牺牲了。大家悲痛万分，但为了完成雷陈林的遗志，还是在工地简单悼念后，继续开工。终建成：荣耀背后仍有追寻。之后陈杰汉带着苏城（雷陈林公司的副手）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危险，终于完成了第九层和顶端金鼎、飞檐的建造。塔楼建成当晚，彩灯亮起、烟花绽放，全城人都来围观庆祝，亲月楼成了业州县城的标志性建筑。但陈杰汉没停下脚步，他觉得建筑的成功需要时间考验，而且自己寻找道远大师的心愿还没完成，最后又独自踏上了追寻的路。这一情节巧妙地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当手艺或技术成为工具时，真正不可替代的，永远是“人”对责任、良知、理想的坚守。
作者的特意安排，种种原因，他与三姊妹的恋情也让人感叹唏嘘。其实，月儿是作者有意设置的象征，象征美——那真正的美能够追寻到吗？人生不是购物，走到拿到。人的信仰与追寻一定都能到达彼岸，到拿到结果吗？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深沉思考与精心设置，于小人物中写出人性人生的大思考。女性生活爱情身体生命的悲苦，是农耕文明时代后农耕文明时代、男权中心社会难以逃避的命运，本书也通过月儿、云儿、叶儿三姐妹的经历与命运作了深刻的揭示。小说对女性命运的刻画，尤其挣脱了传统叙事中“受害者”的单一标签。月儿、云儿、叶儿三姐妹，虽都困于男权社会与动荡时代的枷锁，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命选择。月儿在被强暴后遁入道门，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以修道学医的方式，在精神世界与现实价值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方天地；云儿选择与主人公成婚，在家庭与时代的多重压力下，以柔韧的姿态支撑起生活，她的“平凡”里藏着对爱情的坚守与对家庭的担当；叶儿的命运虽着墨相对较少，却也在细节中勾勒出农耕文明下女性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作者没有刻意渲染她们的悲苦以博取同情，而是通过日常化的生活场景——比如月儿在道观中熬药时的专注，云儿在合作社里为匠人们缝补衣物的细致——让女性的苦难与坚韧自然流露，这种“不刻意”的书写，恰恰让女性形象更显真实、立体，也让对男权社会与时代局限的批判更具力量。
《天境行》中对“追寻”的书写，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直线叙事，而是像鄂西山区的溪流般，在曲折中不断汇聚力量，最终形成对人性深度与生命价值的浩荡叩问。主人公对道远大师的寻找，从最初对“高艺”的执着，逐渐沉淀为对技艺本质、人生意义的探索。他在不同时代的匠人境遇里，看到的不仅是手艺的传承与失落，更是一代代匠人在时代洪流中对尊严、理想的坚守——这种坚守，无关技艺是否被工业文明淘汰，而是人性中最珍贵的“执着”在闪光。
小说中鄂西少数民族元素的融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应。作品自然而然地有鄂西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子，包括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和某些语言表达方式。那些散落在情节中的民风民俗——比如土家族的婚嫁习俗、山间劳作时的歌谣、节日里的祭祀仪式——并非作为“异域风情”的标签刻意展示，而是成为人物生活的自然背景。主人公在山间学艺时，师傅传授的不仅是木工技艺，还有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这种智慧里便藏着鄂西少数民族“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匠人们在合作社劳作时，偶尔哼唱的山歌，既是对生活的调剂，也是对辛苦的慰藉，这些细节让人物的生活更具烟火气，也让鄂西的地域文化成为滋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又避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式消费，让读者在感受地域风情的同时，更能聚焦于人物与人性本身。这对于我来说，很容易看得出来，也格外有几分亲切。他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仪式化展览上，对地方因素、地域性、方言等因素把握得分寸适度，基本上没有给外地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也不会引导读者对方言习俗的猎奇，而是关注人物、人性本身。
陈步松先生以七十五岁高龄，写下这部八十万字的《天境行》，本身就是对“执着”与“坚守”的最好诠释。他没有追逐当下文学界流行的“宏大叙事”或“先锋技巧”，而是扎根于自己熟悉的生活与土地，以平实却有力的笔触，书写小人物的命运，探索人性的深度。在这部作品里，没有面目模糊的“群像”，没有空洞的“时代口号”，只有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有欲望、有挣扎、有坚守、有遗憾，在时代的变迁中努力活成自己的样子。
娶妻嫁汉、穿衣吃饭、叠床架屋、烧香磕头，作家表现的，任凭时代怎样纷乱变化，平民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日常就是生活，生活总归于日常。小说就是关于生活的艺术，关于日常的艺术，关于人性的艺术。正是这种对“人”的聚焦，让《天境行》不仅成为一部记录匠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小说，更成为一部叩问人性本质、探索生命可能性的作品。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天境行》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小说的力量不在于篇幅的宏大、结构的复杂，而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人的情感、人的挣扎、人的坚守，关注人性中那些永恒的、闪光的品质。陈步松先生用这部作品证明，只要扎根生活、心怀对人的尊重，就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陈步松先生努力写出丰富的人性和人的无限可能性，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可贵收获。
作者介绍
刘川鄂，男，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文学院原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专委。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出版《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从现代到当代》《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池莉论》《湖北文学通史》等论著十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