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20岁的时候，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本鬼子侵占了长清县城。长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组 织 重 托

父亲回忆说：1938年春农历三月初四早晨突然听到咚咚的大炮响，日本鬼子在苾村（离西褚科5里路）向南面的虎头山放炮打机关枪进山搜八路军。这次鬼子扫荡在北山土屋里，搜出小河东村三四人砍死，在南苾村（那时叫西辛庄）也杀死了人。还在一个村坡里的土屋里搜出二三十口人，说是“马猴子”（当时鬼子对八路军的污称），也残忍地杀害了……庄户人一看日本鬼子比豺狼还凶恶、残忍，到处杀人放火，人心惶惶，成天提心吊胆，哪还有法过日子？

那时，共产党、八路军（群众习惯叫“便衣队”或“八路”）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打鬼子。上级党组织和村里保举我当了村里的抗日自卫队长，组织带领村里人拿着枪头子、大刀、土枪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防奸反特。白黑轮流站岗，生怕放过一个坏人，生怕鬼子来村抢劫、杀人，村里人遭罪。干了一段时间，党组织看我办事实诚，认真负责，从不误事，还让我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自卫队长训练班，学习了用游击战打鬼子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县动委会在我村扩充队伍，还建起了农会、妇救会、儿童团，咱村成为七区打鬼子的一个重点村。

父亲说：这样干了一年来的，组织上对我的工作很放心也很满意。记得在1939年过了麦，阴历五月的一天上午，让我去崮头村（当时七区的乡镇驻地）开会选长清县县长，我（相当于现在的县人大代表吧）又惊又喜。旧社会县长都叫县太爷，平常人都靠不上边，现在老百姓能有身份选县长，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是社会变了，人民当家做主了。那时西褚科是长清七区一乡，我是村自卫队长。在选举大会上，提出张耀南为县长候选人。这个人在长清很有名气和威望，都知道他把他的学生组织起来，在大峰山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我连含糊都没含糊，诚心敬意地投了张耀南的赞成票。那次会上一致选举张耀南为长清县第一任人民民主县长。能投票选县长，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工作上更加用心。之后记得在一个晚上组织找我谈话，说我抗日工作完成得好，靠得住，信得过，秘密吸收我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让我秘密担任地下交通员，组织的无比信任、重托，我没二乎，果断挑起了这副有千斤重的重担，地下交通站就设在咱家里。

所谓的地下交通站（也叫地下联络站），是长清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十分重要的“红色交通线”。它设立在全县各区可靠的村庄、饭店、作坊、药铺、堡垒户家里，有的直接设在地下交通员家里，站、员一体，方便工作，不易暴露。形成分布在全县纵横交错的地下交通网，同泰安、肥城等十多个县的地下交通线形成四通八达的整个泰西地区抗日交通网络。这样，父亲住的村西北角崖头下极为简陋、很不显眼的土屋，成为长清抗日战争对敌斗争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站、点。

秘 密 任 务

地下交通站的任务“是传送党的文件，接送来往的干部，临时安排吃住，作部队的向导。因之，交通员站的同志，除了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工作十分可靠之外，还必须人熟、地理熟悉，要耳目灵通，处事机警。交通站一般的都兼情报站，他的工作关系着来往干部的安全，敌我斗争的成败。”（董文江回忆录语）

父亲说：西褚科地下交通站也兼情报站。送文件、送情报，一般是一站接一站地传送，有时也叫你直接送到终点。接到文件、情报后，不管白天黑夜，甚至是狂风暴雨多恶劣的天气，就要马上出发，确保及时无误送到目的地。为了保存好文件和情报，要搞好伪装，有时把文件、情报藏在褡子（搭在肩上，前后有口的袋子）里，有时藏到菜篮子里，有时缝到衣裳里，有时垫到鞋里，有时放到衣袋里……根据路线、敌情等情况琢磨着怎么安全就怎么放，怎么藏，决不能丢失。有时情报就是一张纸、半张纸或一张字条，危急时刻就是把它吞下去，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有一次，我把半截纸的情报用一块小布捆绑在一块小石头上，装在衣袋里往坦山送，正走着，发现迎面不远有两三个人不地道，赶紧把它扔到庄稼地里，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这时你不能跑，一跑就露馅了。对面后，那几个人贼眉鼠眼的上下打量我。有一个拍拍我的肩膀，就掏我的口袋，还掀起我的上衣褂子摸我的扎腰带子，最后审量我一阵子，骂了我一声“滚！”就走了。看那几个人走得没了影，我这才返回庄稼地，在草丛中找到小石头，把情报及时送到目的地。估计这几个人不是敌特就是土匪性质的坏蛋。

接送人员。来了上级的人，一般先招待，那时所谓的招待，就是吃顿饭。根据工作需要，有时候晚上住白天走，有时候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走，有时候只是落落脚，交待了情况要急走，拿着块凉干粮就赶路。顶风冒雨雪，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是常有的事。护送干部一般白天都是避开交通路口，岗卡，拣小路或庄稼地走。如非得过大道，都是自己先一步过去打探，确认安全无事后，再发信号或回来和来人一起走。有时还推上一辆车子，担上一副担子，或肩上背一个盛粮食的布袋子装成赶集、买卖东西、走亲戚，两人结伴而行的样子。黑夜送人都是非常紧急和很保密的，要十二分地小心和谨慎，决不能出意外。特别是经过据点时，要把人送过了据点一段路程安全了，这才放心地回来。那时接送的大都是进出大峰山的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接从大峰山往外来的人多。

正当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轰轰烈烈打鬼子的时候，抗日形势出现了巨大挫折。父亲说：1940年在日伪的操纵下，五月，在坦山突然发生红枪会暴乱，大部分村被迫设坛建红枪会。红枪会一搞，抗日斗争受到严重破坏。县委为保存力量撤离转移到黄河以西，党组织被迫分散，转入地下。我与党组织也失去联系，环境处在极度白色恐怖笼罩下。

父亲说：那时，党组织有个要求，由于环境的极度恶化，为保存实力，潜伏下来的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等待组织指示。尽管自己想尽办法联系，可连续四五个月我打听不到动静。大概在阴历十一月底腊月初的时候，由于家境的贫寒，就临时跑到济南去拉洋车，想挣点平时和过年的花饷。可拉洋车没十天，就被日本鬼子逮住押到奉天（沈阳）去了。别提那个悔恨交加啦！还有更可怕的是让从来没见过矿井的我下煤窑挖炭。矿井周围到处是持枪的日本兵站岗，戒备森严，进进出出的“煤黑子”穿得破破烂烂没个人模样，比要饭的还难看。在这里头想出去，比登天还难，只能暂时忍辱屈身，从长计议打算。逼得没办法，只能每天像罪人一样下井给日本人挖煤，受尽的虐待、侮辱、打吗、喝斥，是我多咱都忘不了的。矿上几乎三五天就有因体力不支、辱骂殴打、带病下井，矿井坍塌等原因死人的，死了人在这里似乎是平常事。真是人间地狱！我真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我不能死在这里，我决不能死在这里！其实，从我被抓来的第一天，就是我准备逃出的第一天，天天瞅机会观察鬼子的布防，矿井周围的地形，寻找琢磨逃出来的时间和地点。特别是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从内心深处总是在想，小日本侵略我国，就是犯了滔天大罪，理应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我如今却在给日本当劳工当奴隶，哪有这样的道理？心里受不了！我要回去找党组织，声讨鬼子的罪恶，把交通员干好，把鬼子早日消灭掉。多日的细心准备，终于等来了年三十。在过了半夜，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我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包裹，悄悄溜出住的窩，躲开岗哨和探照灯，一口气摸了二里来路事先看准的铁丝网围墙边，用尽全身力气硬是用一截铁棍别开了一个能钻出去的口子。刚钻出铁丝网往周围一瞭，发现不远处有两个黑影也钻了出来，这时我并没害怕，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钻出人来，双方都心知肚明是逃跑的。尽管鬼子看管很严，发现逃跑的逮住回去就枪毙，可还是有不少人冒死往外逃。俺仨同命相连，和在一处，结伴拼命一直跑到东方发白，才停下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终于逃出了虎口，高兴得仨人相互搂抱起来！那两个人是河南的，还是一个村的，他俩在外已闯荡好几年，比我有办法，按他俩的主意，我们仨爬上了一列往关里拉货的火车。在火车上几经折腾，挨饿受冻，终于来到山海关。往南就是关里了，心情好了些，有盼头了，俺仨在此分开，各走各的。虽然我独自一人了，但一直往南走就会回到老家了的想法给我鼓着劲，路上除了要口饭吃，露宿街头，不管白天黑夜，只要走得动，背乡离井的我一路打听，一路向南奔命！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在正月二十后回到了望眼欲穿的老家。

每逢回想起这件事，母亲痛哭流涕地说，那年咱家遭的灾难一辈都忘不了。快过年了，盼着你爹回来，白天等，晚上等，大年三十我抱着你大姐等了一宿，也没等来人。等了初一等初二，等了初二等初三，一直等到正月十五还不见人，在哪个战乱时候，是不是你爹遭遇灾祸没了（死了的意思），那我可以后怎么过？当饥黄面瘦的他穿的破烂不堪，真回到家时，我真不敢认他了。老天有眼，菩萨保佑，他没有死，他回来了！（这件事虽与地下交通无关，但是凶恶的日本鬼子干的，对父亲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故写下来。（未完待续）