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柳青旧居前的沉思

朱海燕

一

两次去长安县皇甫村寻找柳青先生的旧居，第一次是1981年晚秋，我冒着黄汤大雨前往，到皇甫村下不了公共汽车，只好到前方一所军校避雨，未能与先生旧居谋面。第二次是2025年暮春，我沿秦岭东进，过子午道，到当年避雨的军校，沿滈河北上，终于扑进皇甫村的怀抱。

寻觅先生的旧居，时间被解体，寻了45年，从青春走到暮年。皇甫村得名于唐代，据记载，该村历史上地处古上林苑御宿川之中，因唐代有皇甫姓人移居此地，故得名“皇甫村”。我的皇甫之行，是为柳青先生，他走了近半个世纪，心再热，也不可能见到先生。但他的反射之光还是那么浓密，牵引着我的渴望，来到他生活过的地方。

北去的滈河，在皇甫村拐了一个弯，由向北转西而行，柳青的旧居在皇甫村河的北岸，坐北朝南。我想，先生旧居前的这片河滩，大概就是先生笔下的蛤蟆滩了。旧居临河而居，面对一河青翠的草木，河的南岸是铺向终南山的王曲川，站在此处远眺，视野十分开阔。旧居西面，房屋甚少，感觉它是河北岸把头的一处房舍，房屋背后是高高的神禾塬。西安南部有三个塬地，从西向东，依次为神禾塬、少陵塬与白鹿塬。塬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为长安城提供了自然屏障，也是居民主要的生产和生活的区域，塬上铺满厚厚的黄土，土质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

先生的旧居，过去叫中宫寺，是建于清代的一座古寺，早年中宫寺香火不断，抗战时期，张学良、张治中和顾祝同先后在这里短暂居住。1949年，被解放军接管。1952年，柳青来皇甫村时，用西安的一所房子，从西北军区手里换下了这座破败的寺院，自己花钱略加修缮，搬进去一住就是10多年。可惜的是，房屋文革中毁于山体滑坡。现在呈现眼前的柳青旧居是2019年仿建的。

旧居铁锁把门，好在院墙不高，趴在墙外踮起脚，仍把院内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旧居前后两排房子，皆是青砖青瓦，因不能入内瞻仰，故不知室内是怎样的摆设。院外，东南方向距旧居约30米处，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树冠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树下有亭，置木条长椅，可供遮阳避雨。据说，当年若有人来访，柳青送客都会送到这里，再与客人话别。皂角树两侧的栏杆上，写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象征着柳青的文学创作精神。人们一次次走来，憧憬的就是这种精神；人们所渴望的，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重新启程。

我在皂角树下小坐，河谷里一声声鸟鸣传来，不知它们在歌唱什么？是不是希望，它的歌声变得我的喉咙，向这片山川唱出自己的愉悦与激情。

二

无缘结识柳青先生，透过历史的风云，我还是望见了他。为了写书，居然放弃了北京。他有着优厚的待遇，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之一，工资级别为行政九级。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级别？如果说，你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至1949或1952年，职务必须达到地厅正职，方可定为行政九级，这是一个让万人仰慕的级别。但他不愿做高官，铁心回到农村，为了写农村，写农业，写农民，他的一颗心沉进了这方土地。

那时，全国解放不久，巨大的社会变迁，必然带来经济与各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柳青希望下乡落户的地方，能够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他要把这种变化写进书里。他的故乡在陕北，因而排除了再回陕北的可能。他要选择一个新的地方，体验新的生活。终于选择了西安附近。落户的地方条件是，不能离城太近，要有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又能回避城市的各种干扰；但也不能离城太远，他是响当当的高级干部，离城太远，开会或聆听上级的文件精神，很不方便。

他看了泾阳、三原、高陵与周至几个县，这些地方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具有写进小说题材的东西。尤其是他对泾阳很感兴趣，十几年前他经过这里走向延安，那里的一山一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忆起来仍格外亲切。

在西安，他见到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张稼夫说，泾阳离西安太远，来西安听报告不方便，在县上听到的传达，看到的文件也有限，会影响你的工作与学习。我的意见是到长安县比较合适，离西安近，汽车接送比较方便。

那时，不能不考虑交通问题，泾阳不通火车，公共汽车也没有，战争刚结束不久，国家贫穷落后，像西北局这样的机关汽车也不多。从泾阳坐马车来西安，别看百十里地，来回一趟比坐火车去北京还费时间。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意张稼夫的意见，他说：“要长远打算，要长远打算，到长安县好。给柳青配辆汽车，就放在省委。”

西安与秦岭之间夹着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就是长安县，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汽车驶出西安城大南门，一直往南走，下了一道长坡，就到长安县委的所在地——韦曲镇，离城只有25里。柳青考虑了各方面意见后，他决定到长安县落户。

1952年9月，秋来叶黄之际，柳青住进县委大院的一间平房里，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

自从在延安，柳青和妻子离婚后，至今他仍是单身。这次下乡落户，对他这样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需要组建一个家庭，找个贤内助，才能撑起这个家来，头痛脑热时有人端茶，瞎灯死火时有人说话。到长安县前，省党校的朋友给他介绍一位善良纯朴的姑娘，叫马葳，24岁。高中毕业后从沈阳来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西安。柳青对她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条，结婚后能与他一道离开西安，到乡下生活，做终生在乡下的准备。马崴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不久，这位比柳青小12岁的姑娘来到长安县，与柳青结为夫妇。

柳青在长安最初去的是王莽村，该村是长安县的先进典型，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办起了互助组，家家收成比过去有了提高，这一变化使沉寂的村庄活跃起来，互助合作吸引了许多人，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员蒲忠智带头组织了农业社。但不久问题来了，过惯了一家一户小日子的庄稼人不习惯过集体生活，合在一起的穷人并没有摆脱穷日子。入社的富裕中农觉得和穷人在一起自己吃了亏，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身为共产党员的村干部摆不顺活人的心思。几个互助组长都摇头：人心不齐，难得很哪！

虽然柳青在王莽村，参与帮助当地劳动模范蒲忠智建立了长安县第一个试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协助制订“三年建设规划”。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皇甫村。因为皇甫村的经济基础不如王莽村，开始成立的互助组，一个又一个垮了下去。万事开头难，柳青想从难字开始，解剖这个村庄。在一个春草变黄，春荒无奈的时候，柳青来到皇甫村，他来的时候，皇甫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处在原始阶段，农村生产力低下，有什么办法使世代辛勤劳作的穷苦农民尽快吃饱穿暖？柳青认为，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皇甫村一穷二白的基础更贴近当时关中农村的普遍现实，便于从头参与、全程记录整个合作化运动的演变过程。他在这里发现了更真实的基层生态，该村拥有一个在土地改革等运动中表现坚强的党支部，虽然党员存在骄傲自满情绪，但经过党的教育后，整体基础扎实，这种从零开始的环境，让他能真实地观察和体验农民的思想变化与生活状态，而非在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先进村中进行典型化写作。他感到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只是采风，“当干部”或“当观察员”，而应“像一滴水掉进河中”，真正融入群众。为了真正成为皇甫村的村民，柳青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他剃了平头，穿上农民常穿的对襟小褂，学着农民捏着指头议论事情，完全是农村的农民样子。由于他总是一身农民的服饰，曾多次被省、县机关的门卫视为农民而遭到盘问，往往是碰到他认识的干部，才为他解脱尴尬。他在皇甫村，以一个农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自己农民化而感到自豪。他摒绝了城市生活的享受，住农家院落，吃农民一样的伙食，以步当车，常常挎着篮子上集买酱油买醋，买食盐，买青菜，和农民一起排队购物，不认识他的人，总把他当作一个农民老汉。皇甫村作为普通农村，比王莽村更有利于他实现这种沉浸式的创作。这里为他创作《创业史》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生活源泉。

为了让农民在劳力和畜力之间互相协作，提高生产力，柳青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讲互助合作课本，他说互助合作的好处：“一家人种庄稼，穷人缺牲口，少农具，劳力不足的困难。到了忙天，拿起这头，丢了那头，老婆娃娃忙成一团，庄稼还常常收不回来，种不下去。大家一互助，你帮我劳力，我帮你畜力，取长补短，许多困难就克服了。如果不互助，谁家出了事，一下能把一家人撂倒；若互助了，七八家人都来帮助，这家人不至于饿翻困死。再比如，为了预防灾害，就要兴修水利，你一家人能办到吗？连个水车也买不起，进互助组，人多力量大，能修水渠，能买水车，生产能发展，产量能提高。农业才能得到大发展。

柳青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共产党是想让所有人都逐渐富起来，而不是重复历史的两极分化，但事情的开头却很艰难。柳青寄予极大希望的郭家十字村郭远文互助组最初的失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柳青回忆说，插秧时节，他到这个互助组开会解决纠纷，郭远文根本不愿见他，盖着被子在家里睡觉。他一心想自己发家，坚决退组。

从高湾村到郭家十字，每个互助组柳青都去，问题多，麻烦多的组去得更多，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白天在地里与他们交谈，晚上与他们一起开会研究。但并不见成效。几个月的奔波，应了村里传说的顺口溜：“春组织，夏一半，秋零落，冬不见，等到明年再重来。”柳青心冷了，回到家里，关着门一心写作。

他能够安下心写作吗？他的眼睛是闪电和泪水的皇甫村。农民的困苦没有沉寂，像无风的暴雨，无浪的海洋，咬着他的心。最穷的陈恒山，穷根深，深几辈，到他这代，弟兄五个，没有一个过上宽松日子。他只有一亩半地，娃多，人憨厚缺心眼，又不会务弄庄稼，人家一亩打二三百斤，他只打得一半，全靠跑山里，担柴、背炭到集上卖，换些粮食，养活婆娘和娃娃。他给柳青讲到秦岭深处去伐木，山里没路，走陡崖，爬立坡，回来背着一背柴，两手交替着拉树杈，一有不慎连人带柴滚下去，只有喂狼了。

不止一个陈恒山，还有陈家宽、董柄汉、高怀荫、童廷义……他们都是穷人，不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永远是穷人。柳青此间悟出一个道理，对农民不能光靠思想教育，大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农民的实际困难，要给他们经济利益，给他们实惠的东西。互助组光靠思想教育是无法普遍巩固和逐步提高的。

他的脊背宛如太阳上河流的脊背，一河深情的心血流向农民。经过柳青的不懈努力，1953年，互助组在皇甫村全面推开，有效抑制了村里的贫富两极分化。

之后，柳青参与了统购统销，参与了成立农业社运动，参加了扩社，参加了分社风波，也参加了初级社的管理，他深感建社容易巩固难。他在这里结识了王三老汉，王家斌，董柄汉……

柳青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为了反映新生的共和国的革命与建设，他才决定到乡下去。他多次向文学工作者讲述他的感受，要有“三个学校”和“六十年一个单元”方向目标。这实际上也是他个人创作行为的规范和创作的经验总结。所谓“三个学校”，即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终生置身于“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与艺术的学校”，在这三个“学校”里，一直学习到老，工作至死。所谓“六十年一个单元”，就是要把文学创作当作终生的事业，绝不可见异思迁，柳青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柳青在皇甫村定居了14年，如果不是文革干扰，他很可能按照“六十年一个单元”的方向，终老于斯。

三

生活没有辜负柳青。他的写作欲望越来越强烈起来。1953年，他的这部还没有名字的小说写了九万七千字。全书反映的是，干部工作中要坚持共产党的传统：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民主平等的工作方法，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有着官僚主义、贪图享乐的干部形象。作品中提出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问题，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白区工作的干部与解放区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部小说与他的《种谷记》比较，从结构上看比较完整，主题集中，脉络清晰，布局匀称，叙述事件发展过程从容不迫。

与他的《铜墙铁壁》比较，水平相仿，没有太大提高，只是生活场景丰富细腻一些。柳青很不满意：“不能停留在艺术创作的老路上，要提高，一定要达到一个新水平。”

优秀作品优秀在哪里？和一般作品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他钻研多年，自信有所领悟，但从“认识到”到“做出来”，比登天还难。思索，日夜不眠，阅读，手不释卷，仍然无能为力。他认为对生活的熟悉的程度远远不够，要不断深入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物，对人物的言行特点和思维方式不仅要娴熟于心，还要用文学语言艺术地表现出来。他说，写小说，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掌握技巧，还要继续钻研。

他很着急，作为专业作家，两三年没有发表作品，何以心安。但他不愿意拿不满意的作品去应付。他划着一根火柴，把这部作品焚之一炬。这一烧，就是要逼迫自己下决心向新的高度冲刺。

两年后，《创业史》的第一稿出笼了，与他废弃的那一部比较，焕然一新，全书充满了生活气息，乡间的种种人物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后，地道精练的农民语言绘声绘色。这一稿写了24章，出场人物约27个。在各种矛盾斗争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个性丰富鲜明。但是，如果将《创业史》的成书与这一稿比较。从技巧看，《创业史》第一稿，还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深深体会到，作家在生活中形成一种艺术构思很容易，但是，要否定这种构思很难，在没有新的构思来代替的时候，就形成创作的苦恼。

苦恼折磨着他。

放下笔，到村里走走，熟人、草棚、稻田……回忆与联想不断。远山、蓝天、河岸、水鸟……大自然让他暂时忘记了苦恼。

1956年，他在第二稿加入全新的第一章，成稿中改为《题叙》。为了吃透蛤蟆滩的历史，他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之中。第二稿在主要事件上与第一稿大致相同，但细节有了较多变化，把一些叙述过程的内容删除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加丰富细腻，性格特征更加突出。在各种冲突中，人物动起来了。但是，仍未达到他要求的由旧手法向新手法的转变。他准备写第三稿，他下了拼死的决心，在艺术技巧上，不仅要超越前两部，还要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但这时处境对他很不利。对他的议论越来越多起来：“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

“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的长期住着不出来？”

“那个庙是他的安乐窝，世外桃源，他尽享清福哩！”

有人说他革命意志衰退。

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在乡下待下去。

柳青说，我不渴望在喝彩中前进。无论成功与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顶着来自上面和周围的种种压力，终于熬到1958年，他开始了第三稿的写作。

这一次拿起笔就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

他终于越过了这条多年越不过的鸿沟。

进入角色的感觉不一样，思维方式、语言特点都是人物的，人物在行动，而不是作者在叙述。

终于写顺了。

这是光明与困惑，有形与无形的婚礼。

是生活与情感互通的无极的门廊。

这是生活与灵感共同携手的行动。

1959年4月，他的书终于写成了，这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开始上在《延河》月刋上连载。

柳青的《创业史》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生命呈现，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关于乡土叙事的巅峰之作，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农村发展道路推到了举什么旗帜，朝什么方向走的新高度。作品具有经典的高度与精神的穿透力，其创作的使命是在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一问题。他要创造一系列新的时代新农民的形象，这种开天辟地的创作雄心，成就了《创业史》的史诗性作品。作品诞生于新中国文学十七年时期，继承了《子夜》式的社会全景描写，又突出个人命运视角，构建起阶级群众的叙事框架，以蛤蟆滩为典型环境塑造了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其道德理想主义强化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形成互补。另外《创业史》采用农民口语与政治语言的双重结构，影响了后来《平凡的世界》的叙事模式。路遥将此书读了七遍，陈忠实读了九遍，他们把柳青视为自己的“文学教父”。

《创业史》一经问世，便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众多知名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柳青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展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与农民的精神风貌。在读者中，尤其是广大农民读者对这部作品更是爱不释手。不少农村地区的人们，将《创业史》中的互助组模式视为发展的参考范例，积极寻找走合本地的发展路径。它像一盏明灯，为当时农村的发展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柳青《创业史》的第一部，获得稿费16065元，他把这笔钱一分不留地捐给皇甫村，用于兴办集体企业，还支付了第二部的稿费，用于皇甫村架设用电线路，这两项巨款，在上世纪60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第二部稿费不说，仅第一部的稿费，若以每人每月40元工资计算，就是一个人近40年工资的总和。这一事例，足以说明，柳青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大作家，真正做到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入农村，与当地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了。

《创业史》一书的责任编辑，到皇甫村拜访柳青时，发现这样一幕：柳青家做饭分大灶、小灶。妻子马葳说，小灶专门给柳青的，大灶是她和孩子们的。客人来了，都和柳青吃小灶。这位编辑与柳青吃完饭后，到院中散步，无意间走进厨房，看见马葳和孩子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没有炒菜，每人捧着碗，这么吃着。这情景令他吃惊，问柳青：“你把全部稿费捐了，留下一部分不好吗？”柳青说，我这一生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做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与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孩子。我写《创业史》是为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决裂，拿了稿费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怎么看你？这老汉在这里写我们，是为了挣稿费个人发家。

世界上有这样道德高尚，品如澡雪的作家吗？没有！

世界上有这样无私忘我，心想人民的作家吗？有！

他就是柳青！

但是，这么一个心中无我，只有人民的作家，在那场十年运动中，被人洗劫一空，连被视为生命的《创业史》手稿也丢了。这里的“人”，也在人民的概念里。这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无疑痛彻心扉。红卫兵无视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对花粉过敏，每到麦子扬花季节，就把柳青拉到麦地劳动，嘲讽，批斗，游街，谩骂，殴打。在这种无休止的凌辱下，人的尊严丧失殆尽。1969年10月的一天夜里，柳青把一根电线接到灯头上，想触电自杀。似乎苍天眷顾好人，他几次尝试，手被电流烧得发出焦糊味，仍自杀未遂，只好苟活于世。当奄奄一息之际，还要他女儿跟他划清界限，不得到病床前照顾父亲。这种革命，革掉了一切亲情、人性与良知，留下得只有血腥与残忍。他渡尽劫波，经过11次抢救才活下来。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马崴却未能幸免，在野蛮的批斗和残酷迫害下，心理受到强烈刺激，在一次回家途中坠井自杀，时年41岁。

我想问，屡屡迫害柳青的人，是西安的？还是皇甫的？身为红卫兵，捍卫的是谁？是人民的安危吗？你们披着人民的外衣，迫害人民的作家，尔后还在人民的行列里，有没有一点自责与反思？

四

在皇甫，我坐在柳青旧居前那棵大皂角树下的凉亭里，放眼望去，开阔平坦的河滩稻地向南伸展，一望无际。南面的终南山像奔腾的苍龙，流来的滈河从秦冷的石砭峪出来，一路向北，在皇甫村转向西流，也流走了柳青的那个时代。

时代和人民都希望柳青把《创业史》一至四卷全部写下来，但是他终究没有写出，只写下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上半部。他写不下去了，除身体的原因之外，还有当时农村的政治生态，决定他无法写下去。

和众多人一样，柳青对中国农村究竟走什么道路问题也缺乏前瞻性认识，他认为走合作化道路会走成人间天堂；没想到，这条路走了不长时间便走成乌托邦。他虽然写的是蛤蟆滩一个村，但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合作化的某一个侧面，也不只是描写这一斗争中的某一些人物，而是通过这个点，全面完整地概括中国农民创造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他是以皇甫村农业合作化为核心，编织出一幅农村历史进程与新时期农民个体命运交织的壮丽画卷。以此为中心，辐射整个渭河流域，或者辐射整个中国农村，构建起宏大而严谨的历史框架。柳青这种史诗般的广度与深度，这种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洞察，适应了那个时段，而不适应中国农村社会流变的历史过程。那只是剧场内一时的交响，而不是一曲永恒的颂歌。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才能富裕起来？一个国家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不可能手触到冷水，就握住了过河的真理。柳青当时所认定的真理，没几年就被无情的事实推翻。这是历史与政治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农村如何发展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它不会服从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指月亮的手，并不能代表月亮。

深刻描绘阶级斗争，是柳青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之一。他在写《创业史》时，明确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背景，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小说通过梁生宝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与郭世富、郭振山等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生动展现新旧力量、新旧思想观念之间的尖锐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体现在各个层面：在经济基础斗争方面，以梁生宝为首的贫雇农，通过互助组、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旨在改变千百年来的私有制，而郭世富等富裕中农则试图维护甚至扩大个人私有财产，两者在土地、牲畜、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在政治路线与思想观念斗争方面，梁生宝将其身份视为服务集体，为群众谋福利的时代新人，而郭振山则把自己的身份当作获取个人荣誉和私利的“通行证”。这种对立，实质上是两种阶级立场和价值观的对抗。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更替方面，小说描写了以郭世富、郭振山为代表的旧有“能人”在合作化运动中逐步丧失影响力，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则逐步掌握话语权，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阶级关系的重组。

说柳青无法再将《创业史》写下去，不是强加于他的意志，而是他的表现证明这一点。他在《创业史》再版时加上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土地改革以后，刘少奇等人散布的所消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呀，确立新民主主义秩亭呀，四大自由呀，确保私有财产呀等等，等等，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上资本主义思想泛滥，到1953年冬天才刹住了这股逆流。”这不能使人理解，这样赶政治浪潮，他能把反映农村变革的宏大巨构写下去吗？不久刘少奇平反，《创业史》又不得不删去这些内容。

柳青最初的创作构想是将《创业史》写成四部曲，涵盖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根据第一部与第二部上卷的出版说明和创作意图，后续部分将继续深化这些，展现合作化运动高潮及人民公社、全民整风、大跃进时期更复杂的阶级斗争图景。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创业史》完成，阶级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而呈现出更广泛更深刻的形态。

如果按照这条思路写下去，到不再提阶级斗争，全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创业史》会被历史认可吗？它会不会像陈登科的《风雷》一样，藏进岁月的冷宫。从历史的进程看，1962年的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及农村实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本身就是对合作化运动以及大跃进的否定。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干到组。这些形式都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制任制。这些责任制形式，本身又是对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颠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制定的农村政策，核心是确立并规范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将其从争议中“正名”，明确其社会主义性质，并以此作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动力与效率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些正是柳青无法把《创业史》下去的根本原因。他不是江郎才尽，而是他遇到无法克服的历史性与体制性障碍。他所认定的人间天堂式的合作化运动的真理，将要被中国农村发展的伟大实践的洪流激荡的荡然无存。他写了《创业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半部，取得一个“小的胜利”，他若创作完《创业史》的四部曲，很可能因为宣传阶级斗争而完全失败。

这不是作家的责任，是社会前进途中历史事件的动荡。

在创作过程中，现实的巨变，使柳青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一次，女儿问他：“第四部写什么？”

他说：“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得明显些。”他又说：“我说出来的话就是真话，不能说，不让说的真话，我就在小说里表现。”

这才几年，刚刚歌颂过合作化运动的柳青，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合作化运动已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理。他也深深地感觉到一个作家不能说真话的苦恼。

1973年之后，柳青的认识更深刻一步。他说，高级社发展过猛，一步登天，引起经济上失调，进而引起城乡认识不统一。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柳青说：老人家这一板没拍好，引起了反对，想把这意见压下去，导致了“反右”。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的不满情绪又引起反右倾。

柳青还说，不要把我们的一切都说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找寻正确的路。

这话，是说给一个国家的。我以为，这话也是柳青说给自己的。他没有选择好一条正确的路，才无法把《创业史》四部曲写完。《创业史》不像《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也以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运为轴心构思作品。但这二者又有区别，《创业史》关注梁生宝的政治命运；而《静静的顿河》关注的是葛利高里的人生命运或人性、人道主义命运。前者片面，后者深刻。在《创业史》里，柳青着重表现政治斗争，而《静静的顿河》则把政治斗争作为背景处理，写政治生活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的扭曲与坚持。柳青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的形成，有其历史条件，故而其《创业史》无法与《静静的顿河》相比。

《创业史》与《白鹿原》比较呢？《白鹿原》是以家族史展现民族历史变迁，揭示复杂人性在历史变革中的表现，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表达对历史循环和人性本质的哲学思考。作品通过白鹿两家三代人的恩怨纠葛，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矛盾虽复杂，都在陈忠实的随意掌控之中。

《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比较呢？《平凡的世界》揭示农民的苦难史与奋斗史，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尽管身处平凡甚至困苦的生活环境，但他们从未放弃奋斗，通过不断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孙少平在煤矿艰若的环境中依然坚持阅读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样，路遥是驾驭他们命运的主人，愿意怎么设置矛盾就可以怎么设置矛盾。

而《创业史》则不能。《创业史》其内容是沿着既定的“史”的脉络，它不仅是书中的蛤蟆滩之“史”，也是中国农村那个既定时期的整个历史，柳青就是神笔，也无法修改历史。而这个开始被他认为是康庄大道的道路，后来成为一条“断头路”，这是作家无法克服的也无法避免障碍。躲，躲不过去，攀，攀不过去。文学在这里服务不了那段历史。但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柳青出版的《创业史》部分，仍是一个时代珍贵未泯的纪念。

我在柳青先生旧居前沉思，我与先生之间虽然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但并没有横梗一条心理的长河。今天来访，我为他的《创业史》开始便结束而感到遗憾，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风雨，文学创作没有这么的桎梏，他会留下这样一部“断代史”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部不朽文学巨著，立于中国文学大江的潮头！

文学追着历史走，回头看看，哪里是长江源头？哪里是黄河源头？哪里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